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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邵飘萍创办的《京报》,没有巨大的财力支撑,没有政治靠山,更没有外国势力撑腰,其出刊后,以它独特的战斗风格,代表民意,抨击时弊称著于当时,问世一个月,销数即从300多份上升到4000份,中间被查禁一年,复刊后又从4000份迅速的发展到6000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报。在那个军阀混乱、民不聊生的年代,《京报》之所以有这样的业绩,不仅因为它崇尚真理、反对军阀,也与该报优秀的经营管理思想息息相关,本文将对此进行论述。
关键词:《京报》 邵飘萍 生存发展战略
一、《京报》概述
《京报》1918年10月5日由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创办,邵飘萍自任社长,潘公弼任总编辑,该报注重政治问题、敢于批评时政,出版仅几个月就颇受重视。1919年8月,该报因揭露皖系政府的卖国行为,被当局查封,邵飘萍被迫逃往日本。1920年邵飘萍又回国将该报恢复出版。复刊后的《京报》敢于主持正义,顺应时代潮流,公正客观的报道社会主义苏联的政治经济状况,支持国内工人运动,谴责政府镇压工人运动的暴行和卖国行径。1926年4月奉系军阀进占北京后,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邵飘萍杀害,《京报》再次被迫停刊。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后,邵飘萍夫人汤修慧于1928年6月12日将《京报》再次恢复出版,直到1937年7月28日停刊。
《京报》创刊后,以真实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论,评论时政,揭露政治的黑暗和军阀的专制统治,抨击列强的侵华政策。为民众呐喊请命,对时局政治和社会弊端的尖锐批评,使其成为北京影响日益增大的舆论机关,获得广大民众的欢迎,成为北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京报》在五四运动期间尤有突出的表现,它率先报道了有关学生活动的动向,日发评论,与全国进步报刊配合一致,造成强大的革命舆论,有力地支持了五四运动,迫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五四运动以后,《京报》日趋进步,成为北方地区公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重要阵地。
二、《京报》的经营管理之道
《京报》在报纸经营管理方面的成绩十分突出,最高发行数字为6000份,是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良好的业绩,使《京报》创刊仅两年就建了两层楼的馆舍,这在当时北京新闻界前所未有。《京报》附设的昭明印刷所,除了承接本报的业务外,还接受其他印刷出版业务,同样为报馆获取了可观的收入。在办报过程中,《京报》十分重视利用社会上的力量,鲁迅等社会名流都曾为它撰稿。此外,邵飘萍独自创办的新闻编译社,也是《京报》的一大优势。《京报》在经营管理上的成功经验曾经引起国内新闻界的广泛注意。
(一)扩大报社规模,建立印刷厂,革新技术
由于《京报》立场激进,创刊1年便惨遭查封,邵飘萍本人受到通缉,被迫避难日本。后受聘为日本《朝日新闻》特约记者。在这段时间里,他详细考察了日本的新闻业,为日后改革《京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1920年《京报》复刊之初,邵飘萍便致力于扩充规模,并力促印刷设备的逐步现代化。《京报》从原来的对开4版1大张,扩版为对开4版两大张,若遇重大事件发生,它还另外发行号外、特刊等,以扩大宣传、增强影响。复刊后不久的《京报》,创建了自己的印刷厂昭明印刷局,相比当时的平均技术水平与一般设备情况,其装备与技术堪称先进,可承印报纸、杂志、文件、书籍等各类印刷物;其后,昭明印刷局又再度变革,另购铜模,改造新字,进一步革新了印刷技术。设备、技术方面的领先,是《京报》在新闻竞争中能保持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1922年5、6月间,邵飘萍又亲自主持,在天津、杭州设立了《京报》分馆,规模的扩大、网络的延伸,为《京报》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更丰富的资源。
(二)转变经营战略,改变不良生存状况
为改变收入来源的格局,邵飘萍以经营为本位,做出了不少调整。一方面,他增加了广告所占的篇幅,每期8个常版中,就有1、4、8三个版专登广告,在5版还刊有分类小广告。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发行,以此来吸引、充实经济来源,为此,《京报》在新闻业务上有不少改革和创新,新闻通讯和评论紧密结合,标题多行多层次,在当时普遍比较死板的北京报界,很引人注目,堪称开北方报纸编辑改革之先河;同时,邵飘萍在版面改良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就整体而言,《京报》版面整齐划一,清晰美观,一目了然。新闻编译社的成立,也扩大了《京报》的稿件来源,其内容高雅清洁,既少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标题,更无粗俗、低级的语言和内容。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京报》的图片,虽然它刊登的数量比较有限,与新闻配发的照片更是寥寥无几,但它很重视刊发时局人物照片,且讲究排版艺术,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与民间影响力。
在《京报》所处的历史时代,邵飘萍力求在新闻不自由的现实与新闻独立的理想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要《京报》有效运营,一方面坚持新闻独立,而这种平衡似乎很难维持。当时北京地区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北京时报》、《顺天时报》、《晨报》等,都有较深的政治背景,《京报》作为不依附任何党派的民办报纸,能够在其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在邵飘萍的悉心经营下,《京报》的新闻报道总能揭露北京政治内幕,抨击政治人物,这既为《京报》赢得了市场和盛名,也为《京报》被封埋下了种子。对于当时受军阀控制的那些御用报纸,邵飘萍曾尖锐辛辣地讥讽道,“无论政府何种机关,苟其实际上无可取得国民信用之价值,纵挥霍多数金钱,言论界绝不能颠倒黑白以为之助。不观数月以前之安福系之功德者,盖其根本上不能存在,言论界接受多金亦爱莫能助也”,但是邵飘萍作为《京报》社长,出于《京报》生存考虑,维持大笔开销,也不免向各方谋求“津贴”,有时无关大碍的事,他也常常暂给当局或某人留住脸面,以言论作为筹码换取经济利益,而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却毫不让步。邵飘萍的经营对报纸的发展来说,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扩大了《京报》的影响,增加了报社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京报》被封。
(三)创办多种副刊,扩大影响力
《京报》副刊当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京报副刊》。其副刊有两大特点:广泛、新锐,不仅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而且能够把最新的进步思想、革命理论传播给读者。
邵飘萍之所以办副刊,坚持副刊言论自由、无须与《京报》一致的原则,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始终抱持一种报纸是“社会公共机关”的新闻观点,同时,也服务于扩展思路的需要,而最重要的则是为了开辟新阵地,为新文化运动呐喊,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助威,造成进步的舆论声势,以冲击反动的、腐朽的舆论氛围。可以说,《京报》副刊是时代催生的产物,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求索历程、思想进程,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京报》副刊也使《京报》声望大振。
值得一提的是《京报》的发行工作。报社组织了自己的发行队伍,自雇骑车送报夫十余人,专送本市直接订阅之报,每天一律按时送到,并公布报社发行部电话,如有迟送,一律处罚,为了鼓励学界多订阅《京报》,报社对于学者一律按八折优惠,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京报》的发行工作。
三、结语
在近现代中国,经营报纸是危险的职业,文字之祸又足以杀身,但《京报》业绩显著,其言论不仅能言而且敢言,其经营艰苦支撑达十余年,这完全要归功于《京报》元勋们为事业不怕拘禁,不怕坐牢的大无畏精神,其毅力与勇气,令人钦佩。优秀报人渴求真理,敢怒敢言的,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傲骨,是今时今日的报人学习的楷模,但是,《京报》在逆境中的生存之道,也值得如今处在转型期的传统媒体学习借鉴,以此来促进我国新闻业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婷婷.邵飘萍新闻成就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王淑华,何扬鸣.邵飘萍与《京报》.《新闻实践》2003年 第1期。
[3]王康.新闻独立与政治控制之间_京报_第一次被封原因探析。《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4]宋素红.汤修慧与京报.《新闻爱好者》2003年第3期。
[5]钱承军.京报元勋吴定九.《新闻大学》1995年03期。
作者简介:李扬(1986.6—)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专业:传播;王超,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专业:传播学。
关键词:《京报》 邵飘萍 生存发展战略
一、《京报》概述
《京报》1918年10月5日由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创办,邵飘萍自任社长,潘公弼任总编辑,该报注重政治问题、敢于批评时政,出版仅几个月就颇受重视。1919年8月,该报因揭露皖系政府的卖国行为,被当局查封,邵飘萍被迫逃往日本。1920年邵飘萍又回国将该报恢复出版。复刊后的《京报》敢于主持正义,顺应时代潮流,公正客观的报道社会主义苏联的政治经济状况,支持国内工人运动,谴责政府镇压工人运动的暴行和卖国行径。1926年4月奉系军阀进占北京后,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邵飘萍杀害,《京报》再次被迫停刊。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后,邵飘萍夫人汤修慧于1928年6月12日将《京报》再次恢复出版,直到1937年7月28日停刊。
《京报》创刊后,以真实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论,评论时政,揭露政治的黑暗和军阀的专制统治,抨击列强的侵华政策。为民众呐喊请命,对时局政治和社会弊端的尖锐批评,使其成为北京影响日益增大的舆论机关,获得广大民众的欢迎,成为北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京报》在五四运动期间尤有突出的表现,它率先报道了有关学生活动的动向,日发评论,与全国进步报刊配合一致,造成强大的革命舆论,有力地支持了五四运动,迫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五四运动以后,《京报》日趋进步,成为北方地区公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重要阵地。
二、《京报》的经营管理之道
《京报》在报纸经营管理方面的成绩十分突出,最高发行数字为6000份,是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良好的业绩,使《京报》创刊仅两年就建了两层楼的馆舍,这在当时北京新闻界前所未有。《京报》附设的昭明印刷所,除了承接本报的业务外,还接受其他印刷出版业务,同样为报馆获取了可观的收入。在办报过程中,《京报》十分重视利用社会上的力量,鲁迅等社会名流都曾为它撰稿。此外,邵飘萍独自创办的新闻编译社,也是《京报》的一大优势。《京报》在经营管理上的成功经验曾经引起国内新闻界的广泛注意。
(一)扩大报社规模,建立印刷厂,革新技术
由于《京报》立场激进,创刊1年便惨遭查封,邵飘萍本人受到通缉,被迫避难日本。后受聘为日本《朝日新闻》特约记者。在这段时间里,他详细考察了日本的新闻业,为日后改革《京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1920年《京报》复刊之初,邵飘萍便致力于扩充规模,并力促印刷设备的逐步现代化。《京报》从原来的对开4版1大张,扩版为对开4版两大张,若遇重大事件发生,它还另外发行号外、特刊等,以扩大宣传、增强影响。复刊后不久的《京报》,创建了自己的印刷厂昭明印刷局,相比当时的平均技术水平与一般设备情况,其装备与技术堪称先进,可承印报纸、杂志、文件、书籍等各类印刷物;其后,昭明印刷局又再度变革,另购铜模,改造新字,进一步革新了印刷技术。设备、技术方面的领先,是《京报》在新闻竞争中能保持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1922年5、6月间,邵飘萍又亲自主持,在天津、杭州设立了《京报》分馆,规模的扩大、网络的延伸,为《京报》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更丰富的资源。
(二)转变经营战略,改变不良生存状况
为改变收入来源的格局,邵飘萍以经营为本位,做出了不少调整。一方面,他增加了广告所占的篇幅,每期8个常版中,就有1、4、8三个版专登广告,在5版还刊有分类小广告。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发行,以此来吸引、充实经济来源,为此,《京报》在新闻业务上有不少改革和创新,新闻通讯和评论紧密结合,标题多行多层次,在当时普遍比较死板的北京报界,很引人注目,堪称开北方报纸编辑改革之先河;同时,邵飘萍在版面改良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就整体而言,《京报》版面整齐划一,清晰美观,一目了然。新闻编译社的成立,也扩大了《京报》的稿件来源,其内容高雅清洁,既少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标题,更无粗俗、低级的语言和内容。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京报》的图片,虽然它刊登的数量比较有限,与新闻配发的照片更是寥寥无几,但它很重视刊发时局人物照片,且讲究排版艺术,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与民间影响力。
在《京报》所处的历史时代,邵飘萍力求在新闻不自由的现实与新闻独立的理想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要《京报》有效运营,一方面坚持新闻独立,而这种平衡似乎很难维持。当时北京地区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北京时报》、《顺天时报》、《晨报》等,都有较深的政治背景,《京报》作为不依附任何党派的民办报纸,能够在其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在邵飘萍的悉心经营下,《京报》的新闻报道总能揭露北京政治内幕,抨击政治人物,这既为《京报》赢得了市场和盛名,也为《京报》被封埋下了种子。对于当时受军阀控制的那些御用报纸,邵飘萍曾尖锐辛辣地讥讽道,“无论政府何种机关,苟其实际上无可取得国民信用之价值,纵挥霍多数金钱,言论界绝不能颠倒黑白以为之助。不观数月以前之安福系之功德者,盖其根本上不能存在,言论界接受多金亦爱莫能助也”,但是邵飘萍作为《京报》社长,出于《京报》生存考虑,维持大笔开销,也不免向各方谋求“津贴”,有时无关大碍的事,他也常常暂给当局或某人留住脸面,以言论作为筹码换取经济利益,而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却毫不让步。邵飘萍的经营对报纸的发展来说,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扩大了《京报》的影响,增加了报社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京报》被封。
(三)创办多种副刊,扩大影响力
《京报》副刊当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京报副刊》。其副刊有两大特点:广泛、新锐,不仅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而且能够把最新的进步思想、革命理论传播给读者。
邵飘萍之所以办副刊,坚持副刊言论自由、无须与《京报》一致的原则,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始终抱持一种报纸是“社会公共机关”的新闻观点,同时,也服务于扩展思路的需要,而最重要的则是为了开辟新阵地,为新文化运动呐喊,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助威,造成进步的舆论声势,以冲击反动的、腐朽的舆论氛围。可以说,《京报》副刊是时代催生的产物,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求索历程、思想进程,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京报》副刊也使《京报》声望大振。
值得一提的是《京报》的发行工作。报社组织了自己的发行队伍,自雇骑车送报夫十余人,专送本市直接订阅之报,每天一律按时送到,并公布报社发行部电话,如有迟送,一律处罚,为了鼓励学界多订阅《京报》,报社对于学者一律按八折优惠,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京报》的发行工作。
三、结语
在近现代中国,经营报纸是危险的职业,文字之祸又足以杀身,但《京报》业绩显著,其言论不仅能言而且敢言,其经营艰苦支撑达十余年,这完全要归功于《京报》元勋们为事业不怕拘禁,不怕坐牢的大无畏精神,其毅力与勇气,令人钦佩。优秀报人渴求真理,敢怒敢言的,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傲骨,是今时今日的报人学习的楷模,但是,《京报》在逆境中的生存之道,也值得如今处在转型期的传统媒体学习借鉴,以此来促进我国新闻业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婷婷.邵飘萍新闻成就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王淑华,何扬鸣.邵飘萍与《京报》.《新闻实践》2003年 第1期。
[3]王康.新闻独立与政治控制之间_京报_第一次被封原因探析。《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4]宋素红.汤修慧与京报.《新闻爱好者》2003年第3期。
[5]钱承军.京报元勋吴定九.《新闻大学》1995年03期。
作者简介:李扬(1986.6—)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专业:传播;王超,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专业: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