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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他是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从“农村写生”到“长安画派”，他开拓了一条“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创作道路。当然，他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绘画艺术上的成就，还有他对西北文物事业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
70多年前，当赵望云为自己定下这一“终生生命之寄托”的艺术追求时，就注定了他在绘画创作上所选择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他人的平民道路。
望云兴叹 苍头特起
1906年农历八月十六日，赵望云出生在河北省束鹿县周家庄一个兼营皮货的农民家庭。因家有七姐，排行老八，故乳名“八妞”。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时，“八妞”取学名赵新国。赵新国从小对绘画、音乐、戏剧等民间艺术非常喜爱，上小学时，临摹古典小说插图和《芥子园画传》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小学毕业时，13岁的赵新国已经能写春联，画山水四条屏，成了远近闻名的小画家。
1919年，赵新国的父亲病逝，家境衰落，年幼的赵新国被迫到一家皮货店当了学徒。17岁那年，由母亲包办，赵新国娶了本县权氏女为妻。
1925年秋天，19岁的赵新国在表兄王西渠资助下到北京求学，他先入私立京华美专，半年后转入国立艺专选科，开始系统学习中国画。求学期间，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赵新国与李苦禅，侯子步等人在北京创办了“吼虹艺术社”，提倡新国画运动。
1927年，赵新国正式改名为赵望云，源于他经常若有所思，望云兴叹。与那些只在教室和画室学习绘画的学生不同，出身社会底层的赵望云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生活，他经常到北京西郊一带的农村搜集素材，描绘民众生活。1927年秋天，赵望云在北京中山公园展出了以处女作《疲劳》为代表的一批描写社会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与传统的国画题材迥然不同，一时引起社会的关注，有文章评论他为“苍头特起之艺术前锋”。
这次展出，坚定了赵望云要走一条完全不同于别人的艺术之路的信念，他还为自己立下了誓言：终生不画不劳动的人。
农村写生 名声鹊起
在北京期间，赵望云结识了进步学者王森然，经常在其主编的《大公报》专刊上发表中国画改革的文章和画作。赵望云因此成为中国美术史上较早通过媒体发表作品并一举成名的艺术家。
从1928年至1931年，赵望云先后做过北京师范美术教员、山东临清中学教师、上海中华书局插图编辑等，工作时断时续，最长没有超过一年的，但画画却从未间断。这期间，赵望云的生活也发生了不少变故，妻子权氏病逝，“吼虹艺术社”遭宪兵搜查。1931年1月，赵望云与中师毕业的杨素芳结婚。
“吼虹艺术社”遭搜查后，赵望云出走东北，在营口、沈阳、大连举办画展，作品内容多为描写军阀混战时期农村的荒芜情景，同时在《北洋画报》上发表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
1932年，赵望云被聘为天津《大公报》特约旅行写生记者，他年底从北京出发，至第二年初夏，足迹已遍及冀东、冀南18个偏僻县城和村镇。《大公报》特开辟“赵望云农村旅行写生”专栏，从1933年2月12日至6月28日，分15辑连载了共130幅作品。后来，赵望云的“农村写生”由报社结集出版为《赵望云农村写生集》，轰动一时。赵望云在自序中第一次表明了自己的艺术追求：“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做为终生生命之寄托。”
赵望云新颖的创作形式，引起了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将军的注意，他将赵望云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写生通讯剪贴成册，并为每幅画都配写了通俗易懂的诗。1933年10月25日，赵望云应邀赴泰山拜会了冯玉祥。《赵望云农村写生集》再版时，不仅由冯玉祥作了序，还收入了冯玉祥的白话诗。诗画相得益彰，写生集很快销售一空，以至连续再版五次，印数达数万册。
赵望云的“农村写生”一发而不可收。从1933年夏到1937年春，他先后赴陇海铁路沿线、津浦铁路沿线以及张家口，江西等地写生，与他结伴同行的文字记者有杨汝泉、萧乾等，画家有叶浅予、陆志庠等。
1936年2月，由冯玉祥资助，“赵望云旅行印象画展”在南京举办。在这次画展上，赵望云结识了于右任，田汉，徐悲鸿等人。徐悲鸿还为后来出版的《赵望云旅行印象画选》题签，著名学者盛成在序言中写道：“望云的画，自属新写实派，他自然是这派的导师。”
大量的“农村写生”实践，不仅使赵望云在画坛名声鹊起，也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著名美术评论家黄苗子认为，“赵望云是最早使用中国笔墨表现现代生活的画家。”
以笔作枪 以画抗日
1935年3月，冯玉祥提议，由赵望云把泰山脚下的民众生活描写下来，自己配上诗作，一画一诗，刻在石上，以警世人。石刻书画至1937年夏天全部竣工，每块高约1米，宽约0.5米，共48方石碑，陈列在冯玉祥创建的泰山科学馆内，成为当地一景。
赵望云的这些石刻画，真实记录了泰山脚下的风土民情，生动描写了山东农民的贫苦生活。有一幅题为《采野草的妇人》，赵望云用极其简练的线条勾勒出三个农妇争相采摘野草的情景。冯玉祥题诗为：东方尚未明，辘辘饥肠鸣。春荒苦难度，野草喜初生。群妇争采摘，聊作粥糜羹。想彼城市女，娇贵若天神。终日无所事，打牌看电影。国家穷如此，不可不猛省。民族今垂危，生活宜平等。
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石刻不久即毁于日寇飞机的轰炸，后来根据拓片出版了《泰山社会写生石刻诗画集》，老舍为诗画集作序，序中对石刻诗画评价甚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冯玉祥出任第六战区长官，赵望云应邀随军，以笔作枪，积极宣传抗日。
1938年1月，冯玉祥资助的《抗战画刊》在武汉创办，赵望云任主编。《抗战画刊》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一份刊物，初为旬刊，后改为月刊。抗战期间街头巷尾、报端杂志上的抗日宣传画，多以《抗战画刊》为蓝本。
由于战事失利，赵望云经长沙、桂林，辗转到重庆，继续主编《抗战画刊》。1941年1月5日，《抗战画刊》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在坚持出版了30余期后宣布停刊。此时的赵望云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冯玉祥将军的安排，在政治部第三厅工作：要么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平民画家。赵望云选择了后者。
这一年，赵望云在成都结识了张大干。张大千收藏的大量古代书画名作，让赵望云受益匪浅。他开始有计划地研究中国古代美术作品，并很快弥补了自己在中国画传统技法方面的先天不足。赵望云自述：“与古典派画家张大干的来往，使我欣赏了很多的古代绘画名作；那时张大千正在作画准备展览，得以临案 学习他作画的方法和风格，使我在传统技法上获得很大益处。”
赵望云就像金庸笔下那些最终练成绝世功夫的武林高手一样，除了天资聪颖、勤奋苦练之外，还善于在“江湖”中不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他的这条自学自创，自我完善的道路，后来被他的儿子赵振川形象地总结为“缺啥补啥”。
赵望云成为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后，仍然恪守自己立下的规矩：不画不劳动者。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多为寻常百姓，而鲜有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之类富贵人家及游手好闲之流。不仅如此，他笔下的牲畜也多为劳作状态。张大干曾说过：“我画马不及悲鸿和望云，悲鸿的马是奔跑的马，望云的马是劳作的马。”老舍则认为，“赵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很有功夫，可是他不喜欢山水里那些古装老翁，所以就在乡间细细地观察，深深地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图画里，以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再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
“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赵望云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创作风格，对此后的中国画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落户长安着笔西北
1942年，夫人杨素芳携子振霄来到成都，与赵望云在异乡团聚。7月，赵望云携家眷迁居西安。从此，西安便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这年秋天，赵望云与学生杨乡生第一次赴河西走廊、祁连山一带写生。1943年1月，他便在重庆举办了“西北旅行写生画展”。这次画展又一次震动了画坛，因为在赵望云之前，还很少有画家描写西北风景。冯玉祥，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阳翰生、王昆仑等社会名流都出席了画展。郭沫若在他的即兴题诗中对赵望云的作品作出很高的评价：“画法无中西，法由心所造。”周恩来也在画展上当场订购了一幅《相马图》，并邀请赵望云访问延安。
1943年初夏，赵望云与关山月夫妇、张振铎一行四人再次赴河西走廊写生，此行还抵达敦煌莫高窟，临摹和研究了古代壁画。此后，赵望云数次沿丝绸之路西行写生，1948年，应张治中将军邀请，远赴新疆写生。
抗战时期的西安，是西北地区的文化中心，赵望云的到来，使西安又成为中国画坛的一方重镇。赵望云热情好客，交往很广，家里经常高朋满座。据赵望云的女儿赵桂敏回忆，吃饭时，他们家的饭桌总是坐得满满的。
赵望云在西安联络当地画家成立了“平明画会”，提携青年画友，并组建“青门美术供应社”，为画家们的展览和创作提供服务。当时徐悲鸿、张大干、黎雄才、李剑晨等名家在西安的画展，都是由“青门美术供应社”操办的。1946年至1947年间，赵望云还自任主编，创办了西北第一份图文杂志《雍华》，经常刊登叶浅予等人的绘画和美术评论。
赵望云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作为一个超级京剧迷，他拉得一手好京胡。到西安后，他又喜欢上了秦腔。常书鸿在他的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一书中，描写赵望云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情景时这样写道：“画家又是书法家的赵望云同志嘴中含着香烟低着头，拉着‘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陕北抒情曲调，晚会在锣声中开幕了!”
赵望云子女很多，有一个快乐和睦的大家庭。当时的赵望云已经很有名气，画的销路很好，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全靠他画画来维持。赵望云不置家产，每次展览之后，总是先买上半房子面粉储存起来，保证生活的基本需求，其余的都用在招待朋友和外出写生上。
开宗立派 名垂画史
1949年2月，距西安解放还有3个多月，赵望云突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原因是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待室发现了赵望云的作品，国民党特务机关怀疑赵望云与中共有秘密往来。后经多方营救，赵望云在被关押了100多天后出狱。
西安解放的第二天，解放军就给赵望云送来了面粉和布匹，赵望云高兴地说：“我现在才真正解放了。”第三天，他就把自己的得意门生黄胄送去参军。
当年6月，赵望云赴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推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理事。8月，西北美术工作委员会成立，赵望云任副主任。第二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赵望云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
建国之初，由于受到政府的信任和重用，赵望云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投入到西北文物事业的建设之中。1950年，他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接管了敦煌。1952年，出任甘肃炳灵寺石窟勘查团团长，在炳灵寺和麦积山架起了攀登的梯子。当时参加考察的专家有常书鸿、吴作人，张仃，李可染等。他还主持筹建了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前身西北历史博物馆，组织保护，发掘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建立了“西安半坡博物馆”……
1953年，赵望云再次赴京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及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即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前身)主席。1955年，西北行政区撤销，赵望云改任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
当然，赵望云最想做的，还是当好一名画家。1961年10月，以赵望云、石鲁领衔的陕西画家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中国美协西安分会国画展。这次展览在画坛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异军突起的陕西画家如同一股强劲的西北风，为建国后的中国画坛注入了新的活力。舆论界称之为“长安画派”，赵望云自然是这个年轻画派的主将之一。
那些日子，应该是赵望云一生当中最充实、最愉快、也是最难忘的时光。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一夜之间，赵望云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但在陕西省委的保护下，赵望云还保留着美协西安分会主席和省文化局副局长的职务，并没有停止画画。
“文化大革命”给赵望云带来了更大的厄运，他被扣上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老右派”等大帽子，并一度失去人身自由，被迫放下了画笔。
1968年6月的一天，进驻美协的一名造反学生，抄起一根带钉子的木棍，将只会使用画笔的赵望云打得浑身是血，瘫痪在地上。赵望云从此落下了残疾。1974年，“四人帮”制造了“批黑画”事件，68岁的赵望云被当成陕西省画“黑画”的典型，再次受到冲击。
尽管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摧残，但赵望云始终没有对国家的前途失去信心，他不止一次地对友人和学生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赵望云。”他教育和勉励子女，忍辱负重，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赵望云身体日渐衰弱。他决定要在余生为操劳一生、患难与共的老伴画一百幅画，作为纪念。每天精神最好的时候，赵望云便要在一张破旧的小桌上画一幅画。那时，赵望云右半身瘫痪，右手不听使唤，甚至拿火柴、拿筷子都困难，但是只要拿起画笔，他便如常人一般，运手自如。此时，赵望云的创作已经达到“由‘写实’走向‘写心’的至高境界”(孙美兰语)，他将毕生的艺术功力和对生活的大彻大悟，倾泻在一张又一张宣纸上……
1977年3月29日，赵望云走完了作为平民大师的一生。
1979年，中共陕西省委及有关部门对赵望云在“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中所受冤案彻底平反昭雪，并在赵望云逝世两周年纪念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赵望云的骨灰被安放在了西安烈士陵园。
作为大西北美术的开拓者，赵望云的艺术理念及实践精神极大地影响了以他为核心的西北画坛。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说，“赵望云是值得在20世纪美术史上大书特书的人物，他是文化战士，是革新先锋，是劳苦农民的代言人，是西北画风的拓荒者，是区域画派的先驱。”
著名作曲家，新任西安音乐学院院长赵季平把自己在音乐上的造诣也归结于父亲赵望云潜移默化的启蒙，“别看当年我还是小孩子，但却能感受到父亲国画山水中的各种‘声响’，后来就不知不觉地把它们运用到我的电影音乐创作中。比如父亲画过的祁连山风貌在我头脑中印象很深，我曾经把从画中看出来的感觉直接运用到作曲中，创作出五个乐章的《丝绸之路>幻想组曲。我想，之所以后来导演们愿意与我合作，可能就是欣赏我音乐中的画面感，殊不知这些都来自父亲的真传。”
“在中国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像里程碑一样立在那里，如坐标一样让我们时刻明白我们在哪里，要向哪里去。在当代中国绘画史上，赵望云就是这样一个人。”美术评论家西沐的这段话，或许可以看作是对赵望云艺术人生最为贴切的评价。
“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
70多年前，当赵望云为自己定下这一“终生生命之寄托”的艺术追求时，就注定了他在绘画创作上所选择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他人的平民道路。
望云兴叹 苍头特起
1906年农历八月十六日，赵望云出生在河北省束鹿县周家庄一个兼营皮货的农民家庭。因家有七姐，排行老八，故乳名“八妞”。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时，“八妞”取学名赵新国。赵新国从小对绘画、音乐、戏剧等民间艺术非常喜爱，上小学时，临摹古典小说插图和《芥子园画传》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小学毕业时，13岁的赵新国已经能写春联，画山水四条屏，成了远近闻名的小画家。
1919年，赵新国的父亲病逝，家境衰落，年幼的赵新国被迫到一家皮货店当了学徒。17岁那年，由母亲包办，赵新国娶了本县权氏女为妻。
1925年秋天，19岁的赵新国在表兄王西渠资助下到北京求学，他先入私立京华美专，半年后转入国立艺专选科，开始系统学习中国画。求学期间，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赵新国与李苦禅，侯子步等人在北京创办了“吼虹艺术社”，提倡新国画运动。
1927年，赵新国正式改名为赵望云，源于他经常若有所思，望云兴叹。与那些只在教室和画室学习绘画的学生不同，出身社会底层的赵望云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生活，他经常到北京西郊一带的农村搜集素材，描绘民众生活。1927年秋天，赵望云在北京中山公园展出了以处女作《疲劳》为代表的一批描写社会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与传统的国画题材迥然不同，一时引起社会的关注，有文章评论他为“苍头特起之艺术前锋”。
这次展出，坚定了赵望云要走一条完全不同于别人的艺术之路的信念，他还为自己立下了誓言：终生不画不劳动的人。
农村写生 名声鹊起
在北京期间，赵望云结识了进步学者王森然，经常在其主编的《大公报》专刊上发表中国画改革的文章和画作。赵望云因此成为中国美术史上较早通过媒体发表作品并一举成名的艺术家。
从1928年至1931年，赵望云先后做过北京师范美术教员、山东临清中学教师、上海中华书局插图编辑等，工作时断时续，最长没有超过一年的，但画画却从未间断。这期间，赵望云的生活也发生了不少变故，妻子权氏病逝，“吼虹艺术社”遭宪兵搜查。1931年1月，赵望云与中师毕业的杨素芳结婚。
“吼虹艺术社”遭搜查后，赵望云出走东北，在营口、沈阳、大连举办画展，作品内容多为描写军阀混战时期农村的荒芜情景，同时在《北洋画报》上发表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
1932年，赵望云被聘为天津《大公报》特约旅行写生记者，他年底从北京出发，至第二年初夏，足迹已遍及冀东、冀南18个偏僻县城和村镇。《大公报》特开辟“赵望云农村旅行写生”专栏，从1933年2月12日至6月28日，分15辑连载了共130幅作品。后来，赵望云的“农村写生”由报社结集出版为《赵望云农村写生集》，轰动一时。赵望云在自序中第一次表明了自己的艺术追求：“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做为终生生命之寄托。”
赵望云新颖的创作形式，引起了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将军的注意，他将赵望云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写生通讯剪贴成册，并为每幅画都配写了通俗易懂的诗。1933年10月25日，赵望云应邀赴泰山拜会了冯玉祥。《赵望云农村写生集》再版时，不仅由冯玉祥作了序，还收入了冯玉祥的白话诗。诗画相得益彰，写生集很快销售一空，以至连续再版五次，印数达数万册。
赵望云的“农村写生”一发而不可收。从1933年夏到1937年春，他先后赴陇海铁路沿线、津浦铁路沿线以及张家口，江西等地写生，与他结伴同行的文字记者有杨汝泉、萧乾等，画家有叶浅予、陆志庠等。
1936年2月，由冯玉祥资助，“赵望云旅行印象画展”在南京举办。在这次画展上，赵望云结识了于右任，田汉，徐悲鸿等人。徐悲鸿还为后来出版的《赵望云旅行印象画选》题签，著名学者盛成在序言中写道：“望云的画，自属新写实派，他自然是这派的导师。”
大量的“农村写生”实践，不仅使赵望云在画坛名声鹊起，也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著名美术评论家黄苗子认为，“赵望云是最早使用中国笔墨表现现代生活的画家。”
以笔作枪 以画抗日
1935年3月，冯玉祥提议，由赵望云把泰山脚下的民众生活描写下来，自己配上诗作，一画一诗，刻在石上，以警世人。石刻书画至1937年夏天全部竣工，每块高约1米，宽约0.5米，共48方石碑，陈列在冯玉祥创建的泰山科学馆内，成为当地一景。
赵望云的这些石刻画，真实记录了泰山脚下的风土民情，生动描写了山东农民的贫苦生活。有一幅题为《采野草的妇人》，赵望云用极其简练的线条勾勒出三个农妇争相采摘野草的情景。冯玉祥题诗为：东方尚未明，辘辘饥肠鸣。春荒苦难度，野草喜初生。群妇争采摘，聊作粥糜羹。想彼城市女，娇贵若天神。终日无所事，打牌看电影。国家穷如此，不可不猛省。民族今垂危，生活宜平等。
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石刻不久即毁于日寇飞机的轰炸，后来根据拓片出版了《泰山社会写生石刻诗画集》，老舍为诗画集作序，序中对石刻诗画评价甚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冯玉祥出任第六战区长官，赵望云应邀随军，以笔作枪，积极宣传抗日。
1938年1月，冯玉祥资助的《抗战画刊》在武汉创办，赵望云任主编。《抗战画刊》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一份刊物，初为旬刊，后改为月刊。抗战期间街头巷尾、报端杂志上的抗日宣传画，多以《抗战画刊》为蓝本。
由于战事失利，赵望云经长沙、桂林，辗转到重庆，继续主编《抗战画刊》。1941年1月5日，《抗战画刊》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在坚持出版了30余期后宣布停刊。此时的赵望云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冯玉祥将军的安排，在政治部第三厅工作：要么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平民画家。赵望云选择了后者。
这一年，赵望云在成都结识了张大干。张大千收藏的大量古代书画名作，让赵望云受益匪浅。他开始有计划地研究中国古代美术作品，并很快弥补了自己在中国画传统技法方面的先天不足。赵望云自述：“与古典派画家张大干的来往，使我欣赏了很多的古代绘画名作；那时张大千正在作画准备展览，得以临案 学习他作画的方法和风格，使我在传统技法上获得很大益处。”
赵望云就像金庸笔下那些最终练成绝世功夫的武林高手一样，除了天资聪颖、勤奋苦练之外，还善于在“江湖”中不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他的这条自学自创，自我完善的道路，后来被他的儿子赵振川形象地总结为“缺啥补啥”。
赵望云成为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后，仍然恪守自己立下的规矩：不画不劳动者。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多为寻常百姓，而鲜有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之类富贵人家及游手好闲之流。不仅如此，他笔下的牲畜也多为劳作状态。张大干曾说过：“我画马不及悲鸿和望云，悲鸿的马是奔跑的马，望云的马是劳作的马。”老舍则认为，“赵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很有功夫，可是他不喜欢山水里那些古装老翁，所以就在乡间细细地观察，深深地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图画里，以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再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
“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赵望云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创作风格，对此后的中国画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落户长安着笔西北
1942年，夫人杨素芳携子振霄来到成都，与赵望云在异乡团聚。7月，赵望云携家眷迁居西安。从此，西安便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这年秋天，赵望云与学生杨乡生第一次赴河西走廊、祁连山一带写生。1943年1月，他便在重庆举办了“西北旅行写生画展”。这次画展又一次震动了画坛，因为在赵望云之前，还很少有画家描写西北风景。冯玉祥，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阳翰生、王昆仑等社会名流都出席了画展。郭沫若在他的即兴题诗中对赵望云的作品作出很高的评价：“画法无中西，法由心所造。”周恩来也在画展上当场订购了一幅《相马图》，并邀请赵望云访问延安。
1943年初夏，赵望云与关山月夫妇、张振铎一行四人再次赴河西走廊写生，此行还抵达敦煌莫高窟，临摹和研究了古代壁画。此后，赵望云数次沿丝绸之路西行写生，1948年，应张治中将军邀请，远赴新疆写生。
抗战时期的西安，是西北地区的文化中心，赵望云的到来，使西安又成为中国画坛的一方重镇。赵望云热情好客，交往很广，家里经常高朋满座。据赵望云的女儿赵桂敏回忆，吃饭时，他们家的饭桌总是坐得满满的。
赵望云在西安联络当地画家成立了“平明画会”，提携青年画友，并组建“青门美术供应社”，为画家们的展览和创作提供服务。当时徐悲鸿、张大干、黎雄才、李剑晨等名家在西安的画展，都是由“青门美术供应社”操办的。1946年至1947年间，赵望云还自任主编，创办了西北第一份图文杂志《雍华》，经常刊登叶浅予等人的绘画和美术评论。
赵望云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作为一个超级京剧迷，他拉得一手好京胡。到西安后，他又喜欢上了秦腔。常书鸿在他的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一书中，描写赵望云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情景时这样写道：“画家又是书法家的赵望云同志嘴中含着香烟低着头，拉着‘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陕北抒情曲调，晚会在锣声中开幕了!”
赵望云子女很多，有一个快乐和睦的大家庭。当时的赵望云已经很有名气，画的销路很好，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全靠他画画来维持。赵望云不置家产，每次展览之后，总是先买上半房子面粉储存起来，保证生活的基本需求，其余的都用在招待朋友和外出写生上。
开宗立派 名垂画史
1949年2月，距西安解放还有3个多月，赵望云突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原因是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待室发现了赵望云的作品，国民党特务机关怀疑赵望云与中共有秘密往来。后经多方营救，赵望云在被关押了100多天后出狱。
西安解放的第二天，解放军就给赵望云送来了面粉和布匹，赵望云高兴地说：“我现在才真正解放了。”第三天，他就把自己的得意门生黄胄送去参军。
当年6月，赵望云赴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推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理事。8月，西北美术工作委员会成立，赵望云任副主任。第二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赵望云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
建国之初，由于受到政府的信任和重用，赵望云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投入到西北文物事业的建设之中。1950年，他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接管了敦煌。1952年，出任甘肃炳灵寺石窟勘查团团长，在炳灵寺和麦积山架起了攀登的梯子。当时参加考察的专家有常书鸿、吴作人，张仃，李可染等。他还主持筹建了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前身西北历史博物馆，组织保护，发掘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建立了“西安半坡博物馆”……
1953年，赵望云再次赴京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及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即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前身)主席。1955年，西北行政区撤销，赵望云改任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
当然，赵望云最想做的，还是当好一名画家。1961年10月，以赵望云、石鲁领衔的陕西画家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中国美协西安分会国画展。这次展览在画坛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异军突起的陕西画家如同一股强劲的西北风，为建国后的中国画坛注入了新的活力。舆论界称之为“长安画派”，赵望云自然是这个年轻画派的主将之一。
那些日子，应该是赵望云一生当中最充实、最愉快、也是最难忘的时光。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一夜之间，赵望云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但在陕西省委的保护下，赵望云还保留着美协西安分会主席和省文化局副局长的职务，并没有停止画画。
“文化大革命”给赵望云带来了更大的厄运，他被扣上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老右派”等大帽子，并一度失去人身自由，被迫放下了画笔。
1968年6月的一天，进驻美协的一名造反学生，抄起一根带钉子的木棍，将只会使用画笔的赵望云打得浑身是血，瘫痪在地上。赵望云从此落下了残疾。1974年，“四人帮”制造了“批黑画”事件，68岁的赵望云被当成陕西省画“黑画”的典型，再次受到冲击。
尽管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摧残，但赵望云始终没有对国家的前途失去信心，他不止一次地对友人和学生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赵望云。”他教育和勉励子女，忍辱负重，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赵望云身体日渐衰弱。他决定要在余生为操劳一生、患难与共的老伴画一百幅画，作为纪念。每天精神最好的时候，赵望云便要在一张破旧的小桌上画一幅画。那时，赵望云右半身瘫痪，右手不听使唤，甚至拿火柴、拿筷子都困难，但是只要拿起画笔，他便如常人一般，运手自如。此时，赵望云的创作已经达到“由‘写实’走向‘写心’的至高境界”(孙美兰语)，他将毕生的艺术功力和对生活的大彻大悟，倾泻在一张又一张宣纸上……
1977年3月29日，赵望云走完了作为平民大师的一生。
1979年，中共陕西省委及有关部门对赵望云在“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中所受冤案彻底平反昭雪，并在赵望云逝世两周年纪念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赵望云的骨灰被安放在了西安烈士陵园。
作为大西北美术的开拓者，赵望云的艺术理念及实践精神极大地影响了以他为核心的西北画坛。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说，“赵望云是值得在20世纪美术史上大书特书的人物，他是文化战士，是革新先锋，是劳苦农民的代言人，是西北画风的拓荒者，是区域画派的先驱。”
著名作曲家，新任西安音乐学院院长赵季平把自己在音乐上的造诣也归结于父亲赵望云潜移默化的启蒙，“别看当年我还是小孩子，但却能感受到父亲国画山水中的各种‘声响’，后来就不知不觉地把它们运用到我的电影音乐创作中。比如父亲画过的祁连山风貌在我头脑中印象很深，我曾经把从画中看出来的感觉直接运用到作曲中，创作出五个乐章的《丝绸之路>幻想组曲。我想，之所以后来导演们愿意与我合作，可能就是欣赏我音乐中的画面感，殊不知这些都来自父亲的真传。”
“在中国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像里程碑一样立在那里，如坐标一样让我们时刻明白我们在哪里，要向哪里去。在当代中国绘画史上，赵望云就是这样一个人。”美术评论家西沐的这段话，或许可以看作是对赵望云艺术人生最为贴切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