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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上旬，接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抵达太行山抗日前线，开始和时任129师师长的刘伯承搭档；1950年10月下旬，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辞别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赴京参加人民军队陆军大学（后称军事学院）的筹建工作。至此，两位卓越的军事家共同战斗了整整13年，他们率领的队伍一步步发展为著名的“刘邓大军”。期间，刘邓军政互补，“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邓小平语）在共同指挥的许多重大战役、战斗彪炳军史的同时，他们创造了二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刘邓军事谋略思想，这一谋略思想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以民为本 发动群众
在军事斗争中，为达成一定目的而构想并运用的计谋与策略，就是军事谋略。因为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所以刘邓二人在运筹军事、思谋定策时，始终着眼政治，认为军事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军事一刻也离不开政治。正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军事斗争，他们坚持人民战争致胜思想。比如，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始终认为，“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因此，他们主张对敌斗争应采取“以民为本，发动群众”的策略。
要“以民为本”，就必须爱百姓如子女、与人民共休戚，刘邓二人在这方面可谓典范。1942年12月，时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邓小平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文章为刘伯承庆祝50寿辰，文中写道：“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掳烧杀的罪行，必愤慨形于颜色；听到敌人拉壮丁，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就考虑保护民食的办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了有同志不关心群众的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吧，他看到村外的道路被水冲坏了，行人把麦地变成了道路，他便马上督促把路修好，麦地得到了保全。这类的事情，在他身上是太多了。他不仅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血战中，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师长刘伯承如此，政治委员邓小平当然不会后人。
在爱民如子、凝聚民心方面，他俩是有高度共识的。认为要“发动群众”，即“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
根据这一策略思想，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二九师根据毛主席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领导下，立即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一面命令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进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继续南犯的敌人；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组织了许多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太行山区的各地发动群众。”（刘伯承语）功夫不负有心人，太行山成为“日军难以征服的抗战圣地”。
抗日战争时期如此，解放战争时期同样如此。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很快站稳脚跟，正是这一策略思想。1949年10月，在回顾这一阶段的斗争时，刘伯承如是说：“我们所依靠的是人民，蒋介石所依靠的是碉堡……也就是说，我们的军队结合人民以广大的面来包围蒋介石孤立的点……这也就是二野在大别山战争胜利以及全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谈话中，提起挺进大别山后的战斗，有这么一段话：“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正是由于广泛建立军区、军分区发动人民群众，刘邓大军才在中原落地生根。
战略轻敌 战术重敌
在军事斗争中面临强敌，如果战略上过于重视敌人，就会不敢斗争；如果战术上过于轻视敌人，就会导致作战失利。如何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刘邓二人和毛泽东是不谋而合的：战略上敢于轻视敌人，战术上必须重视敌人。简言之，就是战略轻敌，战术重敌。
抗战初期，面对日军的长驱直入，国际国内都对中国的抵抗能力表示怀疑。这时，邓小平代表129师全体官兵，适时喊出了中华民族敢于轻视强敌的最强音：“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下同）但是，作为世界强国，日军的战役、战术指导能力不容低估。因此，刘邓二人也特别强调：“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锐敏性。”“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针政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要“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
1937年九十月间，刘伯承率领129师北上抗日，途中他反复跟干部们讲“今后如何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对付新的敌人的问题”。讲话中，他高瞻远瞩地说：“孙子兵法中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己，就是熟悉自己部队的状况。新形势下的知己，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三大民主’，搞好军事训练。对部队光熟悉还不够，还要迅速提高它，游击战怎么打，运动战又怎么打，二者的关系怎么摆。又怎样互相配合。解决了这一切，才算是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就是了解敌人、研究敌人。目前要把敌人的装备、编制、训练、战术都了解清楚，他擅长什么，弱点何在，有何习惯，士气怎样，都要一一弄明白，不然今后作战要吃亏。日本侵略军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军队，他们除了有飞机、大炮外，还有战车、装甲车，甚至可能施放毒剂。敌人的本质是虚弱的，会无所不用其极，这一点应该充分估计到。我们到太原领到防毒面具后，我来教你们使用。我在苏联学习时练习过，不过第一次我没戴好，气被憋得出不来，眼泪直流，可是吃了苦头。”一席话说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通俗、易记，干部们愉快地接受下来了。正是敢于战略轻敌，又时刻注意战术重敌，129师成为华北地区一支抗日劲旅。 1947年夏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国民党军队重兵“追剿”，形势极其严峻。这时，敢于战略上轻视敌人，就成为全军的精神支柱，刘伯承、邓小平适时提出：“应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敢于战略上轻视敌人，不是凭空呐喊，而是建立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并善于研究敌人基础之上的。当时，他们认真分析了对手：“我当面敌人只有二十三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失败，战略上愈显被动。”（注：1947年8月邓小平草拟的文件中语句）此外，还有陈（赓）谢（富治）兵团和陈（毅）粟（裕）大军的“互为配合”、“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及“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结果，全军士气高涨，很快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1948年4月，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的刘邓大军，又面临一个问题：“很多同志不相信毛主席讲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以为美国出兵凶得狠，我们非失败不可。”这又是一个敢不敢斗争的问题。这时，邓小平已经把战略上敢于轻视敌人、战术上必须重视敌人并善于研究敌人上升到理性高度：“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要不得的。特别是作为共产党员，反帝反封建是我们的革命纲领、革命任务，我们为什么要怕帝国主义……具有优良品质的共产党员，应该回答：和他干，干到底！就要有这个气魄……我们要敢于藐视美帝国主义，鄙视那些怕外国人的奴才相，要发扬正气。美国出兵是世界问题，他叫喊出兵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从思想上树立明确的观念，他出兵也一样能被打败，我们一样能胜利。我们要敢于胜利，一切‘右’的思想情绪都得加以克服。”
瓦解敌军 釜底抽薪
《孙子兵法》有言，“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大意是说，敌方士兵的气势可以打压，敌方将领的决心可以动摇；我方队伍时刻保持严整等待敌方队伍出现混乱，我方队伍时刻保持镇定等待敌方队伍出现哗变，这是精于心理作战的表现。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对于动摇敌人军心并加速敌军崩溃，自然是釜底抽薪之举。
1926年夏秋，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的北伐战争挺进至长江流域，刘伯承受党中央的派遣，与朱德、吴玉章等一起组织和领导了沪州、顺庆（南充）起义。当时，起义的部队有5个旅、1.2万人之众，共推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这次起义从当年12月初坚持到1927年5月中旬，既强有力地壮大了北伐战争的声势，又实现了中共中央确定的抑制川军主力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刘伯承领导的这次起义，“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沪顺起义是共产党人对北伐战争的一大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最初尝试，更是刘邓“瓦解敌军，釜底抽薪”谋略思想的发端。
作为政治主官，邓小平指挥作战，更是非常注意从心理上瓦解敌军，这可让敌方自乱阵脚，达到釜底抽薪的功效。1945年10月，上党战役结束后，刘、邓随即组织了平汉战役。争取高树勋起义，是这一战役中刘邓大军采取瓦解敌军、不战屈敌谋略的一个杰作。日本刚刚投降，蒋介石就派马法五的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高树勋的新八军从河南新乡出发，沿平汉路北上意欲打通平汉线，并进一步组织对中共控制下的华北、东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当时，毛泽东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邯郸摆开战场，消灭敌人守卫南大门。此战关系全局，刘邓经过紧张谋划，决定在漳河以北和邯郸以南及滏阳河两岸的狭窄地带布下“口袋阵”，待敌北进钻入之后，再相机打击。
之所以要相机打击，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要力争原西北军将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就地起义。当时，刘、邓获悉：高树勋不满于蒋介石及其亲信对他的排挤和歧视，表示愿同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经紧急研究，决定派专人速往高树勋部，带去口信：认清形势，瞻念前途，毅然举行起义。高树勋得到口信后态度很好，只是顾虑家眷还在徐州。刘伯承和邓小平当即请示党中央令陈毅派专人把高树勋的家眷从徐州接出来送到了解放区，解除高树勋的后顾之忧。1945年10月底，刘伯承和邓小平又派参谋长李达（西北军旧人）进入新八军驻地看望高树勋，进一步坚定他起义的决心。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到武安县进行整编，成立“民主建国军”，加入人民军队阵营。
关于高树勋起义的作用，邓小平这样说过，“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根据这一经验，人民解放军各部对参加内战的国民党军队广泛开展了“高树勋运动”，对分化、瓦解敌军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晚年，邓小平在回顾第二野战军的征战历程时，对争取高树勋起义还津津乐道，可见这是刘、邓合作的得意之战：“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
敌进我进 因粮于敌
刘伯承和邓小平一直认为，面临敌人的进攻，必须在内线防守的同时，采取“敌进我进”之策，用相当兵力跳出内线到外线作战，使敌占区也成为战场，并依靠敌占区取得粮食等供应，也就是运用《孙子兵法》所说的“因粮于敌”。
129师坚持太行山敌后抗日斗争，就基本体现了这一谋略思想。当年，刘伯承曾自豪地说过，“在反‘扫荡’斗争中，我们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腹地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清剿’部队，主力则转至外线，配合边沿区的游击集团、敌占区的武工队、小部队，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捣毁其补给点。敌人的‘扫荡’虽然来势汹汹，但进入我根据地后，立即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敌人的交通线和后方的据点、碉堡，又不时这一处、那一处，为我转出外线的部队破坏、袭击、夺取。敌人到处损兵折将，顾了这里，顾不了那里，最后不得不狼狈退出我根据地。”面临凶恶的日寇，刘、邓敢于“敌进我进”，在“捣毁其补给点”的同时自然而然实现了“因粮于敌”。 1940年春夏，交通斗争中迭遭打击的华北的侵华日军恢复并强化铁路、公路和据点，继续推行“囚笼政策”，加强了平汉、正太两条铁路的守备，割断了太行山区与冀南平原、晋察冀战略区之间的联系。刘伯承觉得，要根本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必须“敌进我进”，要积极开展交通斗争的总力战，对平汉、正太等铁路干线进行全面、彻底的破毁，使日军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同时实现“因粮于敌”。7月下旬，破击正太路为主的《战役预备命令》由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了，其战役意图正是刘伯承所盼望的。129师负责破击正太铁路西段。8月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就作战指导思想给各部队发指示，要求部队“坚决地向着敌占区和铁道交通线。对敌深入之据点，则应以小部队坚决地、经常地、真正地接敌活动。对敌延伸之公路，以小部队掩护自卫队破袭，特别不准敌人修成由南到北与铁路平行的汽车路，而将基干军队和游击队不断地轮流辗转破袭平汉路。这样就可使敌被动，阻敌向内延伸，又可开展敌占区工作，解决粮食特别是铁路东西交通问题。”各部队接到这个指示，进一步认识到破击铁路是交通斗争的中心环节，扭转了部分干部的破击铁路不如打据点光彩的观念。八路军这次“破路”大战，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在运筹“两冀牵制、中间突破”的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点上，刘伯承、邓小平与毛泽东不谋而合，这就是刘伯承回顾过的：“内线作战时，我们是全民以赴，全力以赴，解放区经济被破坏了，不反攻到外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是不行的。转到外线作战，兵源、粮源、饷源皆取之于敌区，敌粮源、饷源在中原主要是取之于蚌埠与淮河流域。我到中原，敌之粮源为我利用，饷源也为我利用，即吃穿用皆取之于敌。兵源我们搞瓦解敌军，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逃跑回家，投诚过来没事。从而敌人丧失了在中原的粮源、饷源、兵源。战争是人力、财力、物力的较量，我们出击到外线，就是破坏敌人的人力、财力、物力，保护解放区。”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成功实施“敌进我进，因粮于敌”之谋略，强有力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对于这一战略成效，邓小平表示：“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评价战局的时候，第一讲到中原，对中原的成绩估计得很大。”
骄敌纵敌 持重待机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绝大多数岁月里，人民军队都是居于战略劣势，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在敌强我弱面前，盲动只能导致失败。在抗日战争中，129师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由于“常常发生暴露自己的错误，每次暴露的结果，都遭到敌人的报复或破坏，吃亏很大。”正是基于本部队的挫折，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提出：“今后在一切方面都要注意不暴露，善于隐蔽地从各方面积蓄力量，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惟有如此，才能积蓄起力量，也才能打到敌人的痛处。”在这里，邓小平深刻揭示了骄敌纵敌、持重待机的谋略思想。
1946年8月28日，蒋介石在冀鲁豫战场出动10万重兵，矛头直指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东线第5军（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和2个整编师，从砀山、虞城一带扑来；西线整编第3师（蒋介石嫡系）和4个杂牌师，从封丘、开封、考城一线扑来。蒋介石对这次进攻期望很大，力图在南线战场打开一个缺口，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亲自到开封部署。敌人东西对进，刘伯承和邓小平认真地分析了敌情：敌人东线兵力较强大，西线兵力较薄弱。于是，他们决定先从西线“开刀”，将歼灭目标直指这一路敌人中蒋介石唯一的嫡系部队整编第3师。一旦歼击得手，西线余敌将不战而逃。
为了消耗、疲惫、迷惑敌人，掩护主力争取短暂体整，刘伯承和邓小平特令第6纵队抽出两个团，对整编第3师作运动防御，按计划诱敌至预定战场。整编第3师师长赵锡田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兵精弹足，根本看不起晋冀鲁豫野战军，狂妄吹嘘“不用两星期，占领鲁西南”；又仗着是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认为郑州绥靖公署和左右两翼的“友军”不敢不支援他，所以一味孤军深入。刘伯承和邓小平利用他的骄傲心理，“骄敌纵敌，持重待机”，让赵锡田自己走进绝地。与此同时，又指派相当数量部队阻击、钳制西面余敌，让赵锡田无援可求。
9月3日下午，整编第3师果然被牵引到了预定战场——定陶以西的大、小杨湖村，这时它和距离自己最近的整编第47师间隔已经从10公里扩大到12.5公里。当夜23时30分，刘伯承和邓小平抓住战机，下令对整编第3师发起进攻。战至9月6日中午，全歼整编第3师并俘虏赵锡田。定陶战役，刘、邓用“骄敌纵敌，持重待机”之计，打垮了国民党军大规模钳形攻势的西路钳头，粉碎了国民党军钳击歼灭解放军的计划。正如《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在题为《蒋军必败》的社论中所指出的：“这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势的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了。”
坚持大别山斗争，是刘、邓运用“骄敌纵敌，持重待机”谋略的典型战例。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发现“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而且，一些部队急于求战，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此时，刘伯承和邓小平断然决定采取持重待机之策。后来，邓小平回忆说：“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不久，刘伯承率领大军的司令部、直属队退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邓小平“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
为站稳脚跟，邓小平在持重待机的同时，采取了骄敌纵敌之计：“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西，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由于这支部队的来回跑，国民党军竟然得出“刘邓部四处流窜”的错误结论，邓小平的骄敌纵敌之计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试想，以小部兵力把敌人主力来回调动并骄其心智，待其精疲力竭后，再以“基本上不大动”的主力以逸击劳，怎能不稳操胜券？ 晚年邓小平对当年采取骄敌纵敌、持重待机的策略是满意的：“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算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
民族语言 民族风格
刘邓的军事谋略实践与理论极富民族特色。
“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谈到刘邓大军作战指挥上的神机妙算，邓小平曾经回忆过：“用伯承的话说，就是首先要靠弄清楚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他把这五个要素比作五行，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伯承最反对军事指挥上墨守成规，粗枝大叶，大而化之。他常用‘烧香找错庙门’，‘蚊子叮泥菩萨，看错了对象’等四川俗话，幽默诙谐地批评那些不重视侦察和调查，指挥莽撞，办事马虎的同志。”众所周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战争年代“长期共事，相知甚深”、“工作非常协调”。所以，强调“五行”，无疑是刘邓共同的谋略观。
“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在谋略运筹时，刘伯承和邓小平常常一反常规，不拘一格。比如，在抗日战争中，他们曾就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提出在敌占区运用“革命两面政策”，利用“革命两面派”打入“敌占区和敌伪组织内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配合反攻或反正。”“革命两面政策”、“革命两面派”的提出，赋予了“两面（派）”这个概念以积极意义，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战场上，邓小平非常欣赏这一立场：“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对于“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刘伯承也有自己的理解：“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谁不这样说？关键是要活用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来运用，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到了战场上，就要靠你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明末军事理论家茅元仪编辑了一本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他颇有见地地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大意是说，在《孙子兵法》诞生以前产生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进行了继承；在《孙子兵法》诞生以后产生的军事思想，不能不继承《孙子兵法》的精髓。刘、邓二人的军事谋略思想是同继承发展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民族优秀兵学思想分不开的。
以民为本 发动群众
在军事斗争中，为达成一定目的而构想并运用的计谋与策略，就是军事谋略。因为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所以刘邓二人在运筹军事、思谋定策时，始终着眼政治，认为军事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军事一刻也离不开政治。正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军事斗争，他们坚持人民战争致胜思想。比如，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始终认为，“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因此，他们主张对敌斗争应采取“以民为本，发动群众”的策略。
要“以民为本”，就必须爱百姓如子女、与人民共休戚，刘邓二人在这方面可谓典范。1942年12月，时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邓小平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文章为刘伯承庆祝50寿辰，文中写道：“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掳烧杀的罪行，必愤慨形于颜色；听到敌人拉壮丁，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就考虑保护民食的办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了有同志不关心群众的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吧，他看到村外的道路被水冲坏了，行人把麦地变成了道路，他便马上督促把路修好，麦地得到了保全。这类的事情，在他身上是太多了。他不仅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血战中，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师长刘伯承如此，政治委员邓小平当然不会后人。
在爱民如子、凝聚民心方面，他俩是有高度共识的。认为要“发动群众”，即“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
根据这一策略思想，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二九师根据毛主席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领导下，立即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一面命令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进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继续南犯的敌人；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组织了许多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太行山区的各地发动群众。”（刘伯承语）功夫不负有心人，太行山成为“日军难以征服的抗战圣地”。
抗日战争时期如此，解放战争时期同样如此。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很快站稳脚跟，正是这一策略思想。1949年10月，在回顾这一阶段的斗争时，刘伯承如是说：“我们所依靠的是人民，蒋介石所依靠的是碉堡……也就是说，我们的军队结合人民以广大的面来包围蒋介石孤立的点……这也就是二野在大别山战争胜利以及全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谈话中，提起挺进大别山后的战斗，有这么一段话：“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正是由于广泛建立军区、军分区发动人民群众，刘邓大军才在中原落地生根。
战略轻敌 战术重敌
在军事斗争中面临强敌，如果战略上过于重视敌人，就会不敢斗争；如果战术上过于轻视敌人，就会导致作战失利。如何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刘邓二人和毛泽东是不谋而合的：战略上敢于轻视敌人，战术上必须重视敌人。简言之，就是战略轻敌，战术重敌。
抗战初期，面对日军的长驱直入，国际国内都对中国的抵抗能力表示怀疑。这时，邓小平代表129师全体官兵，适时喊出了中华民族敢于轻视强敌的最强音：“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下同）但是，作为世界强国，日军的战役、战术指导能力不容低估。因此，刘邓二人也特别强调：“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锐敏性。”“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针政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要“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
1937年九十月间，刘伯承率领129师北上抗日，途中他反复跟干部们讲“今后如何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对付新的敌人的问题”。讲话中，他高瞻远瞩地说：“孙子兵法中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己，就是熟悉自己部队的状况。新形势下的知己，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三大民主’，搞好军事训练。对部队光熟悉还不够，还要迅速提高它，游击战怎么打，运动战又怎么打，二者的关系怎么摆。又怎样互相配合。解决了这一切，才算是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就是了解敌人、研究敌人。目前要把敌人的装备、编制、训练、战术都了解清楚，他擅长什么，弱点何在，有何习惯，士气怎样，都要一一弄明白，不然今后作战要吃亏。日本侵略军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军队，他们除了有飞机、大炮外，还有战车、装甲车，甚至可能施放毒剂。敌人的本质是虚弱的，会无所不用其极，这一点应该充分估计到。我们到太原领到防毒面具后，我来教你们使用。我在苏联学习时练习过，不过第一次我没戴好，气被憋得出不来，眼泪直流，可是吃了苦头。”一席话说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通俗、易记，干部们愉快地接受下来了。正是敢于战略轻敌，又时刻注意战术重敌，129师成为华北地区一支抗日劲旅。 1947年夏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国民党军队重兵“追剿”，形势极其严峻。这时，敢于战略上轻视敌人，就成为全军的精神支柱，刘伯承、邓小平适时提出：“应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敢于战略上轻视敌人，不是凭空呐喊，而是建立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并善于研究敌人基础之上的。当时，他们认真分析了对手：“我当面敌人只有二十三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失败，战略上愈显被动。”（注：1947年8月邓小平草拟的文件中语句）此外，还有陈（赓）谢（富治）兵团和陈（毅）粟（裕）大军的“互为配合”、“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及“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结果，全军士气高涨，很快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1948年4月，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的刘邓大军，又面临一个问题：“很多同志不相信毛主席讲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以为美国出兵凶得狠，我们非失败不可。”这又是一个敢不敢斗争的问题。这时，邓小平已经把战略上敢于轻视敌人、战术上必须重视敌人并善于研究敌人上升到理性高度：“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要不得的。特别是作为共产党员，反帝反封建是我们的革命纲领、革命任务，我们为什么要怕帝国主义……具有优良品质的共产党员，应该回答：和他干，干到底！就要有这个气魄……我们要敢于藐视美帝国主义，鄙视那些怕外国人的奴才相，要发扬正气。美国出兵是世界问题，他叫喊出兵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从思想上树立明确的观念，他出兵也一样能被打败，我们一样能胜利。我们要敢于胜利，一切‘右’的思想情绪都得加以克服。”
瓦解敌军 釜底抽薪
《孙子兵法》有言，“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大意是说，敌方士兵的气势可以打压，敌方将领的决心可以动摇；我方队伍时刻保持严整等待敌方队伍出现混乱，我方队伍时刻保持镇定等待敌方队伍出现哗变，这是精于心理作战的表现。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对于动摇敌人军心并加速敌军崩溃，自然是釜底抽薪之举。
1926年夏秋，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的北伐战争挺进至长江流域，刘伯承受党中央的派遣，与朱德、吴玉章等一起组织和领导了沪州、顺庆（南充）起义。当时，起义的部队有5个旅、1.2万人之众，共推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这次起义从当年12月初坚持到1927年5月中旬，既强有力地壮大了北伐战争的声势，又实现了中共中央确定的抑制川军主力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刘伯承领导的这次起义，“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沪顺起义是共产党人对北伐战争的一大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最初尝试，更是刘邓“瓦解敌军，釜底抽薪”谋略思想的发端。
作为政治主官，邓小平指挥作战，更是非常注意从心理上瓦解敌军，这可让敌方自乱阵脚，达到釜底抽薪的功效。1945年10月，上党战役结束后，刘、邓随即组织了平汉战役。争取高树勋起义，是这一战役中刘邓大军采取瓦解敌军、不战屈敌谋略的一个杰作。日本刚刚投降，蒋介石就派马法五的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高树勋的新八军从河南新乡出发，沿平汉路北上意欲打通平汉线，并进一步组织对中共控制下的华北、东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当时，毛泽东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邯郸摆开战场，消灭敌人守卫南大门。此战关系全局，刘邓经过紧张谋划，决定在漳河以北和邯郸以南及滏阳河两岸的狭窄地带布下“口袋阵”，待敌北进钻入之后，再相机打击。
之所以要相机打击，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要力争原西北军将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就地起义。当时，刘、邓获悉：高树勋不满于蒋介石及其亲信对他的排挤和歧视，表示愿同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经紧急研究，决定派专人速往高树勋部，带去口信：认清形势，瞻念前途，毅然举行起义。高树勋得到口信后态度很好，只是顾虑家眷还在徐州。刘伯承和邓小平当即请示党中央令陈毅派专人把高树勋的家眷从徐州接出来送到了解放区，解除高树勋的后顾之忧。1945年10月底，刘伯承和邓小平又派参谋长李达（西北军旧人）进入新八军驻地看望高树勋，进一步坚定他起义的决心。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到武安县进行整编，成立“民主建国军”，加入人民军队阵营。
关于高树勋起义的作用，邓小平这样说过，“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根据这一经验，人民解放军各部对参加内战的国民党军队广泛开展了“高树勋运动”，对分化、瓦解敌军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晚年，邓小平在回顾第二野战军的征战历程时，对争取高树勋起义还津津乐道，可见这是刘、邓合作的得意之战：“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
敌进我进 因粮于敌
刘伯承和邓小平一直认为，面临敌人的进攻，必须在内线防守的同时，采取“敌进我进”之策，用相当兵力跳出内线到外线作战，使敌占区也成为战场，并依靠敌占区取得粮食等供应，也就是运用《孙子兵法》所说的“因粮于敌”。
129师坚持太行山敌后抗日斗争，就基本体现了这一谋略思想。当年，刘伯承曾自豪地说过，“在反‘扫荡’斗争中，我们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腹地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清剿’部队，主力则转至外线，配合边沿区的游击集团、敌占区的武工队、小部队，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捣毁其补给点。敌人的‘扫荡’虽然来势汹汹，但进入我根据地后，立即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敌人的交通线和后方的据点、碉堡，又不时这一处、那一处，为我转出外线的部队破坏、袭击、夺取。敌人到处损兵折将，顾了这里，顾不了那里，最后不得不狼狈退出我根据地。”面临凶恶的日寇，刘、邓敢于“敌进我进”，在“捣毁其补给点”的同时自然而然实现了“因粮于敌”。 1940年春夏，交通斗争中迭遭打击的华北的侵华日军恢复并强化铁路、公路和据点，继续推行“囚笼政策”，加强了平汉、正太两条铁路的守备，割断了太行山区与冀南平原、晋察冀战略区之间的联系。刘伯承觉得，要根本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必须“敌进我进”，要积极开展交通斗争的总力战，对平汉、正太等铁路干线进行全面、彻底的破毁，使日军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同时实现“因粮于敌”。7月下旬，破击正太路为主的《战役预备命令》由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了，其战役意图正是刘伯承所盼望的。129师负责破击正太铁路西段。8月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就作战指导思想给各部队发指示，要求部队“坚决地向着敌占区和铁道交通线。对敌深入之据点，则应以小部队坚决地、经常地、真正地接敌活动。对敌延伸之公路，以小部队掩护自卫队破袭，特别不准敌人修成由南到北与铁路平行的汽车路，而将基干军队和游击队不断地轮流辗转破袭平汉路。这样就可使敌被动，阻敌向内延伸，又可开展敌占区工作，解决粮食特别是铁路东西交通问题。”各部队接到这个指示，进一步认识到破击铁路是交通斗争的中心环节，扭转了部分干部的破击铁路不如打据点光彩的观念。八路军这次“破路”大战，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在运筹“两冀牵制、中间突破”的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点上，刘伯承、邓小平与毛泽东不谋而合，这就是刘伯承回顾过的：“内线作战时，我们是全民以赴，全力以赴，解放区经济被破坏了，不反攻到外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是不行的。转到外线作战，兵源、粮源、饷源皆取之于敌区，敌粮源、饷源在中原主要是取之于蚌埠与淮河流域。我到中原，敌之粮源为我利用，饷源也为我利用，即吃穿用皆取之于敌。兵源我们搞瓦解敌军，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逃跑回家，投诚过来没事。从而敌人丧失了在中原的粮源、饷源、兵源。战争是人力、财力、物力的较量，我们出击到外线，就是破坏敌人的人力、财力、物力，保护解放区。”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成功实施“敌进我进，因粮于敌”之谋略，强有力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对于这一战略成效，邓小平表示：“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评价战局的时候，第一讲到中原，对中原的成绩估计得很大。”
骄敌纵敌 持重待机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绝大多数岁月里，人民军队都是居于战略劣势，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在敌强我弱面前，盲动只能导致失败。在抗日战争中，129师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由于“常常发生暴露自己的错误，每次暴露的结果，都遭到敌人的报复或破坏，吃亏很大。”正是基于本部队的挫折，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提出：“今后在一切方面都要注意不暴露，善于隐蔽地从各方面积蓄力量，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惟有如此，才能积蓄起力量，也才能打到敌人的痛处。”在这里，邓小平深刻揭示了骄敌纵敌、持重待机的谋略思想。
1946年8月28日，蒋介石在冀鲁豫战场出动10万重兵，矛头直指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东线第5军（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和2个整编师，从砀山、虞城一带扑来；西线整编第3师（蒋介石嫡系）和4个杂牌师，从封丘、开封、考城一线扑来。蒋介石对这次进攻期望很大，力图在南线战场打开一个缺口，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亲自到开封部署。敌人东西对进，刘伯承和邓小平认真地分析了敌情：敌人东线兵力较强大，西线兵力较薄弱。于是，他们决定先从西线“开刀”，将歼灭目标直指这一路敌人中蒋介石唯一的嫡系部队整编第3师。一旦歼击得手，西线余敌将不战而逃。
为了消耗、疲惫、迷惑敌人，掩护主力争取短暂体整，刘伯承和邓小平特令第6纵队抽出两个团，对整编第3师作运动防御，按计划诱敌至预定战场。整编第3师师长赵锡田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兵精弹足，根本看不起晋冀鲁豫野战军，狂妄吹嘘“不用两星期，占领鲁西南”；又仗着是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认为郑州绥靖公署和左右两翼的“友军”不敢不支援他，所以一味孤军深入。刘伯承和邓小平利用他的骄傲心理，“骄敌纵敌，持重待机”，让赵锡田自己走进绝地。与此同时，又指派相当数量部队阻击、钳制西面余敌，让赵锡田无援可求。
9月3日下午，整编第3师果然被牵引到了预定战场——定陶以西的大、小杨湖村，这时它和距离自己最近的整编第47师间隔已经从10公里扩大到12.5公里。当夜23时30分，刘伯承和邓小平抓住战机，下令对整编第3师发起进攻。战至9月6日中午，全歼整编第3师并俘虏赵锡田。定陶战役，刘、邓用“骄敌纵敌，持重待机”之计，打垮了国民党军大规模钳形攻势的西路钳头，粉碎了国民党军钳击歼灭解放军的计划。正如《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在题为《蒋军必败》的社论中所指出的：“这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势的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了。”
坚持大别山斗争，是刘、邓运用“骄敌纵敌，持重待机”谋略的典型战例。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发现“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而且，一些部队急于求战，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此时，刘伯承和邓小平断然决定采取持重待机之策。后来，邓小平回忆说：“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不久，刘伯承率领大军的司令部、直属队退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邓小平“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
为站稳脚跟，邓小平在持重待机的同时，采取了骄敌纵敌之计：“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西，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由于这支部队的来回跑，国民党军竟然得出“刘邓部四处流窜”的错误结论，邓小平的骄敌纵敌之计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试想，以小部兵力把敌人主力来回调动并骄其心智，待其精疲力竭后，再以“基本上不大动”的主力以逸击劳，怎能不稳操胜券？ 晚年邓小平对当年采取骄敌纵敌、持重待机的策略是满意的：“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算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
民族语言 民族风格
刘邓的军事谋略实践与理论极富民族特色。
“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谈到刘邓大军作战指挥上的神机妙算，邓小平曾经回忆过：“用伯承的话说，就是首先要靠弄清楚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他把这五个要素比作五行，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伯承最反对军事指挥上墨守成规，粗枝大叶，大而化之。他常用‘烧香找错庙门’，‘蚊子叮泥菩萨，看错了对象’等四川俗话，幽默诙谐地批评那些不重视侦察和调查，指挥莽撞，办事马虎的同志。”众所周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战争年代“长期共事，相知甚深”、“工作非常协调”。所以，强调“五行”，无疑是刘邓共同的谋略观。
“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在谋略运筹时，刘伯承和邓小平常常一反常规，不拘一格。比如，在抗日战争中，他们曾就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提出在敌占区运用“革命两面政策”，利用“革命两面派”打入“敌占区和敌伪组织内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配合反攻或反正。”“革命两面政策”、“革命两面派”的提出，赋予了“两面（派）”这个概念以积极意义，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战场上，邓小平非常欣赏这一立场：“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对于“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刘伯承也有自己的理解：“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谁不这样说？关键是要活用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来运用，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到了战场上，就要靠你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明末军事理论家茅元仪编辑了一本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他颇有见地地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大意是说，在《孙子兵法》诞生以前产生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进行了继承；在《孙子兵法》诞生以后产生的军事思想，不能不继承《孙子兵法》的精髓。刘、邓二人的军事谋略思想是同继承发展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民族优秀兵学思想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