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间正道》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人怕担风险，不愿做事，为官不为，这也是一种腐败。写《至高利益》的时候，为官不为的现象少了，政绩激励让官员们变得更积极，但一心搞政绩，权力有时就会越界，损害老百姓，于是他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至高利益？
　　周梅森早年研究历史，明白历史会重复和轮回，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李达康愿意做事，敢于承担风险。反腐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但反腐过后的惰政又再次成为问题。
　　说到这里周梅森有点激动，这是他的专业，也是他的思想，更是他的社会实践，很多东西随着宏观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他用手势反复强调：作家需要在场。
　　周梅森始终在场。
　　改革开放40年，他几乎参与了每一场重要变革。也正是因为周梅森的在场，才让他保持了旺盛的创作能量。他笑着说，自己也感到很奇怪，60多岁了，怎么还有如此旺盛的创作力和想象力？
　　在场，就是参加各种社会实践，通俗地说就是“爱凑热闹”。周梅森说，自己就爱凑热闹，哪有热闹往哪里去。“热闹的地方不能没有我。”
　　1989年周梅森下海经商。惠州市惠阳县是全中国第一个可以出售小块宅基地的地方，在几十平米的土地上盖房子，周梅森搞起了房地产。
　　周梅森还是第一代股民。他有点得意：“股市、股改的历史转折过程中，我带了一帮小股民，否掉了一家上市公司的方案。”那是2005年，周梅森写了三封公开信，反对金丰投资股权分置的改革方案，一句“我愤怒”，道出了7000万股民的心声，那时的周梅森活脱脱一个仗剑走天涯的剑客。
　　但剑客并不假装清高，他直言经商炒股就是想赚钱，想发财，尽管并未实现。就像他喜欢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一样，办了那么多工厂都没发财，周梅森做生意炒股票，经常赔得一塌糊涂。赔了以后呢，也像巴尔扎克一样，对资本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这就是生活经验，这些经验都成为周梅森写作的源泉，更是他在时代洪流中的在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