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张平简历
　　张平，山西省新绛县人。1954年生于西安，幼年时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遣返祖籍山西晋南的一个山区农村。初中没上完便回乡务农。干过民工，做过代课老师，写过材料，当过文艺宣传员，而后又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推荐到师范学校读书。1978年，考上了山西师大中文系。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文学作品4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祭妻》、《姐姐》、《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抉择》、《十面埋伏》等。现为山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
　　
　　面对腐败，你能气得发抖吗？
　　
　　作家张平这几年一直很火，现在又火了一把。据说根据他的小说《抉择》改编的反腐影片《生死抉择》上演以后，几个月间，票房已经突破了5000万，创下国产电影新记录。说起这部片子的火爆，原著者张平开玩笑说：《抉择》的小说像打枪，电视剧像扔手榴弹，电影就纯粹是炸药，冲击力最强。这个“炸药”使山西作家张平再一次被媒体聚焦，有人称他为“反腐作家”，有人把他的家叫做“山西第二信访办”，我则称之为“张平现象”。作为一个同样从山西出来的人，想把憋了很久的想法和老乡们分享一下。
　　先说张平的书吧。许多山西人读张平的书，包括我，可能和外省人感受不一样。咦，这不是写的某某某吗？很多山西人能立马联想起山西的某人某事，《抉择》里的中阳纺织厂，不就是咱山西纺织厂吗？《十面埋伏》里的王国炎，不就是……的确，对山西人来说，张平的作品太真实了，就像读赵树理的小说，说的都是山西话，讲的都是山西的现实。这些以反腐和底层关怀为主线的小说都能在山西找到其原型。
　　很多老乡对我讲过张平的事，有几个细节我印象最深。张平创作《抉择》时，下去采访，看到一个患肝癌的老工人，因为没钱治疗，只能靠止痛片去痛，后来止痛片不管用了，他就用手去抠床头的一块砖止痛，张平看到他时，这块砖已经被抠掉了一多半。还有一次，张平的小学同学、一位民办教师对他说，你们这些写东西的，为什么不去看看矿上那些像狗一样的矿工；看看那些在最原始的车间作坊里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来也没有过星期天的农家妹；看看那些有病熬着、一辈子没住过一天医院的你们常说的“父老乡亲”？
　　在《十面埋伏》后记中，张平说：“还在大学期间，我就听作家刘心武说过：看到社会上的不平和非正义，你能气愤得发抖吗？——这比文学更重要。”悲愤出诗人。张平作品的力量正是来自于愤怒，愤怒于真实而残酷的底层生活，愤怒于我们这个社会随处可见愈演愈烈的腐败。这就是张平的“抉择”，不是写给官老爷们看，也不是写给知识分子看，不是作家成了“坐家”（每天坐在家里的人），写些不痛不痒、风花雪月的文字了事。张平选择了“费劲而又愚笨”的写作方法。每写一部作品前，都要进行大量的采访和调查。不熟悉，不了解，感动不了他的人和事，他下不了笔。即使是在写作期间，为了澄清一个细节，还要不断地往下跑。张平说这就像画画一样，画大家都没见过的东西怎么画都可以，画大家都司空见惯的东西你再费劲还是让人看着有毛病。
　　正是在采访中张平发现，在一些国有企业里，对企业破坏损害最大的并不是原先想像的什么哄抢工厂、小偷小摸，而是腐败，是权钱交易，是资产流失。有些工厂，连年亏损，但一年的吃喝费却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一些工厂的領导，巧立名目，假公济私，对国有资产肆意掠夺，大发横财……与此相反，越是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工厂的工人，越是自觉保护工厂财产，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一无所有，工厂再破也是他们的活路和依靠，他们也知道腐败在发生，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面对腐败，你能气愤得发抖吗？张平不仅拷问自己，也在拷问我们每一个人。
　　
　　于绝望中寻找希望
　　
　　张平作品的真实和充满激情使张平赢得读者，也给他带来麻烦。《天网》出版后，因为在小说中讲了一些真话，批评了一些当权者，张平成了被告，官司打到了北京。张平在书中批评的一些人竟自己对号入座，联名上告，扬言要把他“扳倒”。这些人还征集到晋南当地数百名基层干部的签名支持。拍摄《天网》时，张平和导演谢铁骊接到20多个恐吓电话，要叫他们吃枪子。最后谢不得不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叫太原警察荷枪实弹保护拍摄现场。张平慨叹：他自己也在“十面埋伏”中。
　　其实在十面埋伏中的何止张平，张平写的是小说，他还可以用小说的虚构作盾牌。而我在山西新闻界的许多朋友，因为写批评报道，经常被搞得焦头烂额。一个朋友在晋南采访，那里有一个以前非常兴旺的兵工企业，现在是什么景象？放羊娃坐在废弃的坦克车上，羊群在齐人高的蒿草掩盖下的坦克群中觅食；他采访的一个老工人，两口子夜晚最怕的是什么？是狼。因为厂子破败了，年轻人都走了，工厂变成了荒野，偌大一片老平房，只剩下他们两口子。但是他的稿子最后还是被“枪毙”了，因为没有人为这种看不见的腐败负责，因为他实在找不到一个“光明的尾巴”。现实是，无论是李高成（《生死抉择》中的反腐败市长）还是李向南（《新星》中的改革派县委书记）都没有出现。“出现了又能怎样？我们可以指望一个英雄人物来解决如野草般蔓生的腐败吗？”这个朋友说，后来他很少写批评报道，可能是他已经变得麻木，可能是他选择了逃避。也正因为这种环境，一些了解腐败内情的人要透露情况往往不找记者或纪委（因为找了也没用），却往往去找张平，把腐败写进书里多少能让人出出气。
　　对张平作品不以为然的人也不少。有人说张平是个聪明人，小骂大帮忙；有人说张平很“猛”，但又能怎样？对那些真正应该受到教育或惩罚的官员，到底有多大作用？甚至连张平有一次也说：我的作品震撼的全是些老百姓（大意如此）。从5年前陆天明创作的《苍天在上》到《人间正道》，从张平的《天网》、《抉择》到《十面埋伏》，反腐著作不下几十种了，也都搬上了银幕，但每年看纪委和两院的立查案人数报告，只见增不见少。
　　贪官不相信眼泪，作家也不是救世主。靠文艺、靠良知反腐，成功的概率实在有限。
　　一位熟悉张平的朋友看完《生死抉择》后不客气地说：我很喜欢张平的作品，但是每次看完我都怀疑，这种清官形象有多大意义？从始至终，反腐的“成功”，似乎是因为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坚持”与“合作”，是个人的因素，好市长最后又碰到了一个一心为公，力反腐败的好省委书记，最终斗争的结果，省委“正”书记战胜了省委“副”书记，有这么巧的事吗？电影中还提到有“天”，天是什么？是人还是法律？如果是人，这正确吗？法律在哪里？法律的主动性体现在哪里？整个一场戏，法律的“露面”就是在最后铐走了几个人。
　　这些问题，张平也在思考。在首映式后，张平说：“我总是在作品中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于是有些人指责我献媚。实际上大谬不然，‘光明的尾巴’并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我们生活中固有的。你到基层走走，会发现许多党内干部在埋头苦干，他们是腐败恶潮中的中流砥柱，是污泥中的兰花，是我们党内的健康力量。我们不能希望太多，只希望党内健康力量能起到作用。”
　　是的，我们不能希望太多。对于遏制腐败，我们无法指望一部或几部火爆的文艺作品。相对于“上了轨道的腐败”，如果没有一个上了轨道的反腐败措施，没有一个健全的法治而非人治的环境，我们也无法指望党内的健康力量可以自发地战胜腐败。环境、温度、湿度都很“适宜”，何况苍蝇又这么多？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希望更多。鲁迅曾说过：“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绝望中看到希望。”所以他不恤为《药》的坟头凭空填上一个花环。对老百姓而言，张平的作品至少替他们发出了“愤怒的吼声”，但在这吼声背后，我们日常看到、听到的，更多是对腐败的痛恨和无能为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结。这种愤怒却无力的感觉弥散在人群中，最后变成了见怪不怪，最后变成了麻木不仁，最后变成了同流合污。
　　嘲笑和讽刺都是容易的。你可以嘲笑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的“清官意识”，可以嘲笑张平小说里“光明的尾巴”，但是你无法苛责和摆脱这种无力感，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或错、先进或落后的观念判断，也不是一个靠良心还是靠体制去反腐的大辩论。只要我们置身于这个社会，它就是一个现实的“抉择”——一个面对腐败，小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工作生活、大到我们国家制度和命运，每天都要作出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