四、牺盟会与决死队的革命贡献
　　
　　阎锡山抗战前在山西组织过一些政治团体，但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都是旧官僚，思想落后，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阎锡山对梁化之说，要考虑成立个新的组织。自强救国会中一些地下共产党员宋劭文、杜任之等，就提出组织山西省各界抗日救国会的意见，阎锡山怕抗日两字惹恼日本人，就亲笔改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于1936年“九一八”在太原市开会成立。
　　1936年8月,阎锡山派郭挺一到北京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当时不愿意回山西与阎锡山共事，他的意见受到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的批评，刘叫徐冰转告他：“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当前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一致抗日。北方局刚刚收到陕北来电，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提出与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负责人一有机会即需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你却拒绝不去，是不是还有点左倾关门主义顽疾？过去，我们就是吃了左倾关门主义的亏，使白区党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刘少奇还说“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彻底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和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这是新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薄一波认识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话是对的，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回到山西工作。薄一波回山西是双重身份，在山西政界，他是阎锡山请来的宾客，接办和负责牺盟会的工作，牺盟会会长是阎锡山，总干事是梁化之，但实际领导人是薄一波，直至1937年7月下旬，薄一波报请阎锡山同意由他组建新军决死队。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指示，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答应，就是要抓枪杆子，并决定薄主要抓武装工作，牺盟会的日常领导工作由牛荫冠负责，从此薄的主要精力就放在组建新军上面。在党内薄一波是由北方局任命的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委员会由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五人组成，不久组织上又派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傅雨田、牛荫冠、刘亚雄、谷景生等同志，来山西参加公开工作委员会工作。
　　阎锡山是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他老谋深算，精于权术，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也为了对抗蒋介石的吞并，不得已请共产党人来山西帮忙，共图保晋大业。他对共产党人是存有戒心的，不过他很自信，自以为在山西势力雄厚，只要新旧两派并重，局势是可以驾驭的。阎曾说，他在三十年的政治斗争中，认为袁世凯最有办法，清朝时站得住，民国时也倒不了。其次是他自己，历经沧桑也没有倒。蒋介石也非常难斗，是光棍，但他对问题考虑不周不如袁。至于共产党，过去认为最好应付，他们都是一些念书的人，是照书本办事的，只要你表示赞成他们的一些主张，就可以应付过去，现在看起来共产党既好应付又不好应付，所以还要多加小心！
　　1936年11月3日，薄一波与杨献珍等数名党员准备起程赴晋，临行前徐冰给他们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①这次到山西首先要站稳脚跟，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戴官办团体的帽子；②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做清客不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会后刘少奇又指示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现在要按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核心，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要确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力量壮大，足以控制局面，合作才能继续下去。
　　阎锡山确实诡计多端，在形势不利时，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在形势有利时励精图治逐鹿中原。从辛亥革命主政山西起，直至1949年逃离大陆止，在中国政坛上历经38年风风雨雨，始终保持着山西土皇帝的宝座，这在民国史上是唯一的，只是在以马列主义武装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薄一波等共产党人面前才甘拜下风逃亡海外。难怪他晚年与人讲，他的一生很少上其他人的当，唯独上了薄一波的当。这可说是阎锡山的真情自白。
　　薄一波回到山西后，领导牺盟会和决死队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第一，建立健全牺盟会组织机构，发挥党在牺盟会中的领导作用。
　　薄一波接掌牺盟会的领导权后，首先改组了牺盟会的领导班子。1937年2月他在太原召开牺盟代表会议，通过了经过修改的牺盟会纲领，即根据阎锡山的意图，由杨献珍执笔将某些容易引起人们忌讳的提法做了必要的修改，改用阎锡山的语言表达，如抗日改为抗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改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等。会议决定改组和充实了牺盟总会的领导班子，把许多党员骨干都安排到各部门去做实际工作。会长是阎锡山，副会长是赵戴文，常委为梁化之、薄一波、牛荫冠、宋劭文、雷任民、冯基平、傅雨田等7人，其中除梁化之一人外，都是共产党员。执行委员共19人，其中就有共产党员12人，他们是张隽轩、刘玉衡、刘岱锋、戎伍胜、梁膺庸、张文昂、董天知、顾永田、周子贞、李力果、智生元、楼化蓬。只有薄右丞、杜春沂是阎的亲信，另有几人是中间人物。牺盟总部直属单位，训练委员会负责人是李力果，干部吕调元，宣传委员会负责人是裴丽生，干部张稼夫、侯振亚。抗敌救亡先锋队队长是董天知，干部纪毓秀、凌则之，陈大东等，都是共产党员。同年4月22日成立的牺盟会太原市分会，负责人为牛荫冠、傅雨田、冯基平、梁膺庸、李涛、张国声、陈大东、黎颖、赵辉、王耿仁等，都是共产党员。太原市还以区为单位建立了牺盟会分会，一区负责人是张国声，二区负责人是顾永田，三区负责人是谷景生、高晋才，四区负责人是梁膺庸、王兴让，五区负责人是李涛，也都是共产党员，牺盟太原市委员会下设的几个工作委员会如兵工委员会、铁路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也都是共产党人。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山西省级领导机关转移到晋南临汾，牺盟总会也随着到临汾办公。为加强领导，在全省建立了9个牺盟中心区，领导各地区的牺盟会工作。五台中心区秘书于寺康、戴新民，苛岚中心区秘书张国声，沁县中心区秘书侯振亚，临县中心区秘书苏谦益，长治中心区秘书王兴让，洪赵中心区秘书楼化蓬、阎秀峰，夏县中心区秘书李涛、王竟成，太原中心区秘书金少英，襄宁中心区秘书岳维藩，以上担任牺盟中心区秘书的都是共产党人。
　　继1936年12月牺盟总会为建立基层组织，训练了1000多名临时村政协助员之后，1937年4月牺盟总会在太原又办了约180余人参加学习的牺盟县特派员训练班，他们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即分赴各县筹建县牺盟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第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掀起抗日救亡高潮。
　　我们一贯主张发动群众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阎锡山发动群众的动机和方法却与我们背道而驰。他说，不发动是个空子（共产党就要发动），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怕控制不住起来造反）。抗战前山西是个封闭的社会，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村看不到报纸，更不要说听广播了。我是沁县人，那时全县只有铜川中学有一台收音机，偶而给学生们转播一下阎锡山的精神训话，饭店里的墙上写的是免谈国事。群众中缺少文娱活动，除玩纸牌外，就是到庙会上看戏，或是在邻家举办婚丧大事时听听吹唢呐，农民的一些历史知识都是从戏剧中学到的，千篇一律的是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人们受旧传统影响，严重存在着谁来当官都一样，哪个朝廷不纳粮，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等旧思想。这些思想如果不能克服，要发动群众抗日是困难的。
　　


　　牺盟会在全省各地开展的抗日宣传活动，使沉睡的农村突然觉醒过来，使人们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是要灭亡中国，而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应当积极地参加抗日斗争。当时的宣传方式主要是口头讲话，散发传单，演剧教唱抗战歌曲，写标语办黑板报组织农民夜校，办妇女识字班等。话剧是受人欢迎的宣传方式，农民在抗战前，从未看过话剧，由牺盟会和决死队派出的剧团演抗日话剧如“空室清野”、“送郎参军”，使群众受到形象化教育，效果良好。其次教唱抗日歌曲也很感人。“七七事变”前，笔者在沁县城内第一小学读书，星期天开周会时，唱的是国民党党歌兼国歌。即“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风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这歌曲既难唱，又难懂。出操时唱的是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也就是建国后拍的电影独立大队里唱的那首歌。抗战以后由牺盟会和决死队普遍教大家唱的抗日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太行山上”、“游击队员之歌”、“五月的鲜花”、“流亡三部曲”等。牺盟总会办的报纸是《牺牲救国》，太原市牺盟会办的刊物是《大众园地》，沁县中心区办的刊物是《上党战旗》，其它各个中心区及各县牺盟会都办的有不定期的报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牺盟总会除办过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牺盟县特派员训练班外，还办过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两个训练班，参加训练的共有4500多人，同时还办过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冲锋上士训练班、游击干部训练班。各中心区各县牺盟会也都分别办过工农青妇、教员、自卫队、游击队等各种训练班，培养了许多抗日骨干。为贯彻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牺盟会起草了“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即一是贯彻全民抗战，组织自卫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二是创造政治化主义化抗日革命军，在军队中实行民主集中制；三是确实执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四是扩大民众救亡运动，建立广大的民众组织；五是创造民族革命的干部；六是健全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加速动员，改善政治；七是铲除汉奸卖国贼及坏官坏绅坏人，扶植民主监政；八是切实实行合理负担，逐渐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九是加大工业生产，扶植手工业，改善工人生活；十是实施抗战的农村建设。经阎锡山同意后，于1937年11月6日发布实施，使牺盟会决死队在开展救亡活动时有了依循的准则。
　　牺盟会一开始就重视做群众工作。1937年9月刘少奇指示，山西发动群众工作，由薄一波负责。据此于同月在太原海子边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大会，宣布成立了山西总工会，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参加抗战。1938年春，由刘少奇起草了“农民抗日救国会章程”，请阎锡山同意公布。牺盟会还筹划在1939年5月召开全省农民抗日救国会代表大会，进一步发动农民参加抗战。以晋东南为例，晋东南工农青妇文各界救国会都是在1939年上半年成立的，其中农救会主席是池必卿、工救会主席是杨珏、青救会主席是石民、妇救会主席是刘亚雄、文救会主席是高沐鸿。
　　再举晋西北之兴县为例，兴县仅80000人，但组织程度很高，全县参加牺盟会的有30000人，参加农救会的15000人，参加妇救会的有12000人，参加青救会和儿童团的有8000人（其中有一人参加两个组织的），全县参加抗日组织的总人数达到60000余人。群众不分男女老幼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参加抗日活动，实现全民抗战。
　　第三，建立抗日政权。
　　“七七事变”时山西共有105个县，县长皆由省政府任命。这些县太爷当中也有个别的开明人士，但大多数都是抱着升官发财的动机从政的，其中还有许多人对牺盟会和共产党怀有成见，要依靠这些人坚持山西抗战，显然是不可能的。山西在抗战前未设置行署一级，由省直接管县，1937年10月为适应战争需要，特将山西全省划分为7个政治主任公署，每区设政治主任一人，第一区主任宋劭文（中共党员），第二区主任杨集贤，第三区主任薄一波（中共党员），第四区主任武灵初，第五区主任续济川，第六区主任张文昂（中共党员），第七区主任关民权。1938年2月，省政府又将七个政治主任公署，改为9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政治主任改称督察专员。第一区专员宋劭文（中共党员），第二区专员杨集贤，第三区专员薄一波（中共党员），第四区专员张隽轩（中共党员），第五区专员戎伍胜（中共党员），第六区专员张文昂（中共党员），第七区专员关民权，第八区专员陈兴邦，第九区专员尚茵培，从以上列举的名单来看，共产党员在山西的行政督察专员中占到很大比重，后来占到50％以上。
　　


　　1937年底，山西约有1/3的县被敌占领或成为交战区，有不少县长在敌人未来之前，就席卷财物弃城逃跑。面对上述情况，在牺盟会的建议下，山西省政府曾电询各县县长，凡自觉身体状况不能胜任者，可自行告退，结果在被征求意见的83人中就有78人要求辞职。为了尽快补上这些缺额，牺盟会报请阎锡山同意，办起了县长训练班，推荐数十名牺盟会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受训，经过一个多月学习，即派往各县任县长。那时是战争时期，行政公署专员可以代行省政府职权任命县长，这样宋劭文、薄一波、张文昂、戎伍胜等就任命了一批牺盟会干部（中共党员）担任县长。
　　1938年初，以薄一波任政治主任的第三行政公署，将抵制抗日法令、反对建立游击队的旧沁县县长李醉天、沁源县长王盈免职，委派共产党员史怀璧、潭永华为沁县和沁源县长，这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任命的第一批抗日县长。
　　在敌人进攻时，山西许多县长弃城逃跑，形成无政府状态，人心惶惶。在这危急时期，牺盟会、决死队的一批优秀青年，挺身而出，担任县长，领导群众坚持敌后抗战。
　　民主人士、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仆先生在他的“走向胜利之路的山西”一书中叙述当敌寇来临时，山西北部的右玉、神池、定襄、崞县，中部的平定、寿阳、榆次、太谷、平遥、汾阳、交城、徐沟，晋南的安邑、翼城、芮城等县县长都跑了。由牺盟会特派员梁雷、傅生林、王书良、张玉林、余百川、刘亚雄（女）、赵辉（女）、李丙辰等人主动站出来组织抗日政府组织游击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大约到1938年底全省105个县中由牺盟会骨干（多数是党员）充任县长的，已达70余人，约占70%以上。县长由党员或进步分子担任，县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给改造区村两级政权创造了条件。区长是由县政府任命的，这比较易行，但村政权改造就比较困难。旧社会的村长都由村里富户豪绅等所把持，他们利用姻亲家族等习惯势力结成关系网，掌握村政权，贫下中农在村上是没有地位的。
　　经过思想发动，组织起村农会、青救会、妇救会、武委会、自卫队等各种抗日组织，提高了群众觉悟，树立了当家做主意识，对某些窃据村政不良分子，进行了清算斗争，经过充分民主酝酿，将真正的抗日分子选为村长，建立起村级抗日政权，领导群众抗日。据1938年底统计，山西第三第五两个行政区的民选村长，占总数的3/4。抗战初期，党组织是绝对秘密的，县委机关有的叫“广州部”、“黄海部”，还有的叫八路军工作团、新华日报经销处、青年俱乐部。“十二月政变”后许多县委改叫政治部，党的县区干部以群团等工作人员身份进行活动。在当时的条件下，党组织不可能直接处理政权事务，因此由党员当县长就十分重要。
　　笔者1958年在山西省汾河水库指挥部工作时，省政府秘书长卫逢琪，请驻晋某军负责后勤的副军长和我到宾馆会议室开会，共同商量部队参加水库劳动事宜。休息时间闲聊，卫说他也在部队工作过，抗战初期任过牺盟特派员、游击团政治主任、县长。副军长问他，你这个共产党员，阎锡山就能同意你当县长吗？卫逢琪回答说，是牺盟会推荐的，当时牺盟会是由薄一波副总理领导的，全省共产党员当县长的有六七十个。这位副军长听后觉得很惊奇，说他们在豫皖苏，委派一个县长非常困难，只有在顽固军队搞摩擦时我们用武装力量将顽固军队赶跑，将国民党政权摧垮，才能委派个县长，哪有山西这样顺利，真是奇迹。他感慨地说“山西党组织执行的统战政策就是好，薄副总理真是神通广大。”我和卫逢琪听后都笑了。
　　第四，组建人民武装新军决死队。
　　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太原国民师范大礼堂宣布成立，这支年轻的具有文化特点的革命部队的诞生，为山西建立一系列新军打下基础。决死队的组建从一开始就表示了强烈的革命色彩，实行了独特的政治委员制度，这在当时除了八路军，其它部队是没有的。
　　1937年10月，薄一波向阎锡山建议组建5—10个旅的新军，阎同意先组建5个旅，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发布命令，由薄一波全权负责组建。薄一波便以国民兵教导团为基础，组建成青年抗敌决死队4个纵队（纵队相当于旅），大约于1938年初组建完毕。各纵队的政治委员按照阎锡山的意图都选择了山西人，分别由薄一波、张文昂、戎伍胜、雷任民担任，在组建决死队的同时，还在太原组建了工人武装自卫队，后改称工卫旅。这个部队是由太原市牺盟会工运负责人康永和领导的工人纠察队1000多人与郭挺一领导的工人自卫队800多人合组而成。
　　1938年2月，阎锡山在临汾土门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宣布，以后不许再用决死队名义发展部队。薄一波等就采用其它名义发展抗日武装，以牺盟会的名义在各地广泛组织游击队，至1939年共组建13个游击团，划归决死队各纵队领导，山西第三、五、六专区均由共产党人担任专员，利用专员兼辖区保安司令的名义，每个专区建立两个保安团，共6个团。
　　在晋西南地区将散居各县的游击队、自卫队先组成政治保卫队，以后又编成二一二、二一三、二O九三个旅。
　　根据周恩来1937年9月上旬在雁门关下太和岭口村的建议，阎锡山同意山西成立统一战线性质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总会），由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阎锡山方面派杨集贤、梁化之、薄右丞参加，我党也派邓小平、程子华等人参加。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先后在晋中、晋北地区组建了14支游击支队，抗战初期闻名全省的成成中学师生游击队，即是战动会的第四支队，该队于1938年8月随同八路军一二O师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作战，脱离动委会。其余各支队后来统一编为山西第二行政区保安部队，司令为续范亭。此外，还有各县以各种名义组建的游击队人数不详，也属新军范围。
　　1939年7月，根据阎锡山的要求，新军各部进行了整编。决死队第一纵队编为独立第一旅辖3个团，第二一六旅辖3个团，第三区保安司令部薄一波、李一清为正副司令，辖2个团。决死队第二纵队编为独立第二旅辖3个团，第一九六旅3个团，第六行政区保安旅由张文昂兼任旅长辖2个团。决死队第三纵队编为独立第三旅辖3个团，第一九七旅辖3个团，第五行政区以戎伍胜兼保安司令下辖2个团。决死队第四纵队编为独立第七旅辖3个团，第二0三旅辖3个团。工卫旅改编为第二0七旅，旅长郭挺一，政治主任侯俊岩，辖3个团。政治保卫队改编为第二0九旅，旅长张韶芳，政治主任廖鲁言，辖3个团。政治保卫第一支队改编为二一二旅，旅长孙定国，政治主任朱佩宣，辖3个团及2个游击支队。政治保卫第二支队改编为二一三旅，旅长郝玉玺，政治主任程谷梁，辖3个团及1个游击队。二区保安部队整编为暂编第一师，由续范亭任师长。1938年新军已发展至50个团，其中正规团46个，游击支队4个（相当于团），主力部队人数可达5万余人。若再加上分散于各县的游击队、自卫队，总人数约近7万人。
　　1939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发共高潮，阎锡山抢先动手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在晋西南地区调动旧军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第八十三军、警备军共42个团并配合日军，企图歼灭决死队第二纵队。决死队第二纵队领导人韩钧洞悉其奸，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电文致电阎锡山，揭露其反动阴谋，率部奋战突围进入晋西北。在晋西北地区阎锡山调动他的骑一军、第三十三军，侯光远的游击第三师，暂编第一旅，杨集贤、白志沂的四个保安团，企图消灭决死队第四纵队，暂编第一师和工卫旅。
　　在晋西北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军各部，在以滕代远为首的统一行动委员会领导下，组织左右两个纵队向顽军集结之地临县发起进攻。阎军不堪一击，临县城被新军攻克，赵承绶、郭宗汾率部南逃，晋西北的反顽战争胜利结束。唯有二O九旅在向北突围途中恐遭阎顽袭击，未向领导请示即擅自与晋西支队合并，归入一一五师建制，此事曾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晋东南地区阎锡山派孙楚率领独八旅进驻阳城一带并勾结驻在晋东南地区的中央军部队向决死队第三纵队进攻，因三纵队的主要领导人思想麻痹，应变措施不力，给隐藏在新军内部的旧军官以可乘之机，策动三纵队的七、八、九3个团兵变，归顺了阎锡山，这是新军在“十二月政变”中遭受的重大损失。三纵队的领导人戎伍胜、董天知采取应急措施，在八路军帮助下，将三纵队的其余团队、第五行政区的保安团及平顺、高平、壶关等县的独立营集中起来，仍以决死队第三纵队名义向阎军反击，在高平的北杨村一带，全歼孙楚部独八旅的第十三团，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在晋东南决死队第一纵队防区，阎锡山派旧军金宪章、薛文教等部，由榆次向南进犯，遭到八路军陈锡联的三八五旅及地方武装的反击，将金、薛两部击溃，并将金宪章击毙。在南面屯留一带，由陈赓率领的三八六旅及决死队第一纵队，给进犯之中央军第二十七军以重创，巩固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向新军与八路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拉走约一个旅的部队，屠杀共产党人和牺盟会员约数千人，但在新军的反击下，阎军退守晋西一隅之地，观战避战，苟延残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阎锡山对他的失败是不甘心的，1941至1942年间，他又派六十一军、四十三军由襄陵东渡汾河，侵占我太岳根据地翼城、浮山等地，残杀抗日军民，并与临汾日军达成协议，双方互不侵犯，联合打击八路军决死队。1942年3月间，邓小平到太岳区视察，听取了薄一波关于阎部六十一军向翼、浮地区进犯情况的汇报后，决定组织翼浮战役，当时报纸上称为青浮战役。这个战役由邓小平指挥，参战的部队为一二九师2个旅，决死队2个旅，共10个团，一举将阎军击溃，迫使顽固军队退回河西，直至日军投降，阎军未敢再犯。“十二月政变”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对新军进行了整编，在晋西北整编后的新军决死二纵队司令员韩钧，政治委员张文昂，决死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雷任民，副司令员孙超群，暂编第一师师长为续范亭，副师长为张希钦，工卫旅旅长兼政治委员为侯俊岩，以上各部均归一二O师领导。整编后的晋东南地区新军决死队第一纵队，这是原来的第一纵队再加上由晋西南转战而来的二一三旅，由第六行政区前来汇合的二纵队一部二0九旅一部合组而成的，纵队长兼政治委员是薄一波，副纵队长是牛佩琮，政治部主任是王鹤峰。二一二旅旅长孙定国，政治委员王成林，亦归决死一纵队节制。以上部队属太岳军区系列，归总部领导。第三纵队纵队长戎伍胜，政治委员董天知，属太行军区系列，归一二九师领导。
　　1940年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岁月，敌人抽调大批兵力回师华北，对抗日根据地频繁地进行扫荡，企图彻底摧毁华北抗日力量。新军在党的领导下，与八路军站在一起，紧密依靠群众，坚持了山西抗战。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华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破击战，重点对正太铁路，同时对白晋、同蒲、平汉等铁路及邯长、太汾公路进行破击，先后参战的部队共105个团，即所谓百团大战，新军的50个团全部参加战斗。决死队一纵队参加了破击正太路、榆社围歼敌三十六师团永野大队的战斗，武乡关家垴歼灭日军岗崎大队的战斗，在围歼岗崎战斗中，决一纵二十五团政委凌则之光荣牺牲。二一二旅参加了破袭白晋线的战斗，决死三纵队在太南地区参加了破袭铁路战斗。在王家庄反击战中，纵队政治委员董天知光荣牺牲。晋西北决死二纵队对汾阳至离石的公路进行了破击，决死四纵队破击了太原至文水的公路，袭击了文水南关及开栅镇，工卫旅参加了同蒲线的破击，还袭击了阳曲几个据点并攻击了交城东关。暂一师担负五寨、苛岚、神池境内数条公路的破击任务，袭击了五寨据点的敌人。日军对抗日根据地频繁进行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其占领区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如在太岳区实行铁壁合围扫荡，在沁源制造“山岳剿共实验区”。在晋西北日军组织快速部队经常对我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进行奔袭，敌人经常选择在春耕秋收及春节时候进行扫荡，给我们制造困难，新军各部积极参加了反扫荡战斗。敌人为扩大占领区，对我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在交通沿线和边沿地区广设据点，向我蚕食。
　　毛主席指示我们，要采取“敌进我进”将敌人挤走的战术抗击敌人。太岳区沁源县被敌占领后，我们即组织沁源军民采用围困战术和敌人斗争，经过两年多围困，歼敌伪4000余人，迫使敌人撤走，被党中央誉为敌后抗战的典型，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围困沁源的主力部队是决死队第一纵队三十八团。同样，在晋西北围困战也取得胜利，如以决死队第四纵队组成的第六军分区，组织力量将忻县蒲阁寨的敌人挤走，打通了晋察冀边区与延安的通道，以决死队二纵队组成的第八军分区组织力量，将交城的兰芝、岔口敌人挤走，暂一师对岢岚、五寨敌人的据点，也进行长期围困，赶走了敌人，取得了胜利。
　　1943年10月，决死队第三纵队参加了解放豫北博爱山区战役。1944年9月，决死队第一纵队的五十九团晋绥八分区的六支队及八路军三八六旅的十八团，组成抗日第二支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建立河南豫西第二军分区，由韩钧任司令员，刘聚奎任政治委员。
　　1945年3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督促日本投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日本天皇被迫宣布投降，新军各部遵照朱总司令命令，在晋冀鲁豫和晋绥军区的统一领导下，向日军发起进攻，收复许多失地。
　　山西新军在八年抗战中，据不完全统计，共对敌作战7000余次，击毙日伪军达5万余人，牺牲的领导干部，有战地动员会第一路纵队司令谢嵩，代司令员谭公强，参谋长周平，决死队第三纵队政委董天知，第六行政区保安旅政治部主任彭永年。决死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刘德明，决死队第三纵队副司令员郭国言。牺牲的指战员约近一万数千人，被阎锡山杀害的有二一三旅旅长郝玉玺，第一九七旅政治部主任张风阁等，他们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十二月政变”后，根据党中央指示，为争取阎锡山留在抗日阵营抗日，决定保留新军番号，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进入反攻阶段，就没有再保留新军名义的必要。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决心打内战，为保卫解放区，新军各部进行了整编。决一旅（即原来的决一纵）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决死队第三纵队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豫西第二军分区特务团和太岳第三军分区五十四团也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晋绥第八军分区第五支队、第六支队和洪赵支队，编入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原决死队第四纵队的部分支队编为晋绥野战军独五旅，原工卫旅和暂一师的一些团队，编入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原太岳区组建的七八九三个基干团1948年编入华北野战军第十五纵队。
　　上述以新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部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成长为钢铁劲旅，在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抗美援朝、南疆自卫反击战等战斗中，继续作出贡献。
　　
　　五、结束语
　　
　　抗战开始，共产党在山西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其特殊表现在它戴的是阎锡山的帽子，说的是山西话，贯彻执行的却是共产党的主张，充分发挥了牺盟会和决死队的作用，壮大了革命力量。
　　关于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功绩，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都作过明确的结论。毛泽东讲过：“教条主义，不承认在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的时候，应该转变我们的策略，这时不仅要团结工人农民、资产阶级，还要做大资产阶级工作。蒋介石、阎锡山是大资产阶级，没有大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在1943年11月上旬与薄一波谈话时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多数人，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一个成功的例证。刘少奇在1943年作的“华北经验总结报告”中指出：没有山西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进攻下顺利地打击旧派，那么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更要大的多。杨尚昆1990年在山西新军史料征集工作会议上讲，山西特殊的统一战线工作是成功的，在全国是唯一无二的。又说：“牺盟会与决死队的壮大，对三大主力和北方局进入山西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物资供应和八路军新兵补充方面，都给予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牺盟会和决死队，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是一个长期的封建国家，蒋介石、阎锡山都是法西斯，实行独裁统治，毫无民主可言。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学生们到南京请愿，被殴打逮捕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尸体扔到秦淮河里，对外宣称是学生自行失足落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学生们组织南下宣传团受到重重阻拦，被迫返回北平。上海人民救国会以沈钧儒为首的爱国七君子被逮捕入狱，爱国有罪，开展抗日活动十分困难。但在山西却比较顺利，牺盟会使用选派村政协助员的方式到农村开展活动，原来拟的名字叫抗敌救亡下乡宣传团，为适应山西环境，改名为村政协助员。牺盟会会长是阎锡山，村政协助员是牺盟会派下来的，牌子响亮，一些旧的势力不敢公然抵抗，这就给村政协助员开展抗日工作创造了条件，经过三个多月的宣传，教育了群众，发展了牺盟组织，为以后大规模开展抗日工作打下了基础。这就是所谓“官办团体”的好处。
　　共产党利用牺盟会组织，不声不响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选派70多个共产党员担任了山西的县长，我们掌握了政权就可以用行政手段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部队。实行合理负担，筹粮筹款，保障军民供给，用专政武器来镇压汉奸。抗战开始，八路军3个师以4万人的名额，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取军饷。但到1938年八路军发展到20多万人，新增加的部队国民党军委会不再给一文钱，所需粮款就靠这些抗日的县长们筹措解决，如果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仅仅依靠八路军派出的民运工作队，直接向群众动员，来保障部队供给及其他抗日活动开支，是比较困难的。
　　山西新军决死队从创建开始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只是挂了个阎锡山的名义，这个名义挂的对革命有利。
　　决死队的称号是阎锡山给的，决死队的军饷是阎锡山发的，决死队的武器装备是阎锡山供给的。我所在的决死队第一总队，全团战士都背的是六五步枪，子弹充足，正副班长都背的是冲锋枪，每个连有三挺轻机枪，战士们的军毯、挎包、水壶齐备，这样的装备，在当时要较国民党一些杂牌军为优。我国有句成语叫“一本万利”，山西决死队的建立和发展与这一成语吻合。我们仅挂了阎锡山一个名义，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就组织起50多个团的部队，确是高速度。
　　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已60周年，牺盟会从成立之日算起，已69周年，若以决死队成立之日算起亦已68周年，岁月飞逝，皆已成为历史。
　　历史告诉我们，胜利来之不易，值此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要缅怀抗日先烈，同时要提醒我国青年一代勿忘日本侵华历史。现在在日本有一些右翼势力，还在否认日本侵华历史，企图霸占我国领土钓鱼岛，并欲插手我台海事务，因此我们要有忧患意识，热爱祖国和保卫祖国。
　　最后敬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我们牺盟会、决死队的老首长、老政委薄老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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