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去投票的路上,哈吉拉了几个朋友,50米外望着投票站,看没多大问题,赶紧跑去,投完就走,没敢久留 8月20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中心热闹的“花街”,50多岁的哈吉穆罕默德正在摆弄花卉。20年前,他在一所中学当老师,连年战乱让他过早离开讲台,如今经营花店已经四五年了。 “我原本要去投票的,带着我培育的玫瑰花。” 哈吉说,“2004年的时候,我就支持卡尔扎伊,现在还支持他。我不怕挨他们(塔利班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去投票的路上,哈吉拉了几个朋友,50米外望着投票站,看没多大问题,赶紧跑去,投完就走,没敢久留
8月20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中心热闹的“花街”,50多岁的哈吉
其他文献
与惊心动魄的2008年相比,2009年同样不同寻常。 这一年,金融危机余波未了,原油价格低位徘徊。作为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国石油如何为中国这艘经济巨轮的平稳航行保障能源供,应?如何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和谐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这是摆在中国石油人面前的一道时代命题。 国之脊梁 奉献不竭动力 “当前,我们正在积极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努力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这样的形势和任务面
尊重东盟主导地位、欢迎美俄加入东亚峰会发挥建设性作用,凸显大国平衡智慧 10月28日至3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出席了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包括第十三次中国与东盟(10 1)领导人会议、第十三次东盟与中日韩(10 3)领导人会议、第五届东亚峰会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 今年以来,由于“天安号事件”“钓鱼岛事件”等系列事件的发生,中国周边环境一度剑拔弩张,至今余波未平。此前为国际媒体高度关注的河内中
无论毁誉如何,盖·里奇和他的创作团队为这部《大侦探福尔摩斯》打下了“英伦制造”的鲜明印迹。而这位福尔摩斯作为一个鄙视逻辑法则和理性精神的反智主义者,或许也正是英国导演盖·里奇尊奉的人生哲学。 国际文娱体育圈子里素有所谓“英范儿”的称谓,意指源自英伦三岛的独特气质。相比法兰西式的风流浪漫和美利坚式的铺张俗丽,英范儿是一种貌似低调实则冷艳的老式做派,譬如时尚界的薇薇安·威斯特伍德、凯特·摩斯或足
9月初与清华大学著名海归教授施一公共同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诊断”中国当下的科研文化问题之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坚称,他们的观点并非突破前人,而是代表了众多中国科学家“敢怒不敢言”的思考。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饶毅表示,博士生培养的质量问题是一个体制环境下的“慢性病”,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中国的科研环境怎样影响了博士生的培养? 饶毅:如今国内的科
“真假”两张拆迁规划图,牵涉出一起地方政府部门涉嫌利用公益目的,违规拆迁住宅永恒的案件 “当时的搬迁完全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海淀区人大代表温惠玲铺开“真假”两份图纸,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家房子根本不在市规划委批准拆迁的范围内。” 7月20日,在温惠玲被拆房子的土地上,新建的羽毛球馆已经封顶。 “公益性拆迁” 2009年7月3日,海淀区法院正式受理温惠玲提起的诉讼,其诉
12月3日下午5点,王爱玲打开家里的应急灯,开始洗菜。14岁的侄子在桌子上支了两根蜡烛,开始看书。屋里的其他角落漆黑一片,冷得像冰窖一样。 屋外一面矮砖墙之外,就是华美嘉园社区,一个刚入住一年的商品房小区,一排排六至十层高的板楼,刷着嫩黄色外墙漆。这里是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朝阳街,非常接近市中心。 只有一处格格不入。楼体断开,两边墙龇出锈色的钢筋,楼间垃圾丛生,中間伫立着两幢小砖楼,一幢是王爱玲
1981年至2011年,30年间,陈伦宝圆了一个梦。 1981年,19岁的他从陕西安康市的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白河县下面的一个乡村小学教书。报到那天,他看到了几间摇摇欲坠、用木柱勉强支撑的教室,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上。 后来,他随校长翻山越岭,去乡政府汇报险情。苦等了3天,乡长却避而不见。 危房最终垮在了夜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农村教育所面临的窘困,却深深铬印在陈伦宝的心中,挥之不去。 3
实名制诞生的背后,实际上是赞成的声音淹没了反对声,铁道部顺应了民意。而这次全民大“实”验最终产生的效果,至今尚不好定论。 镜头下的广州火车站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拥挤不堪。这是纪录片《归途列车》里的一幕。 这样的场景,中国人并不陌生。每年春运期间,中国都有数十亿人次进行着候鸟式的大迁徙,一年一度,潮汐似的轮回。 2010年1月30日,新一轮春运大幕拉开。国家发改委介绍,为期40天的春运,
中国曾有过“良史”传统。班固在评论司马迁的《史记》时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的是这种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是文天祥所歌颂的良史节操,说的也是这种传统。东汉哲学家王充将这种传统高度地概括为“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至今仍被史学界所津津乐道,并被认为是写史的基本准则。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一种传统被一再强调,往往是这种传统一直受到挑战或被弃置。唐人
1968年,新加坡政府曾对街边小贩进行登记,总数达18万多。这些流动摊贩给城市管理带来的难题,从李光耀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数以千计的人在人行道和大街上售卖食物,完全不理会交通、卫生和其他问题。结果是街道垃圾成堆,造成堵塞,腐烂的食物散发出恶臭异味,四处凌乱,污秽不堪。” 从1971年起,新加坡开始推行街边小贩迁徙计划。政府专门成立小贩局,划归在国家环境局的卫生署。新加坡政府指示建屋局在组屋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