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写文章，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一切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写文章不拘一格，一切从实际出发，总能体现出自己的鲜明特点。
　　坚信马列而不教条。毛泽东坚持马列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挂在嘴上、装门面，因而能做到坚信而不教条。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外国经验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反对把外国经验神圣化，主要表现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个探索过程集中反映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已经形成了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和政权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毛泽东系统地阐述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观点，最早主要体现在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于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本本主义”。
　　服从上级而不盲从。从毛泽东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服从而不盲从上级”。首先，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比如，1925年11月21日，组织上要求毛泽东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在回答第二个问题“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时，毛泽东明确回答：“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这个少年中国学会是由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毛泽东却没有因为李大钊是自己十分敬佩的人而改变态度。其次，毛泽东给上级写报告汇报工作，同时也指出上级存在的問题。这既是毛泽东的文风，也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批评别人也批评自己。毛泽东的文风中“批评”的特色比较明显。一是批评关键性错误一针见血。1937年10月23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所属七七一团在山西平定县七亘村地区遭日军一个联队和二百余骑兵的袭击，伤亡30余人。25日，毛泽东立即以个人名义给八路军总部、各师和各级负责同志发电报，从全局的高度指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电报中指出：“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斗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电报文字不长，但切中要害，准确及时。二是批评经常性错误和风细雨。毛泽东在批评轻视中心工作任务的人和事时，注意运用生活细节来说明问题，往往效果更好。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号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说，“有的女同志不愿意嫁经济工作者，似乎认为他们是不大名誉的人，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没了她。所有这些观点，实在都是错的，不适合我们此时此地的条件的”。三是批评自己的错误讲具体事例。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对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犯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持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

要解决问题

　　毛泽东写文章不发空论，目的在于解决实际问题。
　　在关键时刻发表。一是在紧急时刻。比如，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在我党紧急召开的汉口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二是在转折关头。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前，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教育全党准备对付内战。接着，毛泽东又在8月份，连续发表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等文章，进一步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告，蒋介石挑动内战，中国人民准备应对内战。这些文章，在革命形势重要的转折关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回答关键性问题。一是回答方向性的问题。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核心一点是革命文艺要为革命服务，是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围绕革命这个中心展开工作，要为工农兵服务。二是回答全局性的问题。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讲到党的基本策略任务问题，只概括为一点，那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三是回答事关全局中的具体细节问题。毛泽东用文电指导战争，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实际、具体、细致入微的操作方法。他认为，战略性质的细节与其它细节不同，是不能出差错的。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即将开始，双方商定在开城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件大事，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对谈判的指导上，对“清除谈判地区的地雷”“空军不进驻朝鲜机场”和“发言稿不能引起对方一句无谓的批评”等细节进行缜密思考，确保不影响、不干扰大局。四是及时指出未来需要注意的问题。毛泽东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比如，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估计了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提出要预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做到“两个务必”。
　　指出解决问题的原则和具体办法。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阵地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毛泽东敏锐地看清战局的这种变化，接连发出指示，为八路军在山西的行动规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为我军的壮大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3月，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和抗日以及与国民党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就“中共中央军委指导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八路军各师及晋察冀军区：“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在朝鲜战争紧急时刻，毛泽东在国内进行紧急准备的同时，鼓励兄弟国家的人民，“立即北撤军队，撤不了的就地打游击”，这样的具体办法，能让处在危险环境中的人们镇静下来，并增长勇气和希望。
　　（作者系武警河南省总队政委，武警少将，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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