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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近四十年，从大学毕业至今，我在艺术这条道上已走了太长太久，美术界依旧是花开花落，风风雨雨。我们从封闭自负中走出来，经过了多少渴望、彷徨、质疑，甚至绝望，似乎开始有点无所谓了，过去的价值观仿佛已深埋黄土，至今仍长不出什么新芽来。我们好像越来越圆滑了，不会再为是否“坚定”而自寻烦恼。我们好像也越来越功利了，更不会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寄放给空虚的未来。当然这一切似乎丝毫不会影响我们越来越膨胀的野心。
时至今日，我再次很想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从哪里来？走到哪里了？我和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传统，我的当下，我的“圈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的过去加上我的今天，一定等于我的明天吗？
……
2000年之后，我的个人生活不断变化，就像“失忆”一样，我想躲在花家地，想拼命“遗忘”过去的东西，但又忘不掉，反而这种“记忆”变成像梦一样的东西不停出现。
由于生活变化速度加快，人们往往就会面临一个记忆被抹掉的挑战。比如熟悉的一條街，在一个月之内可能就没有了，童年、少年的记忆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就被改变。作为一个到北京的外地人，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学会忘掉你是从哪里来的。像我是从四川来的，喜欢重口味的食物，那么在北京就待不下去，所以我首先得忘记是哪来的，忘记重口味，才能在这待下来。我慢慢地意识到，“适应”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本能。你要面向未来，就必须学会适应。但“记忆”是人的天性，甚至说“记忆”成为了人生存的理由。如果把自己的“失忆”与“记忆”的关系处理好，就可以正常地生活了，而生活变化得太快，我们根本来不及去思考。于是，人就处在了“失忆”与“记忆”之间的一种混乱、矛盾的状态。
2003年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在准备香港和巴黎个展的过程中，我正式明确了“失忆与记忆”这一系列。当我回顾我的记忆时，发现所有的记忆全部都变成了碎片，已经分不清楚“记忆”和“现在”哪一个更真实。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想看一看过去。我看到的是我在1997年画的一些草图，有些符号，像灯泡、电视机、书、笔、墨水突然一下子全部蹦出来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把这些符号整理了一下，发现离不开的就是这几个东西。这种感觉很奇怪，我的身体活在今天，但是我的思想却回到了80年代，人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
2005年，黄专要做一个展览，希望我不要拿油画作品参加。因为书写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是一种非常重要、非常难忘的身体语言，我又一直有文字情结，所以我当时简单的想到我应该把我的生活记录下来。慢慢地，我觉得这种状态很有意思。从表面上看，我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但这种方式却帮我恢复了许多曾经失去的某种很可贵的东西，使我保持了一种比较能够接触内心的状态，我就给这种状态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描述”。它的形式是我用一个数码相机跟我一起“看”电视，遇见有意思的镜头就把它拍下来，拍下的电视节目的动态画面很多都是虚的，或者是构图不完美的。然后我用笔在照片上面写字、抄日记，抄一些读过的书中的段落，或者听过的音乐的乐谱，总之是跟图片本身没有联系的，相互分离的一种状态。
2006年，我想画一些新的东西。于是就从“描述”系列的图像里面选了一些素材，其中除了我父母的房间就是老图片，用油画的方式把它再现出来，又增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里和外”正是这批作品的最初命名。“里”就是家庭里面的室内空间，比如当我看到父母的房间受到启发 。“外”就是室外风景，但是我习惯选取建国初期的风景。我从50年代旧画报上看到，那时候中国人觉得最好看的风景图片是工地、拖拉机、北海，还有轮船、水坝等，唯一比较优美抒情的就是北海。我觉得很有意思，就画了下来。其实这是一种社会新风景的概念，体现的是当时的人们对生活、对未来的向往。
我画这组室外“风景”的同时也在画室内，我想形成一种对比，个人的家庭生活跟他在外面的风景的对比。风景是旧的，而房间是今天的，但今天的房间你能感受到旧的美学对它的影响，比如绿墙、房间的布局。后来的 “绿墙”系列就是“里”这个部分的表现。其实所谓的“里”和“外”都是受着同一种文化的影响，所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里和外”，只有心理上的一种空间的概念，只是基于一种美学原则的图片的呈现方式不同。
画完之后，我发现在这组画里，我有意识地想往回走一步，也就是把个人性放到一边，先去接近资料本身，比方说图片、照片的感觉。所以我在创作中还原了大量的这种感觉，只加了一些高音喇叭和灯泡之类的。但是我办完展览后，又觉得要有一些改变，不能太依赖于图片等资料了，所以才画了像《村公所》这样的作品。
在2006年的展览以后，我停了一段时间。经过思考，我认为还是要画我心理上的图像，而不是视觉上所看到的图像。这样的思考是对我自己的重新定位，我对艺术的感觉的一次重新定位。我明白我不是一个历史主义画家，也不要做一个纯观念性的画家，而是想创造一种我心灵上体会到的图像，跟记忆或者现实中的某些事物产生关联的图像。我觉得我离不开一种叙述性，应该立足于叙述性重新开始思考。
其实画“血缘-大家庭”，画“风景”，画“电视机”，到后来画“绿墙”，对我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看中的不是画的内容，而是我想要表达的情感一直没有改变过。它跟我的记忆有关。绿墙和我们那代人过去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关系，包括涂着绿墙的房间中的其他摆设物件，都和我们过去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在我看来都是记忆中的图像。但是我觉得这个主题还不仅仅是怀旧，它更多想表达的是一个人在面对这种记忆时的内心状态，所以我在画面里增加了很多想象的元素。
……
虽然这些年来的艺术之路走得比较漫长，感觉很辛苦，但又觉得很有意思。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血缘-大家庭”好像成了我的魔咒，大家记住了它而忽略了我其他的方面，但我又是幸运的，因为又有可以让大家记住的东西。这十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能进步一公分。
时至今日，我再次很想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从哪里来？走到哪里了？我和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传统，我的当下，我的“圈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的过去加上我的今天，一定等于我的明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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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之后，我的个人生活不断变化，就像“失忆”一样，我想躲在花家地，想拼命“遗忘”过去的东西，但又忘不掉，反而这种“记忆”变成像梦一样的东西不停出现。
由于生活变化速度加快，人们往往就会面临一个记忆被抹掉的挑战。比如熟悉的一條街，在一个月之内可能就没有了，童年、少年的记忆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就被改变。作为一个到北京的外地人，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学会忘掉你是从哪里来的。像我是从四川来的，喜欢重口味的食物，那么在北京就待不下去，所以我首先得忘记是哪来的，忘记重口味，才能在这待下来。我慢慢地意识到，“适应”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本能。你要面向未来，就必须学会适应。但“记忆”是人的天性，甚至说“记忆”成为了人生存的理由。如果把自己的“失忆”与“记忆”的关系处理好，就可以正常地生活了，而生活变化得太快，我们根本来不及去思考。于是，人就处在了“失忆”与“记忆”之间的一种混乱、矛盾的状态。
2003年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在准备香港和巴黎个展的过程中，我正式明确了“失忆与记忆”这一系列。当我回顾我的记忆时，发现所有的记忆全部都变成了碎片，已经分不清楚“记忆”和“现在”哪一个更真实。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想看一看过去。我看到的是我在1997年画的一些草图，有些符号，像灯泡、电视机、书、笔、墨水突然一下子全部蹦出来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把这些符号整理了一下，发现离不开的就是这几个东西。这种感觉很奇怪，我的身体活在今天，但是我的思想却回到了80年代，人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
2005年，黄专要做一个展览，希望我不要拿油画作品参加。因为书写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是一种非常重要、非常难忘的身体语言，我又一直有文字情结，所以我当时简单的想到我应该把我的生活记录下来。慢慢地，我觉得这种状态很有意思。从表面上看，我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但这种方式却帮我恢复了许多曾经失去的某种很可贵的东西，使我保持了一种比较能够接触内心的状态，我就给这种状态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描述”。它的形式是我用一个数码相机跟我一起“看”电视，遇见有意思的镜头就把它拍下来，拍下的电视节目的动态画面很多都是虚的，或者是构图不完美的。然后我用笔在照片上面写字、抄日记，抄一些读过的书中的段落，或者听过的音乐的乐谱，总之是跟图片本身没有联系的，相互分离的一种状态。
2006年，我想画一些新的东西。于是就从“描述”系列的图像里面选了一些素材，其中除了我父母的房间就是老图片，用油画的方式把它再现出来，又增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里和外”正是这批作品的最初命名。“里”就是家庭里面的室内空间，比如当我看到父母的房间受到启发 。“外”就是室外风景，但是我习惯选取建国初期的风景。我从50年代旧画报上看到，那时候中国人觉得最好看的风景图片是工地、拖拉机、北海，还有轮船、水坝等，唯一比较优美抒情的就是北海。我觉得很有意思，就画了下来。其实这是一种社会新风景的概念，体现的是当时的人们对生活、对未来的向往。
我画这组室外“风景”的同时也在画室内，我想形成一种对比，个人的家庭生活跟他在外面的风景的对比。风景是旧的，而房间是今天的，但今天的房间你能感受到旧的美学对它的影响，比如绿墙、房间的布局。后来的 “绿墙”系列就是“里”这个部分的表现。其实所谓的“里”和“外”都是受着同一种文化的影响，所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里和外”，只有心理上的一种空间的概念，只是基于一种美学原则的图片的呈现方式不同。
画完之后，我发现在这组画里，我有意识地想往回走一步，也就是把个人性放到一边，先去接近资料本身，比方说图片、照片的感觉。所以我在创作中还原了大量的这种感觉，只加了一些高音喇叭和灯泡之类的。但是我办完展览后，又觉得要有一些改变，不能太依赖于图片等资料了，所以才画了像《村公所》这样的作品。
在2006年的展览以后，我停了一段时间。经过思考，我认为还是要画我心理上的图像，而不是视觉上所看到的图像。这样的思考是对我自己的重新定位，我对艺术的感觉的一次重新定位。我明白我不是一个历史主义画家，也不要做一个纯观念性的画家，而是想创造一种我心灵上体会到的图像，跟记忆或者现实中的某些事物产生关联的图像。我觉得我离不开一种叙述性，应该立足于叙述性重新开始思考。
其实画“血缘-大家庭”，画“风景”，画“电视机”，到后来画“绿墙”，对我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看中的不是画的内容，而是我想要表达的情感一直没有改变过。它跟我的记忆有关。绿墙和我们那代人过去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关系，包括涂着绿墙的房间中的其他摆设物件，都和我们过去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在我看来都是记忆中的图像。但是我觉得这个主题还不仅仅是怀旧，它更多想表达的是一个人在面对这种记忆时的内心状态，所以我在画面里增加了很多想象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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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年来的艺术之路走得比较漫长，感觉很辛苦，但又觉得很有意思。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血缘-大家庭”好像成了我的魔咒，大家记住了它而忽略了我其他的方面，但我又是幸运的，因为又有可以让大家记住的东西。这十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能进步一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