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听朋友讲课，突然冒出一个想法，美国在知识生产为主体的全球化中，分化形成两类人，宠儿与弃儿。现在而言，情况似乎越演越烈。
　　宠儿是一批高智商、高情商和高A商者，而且运气特好。所谓A商，即努力商。比尔·盖茨在飞机上与保罗·艾伦比赛谁写BASIC程序更快，这是一帮何等努力的家伙啊！由此再加上运气，使得他们在全球化超大规模知识生产时代，阅尽人间春色。
　　弃儿总体智商、情商和逆境商低一些。但也并不尽然，因为其中一些人“三商”也很高。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面临合法及非法移民的竞争、劳动需求下降等问题，工资难以提高，或根本找不到工作，运气不好也是很重要因素。这使得他们在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尝遍人间冷暖。
　　美国的宠儿与弃儿，冰火两重天。
　　全球化下的中国农民工的廉价劳动，一定程度地创造了美国宠儿的造富神话。1983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达到最高点的62%后持续下降，2011年达到最低点的40%。美国科技金融等巨头，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分享到了中国农民工廉价劳动推动的资本收入比重上升红利。倘若没有中国农民工，苹果手机价格更高，销量较少，发展不会像现在这样快。其它例子，俯拾皆是，不一一列举。
　　弃儿问题由此而生。馅饼做大没那么快，有人得到如此之多，必定有人得到如此之少，帕累托最优只是存在于教科书上的神话。
　　网上说全美至少有500万流浪汉，这数据或许夸张。联邦政府倒是每年有流浪汉数据公布，2017年是55万人，相当于每1万人里有17人。其中科技最发达的加州有13.4万人，占全美四分之一。《硅谷百年史》中有一段话，“无家可归的现象在硅谷颇为常见，这在加州的其他富裕地区也一样”“圣何塞的一个无家可归者的营地，附近有无数的科技公司，这里有350人栖身在帐篷和窝棚里，直到官方将其关闭。”一边是宠儿，一边是弃儿，令人沮丧极了。
　　宠儿通吃的社会非常危险，所以欧洲国家普遍用高福利来解决尖锐的贫富差距问题，但也导致创新活力严重下降等严重问题。多年前就有这么一句话，“老欧洲正在死亡”。
　　美国早几年信奉宠儿通吃。克林顿时代，国会坚决否定第一夫人希拉里的医保方案。不过据说为了克林顿的面子，国会同意给这个方案拨款一美元。个人觉得这大致也是那些年美国创新活力强于欧洲的重要原因，但美国的社会问题由此而生。
　　于是代表宠儿的政客，实行大量福利政策以安抚人心，这或许就是美国这几年向左转的基本原因。因为金融科技等巨头拿得如此之多，他们只能用高福利抚慰民众，只能采取大量左倾政策取悅选民。
　　然而这种宠儿对弃儿的全面较高补偿，以及全面的向左转，却在严重损害美国1789体制。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在宪法框架内运作。高福利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对政府的依赖，从而损害所谓的人人平等精神;高福利必然导致高税收和大政府，而这必然损害自由企业制度。
　　高福利政策对经济社会的伤害显而易见。十几年前我在加州听说，流浪汉们按月可领取满足基本需要的生活费。然而对一些勤劳的人们和企业这却是伤害。一些大公司正在撤离加州。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经营高尔夫球场，他抱怨说，加州一些人工作收入还不如在家拿补贴多，害得他招不到员工。这样的一个社会，不产生撕裂才怪。
　　宠儿不能通吃，弃儿要求也不能过高。美国人或许能找到两者之间的均衡点，或许找不到。以我个人直觉，找不到均衡点的概率较大。
　　美国体制或已经正在老化，全球战后体制按个人分析正在复制“铁幕”时代的第一季，进入遏制中国的第三季。二战以来的全球美好时光，究竟将出现何种趋向？在这2021年，居然有如此沉重问题折磨人，很不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