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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十七年的农业合作化小说中，我们能明显看到作者所着重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逐渐成长为“高、大、全”的类英雄人物。這种趋势呈现出一种历时性的递增关系，英雄人物在小说中逐渐成长、复苏，成为光明、伟大的领导力的象征。可人物在塑造的本身除了呈现出来这样一种表象之外，还在文本内部潜藏着英雄将死的潜叙事。
关键词：英雄；人物塑造；十七年小说
从时间顺序来看，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创作最早。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正面塑造了一批共产党员领导形象和当地的积极分子一起动员贫农、中农富农加入合作社的故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共产党员代表邓秀梅、李月辉。两人性格各不相同，都是党内的领导干部。邓秀梅是为了活跃清溪乡的合作化运动，从县城被上级调配下来的女党员干部，思想觉悟高、积极性强、还有一腔为革命无私奉献的沸腾热血，这种积极性甚至到后面表现得有一些激进，包括为了提高乡里合作化程度，生拉硬拽富农、中农进合作社。相比邓秀梅的积极强干，李月辉作为原清溪乡的干部，工作作风显得过于追求稳妥，甚至带有一丝“右”的气息，清溪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是小说里的主要农村干部，合作化运动的领导者，但他身上没有同类题材小说里经常出现的人为拔高的英雄人物“气味”，都是平平凡凡的老党员。这符合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状况。作者对之不褒不贬，但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并非把他有意塑造为一个完美无瑕的领导形象，只是在写实的同时给读者提供思考的空间，将这种思考置之于和邓秀梅的对比之中，而小说的后半部分则将邓秀梅这一形象撤出文本，则有意识突出了作者的回应。
柳青的《创业史》被文学史奉为经典之作，虽然有学者指出他的真实性不如《山乡巨变》，但是相比文本的真实性，提供给读者的真实感和艺术感则显得更为重要。梁生宝是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跟继父梁三老汉一道饱尝了创家立业的辛酸，并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劳动者的优秀品质。这个年轻的预备党员，在党的教育下，一旦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就决心走一条与父辈不同的创社会主义大业的道路。即使在梁三老汉并不支持，并轻蔑地称他为“梁伟人”时，他也毫不动摇。党里的另外一位老干部郭振山丧失了革命激情的时候，他勇敢地担负起带领庄稼人走互助合作道路的重担，成为一个蛤蟆滩的新领袖人物。然而小说将其塑造为一个雄辩激昂、富有卓越口才的领导形象。他谦逊、纯朴、老实、厚道、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更不指手划脚、夸夸其谈，表面上甚至还有些稚嫩笨拙。
而到了浩然的《艳阳天》里面，其主人公萧长春则以高大全的形象出现在了读者的视野之中。他出身农村，一开场便死了媳妇，和父亲萧老大、儿子小石头相依为命。可是，这个人物却灌注了作者对于“理想人物”的期待：不管是他的政治觉悟、领导能力还是口才能力，都是完美的干部模范。在他的领导下，培养出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形象，他们互相动员、互相鼓劲，将合作化运动干得热火朝天。另一方面，作者为了激化小说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出现了革命投机分子——马之悦，他迅速与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企图引起革命骚乱以趁机分割利益，甚至覆没政权，重建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萧长春与他的斗争就演变为了阶级斗争。在斗争中，萧长春屡战屡胜，反革命分子见形势不利，地主马小辫便加急迫害萧长春，在处心积虑中杀害了萧长春的儿子小石头。而小说在描写萧长春得知儿子失踪之后，描写出长春识破反革命分子们的背后计谋——趁乱夺取利益，转变得异常淡定和目空一切，坚定要保卫好革命成果，表现出英雄人物的忘我性和敢于牺牲的精神。
而这三部小说中，对于主要人物的塑造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他们各自对于爱情的选择。在《山乡巨变》中，邓秀梅刚结束新婚，可是为了工作，毅然接受任务前往清溪乡，被问起她的新婚丈夫时，她总是遮遮掩掩，私下却偷偷看丈夫给她写的情书。她将自己的个人感情置放于角落，一再地去逃避爱情欲望，将欲望的满足作为私密的个人性与革命相对峙，呈现出矛盾的关系。而到了《创业史》，梁生宝与改霞尽管是相互喜欢的，但生宝的重心依旧不在感情上，他忽视了改霞，甚至在心里觉得自己应该从现实生活上来考虑择偶问题，改霞不适合成为妻子。在他身上，爱情与革命相比，已经不值一提，甚至被轻视，也可以被替换，最后导致了改霞的出走，两人的感情无疾而终。可是到了《艳阳天》里面，我们看到萧长春和焦淑红的感情始终没有呈现明朗化的状态，爱情至此抹灭了个人性，可以让步于生活，也可以被压抑，与焦淑红的感情处于一种在亲情和同志之间游离的模糊状态。“超我”达到了最大化，爱情即使在共同进步的前提下也丢失了合理性。至此篇小说中，理想人物被英雄化，完美化，达到了一个高峰。
但是这真的是英雄人物的胜利吗？其实不然，事实上萧长春的处境应该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回到小说结尾：萧长春向王书记承诺道“我一定要斗争一辈子！我们东山坞的人，一定永远听您的话，跟着全中国的人民一道，为咱们的社会主义战斗到底！”。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文革背景之下，他的斗争性和彻底性真的能如他所愿确保自己能够斗争一辈子而不被斗争吗？这是小说在结尾处给人物的高歌，可在现实层面上又在历史中留下了一连串疑问。
关键词：英雄；人物塑造；十七年小说
从时间顺序来看，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创作最早。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正面塑造了一批共产党员领导形象和当地的积极分子一起动员贫农、中农富农加入合作社的故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共产党员代表邓秀梅、李月辉。两人性格各不相同，都是党内的领导干部。邓秀梅是为了活跃清溪乡的合作化运动，从县城被上级调配下来的女党员干部，思想觉悟高、积极性强、还有一腔为革命无私奉献的沸腾热血，这种积极性甚至到后面表现得有一些激进，包括为了提高乡里合作化程度，生拉硬拽富农、中农进合作社。相比邓秀梅的积极强干，李月辉作为原清溪乡的干部，工作作风显得过于追求稳妥，甚至带有一丝“右”的气息，清溪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是小说里的主要农村干部，合作化运动的领导者，但他身上没有同类题材小说里经常出现的人为拔高的英雄人物“气味”，都是平平凡凡的老党员。这符合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状况。作者对之不褒不贬，但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并非把他有意塑造为一个完美无瑕的领导形象，只是在写实的同时给读者提供思考的空间，将这种思考置之于和邓秀梅的对比之中，而小说的后半部分则将邓秀梅这一形象撤出文本，则有意识突出了作者的回应。
柳青的《创业史》被文学史奉为经典之作，虽然有学者指出他的真实性不如《山乡巨变》，但是相比文本的真实性，提供给读者的真实感和艺术感则显得更为重要。梁生宝是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跟继父梁三老汉一道饱尝了创家立业的辛酸，并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劳动者的优秀品质。这个年轻的预备党员，在党的教育下，一旦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就决心走一条与父辈不同的创社会主义大业的道路。即使在梁三老汉并不支持，并轻蔑地称他为“梁伟人”时，他也毫不动摇。党里的另外一位老干部郭振山丧失了革命激情的时候，他勇敢地担负起带领庄稼人走互助合作道路的重担，成为一个蛤蟆滩的新领袖人物。然而小说将其塑造为一个雄辩激昂、富有卓越口才的领导形象。他谦逊、纯朴、老实、厚道、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更不指手划脚、夸夸其谈，表面上甚至还有些稚嫩笨拙。
而到了浩然的《艳阳天》里面，其主人公萧长春则以高大全的形象出现在了读者的视野之中。他出身农村，一开场便死了媳妇，和父亲萧老大、儿子小石头相依为命。可是，这个人物却灌注了作者对于“理想人物”的期待：不管是他的政治觉悟、领导能力还是口才能力，都是完美的干部模范。在他的领导下，培养出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形象，他们互相动员、互相鼓劲，将合作化运动干得热火朝天。另一方面，作者为了激化小说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出现了革命投机分子——马之悦，他迅速与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企图引起革命骚乱以趁机分割利益，甚至覆没政权，重建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萧长春与他的斗争就演变为了阶级斗争。在斗争中，萧长春屡战屡胜，反革命分子见形势不利，地主马小辫便加急迫害萧长春，在处心积虑中杀害了萧长春的儿子小石头。而小说在描写萧长春得知儿子失踪之后，描写出长春识破反革命分子们的背后计谋——趁乱夺取利益，转变得异常淡定和目空一切，坚定要保卫好革命成果，表现出英雄人物的忘我性和敢于牺牲的精神。
而这三部小说中，对于主要人物的塑造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他们各自对于爱情的选择。在《山乡巨变》中，邓秀梅刚结束新婚，可是为了工作，毅然接受任务前往清溪乡，被问起她的新婚丈夫时，她总是遮遮掩掩，私下却偷偷看丈夫给她写的情书。她将自己的个人感情置放于角落，一再地去逃避爱情欲望，将欲望的满足作为私密的个人性与革命相对峙，呈现出矛盾的关系。而到了《创业史》，梁生宝与改霞尽管是相互喜欢的，但生宝的重心依旧不在感情上，他忽视了改霞，甚至在心里觉得自己应该从现实生活上来考虑择偶问题，改霞不适合成为妻子。在他身上，爱情与革命相比，已经不值一提，甚至被轻视，也可以被替换，最后导致了改霞的出走，两人的感情无疾而终。可是到了《艳阳天》里面，我们看到萧长春和焦淑红的感情始终没有呈现明朗化的状态，爱情至此抹灭了个人性，可以让步于生活，也可以被压抑，与焦淑红的感情处于一种在亲情和同志之间游离的模糊状态。“超我”达到了最大化，爱情即使在共同进步的前提下也丢失了合理性。至此篇小说中，理想人物被英雄化，完美化，达到了一个高峰。
但是这真的是英雄人物的胜利吗？其实不然，事实上萧长春的处境应该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回到小说结尾：萧长春向王书记承诺道“我一定要斗争一辈子！我们东山坞的人，一定永远听您的话，跟着全中国的人民一道，为咱们的社会主义战斗到底！”。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文革背景之下，他的斗争性和彻底性真的能如他所愿确保自己能够斗争一辈子而不被斗争吗？这是小说在结尾处给人物的高歌，可在现实层面上又在历史中留下了一连串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