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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叔平档案盘点：
经叔平，浙江上虞人，中国工商界风云人物，著名政治活动家。他1918年7月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任上海新中实业厂副经理，上海华明烟厂副经理、经理，上海华成烟厂经理，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常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房地产部总经理，中信公司副总经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信公司常务董事，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主席，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担任过国家外资企业管理委员会和对外经济贸易部特约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并曾兼职过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顾问、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副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等职。
白发皓首，身材却硬朗而挺拔；气度轩昂，面容却慈祥谦和，这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工商巨子经叔平给人的第一印象。无论什么时候，接近他的人,都能从他缓慢而严谨、略带江浙口音的谈话中,感受到老人思维敏锐、意识超前的一面。
在公众场合出现的时候，经叔平脸上总是绽露出灿烂的笑容，这种笑容使他看起来从容不迫，雍容优雅。在他的笑容里，最吸引人的是他那双深邃而充满睿智的眼睛。经叔平正是用这双眼睛，探寻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出路,并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征程中，成为一位披荆斩棘的创造者。
一生倾心工商联事业
毫不夸张地说，经叔平的一生都是和工商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后，各地相继组建工商联。此时出任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的经叔平分管税收募债。当时，担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的，就是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的学长、比他高两届的荣毅仁。两位学友因为共同的使命，工作中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为了既杜绝偷税漏税现象，又使税收合情合理，经叔平建议在上海推行建账工作。后来全国工商联又将这项工作在全国推广，专门成立了建账委员会，还拟订了《私营企业会计制度》进行规范。然而，有些税务部门，鉴于某些不法商业、企业主的偷漏税行为，出于为国家增加税收的愿望，力求多收一些税款，结果将产出未销的库存商品，视同已经售出的商品一起征税。这种先期提税，侵占了私营工商业本用于投入再生产的部分流动资金，伤害了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也影响了他们同新政权的关系。经叔平把这种情况提到了政协会议上，指出长此以往，将搞垮上海的私营工商业，促使税务局及时纠正了税收工作中的偏差。
也是在那个时期，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平衡财政收支，发展经济建设，开始发行公债，其主要发行对象便是私营工商业。为了取得私营工商界的支持，经叔平做了许多动员工作。然而有一年，中央派给上海的公债数字很大，超出了上海工商界的承受力，经叔平将此向上海市政府做了汇报。上海市政府见他说得有理有据，派他赴京反映情况。当时中央主管财政的薄一波接见了经叔平，经叔平的经济思辩给薄一波等中央财政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他几度受邀赴京参加中央政府的债务工作会议。
商场上的精明睿智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使经叔平在上海工商联工作中出类拔萃，全国工商联首任主任委员陈叔通对他大为赏识。1956年9月，陈叔通请经叔平到北京工作，半开玩笑地说：“你来这儿在生活上可能要委屈你，我们最好的4间房让你住，当然比你在上海住的那幢小楼要小多了。”次年，经叔平舍弃上海的优越生活条件，赴京就职，开始站在更高的角度为全国的工商业者服务。
1993年10月，恰逢工商联成立40周年，年届75岁的经叔平在全国工商联“七大”上当选为执委会主席，他是继陈叔通、胡子昂、荣毅仁之后的第4位主席。1997年经叔平再度当选为全国工商联主席。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摸索，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迅速崛起，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不容忽略的作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是基于这一现实，希望中国工商联在继续做好统战工作的同时，肩负起非公有制经济协调发展的工作，被确定为中国的民间商会。这是全国工商联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面对众多全新的课题，经叔平尽心竭力，不负重望。
1994年，由工商联常委中的10名企业家联合倡议发起的“光彩事业”，是全国工商联近年来工作中的一大创举，经叔平称之为“天大的好事”。几年来，近3000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实施光彩事业项目3589个，到位资金75亿元，培训人员33万人，安排就业38万人，帮助153万多人解决了温饱问题，一系列善行义举成绩卓著。经叔平认为，“光彩事业”在全社会产生了良好反响，为非公经济界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非公经济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正发挥着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1998年3月，经叔平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第二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至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他提出的各种议案和建议，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均超过全国工商联的历史，而且理论深度和说服水平、政策高度，在各民主党派中也是占据特殊地位的。其中包括：关于健全财产法律制度加强私有财产保护的建议案、关于为请求国务院授权工商联作为社会团体主管单位的建议案、关于为社会化信用征信体系尽快立法的建议案和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建议案。尤其是私产入宪，就是经叔平率领全国工商联多次呼吁，终于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落到实处。
在多年行政工作中，经叔平担任过国家外资企业管理委员会和对外经济贸易部特约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同时，他还兼任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顾问、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副会长和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
在长期参政议政的实践中，经叔平时刻关注着中国非公经济的命运，并为它的发展繁荣鼓与呼。经叔平一直以民营经济代言人的形象活跃在政经界。在许多公开场合，他都畅谈发展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为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为民间资金融入整个国民经济循环，而不停地奔走呼吁。
如今，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经叔平的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对于非公经济的不足，他同样客观指出，从我国非公经济及私营企业自身的发展来看，目前仍存在着整体规模较分散、产业结构趋同、总体技术水平、经营素质偏低等问题，许多企业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与核心竞争力，但这些都是发展中存在的阶段性问题。虽然已卸任全国工商联主席了，但是中国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环境，一直是经叔平心头一块最重的挂念。“不能说民营企业现在已头顶艳阳天了，但是国家在不断发展进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更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他深信，中国入世以后，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步入新的阶段，私营企业也面临着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更为广泛的竞争与合作。中国非公经济已经正视并改进自身的不足，努力调整自己、提高自己，去勇敢地面对未来挑战。
从1957年到全国工商联上任至2002年11月卸任，经叔平历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常委、副主席、主席，亲身伴随着全国工商联的发展、壮大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位于北京市沙滩的全国工商联办公楼,是一座青砖结构的建筑，庄重、大方中透着古典气息。1952年，这栋楼房刚被全国工商联买下来时，经叔平出差北京就住在这里。这里留下了经叔平近半个世纪为中国非公经济发展而忙碌的身影和声音。他对工商联工作充满了感情，甚至对工商联大院里的一草一木，也一样充满了感情。
金融界的“破冰先锋”
在经叔平众多的职务头衔中，有一个颇具“含金量”，那就是他曾连任多年的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对于民生银行来说，经叔平是创始人，是精神领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由于身体原因，自从2005年6月21日民生银行第三届董事会21次会议以来，经叔平一直未能出席董事会会议，而是委托副董事长张宏伟代行董事长职权。2006年6月，这位亲手催生了民生银行、一直担任董事长的老人，因健康原因不得不淡出。
民生银行的诞生，有时代需求的大背景，也不可以不说是工商巨子经叔平晚年点睛的大手笔。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已令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壮大和崛起，民营经济正处在从国民经济的必要补充上升为重要组成部分过程中，但金融领域对于民间资本而言，还一直是个禁区——在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贷款难的同时，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活动却相当频繁地出现，矛盾十分突出。如何解决这一急迫问题呢？
1993年，在全国工商联“七大”上，新任主席经叔平庄严承诺：“我在任将做几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办一家银行，专门为非公有制经济融资的银行。”第2天，经叔平就把两位“笔杆子”请到家里，3个人接连商量了7天，起草了一封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基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由全国工商联牵头，成立一家以工商联内有实力企业家为主要股东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主要为民营企业融资服务。两天后，朱基批示“请人民银行予以考虑”。
1994年国家批准设立中国民生银行。此后，经过长达两年的周密筹备，中国民生银行于1996年1月12日，作为第一家非国有控股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正式挂牌开业，78岁的经叔平被推选为董事长。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的职务后面，经叔平的头上又戴上了一顶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的“官帽”。按照港台媒体的报道，这回经叔平是真正“横跨政商两界”了。也因此，他更多地受到媒体关注，成为焦点人物。确实，经叔平本人不持股，却能坐上中国首家民营银行的头把交椅，并享有投票权，这在中国股份制改革进程中是绝无仅有的。
虽身负全国工商联主席等要职，但是经叔平却从未怠慢民生银行的工作，所有“董事长”该出席的会议他都尽量出席，还经常到各分行视察工作。老人心系着民生、心系着国内的金融业，甚至为此夜不能寐。他提出，要把民生银行建成一个“百年老店”，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一名合格的竞争者。
对于全国工商联与民生银行的关系，经叔平有个比喻，说全国工商联是民生银行的“接生婆”，只管接生，不管抚养，民生银行要在市场中锻炼成长。对于有人称他为“银行家”的说法，经叔平给了一个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评价，正因为如此，经叔平格外重视民生银行经营班子的年轻化。当然，比年龄更重要的还有很多，如经营者的素质、企业的经营机制等等。
民生银行创立之初以发起人方式募集股本，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规定，产权清晰并呈多元化。自诞生以来，民生银行被大家称为“民营银行”，但经叔平一直坚持称为“主要是由非公经济投资、入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不想标新立异”的他这样解释有自己的谨慎：“十五大的一些文件和我们国家的一些法律规定，里面没有写出‘民营企业’一词，要么公有制，要么非公有制，要么私营、个体、外资，没有写‘民营’的，所以在法律上没有什么依据。”
1997年，民生银行就与普华国际会计公司签订了委托审计协议，成为我国第一家聘请国际知名会计公司审计年报的银行。1999年，民生银行董事会通过了以利润为中心的激励办法，并试行员工收入与利润增长挂钩，将银行利益、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
民生银行在机制和业务创新方面有很大的起色，但是发展速度较慢、不良贷款率逐步攀高等问题也开始显现。经叔平认为，要降低不良贷款率，首先要把客户弄清楚。在稳固好客户的同时，要把另一些客户培养成好客户。
股份制银行的客户群主要在中小企业，但由于中小企业的信用等问题，使得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很难落实。经叔平坦言，这个矛盾需要由政府参与组织担保基金来解决，政府要出一点启动资金，可以通过中小企业交的税补偿。如此一来，几方面共同努力，民营企业自己出一点资、政府出一点，即使有了坏账，担保基金负责一部分，银行负责一部分，这样就减少了银行的压力。同时，他也还要对中小企业进行辅导和监督，让他们讲信用。
经叔平曾强调，对于千疮百孔的、没救的企业，就不应再救了，就应“见死不救”，“因为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再扔钱也是白扔，还是让它死掉为好，不能让其拉着银行一起死”。他说，银行自有资金只有5％左右，95％的资金为存户的钱。控制风险，必须提高贷款门槛。“因为金融危机会带来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会带来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印尼、阿根廷、菲律宾发生过的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银行不仅要做“锦上添花”的工作，更要学会“雪中送炭”，这是经叔平常说的话。雪中送炭是要积极帮助和扶持有潜力、但暂时遇到资金困难的各类民营企业。经叔平常对人说起这么一件事：1970年，他被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劳动，每天拉三四百斤重的车子，送木材、砖头。有一次，天下着大雨，他拉着车走一段上坡路，车子拉上去又滑下来，滑下来再拉上去，来回好几次，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就在这时，有一双手伸了出来，帮他把车子推上去了。后来，经叔平经常将这段经历讲给大家，并感慨，企业也会遇到雨雪天，这个坡它怎么也上不去，可能你帮推它一下，就上去了。
经叔平一直把上市作为民生银行的一个发展机遇，在正式成立3年后即1999年，他就成立了上市领导小组并亲任组长。他对于上市的要求非常细致，“我们的招股书是270页，人家说是打破纪录了。所有都披露了，都告诉大家了，一清二白，清清楚楚。”在他的努力下，民生银行不是最早提出申请的银行，却成为第一个上市的银行。2000年12月19日，民生银行在上交所挂牌交易，经叔平亲自鸣锣开市。
谈及民生银行的发展目标，经叔平曾提出他的“全赢战略”。即：每个发起人和股东获得应有的回报，是赢家；贷款户得到了贷款和优良服务，也是赢家；全体员工在企业的前进中获得了自身的发展，是赢家;存款户得到了优良的服务和利息回报，也是赢家；最后，政府获得了税收和企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还是赢家。
2005年初，在《银行家》杂志公布的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中，中国民生银行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二，其中资产质量、人力资源竞争力、公司治理竞争力排名第一；金融创新竞争力、服务质量竞争力排名第二；科技竞争力、内控机制竞争力排名第三。
如今，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造、汇金公司的成立，以及交通银行等一些商业银行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这一系列举措，都是沿着产权制度改革、实现股权多元化、重组上市、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这一思路推行的。经叔平前瞻性的预见了这场变革，并且是这场变革的先行者和探路人。
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在进入一个攻坚阶段，那些过去在高速发展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和缺陷暴露出来，这时更需要大勇气、大智慧去创新、去突破，中国的金融界需要像经叔平这样勇于尝试的“破冰先锋”。
改走商道 不改的是爱国心
经叔平是新中国创造许多个“第一”的实干家，他组织出版过中国第一本中国投资指南、组建中国第一家律师事务所、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第一家咨询公司，还有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曾经有媒体采访经叔平时问：“所有这些‘第一’的故事，您觉得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每一个关键历史时刻您都适当出现在那个地方？”经叔平是这样回答的：“都是时势造英雄，现在我们国家采取的方针政策给予每个人很多的机会，就看你是否能抓住这个机会。”
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是经叔平的肺腑之言，也是他一路走来的真实写照。经叔平出身于上海一个民族资本家家庭，他的祖父小时候是浙江上虞的乡村放牛娃，12岁到上海当木匠学徒，后来自己开了一个木器作坊，为人家做家具。他做的木器品质优良、美观大方、经久耐用，于是很多人请他做家具。后来又慢慢承包土木工程，逐渐成了上海的建筑商。经叔平的父亲是一位藏书万卷的资本家，他喜爱研究孔孟之道等儒家文化，对英语也十分精通。经叔平从小便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现在他还能想起，自己年幼时期曾在父亲的怀抱中听他朗诵莎士比亚名著；也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父亲与外国人合作，把《论语》、《孟子》、《中庸》等著作翻译成英语，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918年，经叔平出生于上海，他的中学时代适逢“九一八”、“一二九”运动的发生，又亲眼目睹父亲的烟厂被日本侵略者炸毁。国仇家恨令他愤发，立志从事唤醒民众抗日救亡的事业，走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
在大学期间，他家里的条件很好，不需要靠打工来挣学费，但是父亲却要求经叔平每个寒暑假都到外面打工，接触社会，并告诉他，直接从校门到社会是干不好工作的。一次，父亲给经叔平500块银元，让他到一家做黄金交易的字号体验生活，没想到，只过了一个月，那个字号的老板就破产了。他的500元钱也打了水漂。这个积累，使经叔平对投资风险有了切身体会，使他更加清醒地去探索经济领域的奥妙。
那个时期，经叔平做过黄金交易代理人、打字员、广告员、秘书及一家英文杂志编辑等。无论做什么，写稿、投稿总是经叔平要做的头等大事，他曾将“台儿庄大捷”的有关材料收集编译后，投给当时较著名的英文报纸《中国评论周报》，稿件很快被刊载，并得到12块银洋的稿酬。第一次投稿成功，经叔平想当一名为社会呐喊的记者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经叔平一心要当记者，可命运之神好像故意捉弄他。1939年毕业的时候，上海战火连绵。经朋友介绍，经叔平急匆匆赶往人地两生的香港，去一家报馆应聘，没料到赶到时招聘却已经结束，“无冕之王”的梦想就这样戏剧般地被击碎。
载兴而来，扫兴而归。经叔平的父亲在上海投资有多家企业，他暂时先在父亲任董事长的新中实业厂当副经理。此后，上海一家化工厂的总经理向他发出邀请，经叔平正式踏入上海工商界。不久，经叔平的兄长请他去自己的烟厂工作。他先后任上海华明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合营的华成卷烟公司总经理。
“人生的变化真是难以预料啊！”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经叔平感慨地说：“当时，私营企业要发展困难重重，民族资本与洋资本的矛盾、同业竞争的矛盾、劳资矛盾等等，都压在头上，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在此期间，经叔平曾代表民族企业针对外国公司的不平等竞争向当时的国民政府请愿，组织同业企业团结协作，与洋公司斗争，取得一些成果。这样，一个满腹经纶的学生，终于成长为一位满腔报国热情的民营企业家。由于热衷于社会活动，解放后，经叔平历任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主委、民建上海市委会秘书长、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和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
1955年，华明烟厂和华成烟厂实行合营。一次，一位境外记者问经叔平：“你的企业被政府没收了吗？”经叔平回答：“那不是没收，是公私合营。”“对此你有什么想法？”经叔平立刻警觉到这位记者穷追不舍背后的用意——“你知道一个受欺侮的国家的老百姓的滋味吗？国家不能强大，个人要钱有什么用？我们的国家一直受人家的气，我们一直都盼望我们的国家能强大起来，作一个强大国家的公民很荣耀。”经叔平的回答，让这位境外记者哑口无言，在以后的采访中他总是毕恭毕敬。
确实，回过头来找寻经叔平所走过的足迹，作为一位从旧社会走来的民族工商业者，经叔平一刻都没有迷失自己，他始终渴望有那么一天——国家强大、民族昌盛，中华民族再也不受异族欺侮。为了这样一个梦想的实现，他愿将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捧出来。
上海解放前夕，工商界人心浮动，许多人举家迁往香港。经叔平大学期间曾参加过一个叫“基督教学生团契”组织的活动，这其实是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一天，组织里一位朋友看望经叔平，知道他没有迁港的打算后，介绍他认识了几位中共地下党员，这使经叔平对共产党的有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有了更深刻了解，也更坚定了他留在上海、建设新中国的决心。共产党接管上海后，许多党内干部都知道经叔平是工商界常能提出有见解意见的人士，认为他是工商界的智囊。
当时，私营工商业进货出货手续、账册很不规范、完备，大量小商小贩进货出货则根本没有账册、收据，税收混乱。上海刚解放两、三天，经叔平就找到时任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许涤新，他急切想知道烟的纳税标准，以便组织生产。经叔平还曾是上海第一个被宣布为完全守法户的工商界人士。为此，他还获得了一个证书。
1950年12月16日，上海市民建和工商联组织15万人参加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在短短一个月内，工商界踊跃捐献慰劳金、慰劳品给志愿军。时任民建上海市副秘书长的经叔平，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卷烟同业公会就带头认捐了好几架飞机。
经叔平赴京工作，正赶上“整风”、“反右”，此后运动之风不断，经叔平在运动中成为不戴帽子的“右派”，满腔爱国情、报国志抑郁于心。1966年全国工商联包括荣毅仁、胡子昂等所有的人，都挂牌上街扫街。1969年，已年过五旬的经叔平被遣湖北沙洋的1357干校，刚到干校时，经叔平作为重劳动力盖房子，他回忆说，“我砌砖不行，但和泥是把好手。”盖楼房时，文质彬彬的经叔平又做起了架子工。那时，平地、挑水、起肥、种菜、种粮，成了经叔平的日常工作。平地是他碰到的一个难题，“地要平出一个坡度，这个坡不能太陡又不能太平，这样灌溉的时候，水才能浇透这块地后，再流到下一块地，真难。”最令他得意的是，可以扁担不下肩就能在河边打满两桶水。
林彪坠落温都尔汗后，经叔平被允许返回北京，依然劳动，每天不是打扫院子、厕所，就是到厨房帮忙。就是那种生活，经叔平今天回忆起来，也依然感到很充实：“在所有工商联的清洁工中，我打扫卫生是非常尽力的。有个别人给我提过意见，说你这样劳动，我们怎么办？”凡事只怕认真，不论是当年和泥、搭脚手架、平地、打扫卫生，还是后来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奔走呼吁，无一不体现他做人做事的准则，从中也让人感受到了经叔平乐观、宽容而睿智的个人魅力。
“我对党是很感激的”，这是经叔平心底的一句话。他强调个人是渺小的，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有限的。他说，在老工商业者中有一句话叫“听、跟、走”，听党的话，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的非公经济人士还要牢记这句话。”“爱国”这条主线贯穿在经叔平生命的每个阶段。
60岁出任“经济大使”
一般情况下，老人年满60岁，便意味着要退出工作岗位，安享晚年生活，可是经叔平却是在退休之年开始工作，见证并推动中国非公经济发展。“十年动荡”后，中国迎来改革开放，此时已年过花甲的经叔平真正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黄金时代。他说：“我的黄金时代从60岁开始，而这个时代是国家与人民共同走向繁荣富裕的时代。”
1979年初，邓小平约请工商界知名人士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邓小平告诉大家，中央最近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建设问题上，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邓小平特别提到，要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采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来加快经济建设的发展。
萦毅仁建议，搞个对外开放性的机构，从性质和任务来看，不宜称外贸公司，最好称中国国际信托公司，这样，还可以把工作做到信托和引资方面上去。邓小平当即表示，这个对外公司完全由荣毅仁作主经营，全权负责。公司直接隶属国务院，作为正部级单位、企业化经营。
当荣毅仁组建“中信”时，他首先想到了经叔平，经叔平熟悉国际贸易、国际法律和国际会计，而中信当时的重点工作是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经叔平是个相当难得的人才。经叔平欣然从命，两个人起草了中信的章程、机构设置、管理办法、业务计划等。
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荣毅仁出任董事长，经叔平作为12位筹备委员之一，担任董事兼房地产部经理，不久担任中信副总经理。在中信公司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外记者云集，受荣毅仁委托，经叔平亲自主持记者招待会，学新闻出身的他，凭着多年的商界业务经验，对媒体等各种关系应对自如。
在答记者问时，招待会气氛达到了高潮。荣毅仁回答了记者们诸多提问后，又有一位海外记者抛出一个大家未曾预料到的问题——“谁是你们的公关先生？”当时在中国大陆，“公关”这个词还比较陌生，荣毅仁却从容地指了指身边主持会议的经叔平，说“他就是我们的公关先生”。
第二天，香港《大公报》赫然登出了“中国第一公关先生经叔平”的大标题，自此“中国第一公关先生”的称号不胫而走。经叔平回忆这件事时说：“每天电话接不完，外国记者提了很多具体问题，我忙了好一阵。”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经叔平良好的个人形象，准确地向海外传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号。
由于需要吸引投资，在和海外商界人士接触之后，荣毅仁和经叔平深深感到，和外商决无可能在一两面之后就洽谈合作，如何加快这个进程呢？规范的做法莫过于找可靠的咨询公司进行咨询。荣毅仁提议在中信总公司下面再办一个咨询公司，由经叔平负责筹备。报告打上去后，当时任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谷牧很快就批下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律师事务所和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也是由经叔平开办的。而开办这两个事务所的主要目的，也是为引起外资服务。
世界杯足球赛对于足球“球迷”来说是个节日，对经叔平同样有吸引力，用他的话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实况转播不能不看的。”有时因为忙实在看不了球赛，他就让家人替他录下来以后有时间再看。经叔平可以说是个“老球迷”了，看足球比赛是他自少年时代即始的爱好，“学生时代就爱看足球，那时看足球是爱国主义”。经叔平忆起那时的上海租界，“中国足球队较少，而外国侨民、外国团体都有足球队，租界的一些外国驻上海驻军也有足球队”。从爱国主义出发，经叔平等学生看足球赛时，都希望中国队把外国队打败。
“球迷”经叔平还是个“戏痴”。他不仅喜欢听名派名戏，有时自己还上台唱上一段，过一把戏瘾。由于痴迷于京戏，经叔平年轻时还因“看戏”，发生了几个小故事。
1933年，京剧名家马连良到上海演出，其时经叔平正就读于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由于学校管理严格，经叔平没能赶上演出时间，他就和一帮小戏迷集体给戏院写了一封信，请求马连良周六下午给他们加演一场。几天之后，他们的信竟然刊登在了上海《新闻报》，马连良真的给这些学生们加演了一场。
还有一次，经叔平为看戏差点和人打起来。那次是在戏园里听杨宝森的戏。杨宝森在台上唱一句，坐在经叔平身后的一位戏迷就跟着哼一句，经叔平几次压住火气，转过身请求那人保持安静。可那人不一会又情不自禁跟着哼唱，年轻气盛的经叔平实在是忍无可忍，一气之下把椅子竖起来，自己高高地坐在椅子顶部，以牙还牙地冲那人说：“你不让我看，我也不让你看。”场面一下子气氛紧张，两人差点动起手来。
每当回忆起这些年轻时的趣事，经叔平总是忍不住开心大笑起来。
经叔平，浙江上虞人，中国工商界风云人物，著名政治活动家。他1918年7月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任上海新中实业厂副经理，上海华明烟厂副经理、经理，上海华成烟厂经理，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常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房地产部总经理，中信公司副总经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信公司常务董事，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主席，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担任过国家外资企业管理委员会和对外经济贸易部特约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并曾兼职过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顾问、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副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等职。
白发皓首，身材却硬朗而挺拔；气度轩昂，面容却慈祥谦和，这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工商巨子经叔平给人的第一印象。无论什么时候，接近他的人,都能从他缓慢而严谨、略带江浙口音的谈话中,感受到老人思维敏锐、意识超前的一面。
在公众场合出现的时候，经叔平脸上总是绽露出灿烂的笑容，这种笑容使他看起来从容不迫，雍容优雅。在他的笑容里，最吸引人的是他那双深邃而充满睿智的眼睛。经叔平正是用这双眼睛，探寻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出路,并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征程中，成为一位披荆斩棘的创造者。
一生倾心工商联事业
毫不夸张地说，经叔平的一生都是和工商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后，各地相继组建工商联。此时出任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的经叔平分管税收募债。当时，担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的，就是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的学长、比他高两届的荣毅仁。两位学友因为共同的使命，工作中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为了既杜绝偷税漏税现象，又使税收合情合理，经叔平建议在上海推行建账工作。后来全国工商联又将这项工作在全国推广，专门成立了建账委员会，还拟订了《私营企业会计制度》进行规范。然而，有些税务部门，鉴于某些不法商业、企业主的偷漏税行为，出于为国家增加税收的愿望，力求多收一些税款，结果将产出未销的库存商品，视同已经售出的商品一起征税。这种先期提税，侵占了私营工商业本用于投入再生产的部分流动资金，伤害了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也影响了他们同新政权的关系。经叔平把这种情况提到了政协会议上，指出长此以往，将搞垮上海的私营工商业，促使税务局及时纠正了税收工作中的偏差。
也是在那个时期，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平衡财政收支，发展经济建设，开始发行公债，其主要发行对象便是私营工商业。为了取得私营工商界的支持，经叔平做了许多动员工作。然而有一年，中央派给上海的公债数字很大，超出了上海工商界的承受力，经叔平将此向上海市政府做了汇报。上海市政府见他说得有理有据，派他赴京反映情况。当时中央主管财政的薄一波接见了经叔平，经叔平的经济思辩给薄一波等中央财政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他几度受邀赴京参加中央政府的债务工作会议。
商场上的精明睿智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使经叔平在上海工商联工作中出类拔萃，全国工商联首任主任委员陈叔通对他大为赏识。1956年9月，陈叔通请经叔平到北京工作，半开玩笑地说：“你来这儿在生活上可能要委屈你，我们最好的4间房让你住，当然比你在上海住的那幢小楼要小多了。”次年，经叔平舍弃上海的优越生活条件，赴京就职，开始站在更高的角度为全国的工商业者服务。
1993年10月，恰逢工商联成立40周年，年届75岁的经叔平在全国工商联“七大”上当选为执委会主席，他是继陈叔通、胡子昂、荣毅仁之后的第4位主席。1997年经叔平再度当选为全国工商联主席。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摸索，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迅速崛起，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不容忽略的作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是基于这一现实，希望中国工商联在继续做好统战工作的同时，肩负起非公有制经济协调发展的工作，被确定为中国的民间商会。这是全国工商联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面对众多全新的课题，经叔平尽心竭力，不负重望。
1994年，由工商联常委中的10名企业家联合倡议发起的“光彩事业”，是全国工商联近年来工作中的一大创举，经叔平称之为“天大的好事”。几年来，近3000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实施光彩事业项目3589个，到位资金75亿元，培训人员33万人，安排就业38万人，帮助153万多人解决了温饱问题，一系列善行义举成绩卓著。经叔平认为，“光彩事业”在全社会产生了良好反响，为非公经济界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非公经济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正发挥着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1998年3月，经叔平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第二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至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他提出的各种议案和建议，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均超过全国工商联的历史，而且理论深度和说服水平、政策高度，在各民主党派中也是占据特殊地位的。其中包括：关于健全财产法律制度加强私有财产保护的建议案、关于为请求国务院授权工商联作为社会团体主管单位的建议案、关于为社会化信用征信体系尽快立法的建议案和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建议案。尤其是私产入宪，就是经叔平率领全国工商联多次呼吁，终于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落到实处。
在多年行政工作中，经叔平担任过国家外资企业管理委员会和对外经济贸易部特约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同时，他还兼任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顾问、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副会长和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
在长期参政议政的实践中，经叔平时刻关注着中国非公经济的命运，并为它的发展繁荣鼓与呼。经叔平一直以民营经济代言人的形象活跃在政经界。在许多公开场合，他都畅谈发展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为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为民间资金融入整个国民经济循环，而不停地奔走呼吁。
如今，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经叔平的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对于非公经济的不足，他同样客观指出，从我国非公经济及私营企业自身的发展来看，目前仍存在着整体规模较分散、产业结构趋同、总体技术水平、经营素质偏低等问题，许多企业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与核心竞争力，但这些都是发展中存在的阶段性问题。虽然已卸任全国工商联主席了，但是中国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环境，一直是经叔平心头一块最重的挂念。“不能说民营企业现在已头顶艳阳天了，但是国家在不断发展进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更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他深信，中国入世以后，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步入新的阶段，私营企业也面临着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更为广泛的竞争与合作。中国非公经济已经正视并改进自身的不足，努力调整自己、提高自己，去勇敢地面对未来挑战。
从1957年到全国工商联上任至2002年11月卸任，经叔平历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常委、副主席、主席，亲身伴随着全国工商联的发展、壮大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位于北京市沙滩的全国工商联办公楼,是一座青砖结构的建筑，庄重、大方中透着古典气息。1952年，这栋楼房刚被全国工商联买下来时，经叔平出差北京就住在这里。这里留下了经叔平近半个世纪为中国非公经济发展而忙碌的身影和声音。他对工商联工作充满了感情，甚至对工商联大院里的一草一木，也一样充满了感情。
金融界的“破冰先锋”
在经叔平众多的职务头衔中，有一个颇具“含金量”，那就是他曾连任多年的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对于民生银行来说，经叔平是创始人，是精神领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由于身体原因，自从2005年6月21日民生银行第三届董事会21次会议以来，经叔平一直未能出席董事会会议，而是委托副董事长张宏伟代行董事长职权。2006年6月，这位亲手催生了民生银行、一直担任董事长的老人，因健康原因不得不淡出。
民生银行的诞生，有时代需求的大背景，也不可以不说是工商巨子经叔平晚年点睛的大手笔。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已令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壮大和崛起，民营经济正处在从国民经济的必要补充上升为重要组成部分过程中，但金融领域对于民间资本而言，还一直是个禁区——在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贷款难的同时，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活动却相当频繁地出现，矛盾十分突出。如何解决这一急迫问题呢？
1993年，在全国工商联“七大”上，新任主席经叔平庄严承诺：“我在任将做几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办一家银行，专门为非公有制经济融资的银行。”第2天，经叔平就把两位“笔杆子”请到家里，3个人接连商量了7天，起草了一封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基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由全国工商联牵头，成立一家以工商联内有实力企业家为主要股东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主要为民营企业融资服务。两天后，朱基批示“请人民银行予以考虑”。
1994年国家批准设立中国民生银行。此后，经过长达两年的周密筹备，中国民生银行于1996年1月12日，作为第一家非国有控股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正式挂牌开业，78岁的经叔平被推选为董事长。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的职务后面，经叔平的头上又戴上了一顶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的“官帽”。按照港台媒体的报道，这回经叔平是真正“横跨政商两界”了。也因此，他更多地受到媒体关注，成为焦点人物。确实，经叔平本人不持股，却能坐上中国首家民营银行的头把交椅，并享有投票权，这在中国股份制改革进程中是绝无仅有的。
虽身负全国工商联主席等要职，但是经叔平却从未怠慢民生银行的工作，所有“董事长”该出席的会议他都尽量出席，还经常到各分行视察工作。老人心系着民生、心系着国内的金融业，甚至为此夜不能寐。他提出，要把民生银行建成一个“百年老店”，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一名合格的竞争者。
对于全国工商联与民生银行的关系，经叔平有个比喻，说全国工商联是民生银行的“接生婆”，只管接生，不管抚养，民生银行要在市场中锻炼成长。对于有人称他为“银行家”的说法，经叔平给了一个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评价，正因为如此，经叔平格外重视民生银行经营班子的年轻化。当然，比年龄更重要的还有很多，如经营者的素质、企业的经营机制等等。
民生银行创立之初以发起人方式募集股本，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规定，产权清晰并呈多元化。自诞生以来，民生银行被大家称为“民营银行”，但经叔平一直坚持称为“主要是由非公经济投资、入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不想标新立异”的他这样解释有自己的谨慎：“十五大的一些文件和我们国家的一些法律规定，里面没有写出‘民营企业’一词，要么公有制，要么非公有制，要么私营、个体、外资，没有写‘民营’的，所以在法律上没有什么依据。”
1997年，民生银行就与普华国际会计公司签订了委托审计协议，成为我国第一家聘请国际知名会计公司审计年报的银行。1999年，民生银行董事会通过了以利润为中心的激励办法，并试行员工收入与利润增长挂钩，将银行利益、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
民生银行在机制和业务创新方面有很大的起色，但是发展速度较慢、不良贷款率逐步攀高等问题也开始显现。经叔平认为，要降低不良贷款率，首先要把客户弄清楚。在稳固好客户的同时，要把另一些客户培养成好客户。
股份制银行的客户群主要在中小企业，但由于中小企业的信用等问题，使得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很难落实。经叔平坦言，这个矛盾需要由政府参与组织担保基金来解决，政府要出一点启动资金，可以通过中小企业交的税补偿。如此一来，几方面共同努力，民营企业自己出一点资、政府出一点，即使有了坏账，担保基金负责一部分，银行负责一部分，这样就减少了银行的压力。同时，他也还要对中小企业进行辅导和监督，让他们讲信用。
经叔平曾强调，对于千疮百孔的、没救的企业，就不应再救了，就应“见死不救”，“因为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再扔钱也是白扔，还是让它死掉为好，不能让其拉着银行一起死”。他说，银行自有资金只有5％左右，95％的资金为存户的钱。控制风险，必须提高贷款门槛。“因为金融危机会带来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会带来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印尼、阿根廷、菲律宾发生过的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银行不仅要做“锦上添花”的工作，更要学会“雪中送炭”，这是经叔平常说的话。雪中送炭是要积极帮助和扶持有潜力、但暂时遇到资金困难的各类民营企业。经叔平常对人说起这么一件事：1970年，他被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劳动，每天拉三四百斤重的车子，送木材、砖头。有一次，天下着大雨，他拉着车走一段上坡路，车子拉上去又滑下来，滑下来再拉上去，来回好几次，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就在这时，有一双手伸了出来，帮他把车子推上去了。后来，经叔平经常将这段经历讲给大家，并感慨，企业也会遇到雨雪天，这个坡它怎么也上不去，可能你帮推它一下，就上去了。
经叔平一直把上市作为民生银行的一个发展机遇，在正式成立3年后即1999年，他就成立了上市领导小组并亲任组长。他对于上市的要求非常细致，“我们的招股书是270页，人家说是打破纪录了。所有都披露了，都告诉大家了，一清二白，清清楚楚。”在他的努力下，民生银行不是最早提出申请的银行，却成为第一个上市的银行。2000年12月19日，民生银行在上交所挂牌交易，经叔平亲自鸣锣开市。
谈及民生银行的发展目标，经叔平曾提出他的“全赢战略”。即：每个发起人和股东获得应有的回报，是赢家；贷款户得到了贷款和优良服务，也是赢家；全体员工在企业的前进中获得了自身的发展，是赢家;存款户得到了优良的服务和利息回报，也是赢家；最后，政府获得了税收和企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还是赢家。
2005年初，在《银行家》杂志公布的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中，中国民生银行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二，其中资产质量、人力资源竞争力、公司治理竞争力排名第一；金融创新竞争力、服务质量竞争力排名第二；科技竞争力、内控机制竞争力排名第三。
如今，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造、汇金公司的成立，以及交通银行等一些商业银行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这一系列举措，都是沿着产权制度改革、实现股权多元化、重组上市、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这一思路推行的。经叔平前瞻性的预见了这场变革，并且是这场变革的先行者和探路人。
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在进入一个攻坚阶段，那些过去在高速发展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和缺陷暴露出来，这时更需要大勇气、大智慧去创新、去突破，中国的金融界需要像经叔平这样勇于尝试的“破冰先锋”。
改走商道 不改的是爱国心
经叔平是新中国创造许多个“第一”的实干家，他组织出版过中国第一本中国投资指南、组建中国第一家律师事务所、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第一家咨询公司，还有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曾经有媒体采访经叔平时问：“所有这些‘第一’的故事，您觉得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每一个关键历史时刻您都适当出现在那个地方？”经叔平是这样回答的：“都是时势造英雄，现在我们国家采取的方针政策给予每个人很多的机会，就看你是否能抓住这个机会。”
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是经叔平的肺腑之言，也是他一路走来的真实写照。经叔平出身于上海一个民族资本家家庭，他的祖父小时候是浙江上虞的乡村放牛娃，12岁到上海当木匠学徒，后来自己开了一个木器作坊，为人家做家具。他做的木器品质优良、美观大方、经久耐用，于是很多人请他做家具。后来又慢慢承包土木工程，逐渐成了上海的建筑商。经叔平的父亲是一位藏书万卷的资本家，他喜爱研究孔孟之道等儒家文化，对英语也十分精通。经叔平从小便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现在他还能想起，自己年幼时期曾在父亲的怀抱中听他朗诵莎士比亚名著；也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父亲与外国人合作，把《论语》、《孟子》、《中庸》等著作翻译成英语，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918年，经叔平出生于上海，他的中学时代适逢“九一八”、“一二九”运动的发生，又亲眼目睹父亲的烟厂被日本侵略者炸毁。国仇家恨令他愤发，立志从事唤醒民众抗日救亡的事业，走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
在大学期间，他家里的条件很好，不需要靠打工来挣学费，但是父亲却要求经叔平每个寒暑假都到外面打工，接触社会，并告诉他，直接从校门到社会是干不好工作的。一次，父亲给经叔平500块银元，让他到一家做黄金交易的字号体验生活，没想到，只过了一个月，那个字号的老板就破产了。他的500元钱也打了水漂。这个积累，使经叔平对投资风险有了切身体会，使他更加清醒地去探索经济领域的奥妙。
那个时期，经叔平做过黄金交易代理人、打字员、广告员、秘书及一家英文杂志编辑等。无论做什么，写稿、投稿总是经叔平要做的头等大事，他曾将“台儿庄大捷”的有关材料收集编译后，投给当时较著名的英文报纸《中国评论周报》，稿件很快被刊载，并得到12块银洋的稿酬。第一次投稿成功，经叔平想当一名为社会呐喊的记者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经叔平一心要当记者，可命运之神好像故意捉弄他。1939年毕业的时候，上海战火连绵。经朋友介绍，经叔平急匆匆赶往人地两生的香港，去一家报馆应聘，没料到赶到时招聘却已经结束，“无冕之王”的梦想就这样戏剧般地被击碎。
载兴而来，扫兴而归。经叔平的父亲在上海投资有多家企业，他暂时先在父亲任董事长的新中实业厂当副经理。此后，上海一家化工厂的总经理向他发出邀请，经叔平正式踏入上海工商界。不久，经叔平的兄长请他去自己的烟厂工作。他先后任上海华明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合营的华成卷烟公司总经理。
“人生的变化真是难以预料啊！”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经叔平感慨地说：“当时，私营企业要发展困难重重，民族资本与洋资本的矛盾、同业竞争的矛盾、劳资矛盾等等，都压在头上，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在此期间，经叔平曾代表民族企业针对外国公司的不平等竞争向当时的国民政府请愿，组织同业企业团结协作，与洋公司斗争，取得一些成果。这样，一个满腹经纶的学生，终于成长为一位满腔报国热情的民营企业家。由于热衷于社会活动，解放后，经叔平历任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主委、民建上海市委会秘书长、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和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
1955年，华明烟厂和华成烟厂实行合营。一次，一位境外记者问经叔平：“你的企业被政府没收了吗？”经叔平回答：“那不是没收，是公私合营。”“对此你有什么想法？”经叔平立刻警觉到这位记者穷追不舍背后的用意——“你知道一个受欺侮的国家的老百姓的滋味吗？国家不能强大，个人要钱有什么用？我们的国家一直受人家的气，我们一直都盼望我们的国家能强大起来，作一个强大国家的公民很荣耀。”经叔平的回答，让这位境外记者哑口无言，在以后的采访中他总是毕恭毕敬。
确实，回过头来找寻经叔平所走过的足迹，作为一位从旧社会走来的民族工商业者，经叔平一刻都没有迷失自己，他始终渴望有那么一天——国家强大、民族昌盛，中华民族再也不受异族欺侮。为了这样一个梦想的实现，他愿将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捧出来。
上海解放前夕，工商界人心浮动，许多人举家迁往香港。经叔平大学期间曾参加过一个叫“基督教学生团契”组织的活动，这其实是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一天，组织里一位朋友看望经叔平，知道他没有迁港的打算后，介绍他认识了几位中共地下党员，这使经叔平对共产党的有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有了更深刻了解，也更坚定了他留在上海、建设新中国的决心。共产党接管上海后，许多党内干部都知道经叔平是工商界常能提出有见解意见的人士，认为他是工商界的智囊。
当时，私营工商业进货出货手续、账册很不规范、完备，大量小商小贩进货出货则根本没有账册、收据，税收混乱。上海刚解放两、三天，经叔平就找到时任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许涤新，他急切想知道烟的纳税标准，以便组织生产。经叔平还曾是上海第一个被宣布为完全守法户的工商界人士。为此，他还获得了一个证书。
1950年12月16日，上海市民建和工商联组织15万人参加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在短短一个月内，工商界踊跃捐献慰劳金、慰劳品给志愿军。时任民建上海市副秘书长的经叔平，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卷烟同业公会就带头认捐了好几架飞机。
经叔平赴京工作，正赶上“整风”、“反右”，此后运动之风不断，经叔平在运动中成为不戴帽子的“右派”，满腔爱国情、报国志抑郁于心。1966年全国工商联包括荣毅仁、胡子昂等所有的人，都挂牌上街扫街。1969年，已年过五旬的经叔平被遣湖北沙洋的1357干校，刚到干校时，经叔平作为重劳动力盖房子，他回忆说，“我砌砖不行，但和泥是把好手。”盖楼房时，文质彬彬的经叔平又做起了架子工。那时，平地、挑水、起肥、种菜、种粮，成了经叔平的日常工作。平地是他碰到的一个难题，“地要平出一个坡度，这个坡不能太陡又不能太平，这样灌溉的时候，水才能浇透这块地后，再流到下一块地，真难。”最令他得意的是，可以扁担不下肩就能在河边打满两桶水。
林彪坠落温都尔汗后，经叔平被允许返回北京，依然劳动，每天不是打扫院子、厕所，就是到厨房帮忙。就是那种生活，经叔平今天回忆起来，也依然感到很充实：“在所有工商联的清洁工中，我打扫卫生是非常尽力的。有个别人给我提过意见，说你这样劳动，我们怎么办？”凡事只怕认真，不论是当年和泥、搭脚手架、平地、打扫卫生，还是后来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奔走呼吁，无一不体现他做人做事的准则，从中也让人感受到了经叔平乐观、宽容而睿智的个人魅力。
“我对党是很感激的”，这是经叔平心底的一句话。他强调个人是渺小的，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有限的。他说，在老工商业者中有一句话叫“听、跟、走”，听党的话，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的非公经济人士还要牢记这句话。”“爱国”这条主线贯穿在经叔平生命的每个阶段。
60岁出任“经济大使”
一般情况下，老人年满60岁，便意味着要退出工作岗位，安享晚年生活，可是经叔平却是在退休之年开始工作，见证并推动中国非公经济发展。“十年动荡”后，中国迎来改革开放，此时已年过花甲的经叔平真正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黄金时代。他说：“我的黄金时代从60岁开始，而这个时代是国家与人民共同走向繁荣富裕的时代。”
1979年初，邓小平约请工商界知名人士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邓小平告诉大家，中央最近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建设问题上，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邓小平特别提到，要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采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来加快经济建设的发展。
萦毅仁建议，搞个对外开放性的机构，从性质和任务来看，不宜称外贸公司，最好称中国国际信托公司，这样，还可以把工作做到信托和引资方面上去。邓小平当即表示，这个对外公司完全由荣毅仁作主经营，全权负责。公司直接隶属国务院，作为正部级单位、企业化经营。
当荣毅仁组建“中信”时，他首先想到了经叔平，经叔平熟悉国际贸易、国际法律和国际会计，而中信当时的重点工作是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经叔平是个相当难得的人才。经叔平欣然从命，两个人起草了中信的章程、机构设置、管理办法、业务计划等。
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荣毅仁出任董事长，经叔平作为12位筹备委员之一，担任董事兼房地产部经理，不久担任中信副总经理。在中信公司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外记者云集，受荣毅仁委托，经叔平亲自主持记者招待会，学新闻出身的他，凭着多年的商界业务经验，对媒体等各种关系应对自如。
在答记者问时，招待会气氛达到了高潮。荣毅仁回答了记者们诸多提问后，又有一位海外记者抛出一个大家未曾预料到的问题——“谁是你们的公关先生？”当时在中国大陆，“公关”这个词还比较陌生，荣毅仁却从容地指了指身边主持会议的经叔平，说“他就是我们的公关先生”。
第二天，香港《大公报》赫然登出了“中国第一公关先生经叔平”的大标题，自此“中国第一公关先生”的称号不胫而走。经叔平回忆这件事时说：“每天电话接不完，外国记者提了很多具体问题，我忙了好一阵。”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经叔平良好的个人形象，准确地向海外传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号。
由于需要吸引投资，在和海外商界人士接触之后，荣毅仁和经叔平深深感到，和外商决无可能在一两面之后就洽谈合作，如何加快这个进程呢？规范的做法莫过于找可靠的咨询公司进行咨询。荣毅仁提议在中信总公司下面再办一个咨询公司，由经叔平负责筹备。报告打上去后，当时任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谷牧很快就批下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律师事务所和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也是由经叔平开办的。而开办这两个事务所的主要目的，也是为引起外资服务。
世界杯足球赛对于足球“球迷”来说是个节日，对经叔平同样有吸引力，用他的话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实况转播不能不看的。”有时因为忙实在看不了球赛，他就让家人替他录下来以后有时间再看。经叔平可以说是个“老球迷”了，看足球比赛是他自少年时代即始的爱好，“学生时代就爱看足球，那时看足球是爱国主义”。经叔平忆起那时的上海租界，“中国足球队较少，而外国侨民、外国团体都有足球队，租界的一些外国驻上海驻军也有足球队”。从爱国主义出发，经叔平等学生看足球赛时，都希望中国队把外国队打败。
“球迷”经叔平还是个“戏痴”。他不仅喜欢听名派名戏，有时自己还上台唱上一段，过一把戏瘾。由于痴迷于京戏，经叔平年轻时还因“看戏”，发生了几个小故事。
1933年，京剧名家马连良到上海演出，其时经叔平正就读于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由于学校管理严格，经叔平没能赶上演出时间，他就和一帮小戏迷集体给戏院写了一封信，请求马连良周六下午给他们加演一场。几天之后，他们的信竟然刊登在了上海《新闻报》，马连良真的给这些学生们加演了一场。
还有一次，经叔平为看戏差点和人打起来。那次是在戏园里听杨宝森的戏。杨宝森在台上唱一句，坐在经叔平身后的一位戏迷就跟着哼一句，经叔平几次压住火气，转过身请求那人保持安静。可那人不一会又情不自禁跟着哼唱，年轻气盛的经叔平实在是忍无可忍，一气之下把椅子竖起来，自己高高地坐在椅子顶部，以牙还牙地冲那人说：“你不让我看，我也不让你看。”场面一下子气氛紧张，两人差点动起手来。
每当回忆起这些年轻时的趣事，经叔平总是忍不住开心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