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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债危机为全球经济蒙上衰退阴影，欧债危机不断向欧盟核心国家蔓延。继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之后，欧洲第三、第四大经济体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国债收益率急剧攀升，法国国债也面临降级的风险。尽管欧洲央行紧急购买了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债，短期稳定了市场情绪，但未能改变经济缺乏长期增长动力的现状。
针对欧盟当前的困境，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最近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呼吁欧盟体制转型。作为欧洲中央银行几个独立的领先研究机构之一，CEPS宏观经济研究室成员都是欧洲权威的经济学家，小组每年对欧洲经济的整体情况发表一份评估报告。其研究成果在金融市场分析家、学者和高级官员中广泛传阅，并得到普遍认可。
CEPS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近日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专访。8月18日，他又就欧债危机解决方案做出评价，认为欧盟目前出台的政策可行性不高，欧洲国家如要实现经济复苏，必定经历一个“阵痛期”。
现有政策无法解决问题
随着危机的加深，欧盟成员国的债务问题“按下葫芦又起瓢”。尽管欧盟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再出台针对希腊等国的纾困方案，却无法抑制债务危机的蔓延。
就缓解债务危机，当前的方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规模，二是统一发行欧元区债券。丹尼尔•格罗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以上两套方案可行性都很有限。
7月21日，欧盟峰会通过草案，提出扩大EFSF的资金规模，向希腊再提供1090亿欧元的贷款，并将贷款利率由现行的4.5%降低为3.5%，还款期限由现在的7年半延长到最少15年，最多30年。
CEPS不赞成这种做法。
一是因为EFSF本身定位为应急性援助，无力承担过高的债务。始创于2010年5月，EFSF的资金援助规模约为7500亿美元，用于在外围经济体出现危机时，提供应急性援助。当债务危机波及到意大利、西班牙乃至法国等核心经济体，就需要大约11800亿欧元的资金，这意味着EFSF自身无力承担稳定整个债务市场的重担。
其次，EFSF的资金纾困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欧洲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希腊债务危机只是欧元区普遍债务问题的早期预警，资本市场无法支撑过度的公共债务。尽管欧盟委员会为希腊、爱尔兰以及葡萄牙提供了低利率长期贷款，但不改变其经济模式，仍无法承受市场的考验。
最后，EFSF容易导致危机的多米诺效应。EFSF的资金来源于各成员国，当一国面临财政困难并要求EFSF援助时，可以“单向退出”，不再承担向EFSF上缴资金的义务，这也意味着，其债务负将由EFSF其他成员国来负担。然而随着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相继沦陷，意大利、西班牙等大型经济体也卷入债务危机，这些经济体一旦相继从EFSF中单向退出，支撑EFSF运行的就只剩下欧盟为数不多的核心经济体。随着法国自身债务风险加剧，德国压力也在日渐增大，很难承受EFSF带来的债务负担，进而引发债务危机的蔓延。因此，简单的扩大EFSF规模，只能加重其成员国的债务负担，并助推这一债务危机多米诺的倒塌。
欧盟另一个政策选择是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这也同样遭到了格罗斯的反对。这一建议最初由欧元集团主席容克和意大利财长特雷蒙蒂提出。据此构想，统一欧元债券的体系，将允许成员国按照统一成本进行融资，债券信用由全体成员国共同担保。与此同时，各成员国仍可自行发售本国债券，两种债券可按一定比率互相转化。
但格罗斯则对记者表示，欧元区统一债券在当前条件下没有可行性，原因有四方面。
首先，欧元区债券只有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才能实现。 欧盟是货币共同体，但是并没有实现政治一体化。当前，对欧元区统一发债，欧盟各国看法不一，意大利、希腊等高负债国家支持统一发债，而德国、法国则持反对态度，政治掣肘致其难以实现。格罗斯指出，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意味着将纳税人消费的决策权无条件地交给其他国家，这将使欧盟强国中分裂加重，甚至可能导致欧盟的解体。
其次，低债务水平是欧元区债券发行的前提。CEPS所长丹尼尔•格罗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在债务问题未能解决的情况下发行欧元区债券是不合理的。”对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初始债务水平高启，将导致市场对于债务危机的预期加剧，以致其债券进一步失去流动性。当前欧盟整体债务水平较高导致市场对未来债务累积的预期加剧。在这种条件下，出于避险情绪，欧元区统一债券将会如当前各成员国债券一样遭遇流动性危机。
第三，欧元区统一债券不能包揽所有国家债务。格罗斯认为，如果发行国家债务总量50%的欧元区债券，这将使余下以国家债券发行的债不具有相同的可信度，在市场上无法销售。
最后，发行欧元区债券将遭遇法规障碍。格罗斯说，如果允许将全部国债以统一债券的形式发行，将需要对欧盟协定进行更改，这一过程需要27个成员国的共同批准，也需要进行多次普通投票。同时，统一发债的举措也将与德国宪法发生抵触，正如近日默克尔的发言，修改德国宪法很有难度。
CEPS的基本观点非常明确，虽然扩大金融稳定机制的资金规模和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是为数不多的救助措施，但是都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反而可能扩大债务危机。
调整欧洲央行职能
在简单扩大EFSF规模无法发解决根本问题、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的举措受阻的情况下，如何稳定市场情绪、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成当务之急。格罗斯认为，调整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和欧洲央行当前的职能分工十分必要。
当前，欧洲央行既要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又要履行市场规则制定和监督的义务。CEPS政策研究中心的另一位研究员保罗•德•格劳威认为，应当由EFSF来分担部分责任。
第一，由EFSF来执行诸如购买债券等具体的市场干预措施，欧洲央行只需关注整个欧元区价格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第二，EFSF在干预市场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制定干预规则并监督政府发债的责任。当前欧洲央行承担了这一责任。格罗斯指出，由于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没有欧洲纳税人的代表，欧洲央行的规制往往过度关注金融市场的稳定，忽略了各国纳税人的利益。由EFSF来承担这一职责，将更为恰当。
在EFSF承担更多具体的执行责任时，欧洲央行应该更多的扮演最终借款人的角色，为市场注入信心。
作为单一货币联盟，欧盟各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市场出现信心危机时，各成员国难以向债券市场保证充足的资金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市场的恐慌情绪极易蔓延。
由于掌握货币政策，欧洲央行应当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为市场注入信心。但截至目前，欧洲央行态度并不明了。
自2010年5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央行已经减少了2000亿欧元的自身资产负债，也进一步紧缩了流动性；然而今年8月份欧洲央行买入意大利西班牙债券，又向市场显示了其承担最终贷款人的意愿。格劳威认为，欧洲央行没能有效为市场注入信心，也是主权债务危机至今不断蔓延的原因所在。
对于欧洲央行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责任，以往有三种质疑的声音，格劳威对其一一进行了驳斥。
首先，一种观点认为作为最终贷款人，欧洲央行可能由于购买存在风险的国债而导致自身亏损。而格劳威认为，对于欧洲市场来说，央行最终贷款人的职能，是一种变相的市场稳定机制，欧洲央行最重要的职责在于为市场注入信心，而不是考虑自身投资是否盈利。通常情况下，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往往只是象征性的，旨在起到鼓舞市场的作用，不必实际执行。即使由于债券违约而导致自身资产亏损，欧洲央行依然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弥补。
其次，欧洲央行对于流动性的承诺可能导致成员国过度发债。报告指出，尽管这是实质存在的威胁，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当是通过加强规制，对政府发债构成制约。欧洲央行不应该因为这一原因放弃最终贷款人的职责。
第三，欧洲央行在债券市场中积极地扮演最终贷款人会导致通货膨胀。格劳威认为这种批评并不准确，欧洲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其购买债券注入的资金只是增加了银行的基础货币，旨在为恐慌的市场注入信心，防止出现银行挤兑。这部分资金留在银行里而并不一定参与流通，因此总体货币存量没有增加，通胀也并非必然结果。其次，欧洲央行可以通过变卖其他资产来平衡基础货币增量进而冲销通胀，采取这种措施，欧洲央行改变的只是自身的资产负债格局而非资产负债规模。
因此，在推动EFSF职能改变的同时，欧洲央行必须承担起最终贷款人的职责，为恐慌的市场注入信心，防止债务危机的进一步蔓延。
欧债何处去
从根本来讲，长期的经济增长是解决危机的终极途径，格罗斯表示，欧盟国家只有进行结构性调整，才能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
为加速这一转型，维持经济增长，欧洲各国面临结构性调整。但在内需疲弱的情况下，结构性调整会加剧短期困境。格罗斯对记者表示，“欧盟外围的这些国家并没有太多选择，为了实现经济复苏，他们必须接受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困难。这就像生了重病，吃药可能会短时间让病人更难受，但这是康复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2008年以前， 欧盟各国享有充足而廉价的信贷，这使其可以用举债的方式，弥补高额的财政赤字。同时，欧盟各国进口的繁荣，可以带来高额的中间服务增值，这进一步导致其GDP的高估。但在债务危机中，需求减少，进口繁荣一旦结束，将导致欧盟各国GDP的大幅下降。
应对这一变化的措施，是合理配置资源，转向出口型经济，但这一过程需要时间。1995年之前，德国正是由于进口繁荣带来大额财政赤字，德国花了十年时间以降低经济增速，缩小本国建筑业规模为其出口赢得市场。但当时德国没有高额的负债，而对于当前身陷债务危机的欧洲，金融市场并没有足够的耐性。
谈到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的走向，格罗斯认为，经历此次危机确实给欧盟带来了重大考验，但是不至于导致欧盟的解体。
危机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裂痕。格罗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此次危机中，欧洲南方和北方所经历危机的程度不同。北方国家认为南方国家花钱太多又懒惰，因此应当通过市场对南方国家施以相应的惩罚。而南方国家则认为他们受到了过多的惩罚，同时北方国家对他们的援助不足。”
另一方面，欧盟机构确实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欧洲央行现在承担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而且不仅向银行也向一些财政疲弱的政府发贷，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格罗斯说，“欧盟委员会正在失去影响力，因为它本可以运用基金，但实际上并没有合理的处理这一问题。”
格罗斯还提到，当前债券市场存在不均衡，北方国家为债权国，南方国家为债务国，他预测“南方国家将经历长时间的低消费和低增长率，并且将长期依赖来自于北方的援助”。
针对欧盟当前的困境，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最近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呼吁欧盟体制转型。作为欧洲中央银行几个独立的领先研究机构之一，CEPS宏观经济研究室成员都是欧洲权威的经济学家，小组每年对欧洲经济的整体情况发表一份评估报告。其研究成果在金融市场分析家、学者和高级官员中广泛传阅，并得到普遍认可。
CEPS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近日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专访。8月18日，他又就欧债危机解决方案做出评价，认为欧盟目前出台的政策可行性不高，欧洲国家如要实现经济复苏，必定经历一个“阵痛期”。
现有政策无法解决问题
随着危机的加深，欧盟成员国的债务问题“按下葫芦又起瓢”。尽管欧盟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再出台针对希腊等国的纾困方案，却无法抑制债务危机的蔓延。
就缓解债务危机，当前的方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规模，二是统一发行欧元区债券。丹尼尔•格罗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以上两套方案可行性都很有限。
7月21日，欧盟峰会通过草案，提出扩大EFSF的资金规模，向希腊再提供1090亿欧元的贷款，并将贷款利率由现行的4.5%降低为3.5%，还款期限由现在的7年半延长到最少15年，最多30年。
CEPS不赞成这种做法。
一是因为EFSF本身定位为应急性援助，无力承担过高的债务。始创于2010年5月，EFSF的资金援助规模约为7500亿美元，用于在外围经济体出现危机时，提供应急性援助。当债务危机波及到意大利、西班牙乃至法国等核心经济体，就需要大约11800亿欧元的资金，这意味着EFSF自身无力承担稳定整个债务市场的重担。
其次，EFSF的资金纾困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欧洲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希腊债务危机只是欧元区普遍债务问题的早期预警，资本市场无法支撑过度的公共债务。尽管欧盟委员会为希腊、爱尔兰以及葡萄牙提供了低利率长期贷款，但不改变其经济模式，仍无法承受市场的考验。
最后，EFSF容易导致危机的多米诺效应。EFSF的资金来源于各成员国，当一国面临财政困难并要求EFSF援助时，可以“单向退出”，不再承担向EFSF上缴资金的义务，这也意味着，其债务负将由EFSF其他成员国来负担。然而随着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相继沦陷，意大利、西班牙等大型经济体也卷入债务危机，这些经济体一旦相继从EFSF中单向退出，支撑EFSF运行的就只剩下欧盟为数不多的核心经济体。随着法国自身债务风险加剧，德国压力也在日渐增大，很难承受EFSF带来的债务负担，进而引发债务危机的蔓延。因此，简单的扩大EFSF规模，只能加重其成员国的债务负担，并助推这一债务危机多米诺的倒塌。
欧盟另一个政策选择是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这也同样遭到了格罗斯的反对。这一建议最初由欧元集团主席容克和意大利财长特雷蒙蒂提出。据此构想，统一欧元债券的体系，将允许成员国按照统一成本进行融资，债券信用由全体成员国共同担保。与此同时，各成员国仍可自行发售本国债券，两种债券可按一定比率互相转化。
但格罗斯则对记者表示，欧元区统一债券在当前条件下没有可行性，原因有四方面。
首先，欧元区债券只有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才能实现。 欧盟是货币共同体，但是并没有实现政治一体化。当前，对欧元区统一发债，欧盟各国看法不一，意大利、希腊等高负债国家支持统一发债，而德国、法国则持反对态度，政治掣肘致其难以实现。格罗斯指出，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意味着将纳税人消费的决策权无条件地交给其他国家，这将使欧盟强国中分裂加重，甚至可能导致欧盟的解体。
其次，低债务水平是欧元区债券发行的前提。CEPS所长丹尼尔•格罗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在债务问题未能解决的情况下发行欧元区债券是不合理的。”对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初始债务水平高启，将导致市场对于债务危机的预期加剧，以致其债券进一步失去流动性。当前欧盟整体债务水平较高导致市场对未来债务累积的预期加剧。在这种条件下，出于避险情绪，欧元区统一债券将会如当前各成员国债券一样遭遇流动性危机。
第三，欧元区统一债券不能包揽所有国家债务。格罗斯认为，如果发行国家债务总量50%的欧元区债券，这将使余下以国家债券发行的债不具有相同的可信度，在市场上无法销售。
最后，发行欧元区债券将遭遇法规障碍。格罗斯说，如果允许将全部国债以统一债券的形式发行，将需要对欧盟协定进行更改，这一过程需要27个成员国的共同批准，也需要进行多次普通投票。同时，统一发债的举措也将与德国宪法发生抵触，正如近日默克尔的发言，修改德国宪法很有难度。
CEPS的基本观点非常明确，虽然扩大金融稳定机制的资金规模和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是为数不多的救助措施，但是都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反而可能扩大债务危机。
调整欧洲央行职能
在简单扩大EFSF规模无法发解决根本问题、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的举措受阻的情况下，如何稳定市场情绪、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成当务之急。格罗斯认为，调整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和欧洲央行当前的职能分工十分必要。
当前，欧洲央行既要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又要履行市场规则制定和监督的义务。CEPS政策研究中心的另一位研究员保罗•德•格劳威认为，应当由EFSF来分担部分责任。
第一，由EFSF来执行诸如购买债券等具体的市场干预措施，欧洲央行只需关注整个欧元区价格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第二，EFSF在干预市场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制定干预规则并监督政府发债的责任。当前欧洲央行承担了这一责任。格罗斯指出，由于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没有欧洲纳税人的代表，欧洲央行的规制往往过度关注金融市场的稳定，忽略了各国纳税人的利益。由EFSF来承担这一职责，将更为恰当。
在EFSF承担更多具体的执行责任时，欧洲央行应该更多的扮演最终借款人的角色，为市场注入信心。
作为单一货币联盟，欧盟各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市场出现信心危机时，各成员国难以向债券市场保证充足的资金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市场的恐慌情绪极易蔓延。
由于掌握货币政策，欧洲央行应当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为市场注入信心。但截至目前，欧洲央行态度并不明了。
自2010年5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央行已经减少了2000亿欧元的自身资产负债，也进一步紧缩了流动性；然而今年8月份欧洲央行买入意大利西班牙债券，又向市场显示了其承担最终贷款人的意愿。格劳威认为，欧洲央行没能有效为市场注入信心，也是主权债务危机至今不断蔓延的原因所在。
对于欧洲央行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责任，以往有三种质疑的声音，格劳威对其一一进行了驳斥。
首先，一种观点认为作为最终贷款人，欧洲央行可能由于购买存在风险的国债而导致自身亏损。而格劳威认为，对于欧洲市场来说，央行最终贷款人的职能，是一种变相的市场稳定机制，欧洲央行最重要的职责在于为市场注入信心，而不是考虑自身投资是否盈利。通常情况下，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往往只是象征性的，旨在起到鼓舞市场的作用，不必实际执行。即使由于债券违约而导致自身资产亏损，欧洲央行依然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弥补。
其次，欧洲央行对于流动性的承诺可能导致成员国过度发债。报告指出，尽管这是实质存在的威胁，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当是通过加强规制，对政府发债构成制约。欧洲央行不应该因为这一原因放弃最终贷款人的职责。
第三，欧洲央行在债券市场中积极地扮演最终贷款人会导致通货膨胀。格劳威认为这种批评并不准确，欧洲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其购买债券注入的资金只是增加了银行的基础货币，旨在为恐慌的市场注入信心，防止出现银行挤兑。这部分资金留在银行里而并不一定参与流通，因此总体货币存量没有增加，通胀也并非必然结果。其次，欧洲央行可以通过变卖其他资产来平衡基础货币增量进而冲销通胀，采取这种措施，欧洲央行改变的只是自身的资产负债格局而非资产负债规模。
因此，在推动EFSF职能改变的同时，欧洲央行必须承担起最终贷款人的职责，为恐慌的市场注入信心，防止债务危机的进一步蔓延。
欧债何处去
从根本来讲，长期的经济增长是解决危机的终极途径，格罗斯表示，欧盟国家只有进行结构性调整，才能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
为加速这一转型，维持经济增长，欧洲各国面临结构性调整。但在内需疲弱的情况下，结构性调整会加剧短期困境。格罗斯对记者表示，“欧盟外围的这些国家并没有太多选择，为了实现经济复苏，他们必须接受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困难。这就像生了重病，吃药可能会短时间让病人更难受，但这是康复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2008年以前， 欧盟各国享有充足而廉价的信贷，这使其可以用举债的方式，弥补高额的财政赤字。同时，欧盟各国进口的繁荣，可以带来高额的中间服务增值，这进一步导致其GDP的高估。但在债务危机中，需求减少，进口繁荣一旦结束，将导致欧盟各国GDP的大幅下降。
应对这一变化的措施，是合理配置资源，转向出口型经济，但这一过程需要时间。1995年之前，德国正是由于进口繁荣带来大额财政赤字，德国花了十年时间以降低经济增速，缩小本国建筑业规模为其出口赢得市场。但当时德国没有高额的负债，而对于当前身陷债务危机的欧洲，金融市场并没有足够的耐性。
谈到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的走向，格罗斯认为，经历此次危机确实给欧盟带来了重大考验，但是不至于导致欧盟的解体。
危机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裂痕。格罗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此次危机中，欧洲南方和北方所经历危机的程度不同。北方国家认为南方国家花钱太多又懒惰，因此应当通过市场对南方国家施以相应的惩罚。而南方国家则认为他们受到了过多的惩罚，同时北方国家对他们的援助不足。”
另一方面，欧盟机构确实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欧洲央行现在承担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而且不仅向银行也向一些财政疲弱的政府发贷，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格罗斯说，“欧盟委员会正在失去影响力，因为它本可以运用基金，但实际上并没有合理的处理这一问题。”
格罗斯还提到，当前债券市场存在不均衡，北方国家为债权国，南方国家为债务国，他预测“南方国家将经历长时间的低消费和低增长率，并且将长期依赖来自于北方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