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邵飘萍创办的《京报》，没有巨大的财力支撑，没有政治靠山，更没有外国势力撑腰，其出刊后，以它独特的战斗风格，代表民意，抨击时弊称著于当时，问世一个月，销数即从300多份上升到4000份，中间被查禁一年，复刊后又从4000份迅速的发展到6000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报。在那个军阀混乱、民不聊生的年代，《京报》之所以有这样的业绩，不仅因为它崇尚真理、反对军阀，也与该报优秀的经营管理思想息息相关，本文将对此进行论述。
　　关键词：《京报》 邵飘萍 生存发展战略
　　
　　一、《京报》概述
　　《京报》1918年10月5日由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创办，邵飘萍自任社长，潘公弼任总编辑，该报注重政治问题、敢于批评时政，出版仅几个月就颇受重视。1919年8月，该报因揭露皖系政府的卖国行为，被当局查封，邵飘萍被迫逃往日本。1920年邵飘萍又回国将该报恢复出版。复刊后的《京报》敢于主持正义，顺应时代潮流，公正客观的报道社会主义苏联的政治经济状况，支持国内工人运动，谴责政府镇压工人运动的暴行和卖国行径。1926年4月奉系军阀进占北京后，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邵飘萍杀害，《京报》再次被迫停刊。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后，邵飘萍夫人汤修慧于1928年6月12日将《京报》再次恢复出版，直到1937年7月28日停刊。
　　《京报》创刊后，以真实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论，评论时政，揭露政治的黑暗和军阀的专制统治，抨击列强的侵华政策。为民众呐喊请命，对时局政治和社会弊端的尖锐批评，使其成为北京影响日益增大的舆论机关，获得广大民众的欢迎，成为北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京报》在五四运动期间尤有突出的表现，它率先报道了有关学生活动的动向，日发评论，与全国进步报刊配合一致，造成强大的革命舆论，有力地支持了五四运动，迫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五四运动以后，《京报》日趋进步，成为北方地区公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重要阵地。
　　二、《京报》的经营管理之道
　　《京报》在报纸经营管理方面的成绩十分突出，最高发行数字为6000份，是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良好的业绩，使《京报》创刊仅两年就建了两层楼的馆舍，这在当时北京新闻界前所未有。《京报》附设的昭明印刷所，除了承接本报的业务外，还接受其他印刷出版业务，同样为报馆获取了可观的收入。在办报过程中，《京报》十分重视利用社会上的力量，鲁迅等社会名流都曾为它撰稿。此外，邵飘萍独自创办的新闻编译社，也是《京报》的一大优势。《京报》在经营管理上的成功经验曾经引起国内新闻界的广泛注意。
　　（一）扩大报社规模，建立印刷厂，革新技术
　　由于《京报》立场激进，创刊1年便惨遭查封，邵飘萍本人受到通缉，被迫避难日本。后受聘为日本《朝日新闻》特约记者。在这段时间里，他详细考察了日本的新闻业，为日后改革《京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1920年《京报》复刊之初，邵飘萍便致力于扩充规模，并力促印刷设备的逐步现代化。《京报》从原来的对开4版1大张，扩版为对开4版两大张，若遇重大事件发生，它还另外发行号外、特刊等，以扩大宣传、增强影响。复刊后不久的《京报》，创建了自己的印刷厂昭明印刷局，相比当时的平均技术水平与一般设备情况，其装备与技术堪称先进，可承印报纸、杂志、文件、书籍等各类印刷物；其后，昭明印刷局又再度变革，另购铜模，改造新字，进一步革新了印刷技术。设备、技术方面的领先，是《京报》在新闻竞争中能保持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1922年5、6月间，邵飘萍又亲自主持，在天津、杭州设立了《京报》分馆，规模的扩大、网络的延伸，为《京报》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更丰富的资源。
　　（二）转变经营战略，改变不良生存状况
　　为改变收入来源的格局，邵飘萍以经营为本位，做出了不少调整。一方面，他增加了广告所占的篇幅，每期8个常版中，就有1、4、8三个版专登广告，在5版还刊有分类小广告。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发行，以此来吸引、充实经济来源，为此，《京报》在新闻业务上有不少改革和创新，新闻通讯和评论紧密结合，标题多行多层次，在当时普遍比较死板的北京报界，很引人注目，堪称开北方报纸编辑改革之先河；同时，邵飘萍在版面改良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就整体而言，《京报》版面整齐划一，清晰美观，一目了然。新闻编译社的成立，也扩大了《京报》的稿件来源，其内容高雅清洁，既少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标题，更无粗俗、低级的语言和内容。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京报》的图片，虽然它刊登的数量比较有限，与新闻配发的照片更是寥寥无几，但它很重视刊发时局人物照片，且讲究排版艺术，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与民间影响力。
　　在《京报》所处的历史时代，邵飘萍力求在新闻不自由的现实与新闻独立的理想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要《京报》有效运营，一方面坚持新闻独立，而这种平衡似乎很难维持。当时北京地区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北京时报》、《顺天时报》、《晨报》等，都有较深的政治背景，《京报》作为不依附任何党派的民办报纸，能够在其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在邵飘萍的悉心经营下，《京报》的新闻报道总能揭露北京政治内幕，抨击政治人物，这既为《京报》赢得了市场和盛名，也为《京报》被封埋下了种子。对于当时受军阀控制的那些御用报纸，邵飘萍曾尖锐辛辣地讥讽道，“无论政府何种机关，苟其实际上无可取得国民信用之价值，纵挥霍多数金钱，言论界绝不能颠倒黑白以为之助。不观数月以前之安福系之功德者，盖其根本上不能存在，言论界接受多金亦爱莫能助也”，但是邵飘萍作为《京报》社长，出于《京报》生存考虑，维持大笔开销，也不免向各方谋求“津贴”，有时无关大碍的事，他也常常暂给当局或某人留住脸面，以言论作为筹码换取经济利益，而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却毫不让步。邵飘萍的经营对报纸的发展来说，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扩大了《京报》的影响，增加了报社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京报》被封。
　　（三）创办多种副刊，扩大影响力
　　《京报》副刊当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京报副刊》。其副刊有两大特点：广泛、新锐，不仅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而且能够把最新的进步思想、革命理论传播给读者。
　　邵飘萍之所以办副刊，坚持副刊言论自由、无须与《京报》一致的原则，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始终抱持一种报纸是“社会公共机关”的新闻观点，同时，也服务于扩展思路的需要，而最重要的则是为了开辟新阵地，为新文化运动呐喊，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助威，造成进步的舆论声势，以冲击反动的、腐朽的舆论氛围。可以说，《京报》副刊是时代催生的产物，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求索历程、思想进程，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京报》副刊也使《京报》声望大振。
　　值得一提的是《京报》的发行工作。报社组织了自己的发行队伍，自雇骑车送报夫十余人，专送本市直接订阅之报，每天一律按时送到，并公布报社发行部电话，如有迟送，一律处罚，为了鼓励学界多订阅《京报》，报社对于学者一律按八折优惠，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京报》的发行工作。
　　三、结语
　　在近现代中国，经营报纸是危险的职业，文字之祸又足以杀身，但《京报》业绩显著，其言论不仅能言而且敢言，其经营艰苦支撑达十余年，这完全要归功于《京报》元勋们为事业不怕拘禁，不怕坐牢的大无畏精神，其毅力与勇气，令人钦佩。优秀报人渴求真理，敢怒敢言的，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傲骨，是今时今日的报人学习的楷模，但是，《京报》在逆境中的生存之道，也值得如今处在转型期的传统媒体学习借鉴，以此来促进我国新闻业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婷婷.邵飘萍新闻成就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王淑华,何扬鸣.邵飘萍与《京报》.《新闻实践》2003年 第1期。
　　[3]王康.新闻独立与政治控制之间_京报_第一次被封原因探析。《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4]宋素红.汤修慧与京报.《新闻爱好者》2003年第3期。
　　[5]钱承军.京报元勋吴定九.《新闻大学》1995年03期。
　　作者简介：李扬（1986.6—）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专业：传播；王超，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专业：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