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剽窃，似乎成了一种时尚。被曝被究者，有学界资深、高校大佬及政界高官……1月10日，北京大学通报，世界历史专业博士于艳茹发表的论文存在严重抄袭行为，决定撤销其博士学位。
　　 把时间退回至去年8月23日，名刊《国际新闻界》网站发布公告，称于艳茹读博期间发表于该杂志2013年第7期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黨运动”》，被举报涉嫌抄袭Nina R.Gelbart发表在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984年第4期论文内容。
　　《国际新闻界》官网贴出于艳茹和Gelbart论文并用黄色标注具体抄袭之处，且将情况通报于的相关单位，联系文献收录机构删除该文电子版，决定5年内拒绝于的投稿。当时，北大历史系表示，将组织有关专家重新进行调查，包括审查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如确认博士答辩论文抄袭，将根据有关规定处理。
　　 对于抄袭一事，于艳茹供认不讳，全无“小时代”主人郭敬明那般“很有骨气”，承认抄袭，绝不道歉。郭“抄男”的剽窃，虽然经历了法庭的裁决，但其粉丝力挺，谩骂被害者，“永远支持”。这种文字隐恶，不经意间成为了一种恶习，这不，最近被炒得热热闹闹的于正抄袭案，虽也被琼瑶奶奶赢了官司，同时许多编剧导演进行了集体挞伐，但真正的结果，很有可能不了了之，于抄抄可能继续抄下去。因为，现行的制度，对那些“抄”大师的汹汹气势，只有助长，而无实质性的追责。
　　抄袭也好，剽窃也罢，都是一种严重不负责的创作与研究态度。论文抄袭，请人代笔，学术造假，有人因此丢了学位、教位和官位。然，屡禁不止，时有曝料。
　　 郭敬明等作家们的抄袭，是明显的追名逐利。在丰厚利益面前，他们铤而走险，昭示天下时被唾骂也无所谓。然而于艳茹们的剽窃，并没有得到那般大名厚利，甚至读者也不多（学术期刊在行业领域的影响大，但多属小众读物，订数小，受众少）。剽窃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探讨。
　　 盖因中国学术制度和职称制度明文规定，通过学位、评定职称，必须按要求公开发表一定数量、一定字数的论文，否则，就不要想那些荣誉之事。
　　 走门路，买版面，找枪手，或亲自抄袭，或秘书代劳，制度之下，必有无奈和侥幸，智者和勇夫。量化的制度，助长了学术不正之风伴随着制度的严规铁律，顽强地生存下去。我无意为等待严惩的于艳茹叫屈，但她的剽窃，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研究制度非良性发展下的产物。凭借学习成绩进入高校的年轻学子，除了要完成各种必修课、选修课的学习与考试，还要完成任务式的论文去同教授、专家抢拼期刊版面。剽窃，让他们期待侥幸在呆板的学术制度下暗度陈仓，期待完成制度规定而拿到学位。
　　 追责，当事人首当其冲。但缘何剽窃总要待既成事实后方被发现，导师没有质疑意见，审稿一路绿灯放行，难道都可卸责？学界也不时有人抗议不健全的学术制度损害了学术研究，但制度犹在，剽窃频仍。不合理的、压抑研究的学术考评制度如不做彻底改革，纵有法律法规严阵以待学术腐败的恶俗，也不能杜绝抄袭剽窃，也不能避免学术的悲哀。
　　 高等教育培育的是研究型人才，如硬要以“大跃进”一般的量化标准，与学位、职称来做跷跷板游戏，那么伟大的爱因斯坦当时绝对跷不起来，因为他的论文篇幅都很短。
　　 电影《美丽心灵》讲述了一个温馨的心灵故事：普林斯顿大学规模并不大，但它却拥有包容个性、自由甚至缺点的精神。普林斯顿在纳什精神失常时，随他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在图书馆看书，或在校园里徘徊，还筹集资金为他治病，并提供一个为期一年的研究数学兼讲师的职位，正是在这种关爱下，纳什逐渐恢复正常，并以“博弈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艾尼洛·瓦尔，1985年当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后，9年中没有任何文章问世，普利斯顿妙就妙在允许他9年不出一篇文章，让他专心攻克世界上最大的难题——费马定理。
　　 清正的学术之风，横绝的研究之果，只诞生于健全科学、自由宽容的学术制度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