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大萧条之前，本·伯南克（B.S. Bernanke）的祖父在纽约经营着不错的药店生意。这位前奥匈帝国军队的士兵与二十世纪初的许多犹太人一样经历坎坷—他“一战”中被俘，后流落上海、辗转法国，最终在美国安顿了下来。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令他的生意备受打击，乃至不得不变卖纽约的资产转而到南卡罗来纳州的狄龙镇谋生。伯南克的青少年时光就是在这个宁静小镇度过的。那时，祖父母时常给他讲述大萧条的往事，引发了他的好奇。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那段时期，伯南克确立将大萧条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此后数年，他运用现代经济学工具对大萧条时期的金本位制度、货币政策、农产品价格、劳动力市场、国际传导等几个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渐次构建出一个关于大萧条的全景式分析框架。数年的积累、一系列重磅文章的发表令其成为当代研究大萧条的领军人物并开辟了以经济史（金融危机史）为视角研究宏观经济学的进路。
　　凭借出色的学术成就，二○○二年，伯南克获得总统提名进入美联储担任理事。侯门一入深似海，学者思考问题的视角和逻辑与决策者迥然不同。学者长于建构和推理，而决策者则更在乎权衡。学者可以将决策主体“人格化”而将现实的制度约束设定为理想状态，而决策者则需要首先接受制度的设定，并事事权衡来自各方面的牵制和影响，其决策的复杂性远超学术分析。
　　例如，美联储下辖十二个储备区，各区的派驻机构与当地政府的利益部分趋同，其立场或多或少倾向于被监管一方，因而各区监管者们的观点也就难免有所冲突。仅联储系统内部统一号令就已相对不易。另外，除了美联储还有储蓄机构监理局、全国信贷联盟协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等多家金融监管机构。各机构的监管力度不同，监管的费用也有差别。金融类企业往往会通过变更自己的注册机构来寻求更为宽松的经营条件和更低的监管费用。而各监管机构也会通过各种优惠措施吸引更多企业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多的监管收入。整个金融监管体系因此呈现出严重的碎片化特征。
　　早在次债危机爆发的两年之前，关于次级债券、低首付房地产贷款等信贷产品的高风险就已经引起联邦决策者的重视，旨在加强监管的法规文件也已起草完毕。但百年来华尔街的自由主义风尚早已形成了众志成城抵御监管的倾向，这些法案屡次受到来自金融机构和反对党政客的抵制，迟迟难以颁布，而等到付诸实施时却为时已晚。
　　碎片化的监管体系、抵御监管的风尚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惰性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各监管机构对于整个金融系统的了解犹如盲人摸象，对整个市场所存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难有全面认识。从而谁也无法预知危机的到来以及此后的深远影响。二○○六年，伯南克担任美联储主席。在他的视野之中，美国经济仍处于接近4%的增长率，失业率没有明显上升，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比较高，次级抵押贷款的市场份额看上去也非常小，各方面数据都比较健康。由此他得出了历史性的错误判断—房地产市场正在从过热向常态化进行正常调整，整体经济不存在系统性的风险。伯南克在回憶录里提到：“我们未能预料到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问题可能引发屡见不鲜的金融恐慌，而且这种新时代的金融恐慌会以一种全新的、陌生的形式发生。”
　　这也许是为他失误的判断开脱，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伴随着金融创新的步伐，金融危机也在不断地改变其面目。教科书上的金融危机通常是银行过度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放贷，随后泡沫破灭导致大量不良贷款的产生，继而引发普通的储户向银行挤兑。银行的破产风潮四起导致流动性紧缩，实体经济因资金链断裂而进入经济萧条。但这次的次债危机却完全不一样。
　　监管的无力和金融创新的泛滥催生了传统银行体系之外形式多样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这就是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之所以称为影子银行，是因为他们的名称往往不是银行，而是某某资产管理公司或某某信贷公司。但他们却像银行一样涉足传统的房贷业务、相关的担保抵押和票据融资业务。其资金也不是来自通常意义上储户的存款，而是短期票据市场和再回购协议。我们所熟知的次级债券就是这其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下面，一旦危机发生，挤兑将首先反映为银行、券商和金融公司之间票据市场的担保条件和还款期限的变化，而不是传统的储户向银行挤兑。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前期，普通民众的生活并不会立刻受到直接的冲击。
　　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的贝尔斯登就是首先遭遇挤兑的大型金融机构。因涉足次债市场，其基金产品亏损巨大。二○○七年七月，贝尔斯登宣布其旗下的两只基金破产。根据伯南克的说法，即便是身为美联储主席，他也没有权力获知贝尔斯登的具体状况。贝尔斯登的监管权归属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但贝尔斯登的问题引起了整个银行体系内部的拆借利率提高。美联储就不得不进行相关的操作。
　　一方面，美联储通过降低再贴现率以鼓励各金融机构获得低成本的资金来制止恐慌的蔓延；另一方面则提供给摩根大通三百亿美元的紧急资金用以收购贝尔斯登的资产。这两个举措都符合教科书上的决策逻辑—央行应在金融恐慌时充当“最终贷款人”。但却遭遇到了“体制性障碍”，降低再贴现率的举措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因为一旦一家银行向美联储寻求票据贴现，就相当于向市场释放自己资金紧张的消极信号，从而客户和合作伙伴会纷纷流失。而那些资金最为紧张的“影子银行”因不在美联储的监管体系内，反而难以获得直接救助。第二個举措则直接触及了舆论敏感的神经，美联储自大萧条之后从未有过直接向私营机构提供紧急资金的先例，这是一次大胆的越界尝试。
　　前几年，曾有一部名为《大而不倒》的美国电影来嘲讽伯南克这样的“华尔街保护者们”。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华尔街的这些公司高管们坐拥百万年薪、尽享富贵荣华，其贪婪和欺诈令无辜劳动者们失去了投资的资金甚至自己的房屋。而危难时，这些银行家却首先得到了政府的救助—这几乎是资本主义原罪的最直接体现。伯南克在回忆录中对此曾反复辩解，危机期间美联储所救助的金融巨头们并不是大而不倒，而是规模大到一旦倒下将会发生不可预料的系统性的风险。以贝尔斯登为例，这家金融公司有四百家分公司，其业务伙伴涉及几乎所有的金融公司。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何况这家公司的规模根本不是蚁穴，而是一段真正的大坝。因此救助贝尔斯登是出于对整个经济体安全性的负责。为此，他还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如果你有一位邻居喜欢在床上抽烟……假如他不小心引燃了自己的房子，你可能会说，我不会帮他报警，让他的房子自己烧去吧，反正不干我事。但如果你的房子是用木头建成的，又是他房子的隔壁，你该怎么办呢？再假如整个城市的房子都是木头造的，你又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