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8月4日上午11点半，一位99岁老人的骨灰被撒在了南昌赣江中，回归到这片他挚爱的土地里。三天前的晚上，文史大家、诗人刘世南于家中安详离世。
　　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刘世南的遗愿。他生前极为服膺钱钟书，曾致信钱钟书，希望能当他的学术助手，因此希望死后能像钱钟书一样丧礼从简，不留骨灰。
　　1948年，高一肆业的刘世南在江西遂川縣中学教高中语文与初中历史，有一位叫王先荣的同事，因为都热爱文学，所以两人时常闲聊。某次，王先荣转述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轶事：学院有一对父子教授，父亲叫钱基博，儿子叫钱钟书。这位钱钟书先生少年英俊，非常高傲，有一次在课堂上居然对学生们说：“家父读的书太少。”有的学生不以为然，把这话转告钱基博，老先生却说：“他说得对，我是没有他读的书多。首先，他懂得好几种外文，我却只能看林琴南译的《茶花女遗事》;其次，就是中国的古书，他也比我读得多。”
　　听到这个故事，一般人都觉得钱钟书太过狂妄，但刘世南却十分钦佩钱钟书，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凡是学识高明的人，总不能被一般俗人所了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共同语言，俗人自然以他们为狂了”。
　　“文革”十年，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今南昌市新建区）铁河中学的刘世南以为钱钟书劫数难逃。谁料却在1977年国庆节后几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国庆观礼代表名单中赫然写有“钱钟书”三字。刘世南大喜过望，觉得上天总算给中国留下了一颗读书的种子。为此，他寄出了给钱钟书的第一封信。一段值得称道的交谊开始了。
　　信中除表达对钱钟书的服膺、希望成为钱钟书助手的意愿之外，还附寄了一篇题为《谈古文的标点、注释和翻译》（后由吕叔湘推荐发表在《中国语文》）的论文，纠正上海古籍等出版社的注本错误，并分析其原因。同时信中还列举了侯外庐、周振甫两位的错误。
　　钱钟书收到信后，对刘世南的学殖非常欣赏。他虽然不同意刘世南拜师、当助手，但积极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推荐名不见经传的刘世南。
　　高一肆业的刘世南，为何能让钱钟书仅凭一封信与一篇论文便积极向社科院等单位推荐？
　　1923年出生的刘世南，父亲是前清秀才。他在父亲的指导下接受传统教育，3岁识字，5岁读书，每天由父亲讲解之后，理解性背诵，如此坚持了12年，所涉书目包括《小学集注》、“四书”、《诗经》《尚书》《左传》《纲鉴总论》。
　　当时家中藏书颇丰，甚至藏有“九通”（指《文献通考》《通典》《通志》《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等大部头，刘世南得以广泛涉猎古今文史及西方新书，此后终身以读书为乐。在读书的同时，刘世南还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了七八年文言写作。
　　可以说，刘世南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教育，不仅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坚实基础，也对他淡泊、耿介的士人性格的形成有深远影响。
　　到了1941年，因为抗战持续，家中存款化为乌有，刘世南刚读完高一便被迫辍学，后从事中学国文教育。
　　那段时期，刘世南在一本英文杂志上看到了钱穆的自传。由此得知钱穆并未读过大学，在执教小学之余，通过刻苦的自学，最终获聘为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教授。“这给我极大鼓励。我想，我读了12年的古书，基础也许不比他差，关键就在于能否刻苦，而且持之以恒。他能这样，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刘世南在一次访谈中说。
　　就这样，刘世南把钱穆提到的古人读书法“柔日读经，刚日读史”稍加改变，按照“柔日读子，刚日读英文”的习惯，一直坚持了下来。即使后来在江西师范大学退休之后，这样的日课仍坚持不懈。
　　1979年，经汪木兰、唐满先、周邵馨等人（皆为刘世南在永新中学时所教的学生）的推荐，刘世南调到了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刘世南在《在学术的殿堂外》一书中回忆，当时他对汪木兰等学生说：“你们推荐我到师大教书，我最感激你们的，不是使我当上了大学老师，而是让我跳进了知识的海洋，任情游泳。”
　　“每次从书库出来，走到校图大门的台阶上，阳光和微风照拂着我全身，我抬头注视着蓝天，内心喃喃自语：‘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不以学术徇利禄

　　调入江西师范大学后，刘世南因为高中肆业及某些言论受到排挤，被安排到中文系的《读写月报》编辑部，不能给本科生上课。刘世南为了抗议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曾要求调离江西师大，但时任江西师大党委书记郑光荣爱才，他了解内情，向有关人说：“你们认为他不适宜教本科生，好的，以后叫他专带研究生好了。”由此，刘世南与另外一位老教授刘方元（钱基博弟子）一起带研究生。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丹是刘世南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回忆起上课的情形，他十分佩服老师惊人的记忆力，“刘老师不仅能背四书、《诗经》、《楚辞》这些，就是没有韵的《左传》，整整19万字的原文，他都能信手拈来。当时刘老师给我们上《左传》课，他就拿着一张小卡片，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讲。”
　　刘世南也要求学生多读书、多做读书笔记。当时江西师大的研究生住在青蓝湖旁，他们的宿舍窗户正对着校道，刘世南经常在晚上11点多经过，看看他的学生是否还在用功读书。郭丹说：“幸好那时候我们这些硕士都比较晚睡，基本没有一个人在12点前睡觉的。”
　　刘世南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校和系里的图书馆。即使是除夕当天，他也手不释卷，直到闭馆。某年他在写给学生郭丹的信中说：“现在是除夕下午近4点钟，图书馆阅览厅里只有我和张馆长两人;张馆长亲自值班，坐在阅览厅陪我，等我读书读到4点关门，现在正看着我微笑。”更让郭丹惊讶的是，2015年的大年初一上午9点20分，他给老师打电话拜年，结果年逾90的老师竟然在电话的另一头对他说：“校图书馆已经放假，我现在在省图书馆看书。” 　　最初调入江西师大，刘世南没有任何职称。1982年初评职称时，系里认为刘世南的学术水平应该评副教授。但系领导保险起见，劝说他先报讲师，他坦然接受。以至于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听说刘世南只是讲师时，只有惊愕、叹息。
　　几年后，合作已久的刘方元几次劝说刘世南申报正教授职称，刘世南认为“假如自己实至名归，这事应该由组织上去考虑”，并未申报，结果67岁的刘世南以副教授职称退休。
　　刘世南在《师友偶记》中解释，“那是因为我不以学术徇利禄。”后来他从杂志上知道了沈志华曾作为独立学者，在高校之外自由做研究，说：“沈志华这样的自由人真让人羡慕，可是一般学人没法学习他。他是先下海经商发了大財，才洗手转行来搞学术研究的。”
　　在教学之余，刘世南积15年之功写作《清诗流派史》，其间没有申请过一分钱的项目、科研经费。
　　1995年《清诗流派史》先在文津出版社出版，后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自费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籍部的编辑听说了此事，十分难过，决定请刘世南选注清代古文，以此稿费作为补偿。
　　《清诗流派史》一书的价值，在学术界早有定论，被称为清诗研究的经典著作，已故四川大学教授白敦仁评价该书：“如大禹治水，分疆画野，流派分明”，“若网在纲，二百年诗歌发展痕迹，觉眉目清楚，了然于心”，足见该书的价值。但更为重要的是刘世南著书的宗旨与态度。
　　他以顾炎武所谓的著作“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为目标，填补清诗史研究的空白，自言：“躁，心态浮躁，竞，追逐名利。两者治学大忌，必须坚决消弭。我写此书的15年，是包括在编时的10年和退休后的5年。我没有考虑过写此书和评职称的关系，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评奖活动，想到的只是这工作体现了我的人生价值。”

　　而在具体的写作中，刘世南通过研究清代士大夫的心灵史，抉发他们在专制政治压力之下的挣扎、彷徨与追求，从而论证自己所信仰的治平之道。
　　书中对清代诗人吴兆骞所谓“迁谪日久，失其天性”的剖析极为深刻。刘世南写道：“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启发：愤怒固然出诗人，但这首先得有个允许你愤怒的环境。如果处身于极端专制的高压之下，你连愤怒也不可能，哪里还会有真正的创作。秦朝没有文学（除了李斯的歌功颂德之作），其他最黑暗的专制野蛮时代也没有真正的文艺，不仅是客观条件不允许作家说真话，某些作家甚至主观上也丧失了创作的灵感。吴兆骞这则诗论就说出了作家主观条件的问题。所以，它是深刻的，是前无古人的。他的灵魂深处的躁动和苦闷，实在类似司马迁。但司马迁能利用私家修史的地下活动，创造出伟大的“谤书”——《史记》。吴兆骞遭难后的23年，却始终生活在专制魔掌之下，连内心世界也毫无自由。他只能在‘失其天性’的情况下，被迫扭曲地写出自己的某些痛苦。这就是纪昀等人所谓‘自知罪重谴轻，心甘窜谪，但有悲苦之音，而绝无怨怼君上之意’。”
　　经历过新旧时期的刘世南，将他的感悟与思考倾注到了这部《清诗流派史》。该书除了是一本经典学术著作外，又何尝不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士大夫淑世之作呢？

淑世的知识分子

　　“学术研究，是我主要的生活内容，也是我的生命价值。我从事科研，不是为了职称、奖金，以及其他福利，而是为了自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继承和发展知识，以服务于国家、民族和人类。这就是我为什么越来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缘故。”
　　因为有这样的信念，刘世南痛感于科研量化对学术的伤害，多年来奔走呼号。2003年，他在浙江大学讲学，与几位年轻博士相交。巡回浙闽数省讲学，回到南昌家中后，收到浙江大学朱则杰教授的来信。信中说，一位博士可能是博士阶段硬要在某级刊物发表多少文章，导致不堪重负。
　　听到这事的刘世南惊愕莫名，气愤不已。因为他深知“学术研究如蚕吐丝、蜂酿蜜，怎能规定每年要发几篇论文到核心期刊上、一年要出几本专著？这是急功近利、揠苗助长，徒然造成弄虚作假的风气。”
　　他认同资中筠的观点，“文科，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出大儒。”但培养大儒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积累数十年的学养与识见。而科研量化考核，逼迫着众多学者被动地产出“短、平、快”论文，其中价值必然要打很大的折扣。“按照这种考核方法，钱钟书先生也可能连续几年不及格。”
　　在这样高强度、快节奏的大环境下，古典文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也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古籍点注者水平不过硬，点注质量差，断句、标点错误多，注释硬伤累累。更有一种怪象：“古籍的标点或注释，和其他学术论文与专著比起来，奖金方面差距很大。决策人不了解，‘俭腹高谈’的人，论著可以倚马千言，其实大多‘著书不立说’，要他动手标点古籍，马脚便露出来了。这种事还少吗？”
　　刘世南对此反复向相关部门反映，向各高校、机构反复强调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应该要有扎实的根底与素养。他提出了几个要求，其中要精读打好根底的书，特别指出“十三经”必须要全部阅读，“不但通读，还要熟读其中的《论》《孟》《易》《书》《诗》《礼记》与《左传》。因为自两汉以迄明、清，中国的文人，无不从小就熟读这些经典，你要研究他们所作诗、文，怎能不了解他们读过的主要书籍？”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刘世南强调“要学会写古文、骈文、旧诗和词”。他强调：研究古典文学的，不会创作，其分析评论古人作品和理论，往往隔靴搔痒，不能鞭辟入里，所作只是一些模糊影响之谈。而现在许多青年学者虽然勤读诗话、广究文论，但是因为旧学功底不扎实，又不通诗文创作，往往只能皮傅于西方诗论、文论及既往的传统观点，以此震惊俗人，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刘世南的古典诗文水平很高，力主典雅，诗求融冶唐宋，唐肌宋骨。他的诗颇多因时而发，所以对于前引吴兆骞的创作心态才能剖析得如此深刻贴切。这是诗歌创作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反哺。
　　对学术一丝不苟的刘世南，在生活上却极其简单。为了节省时间到图书馆读书，时常一次弄好十天半个月的菜。衣物、鞋子也多是捡毕业学生丢弃的。郭丹说：“刘老师是位很纯粹的人。除了读书做研究，其他方面都不太在意。记得我还在学校的时候，有次刘老师在图书馆看书，突然下起大雨来。然后看见师母不仅送雨伞过来，还顺带着把雨鞋也带过来。我说师母真的太细心了。师母说：‘世南他人粗心得很，不给他准备好，他肯定都要淋湿了’。”

　　劉世南伉俪并未育有子女，随着妻子的离世，刘世南萌生了将毕生省下来的钱捐出去的念头，用以资助那些需要帮助且值得帮助的寒门子弟。他对日常照顾他的李陶生说：“我虽然有亲人，但是他们生活都很宽裕，不需要我的帮助，我不会锦上添花。而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则要雪中送炭。”
　　“2018年老师住院时，我过去看他。希望他能吃好一点，补充点营养。我就给他包了两千块钱红包。结果他当场就交给陶生，嘱咐他把钱存好，加到给贫困生的钱里头。”郭丹回忆道。
　　这就是刘世南，一位淡泊、纯粹的知识分子。他并不困守书斋，而是时刻关心着国家、民族命运，年轻时更曾尝试劝刘峙（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学傅作义起义。晚年仍力学不倦，著述不断，并为学术的健康发展不断奔走、呼号，堪称国士。“老师这样的经历和学问功底，是我们这些后辈很难复制、企及的。”
　　“章门晚卧大螺居。狐正首丘也不如。更一百年谁识我，已无好梦到华胥。”这首七绝是刘世南在2020年岁末写的，对于第三句的发问，一千年前，同为江西人的黄庭坚已经给出了答案。他在《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中称颂严光说：“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
　　化作赣江一丝清风的刘世南，必然会继续沾溉、影响后学。
　　（参考文献：刘世南《师友偶记》《在学术的殿堂外》《清诗流派史》;感谢福建师范大学郭丹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刘松来教授的帮助）
　　刘世南
　　1923年生于江西吉安，文史学者，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代表作有 《清诗流派史》 《在学术殿堂外》 《大螺居诗文存》 等，其中 《清诗流派史》 被学界视为清诗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曾任 《全清诗》 编纂委员会顾问、江西省古籍整理中心组成员、《豫章丛书》 整理编辑委员会首席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