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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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讨论何为“最早的中国”,大都绕不开偃师二里头.①不过有学者认为,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远早于二里头时期.但如果对“国家”这一概念取一种平实的理解,笔者赞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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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讨论何为“最早的中国”,大都绕不开偃师二里头.①不过有学者认为,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远早于二里头时期.但如果对“国家”这一概念取一种平实的理解,笔者赞同将“最早的中国”指向二里头.正是二里头青铜生产所昭示的礼仪制度性走向,并经商周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不同于世界其他青铜文明的特色.我们知道,仰韶文化中已有黄铜制品,晋南陶寺遗址也发现有铜铃等器物,但这些地点都没有成为中国青铜时代揭幕之地.对此笔者曾提出“'河南'何以为中国青铜文明之母”的问题,并作了初步讨论.②新近考古工作取得的进展和发表的资料,启迪我们继续思考世界古老文化之林中二里头青铜文化的特性、中国青铜时代为何历史性地选择在河洛之间揭开大幕,以及黄河流域早期金属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进程中的外部联系等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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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夏文化的探索,如以1931年徐中舒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为起始,①迄今已走过近90年历程。邹衡兼用文化谱系研究(当时称作“文化类型研究”)、都邑推考法(通过考订郑州商城为汤都亳而确定二里岗文化为早商文化)和族属分析法(结合文献记载,从年代、地域、文化特征等方面推定先商文化和夏文化)所确立的夏商文化谱系,②立论充分,其后不断得到考古发现的支持,是探讨夏文化无法回避的认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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