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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参加革命斗争的初期起，就具有强烈的保密意识。他们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有在一起工作，所以相互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恋爱期间，他们在通信中也从不涉及党的机密，仅仅谈论自己和朋友们的思想认识，或者倾吐自己的理想，诉说对革命的向往。直到1925年8月，他们商量结婚报请党的组织审议时，组织上才分别通知他们都是中共正式党员。
两个人结婚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曾经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他们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
1926年冬，周恩来从广东调上海工作，邓颖超留在广州，相互间音讯不通。直到1927年3月22日，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邓颖超才知道起义是由周恩来领导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周恩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后来接到党的命令转移到武汉。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党中央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决定在南昌舉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并决定派周恩来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周恩来在晚饭前后才告诉邓颖超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去多久，什么也没有讲。
邓颖超在《不尽的思念》一文中提到：“建国以后，我们的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处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任务更加重大了。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更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神圣责任。恩来同志知道的党和国家的秘密多得很。我们之间仍是信守纪律，他不讲，我不问;我不讲，他也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是很多的。”
周恩来身患癌症以后，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他们都知道最后的诀别即将到来，但他们都把不该对方知道的秘密埋藏在各自心里，体现出高度的保密意识和责任。
“保密无小事”
在领导新中国创建和开展原子能事业中，周恩来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他不仅是作出宏观决策的杰出战略家，而且从不放过对全局有影响的任何一个细节，前前后后他都一一过问，精心安排，遇到什么问题，就及时解决什么问题。
1964年，中国核爆试验在即，周恩来更加关心整个试验过程的安全保密、保卫工作。当时，中国与美国关系敌对、与苏联关系恶化，与印度又进行了一场战争，台湾蒋介石集团亦不断骚扰、蠢蠢欲动，派特务到内陆捣乱破坏。各方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进程是极其敏感、格外关注的，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会是一种潜在的破坏因素，这次核试验一旦走漏风声，势必成为备敌对势力干扰破坏的目标。
1964年9月16日、17日，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要求与会人员必须绝对保密，不能对任何无关人员透露试验内容。他以自身教育大家说：“邓颖超是中央委员，因为她的工作与试验无关，所以不能告诉她。”
为了绝对保守原子弹试验的秘密，周恩来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当时他向主管的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说：“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
核试验前夕，周恩来在紫光阁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这时，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站了起来，说当晚外交部安排了一个外事活动，要提前告退。就在张爱萍站起身来准备离去时，周恩来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堵住了张爱萍的去路。周恩来关切地说：“爱萍，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张爱萍摇了摇头，认真地说：“总理，没有带啊！”周恩来指了指张爱萍的衣兜，说：“搜一搜嘛，看看里边有没有纸条，你参加外事活动，首次核试验的只言片语都不能带出去。”随即，在周总理的督导下，在许多眼睛的盯视下，张爱萍实实在在地将自己几个衣兜都仔细地掏了一遍。没有搜到什么，周恩来才如释重负地说：“保密无小事啊！你邓大姐是老党员、中央委员，她就不知道我们要搞核试验，我从不对她讲。”
周恩来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直到核试验成功当晚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邓颖超才知道此事。
后来，在中国准备进行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时，当时气象监测显示新疆罗布泊上空刮起了罕见的西风，这意味着氢弹爆炸后，大量的爆炸尘埃和辐射物将会随风向东边人口稠密的地区漂移，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因此，周恩来迟迟没有批准引爆。
周恩来卫士乔金旺回忆，那天夜间，周恩来无法入眠。天亮以后，他本该上床休息，却仍然聚精会神地守着电话。邓颖超见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七八个小时，非常心疼，就向正在值班的乔金旺询问情况。乔金旺压低声音回答说：“听说风向不对，试验难以进行。”
邓颖超关心周恩来的身体，于是转身走到总理办公室，对正在工作的周恩来说：“恩来呀，听说什么风向不对，你先休息吧，风向总有对的时候嘛！”邓颖超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一下激怒了周恩来。他抬起头，严厉地责问邓颖超：“什么风向不对？你听谁说的？”邓颖超没想到周恩来会向她发火，只好照实回答：“刚才老乔说的。”“你把老乔喊来。”周恩来仍然一脸严肃。
原来，周恩来对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有严格的保密要求：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自己知道的谁问了也不许说。因此，乔金旺来到周恩来办公桌旁后，周恩来严肃地对乔金旺说：“老乔啊，我是中央常委，小超大姐是中央委员，她是做妇女工作的，搞‘两弹一星’和她没关系。所以，这件事我没有对她说，我带回来的文件她也不能看，也不能问，这是纪律问题，也是执行制度的问题。”
“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
每个秘书到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他与秘书的第一次谈话除了提出如何工作和学习外，特别强调的是遵守保密纪律。他的办公室、他的文件保管都有极为严格的制度。他身边的秘书凡分工联系哪方面工作的，就看哪方面的文件，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即使秘书分工范围内的事项，属于特别机密的，也要等到必须经办时才告诉有关人员。秘书们都说他是纹风不透。凡是写给他的亲启信，按照规定，别人都不能拆。秘书在经手时不慎误拆了，必须立即封好，并在信封上加以说明，是失手误拆，以后注意。 他要求秘书重视保密工作，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平时涉及重要事项，他都用专线电话。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都装有专线电话和加密机，有时加密机出现故障，他仍然坚持加密后再通话。对涉密会议，周恩来都事先对参会人员、工作人员名单进行审查，并提出具体要求。办理急件，即使是深夜，他也把秘书找到身边亲自交代，并要求及时向他汇报办理结果。
周恩来一直坚持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每次秘书跟随他乘车外出，在车上他给秘书布置任务前，都会先按下电动按钮，待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才向秘书布置任务。他这样做不是对司机和警卫人员不信任，而是尽量减少知悉者，缩小涉密范围。
周恩来的办公室是一个小型会议室和保密室，除有关人员外，别人都不得入内，亲属、朋友如果不是来谈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只有当他出国时，才把钥匙密封好交给邓颖超保管。有一次他走得匆忙，直到临上飞机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于是他把钥匙封好让一位同志转交邓颖超。而每次回来的时候，见到邓颖超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钥匙取回来。
秘密接待基辛格访华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了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两国正式建交打下了基础，从而揭开了两国关系史册上的重要一章。
周恩来和基辛格共同秘密操作，并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是基辛格秘密访华成功的关键。对参加这次接待工作的所有人员，包括服务人员、司机和安全人员，均作出了严格规定：严守秘密，保证安全，在执行任务期间不能回家，不能往外面打电话，不准做记录。周恩来多次强调任务的重要性和要严格保密。
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1971年7月1日，基辛格一行從美国起程，途经西贡、曼谷、新德里，8日抵达伊斯兰堡，然后采取“遁身术”，于9日凌晨3时秘密登上一架巴航飞机，在当天中午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周恩来特别安排基辛格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并亲自检查警卫、接待工作和保密措施，做到周到有礼、万无一失。
基辛格在北京秘密逗留了48小时，周恩来与他举行了6次总计17个小时的秘密会谈。之后，基辛格才悄然离京，重返巴基斯坦并经巴黎回国。直到7月15日中美双方才同时公开发表基辛格访华公告，中美秘密接触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事才公之于世。
对基辛格的这次秘密访华，周恩来总理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71年12月22日，周总理在为欢迎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举行的宴会上讲话说：“（中美关系的恢复）要归功于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也要有一个人作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表示对这次秘密访华深感满意，他对周恩来的过人才智、光辉品格、保密精神和保密措施，以及在改善中美关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尤为钦佩。
行至百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光辉的成就。百年间，一代代共产党人严守纪律，前赴后继，他们为了党的利益，常常在生死关头仍然严格执行党的保密纪律，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为大国总理，周恩来并没有“不拘小节”，而是时时处处带头守纪律、讲规矩，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革命传统的体现。
本刊综合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参加革命斗争的初期起，就具有强烈的保密意识。他们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有在一起工作，所以相互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恋爱期间，他们在通信中也从不涉及党的机密，仅仅谈论自己和朋友们的思想认识，或者倾吐自己的理想，诉说对革命的向往。直到1925年8月，他们商量结婚报请党的组织审议时，组织上才分别通知他们都是中共正式党员。
两个人结婚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曾经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他们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
1926年冬，周恩来从广东调上海工作，邓颖超留在广州，相互间音讯不通。直到1927年3月22日，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邓颖超才知道起义是由周恩来领导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周恩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后来接到党的命令转移到武汉。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党中央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决定在南昌舉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并决定派周恩来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周恩来在晚饭前后才告诉邓颖超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去多久，什么也没有讲。
邓颖超在《不尽的思念》一文中提到：“建国以后，我们的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处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任务更加重大了。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更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神圣责任。恩来同志知道的党和国家的秘密多得很。我们之间仍是信守纪律，他不讲，我不问;我不讲，他也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是很多的。”
周恩来身患癌症以后，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他们都知道最后的诀别即将到来，但他们都把不该对方知道的秘密埋藏在各自心里，体现出高度的保密意识和责任。
“保密无小事”
在领导新中国创建和开展原子能事业中，周恩来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他不仅是作出宏观决策的杰出战略家，而且从不放过对全局有影响的任何一个细节，前前后后他都一一过问，精心安排，遇到什么问题，就及时解决什么问题。
1964年，中国核爆试验在即，周恩来更加关心整个试验过程的安全保密、保卫工作。当时，中国与美国关系敌对、与苏联关系恶化，与印度又进行了一场战争，台湾蒋介石集团亦不断骚扰、蠢蠢欲动，派特务到内陆捣乱破坏。各方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进程是极其敏感、格外关注的，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会是一种潜在的破坏因素，这次核试验一旦走漏风声，势必成为备敌对势力干扰破坏的目标。
1964年9月16日、17日，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要求与会人员必须绝对保密，不能对任何无关人员透露试验内容。他以自身教育大家说：“邓颖超是中央委员，因为她的工作与试验无关，所以不能告诉她。”
为了绝对保守原子弹试验的秘密，周恩来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当时他向主管的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说：“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
核试验前夕，周恩来在紫光阁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这时，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站了起来，说当晚外交部安排了一个外事活动，要提前告退。就在张爱萍站起身来准备离去时，周恩来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堵住了张爱萍的去路。周恩来关切地说：“爱萍，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张爱萍摇了摇头，认真地说：“总理，没有带啊！”周恩来指了指张爱萍的衣兜，说：“搜一搜嘛，看看里边有没有纸条，你参加外事活动，首次核试验的只言片语都不能带出去。”随即，在周总理的督导下，在许多眼睛的盯视下，张爱萍实实在在地将自己几个衣兜都仔细地掏了一遍。没有搜到什么，周恩来才如释重负地说：“保密无小事啊！你邓大姐是老党员、中央委员，她就不知道我们要搞核试验，我从不对她讲。”
周恩来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直到核试验成功当晚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邓颖超才知道此事。
后来，在中国准备进行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时，当时气象监测显示新疆罗布泊上空刮起了罕见的西风，这意味着氢弹爆炸后，大量的爆炸尘埃和辐射物将会随风向东边人口稠密的地区漂移，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因此，周恩来迟迟没有批准引爆。
周恩来卫士乔金旺回忆，那天夜间，周恩来无法入眠。天亮以后，他本该上床休息，却仍然聚精会神地守着电话。邓颖超见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七八个小时，非常心疼，就向正在值班的乔金旺询问情况。乔金旺压低声音回答说：“听说风向不对，试验难以进行。”
邓颖超关心周恩来的身体，于是转身走到总理办公室，对正在工作的周恩来说：“恩来呀，听说什么风向不对，你先休息吧，风向总有对的时候嘛！”邓颖超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一下激怒了周恩来。他抬起头，严厉地责问邓颖超：“什么风向不对？你听谁说的？”邓颖超没想到周恩来会向她发火，只好照实回答：“刚才老乔说的。”“你把老乔喊来。”周恩来仍然一脸严肃。
原来，周恩来对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有严格的保密要求：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自己知道的谁问了也不许说。因此，乔金旺来到周恩来办公桌旁后，周恩来严肃地对乔金旺说：“老乔啊，我是中央常委，小超大姐是中央委员，她是做妇女工作的，搞‘两弹一星’和她没关系。所以，这件事我没有对她说，我带回来的文件她也不能看，也不能问，这是纪律问题，也是执行制度的问题。”
“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
每个秘书到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他与秘书的第一次谈话除了提出如何工作和学习外，特别强调的是遵守保密纪律。他的办公室、他的文件保管都有极为严格的制度。他身边的秘书凡分工联系哪方面工作的，就看哪方面的文件，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即使秘书分工范围内的事项，属于特别机密的，也要等到必须经办时才告诉有关人员。秘书们都说他是纹风不透。凡是写给他的亲启信，按照规定，别人都不能拆。秘书在经手时不慎误拆了，必须立即封好，并在信封上加以说明，是失手误拆，以后注意。 他要求秘书重视保密工作，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平时涉及重要事项，他都用专线电话。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都装有专线电话和加密机，有时加密机出现故障，他仍然坚持加密后再通话。对涉密会议，周恩来都事先对参会人员、工作人员名单进行审查，并提出具体要求。办理急件，即使是深夜，他也把秘书找到身边亲自交代，并要求及时向他汇报办理结果。
周恩来一直坚持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每次秘书跟随他乘车外出，在车上他给秘书布置任务前，都会先按下电动按钮，待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才向秘书布置任务。他这样做不是对司机和警卫人员不信任，而是尽量减少知悉者，缩小涉密范围。
周恩来的办公室是一个小型会议室和保密室，除有关人员外，别人都不得入内，亲属、朋友如果不是来谈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只有当他出国时，才把钥匙密封好交给邓颖超保管。有一次他走得匆忙，直到临上飞机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于是他把钥匙封好让一位同志转交邓颖超。而每次回来的时候，见到邓颖超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钥匙取回来。
秘密接待基辛格访华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了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两国正式建交打下了基础，从而揭开了两国关系史册上的重要一章。
周恩来和基辛格共同秘密操作，并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是基辛格秘密访华成功的关键。对参加这次接待工作的所有人员，包括服务人员、司机和安全人员，均作出了严格规定：严守秘密，保证安全，在执行任务期间不能回家，不能往外面打电话，不准做记录。周恩来多次强调任务的重要性和要严格保密。
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1971年7月1日，基辛格一行從美国起程，途经西贡、曼谷、新德里，8日抵达伊斯兰堡，然后采取“遁身术”，于9日凌晨3时秘密登上一架巴航飞机，在当天中午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周恩来特别安排基辛格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并亲自检查警卫、接待工作和保密措施，做到周到有礼、万无一失。
基辛格在北京秘密逗留了48小时，周恩来与他举行了6次总计17个小时的秘密会谈。之后，基辛格才悄然离京，重返巴基斯坦并经巴黎回国。直到7月15日中美双方才同时公开发表基辛格访华公告，中美秘密接触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事才公之于世。
对基辛格的这次秘密访华，周恩来总理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71年12月22日，周总理在为欢迎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举行的宴会上讲话说：“（中美关系的恢复）要归功于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也要有一个人作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表示对这次秘密访华深感满意，他对周恩来的过人才智、光辉品格、保密精神和保密措施，以及在改善中美关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尤为钦佩。
行至百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光辉的成就。百年间，一代代共产党人严守纪律，前赴后继，他们为了党的利益，常常在生死关头仍然严格执行党的保密纪律，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为大国总理，周恩来并没有“不拘小节”，而是时时处处带头守纪律、讲规矩，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革命传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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