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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人间正道》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人怕担风险,不愿做事,为官不为,这也是一种腐败。写《至高利益》的时候,为官不为的现象少了,政绩激励让官员们变得更积极,但一心搞政绩,权力有时就会越界,损害老百姓,于是他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至高利益?
周梅森早年研究历史,明白历史会重复和轮回,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李达康愿意做事,敢于承担风险。反腐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但反腐过后的惰政又再次成为问题。
说到这里周梅森有点激动,这是他的专业,也是他的思想,更是他的社会实践,很多东西随着宏观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他用手势反复强调:作家需要在场。
周梅森始终在场。
改革开放40年,他几乎参与了每一场重要变革。也正是因为周梅森的在场,才让他保持了旺盛的创作能量。他笑着说,自己也感到很奇怪,60多岁了,怎么还有如此旺盛的创作力和想象力?
在场,就是参加各种社会实践,通俗地说就是“爱凑热闹”。周梅森说,自己就爱凑热闹,哪有热闹往哪里去。“热闹的地方不能没有我。”
1989年周梅森下海经商。惠州市惠阳县是全中国第一个可以出售小块宅基地的地方,在几十平米的土地上盖房子,周梅森搞起了房地产。
周梅森还是第一代股民。他有点得意:“股市、股改的历史转折过程中,我带了一帮小股民,否掉了一家上市公司的方案。”那是2005年,周梅森写了三封公开信,反对金丰投资股权分置的改革方案,一句“我愤怒”,道出了7000万股民的心声,那时的周梅森活脱脱一个仗剑走天涯的剑客。
但剑客并不假装清高,他直言经商炒股就是想赚钱,想发财,尽管并未实现。就像他喜欢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一样,办了那么多工厂都没发财,周梅森做生意炒股票,经常赔得一塌糊涂。赔了以后呢,也像巴尔扎克一样,对资本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这就是生活经验,这些经验都成为周梅森写作的源泉,更是他在时代洪流中的在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