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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保险企业，
中国人也完全可以办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很快，中国保险业中心由广州转向上海。只是当时的保险业市场皆为外商所垄断。
20世纪初，华资寿险市场曾一度兴起，但由于管理和经营不善，后多相继停业，颇有一蹶不振之势。当然，也有仍在跃跃欲试的华资保险业，代表其崛起标志的，就是1912年7月1日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的开业，其创始人叫吕岳泉。
吕岳泉（1877年-1953年）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一户普通船家，父母以替人运货为生。吕岳泉读了不到两年私塾，后被伯父带到上海，到一个英国人家里当小佣人，这年他12岁。这家英国人家的主人就是当时英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经理穆勒。
吕岳泉虽说出身于船家，读书不多，文化不高，但他勤劳聪明，肯干好学，善于接受新事物，他在穆勒家学会了不少常用英语。平时吕岳泉还留心观察穆勒和他人洽谈业务，积累了不少保险业务知识。在一次穆勒招聘助手的考试中，吕岳泉凭借平时的知识积累和英语能力，在与其他多名应试者的PK中胜出，正式进入穆勒视线。在慧眼識才的穆勒的提携和推荐下，吕岳泉不久成功进入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短短几年就做出了出色业绩。后来永年公司在南京开设分公司时，风华正茂的吕岳泉被任命为南京分公司经理。
其时的南京正是两江总督署所在地，吕岳泉在南京结识了一些大小官员、文人学士，还在友人引荐下，晋见两江总督端方。端方对吕岳泉说，人寿保险公司是一个大企业，他前几年奉命去美国考察宪政时，曾经参观过他们的人寿保险公司，其规模之大颇为惊人，竟达数十万美元！端方鼓励吕岳泉好好干，为表示对人寿保险企业的支持，端方当即为自己投了寿险，并动员部下们参加保险。从总督署出来后，吕岳泉深有感触地既像对友人，又像对自己说，这样的保险企业，中国人也完全可以办！
1909年春天，以实业救国为号召的南洋劝业会在南京鼓楼开幕，主办者是南通著名实业家张謇。一时各省绅商云集南京，热情参观。吕岳泉躬逢盛会，施展浑身解数招徕营业，在会上辟专栏介绍国内外寿险业现状和前景，并且得到张謇、虞洽卿、朱葆三等一批商界巨头称道，他的生意很是红火。吕岳泉高兴之余却在想，这毕竟是在为“永年”宣传和挣钱，什么时候才能够为中国人自己的保险企业推销、宣传、挣钱呢！
辛亥革命的爆发，给吕岳泉提供了为中国人自己的保险企业创业的契机。1911年冬天，吕岳泉辞去南京分公司经理一职，回到上海总公司。不久，他又辞去总公司职务。他要筹划创立新的寿险公司。这时候，随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而解职的前南京卫戍司令徐绍桢来到上海，他是吕岳泉在南京时的旧识，吕岳泉面见徐绍桢时，就打算创办寿险公司征求他意见。徐绍桢大力支持，并且当即认缴股款规银一万两。紧跟着，适在上海从事实业的原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也慷慨认缴规银2万两。接着，吕岳泉又募沪上著名绅商朱葆三、朝鲜银行华籍经理顾棣三等人入股，连同他自己投入的资金，一共集得规银20万两。这年六月，吕岳泉审时度势，以维护民族权益为宗旨，创办了足以与外商寿险公司相抗衡的华商寿险公司——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公司在上海黄浦滩30号宣告成立，7月1日正式开业。
华安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
吕岳泉在《创办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公司纪略》中，曾自述创办华安的过程：创办之议肇始于辛亥（1911年）之冬，岳泉深感于寿险事业之重要，攸关国计民生者，如无华商自立之公司不独利权外溢，且将人民之生命保障委托于外人之手，于国家体面、国民人格上均有关系。遂毅然自创纯粹之华商寿险公司，以此意商诸徐固卿、王采丞诸公，均蒙赞许，乃即着手进行。自辛亥之冬开始筹备，至民国元年（1912年）6月1日成立，7月1日开业。资本总额规银100万两，先收20万两，后改为国币50万元，股份额定5000股，实收5000股，每股100元，决算日期为12月底。华安名称的涵义就是合众人之力、保中华平安。民国元年8月2日，以发起创办人名义致国务院呈文，其具报人为：“王人文（即王采丞）、王芝祥、徐绍桢（即徐固卿）、朱佩珍（即朱葆三）、沈敦和（即沈仲礼）、王夏、顾兆德”等七人。同年11月，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具名致工商部申请注册报告中的创办人姓名：“徐绍桢、沈敦和、王人文、王芝祥、朱佩珍、顾兆德、徐承庶”等七人，其中王夏名字没有了，另列徐承庶，呈文附件之一为“中国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合同”，工商部于同年12月颁发执照。
看得出，吕岳泉在创办和打造“华安”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他的人脉资源。召集权势人物和商界巨子入股及做董监事，是他一开始就刻意追求的。在1926年敬赠客户的《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总公司丙寅通知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司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的名录，其中就有政界宿耋黎元洪、冯国璋、徐固卿（绍桢）、王采丞（人文）、桑铁珊，军界要人杨耿光，中年政客王子铭、吕天民，商界精英陆文韶、程霖生、王芳畦，外国银行买办顾棣三、吴培初、朱子奎，律师丁榕、瞿绍伊。司理郁赐是英国人、前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经理，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交游极广，颇负时誉，董事总经理吕岳泉、董事副总经理经乾堃和襄理顾庆毅也都有厚实的商界背景和从商信誉。这样一份董监事及经理人员名单，阵容十分显赫，既有现任或前政界显贵，又有商界和金融界精英，既有各业的行家里手，又有受过中西高等教育的专家或律师。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华安公司这样的股东结构和董事监事结构确实从特定视角凸显出一种“人和”的优势。这种“人和”优势正是华安合群领先于其他华商寿险公司的原因之一。
华安开张后，吕岳泉才真正感到万事开头难。凭借吕岳泉在永年保险公司长年跑业务的丰富经验，不愁开拓市场、招揽业务，但寿险管理中的保险费率、责任准备金、退保金计算等技术问题，却让他感到难以应付。华安之前，国内也曾有华兴、华通、福安几家华商保险公司，都因业务原理不明白，加之管理不善，做事常常事倍功半，投入成本很大，收效却微。早于华安成立的几家寿险公司就是因为管理不善，营业不振，以至每况愈下，直至歇业。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华安决不能重蹈这样的覆辙。寿险企业除了内部组织管理，更有对各种寿险的保费率、责任准备金（应对被保险人负担给付的各种准备金如赔款、满期款）和估兑现金（退保金）等的计算，如无专业知识和相应业务能力，断难胜任。彼时国内找不到这样的人才，而公司又必须运作，正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在筹备成立公司时，吕岳泉已决定聘用外国人。进入他聘用视野的就是原任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经理、英国人郁赐，和同一公司的英国人第弗利斯，二人分别担任总司理和计算师。吕岳泉自己任总经理兼营业部主任。 不过，吕岳泉在聘用外国人担任公司要职一事上，一度曾遭到非议。主要是当时其他有些实业颇有外国人凭借掌控的权益，独断专行，目中无人的现象。华安后来果然也出现如此端倪。据曾于1925至1951年在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工作26年，离开后仍任该公司董事达10年的龚汇百先生讲述，有一次郁赐与绅商沈仲礼偶遇，双方话及寿险事业，沈即以自己所办的人寿保险公司商请归并新公司。郁赐未加调查，又未征得吕同意即答应了沈。而“实则沈以该公司营业不振，难以维持，亟谋脱身方法。归并之议既成，新公司旋亦成立。新公司原拟定名为中华合群保寿公司，将拟就的开业广告送登《申报》《新闻报》时，沈擅将‘中华’二字改为‘华安’，其别有用意不问可知。即此一事，足见郁赐之专行独断。经过这一教训，吕即谋求控制之策。他一方面把郁赐的权限，订明于雇用合同之内，且合同期限为五年。期满经双方同意，再商续订。另一方面，他即刻着手自己培养人才，从职员中选拔优秀人员加以积极培养”。与此同时，吕岳泉为两个外国高层管理人员精心配置了年轻的助手。营业员经乾堃年轻聪明，勤奋好学；刚入公司的实习生周大纶是名牌大学的数学尖子。吕岳泉面授机宜，让他们分别跟郁赐和第弗利斯边工作边学艺。几年下来，经乾堃悉心钻研，对寿险业管理颇有所获，先被提拔，又升为副经理，逐步取代了郁赐。周大纶也脱颖而出，胜任了计算师工作。这时，大家才感到吕岳泉聘用外国人的玄机。
吕岳泉除了从职员中选拔出经乾堃、周大纶等优秀人才外，每当华安有新人进公司，吕岳泉都亲自主持短期培训班。他主讲敬业课，向学员们回顾早年走家串户推销营业的甘苦，以“失败一百次，成功一次即为成功”的事例进行勉励。吕岳泉还每年举行几次营业竞赛，一方面以此鼓励推进业务，另一方面以利提高销售技巧。吕岳泉经常和各地教育机构联系，还于1924年开办了华安人寿保险专业函授学校，他自任校长，以半年为一届，课程设置人寿保险原理、寿险种类招徕学、商业道德等等。这种不受时空限制，开放性办学的教育形式很受欢迎，当时经介绍就学的有600人，云贵等省及南洋群岛，都有学员就学。学成后，他们中有三分之一左右被华安或其他保险公司录用。大批寿险业人才的培养，为开拓华安业务和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业务，华安公司也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当时社会上对于寿险的意义还不明了，华安公司成立不久，就常在《申报》《新闻报》上刊登介绍寿险的短文，还着手编印《华安杂志》。为了出刊，公司成立了一个“华安出版社”，专事负责杂志的编辑发行，又特约了一批社会名流与作家，为刊物题词、撰稿，前者如黎元洪、冯国璋、陈其美、王一亭等应华安的邀请在报上题词；后者主要有马寅初、王鲁彦、汪静之、傅东华、谢六逸、黄庐隐、洪深、马国亮、施蛰存、章克标、黄源、章衣萍等撰文，宣传寿险业和华安公司，既有人寿保险对保障身家幸福意义的理论阐述，也有文艺小品。杂志全部由公司赠送保户，或做营业员招徕业务之用，不收价。印数最高时达到上万册，深受保户和一般市民喜爱。
兴建华安大厦
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攻占我胶州湾并据有胶济铁路。巴黎和会时我国未能将该路权收回，1922年在太平洋会议中好不容易露出一线希望——有望五年赎回！但赎路需3000万元，而政府已无此力。于是全国民众发起赎路运动，华安首先认赎路储金100万元，并特定“赎路储金保寿”险种，使国民既能尽爱国义务，又可获得自身及家庭经济保障。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华安除公布宣言声援，更发起“经济救国保寿”险种，以实际行动凸显出企业的爱国主义精神，共谋救国。另外，鉴于团体保寿对劳资双方改善关系极为重要，从1926年起，公司特厘定团体保寿章程，保额由企业决定，保费由企业缴纳，如遇职工身故，即将赔款交由企业转给家属领取。此项业务开展后，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先后加入团体保寿。以上这些措施促进了公司业务的发展，营业蒸蒸日上。
1926年5月，公司在静安寺路104号建成八层总公司新址，取名华安大厦，占地1973平方米，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9层，高38.16米，大厦外立面采取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模式，气魄宏伟，结构精美，极具艺术性。平面呈工字形。桩基础用25米长美松木樁。门前有数根大理石筑成的高大石柱，很是壮观。屋顶九米高的钟楼座于石柱之上，镏金圆顶光彩夺目。内部装修十分别致华丽。它以精美的构思，豪华的设施，轰动了大上海。工程设计为美国建筑工程师哈沙德，招标委托上海江裕记营造厂承建。华安大厦共有八层，底层出租；第二层作公司办公用；第三至第八层经营附属华安饭店，作为公司副业。该大厦为当时南京路西藏路以西区域最高建筑物，彼时外侨青年会（现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国际饭店等在华安大厦矗起以后才开始兴建。
声名大振，远播海外
除了拓展业务，宣传业务，吕岳泉还不失时机开展社交活动，扩大公司的社会影响。1927年8月，美国保险学专家许本纳博士到日本讲学。吕岳泉闻讯，邀请他顺道来中国做学术访问。华安公司对他盛情接待，为他组织了讲题为《生命价值的科学管理》的专题报告。听众多达1000余人，包容工商、金融、文教各界。上海几大报都摘要刊载他的演讲，寿险一时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热点。中美两大保寿专家的会晤促进了公司的声誉。1932年，为纪念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周年，还专门出版了《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公司20周年纪念刊》。纪念刊发表照片120多幅，除了有当时已故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的题词外，还有蒋介石、张学良、张謇、阎锡山、李纯、任城靳、孙科、汪兆铭、蔡廷锴、黄炎培等20多位名人亲笔题词30多幅，该刊照片题词全部用铜版纸印刷，是研究我国保险史的重要史料。
1935年，美国费城保险学院特聘吕岳泉为远东地区顾问。吕岳泉在寿险界声名大振，远播海外。金融界声名显赫、炙手可热的钱新之、吴蕴斋、徐新六、金宗城、杜月笙和宋子良等人都曾经当选过华安的董事。
据龚汇百回忆，“一二·八”淞沪战役前是华安鼎盛时期。此后华安营业开始受挫，上海沦陷后，更是每况愈下……吕岳泉于1953年逝世。第二年底，华安即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寿险契约登记与给付清理工作。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中国人也完全可以办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很快，中国保险业中心由广州转向上海。只是当时的保险业市场皆为外商所垄断。
20世纪初，华资寿险市场曾一度兴起，但由于管理和经营不善，后多相继停业，颇有一蹶不振之势。当然，也有仍在跃跃欲试的华资保险业，代表其崛起标志的，就是1912年7月1日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的开业，其创始人叫吕岳泉。
吕岳泉（1877年-1953年）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一户普通船家，父母以替人运货为生。吕岳泉读了不到两年私塾，后被伯父带到上海，到一个英国人家里当小佣人，这年他12岁。这家英国人家的主人就是当时英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经理穆勒。
吕岳泉虽说出身于船家，读书不多，文化不高，但他勤劳聪明，肯干好学，善于接受新事物，他在穆勒家学会了不少常用英语。平时吕岳泉还留心观察穆勒和他人洽谈业务，积累了不少保险业务知识。在一次穆勒招聘助手的考试中，吕岳泉凭借平时的知识积累和英语能力，在与其他多名应试者的PK中胜出，正式进入穆勒视线。在慧眼識才的穆勒的提携和推荐下，吕岳泉不久成功进入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短短几年就做出了出色业绩。后来永年公司在南京开设分公司时，风华正茂的吕岳泉被任命为南京分公司经理。
其时的南京正是两江总督署所在地，吕岳泉在南京结识了一些大小官员、文人学士，还在友人引荐下，晋见两江总督端方。端方对吕岳泉说，人寿保险公司是一个大企业，他前几年奉命去美国考察宪政时，曾经参观过他们的人寿保险公司，其规模之大颇为惊人，竟达数十万美元！端方鼓励吕岳泉好好干，为表示对人寿保险企业的支持，端方当即为自己投了寿险，并动员部下们参加保险。从总督署出来后，吕岳泉深有感触地既像对友人，又像对自己说，这样的保险企业，中国人也完全可以办！
1909年春天，以实业救国为号召的南洋劝业会在南京鼓楼开幕，主办者是南通著名实业家张謇。一时各省绅商云集南京，热情参观。吕岳泉躬逢盛会，施展浑身解数招徕营业，在会上辟专栏介绍国内外寿险业现状和前景，并且得到张謇、虞洽卿、朱葆三等一批商界巨头称道，他的生意很是红火。吕岳泉高兴之余却在想，这毕竟是在为“永年”宣传和挣钱，什么时候才能够为中国人自己的保险企业推销、宣传、挣钱呢！
辛亥革命的爆发，给吕岳泉提供了为中国人自己的保险企业创业的契机。1911年冬天，吕岳泉辞去南京分公司经理一职，回到上海总公司。不久，他又辞去总公司职务。他要筹划创立新的寿险公司。这时候，随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而解职的前南京卫戍司令徐绍桢来到上海，他是吕岳泉在南京时的旧识，吕岳泉面见徐绍桢时，就打算创办寿险公司征求他意见。徐绍桢大力支持，并且当即认缴股款规银一万两。紧跟着，适在上海从事实业的原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也慷慨认缴规银2万两。接着，吕岳泉又募沪上著名绅商朱葆三、朝鲜银行华籍经理顾棣三等人入股，连同他自己投入的资金，一共集得规银20万两。这年六月，吕岳泉审时度势，以维护民族权益为宗旨，创办了足以与外商寿险公司相抗衡的华商寿险公司——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公司在上海黄浦滩30号宣告成立，7月1日正式开业。
华安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
吕岳泉在《创办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公司纪略》中，曾自述创办华安的过程：创办之议肇始于辛亥（1911年）之冬，岳泉深感于寿险事业之重要，攸关国计民生者，如无华商自立之公司不独利权外溢，且将人民之生命保障委托于外人之手，于国家体面、国民人格上均有关系。遂毅然自创纯粹之华商寿险公司，以此意商诸徐固卿、王采丞诸公，均蒙赞许，乃即着手进行。自辛亥之冬开始筹备，至民国元年（1912年）6月1日成立，7月1日开业。资本总额规银100万两，先收20万两，后改为国币50万元，股份额定5000股，实收5000股，每股100元，决算日期为12月底。华安名称的涵义就是合众人之力、保中华平安。民国元年8月2日，以发起创办人名义致国务院呈文，其具报人为：“王人文（即王采丞）、王芝祥、徐绍桢（即徐固卿）、朱佩珍（即朱葆三）、沈敦和（即沈仲礼）、王夏、顾兆德”等七人。同年11月，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具名致工商部申请注册报告中的创办人姓名：“徐绍桢、沈敦和、王人文、王芝祥、朱佩珍、顾兆德、徐承庶”等七人，其中王夏名字没有了，另列徐承庶，呈文附件之一为“中国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合同”，工商部于同年12月颁发执照。
看得出，吕岳泉在创办和打造“华安”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他的人脉资源。召集权势人物和商界巨子入股及做董监事，是他一开始就刻意追求的。在1926年敬赠客户的《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总公司丙寅通知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司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的名录，其中就有政界宿耋黎元洪、冯国璋、徐固卿（绍桢）、王采丞（人文）、桑铁珊，军界要人杨耿光，中年政客王子铭、吕天民，商界精英陆文韶、程霖生、王芳畦，外国银行买办顾棣三、吴培初、朱子奎，律师丁榕、瞿绍伊。司理郁赐是英国人、前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经理，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交游极广，颇负时誉，董事总经理吕岳泉、董事副总经理经乾堃和襄理顾庆毅也都有厚实的商界背景和从商信誉。这样一份董监事及经理人员名单，阵容十分显赫，既有现任或前政界显贵，又有商界和金融界精英，既有各业的行家里手，又有受过中西高等教育的专家或律师。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华安公司这样的股东结构和董事监事结构确实从特定视角凸显出一种“人和”的优势。这种“人和”优势正是华安合群领先于其他华商寿险公司的原因之一。
华安开张后，吕岳泉才真正感到万事开头难。凭借吕岳泉在永年保险公司长年跑业务的丰富经验，不愁开拓市场、招揽业务，但寿险管理中的保险费率、责任准备金、退保金计算等技术问题，却让他感到难以应付。华安之前，国内也曾有华兴、华通、福安几家华商保险公司，都因业务原理不明白，加之管理不善，做事常常事倍功半，投入成本很大，收效却微。早于华安成立的几家寿险公司就是因为管理不善，营业不振，以至每况愈下，直至歇业。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华安决不能重蹈这样的覆辙。寿险企业除了内部组织管理，更有对各种寿险的保费率、责任准备金（应对被保险人负担给付的各种准备金如赔款、满期款）和估兑现金（退保金）等的计算，如无专业知识和相应业务能力，断难胜任。彼时国内找不到这样的人才，而公司又必须运作，正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在筹备成立公司时，吕岳泉已决定聘用外国人。进入他聘用视野的就是原任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经理、英国人郁赐，和同一公司的英国人第弗利斯，二人分别担任总司理和计算师。吕岳泉自己任总经理兼营业部主任。 不过，吕岳泉在聘用外国人担任公司要职一事上，一度曾遭到非议。主要是当时其他有些实业颇有外国人凭借掌控的权益，独断专行，目中无人的现象。华安后来果然也出现如此端倪。据曾于1925至1951年在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工作26年，离开后仍任该公司董事达10年的龚汇百先生讲述，有一次郁赐与绅商沈仲礼偶遇，双方话及寿险事业，沈即以自己所办的人寿保险公司商请归并新公司。郁赐未加调查，又未征得吕同意即答应了沈。而“实则沈以该公司营业不振，难以维持，亟谋脱身方法。归并之议既成，新公司旋亦成立。新公司原拟定名为中华合群保寿公司，将拟就的开业广告送登《申报》《新闻报》时，沈擅将‘中华’二字改为‘华安’，其别有用意不问可知。即此一事，足见郁赐之专行独断。经过这一教训，吕即谋求控制之策。他一方面把郁赐的权限，订明于雇用合同之内，且合同期限为五年。期满经双方同意，再商续订。另一方面，他即刻着手自己培养人才，从职员中选拔优秀人员加以积极培养”。与此同时，吕岳泉为两个外国高层管理人员精心配置了年轻的助手。营业员经乾堃年轻聪明，勤奋好学；刚入公司的实习生周大纶是名牌大学的数学尖子。吕岳泉面授机宜，让他们分别跟郁赐和第弗利斯边工作边学艺。几年下来，经乾堃悉心钻研，对寿险业管理颇有所获，先被提拔，又升为副经理，逐步取代了郁赐。周大纶也脱颖而出，胜任了计算师工作。这时，大家才感到吕岳泉聘用外国人的玄机。
吕岳泉除了从职员中选拔出经乾堃、周大纶等优秀人才外，每当华安有新人进公司，吕岳泉都亲自主持短期培训班。他主讲敬业课，向学员们回顾早年走家串户推销营业的甘苦，以“失败一百次，成功一次即为成功”的事例进行勉励。吕岳泉还每年举行几次营业竞赛，一方面以此鼓励推进业务，另一方面以利提高销售技巧。吕岳泉经常和各地教育机构联系，还于1924年开办了华安人寿保险专业函授学校，他自任校长，以半年为一届，课程设置人寿保险原理、寿险种类招徕学、商业道德等等。这种不受时空限制，开放性办学的教育形式很受欢迎，当时经介绍就学的有600人，云贵等省及南洋群岛，都有学员就学。学成后，他们中有三分之一左右被华安或其他保险公司录用。大批寿险业人才的培养，为开拓华安业务和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业务，华安公司也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当时社会上对于寿险的意义还不明了，华安公司成立不久，就常在《申报》《新闻报》上刊登介绍寿险的短文，还着手编印《华安杂志》。为了出刊，公司成立了一个“华安出版社”，专事负责杂志的编辑发行，又特约了一批社会名流与作家，为刊物题词、撰稿，前者如黎元洪、冯国璋、陈其美、王一亭等应华安的邀请在报上题词；后者主要有马寅初、王鲁彦、汪静之、傅东华、谢六逸、黄庐隐、洪深、马国亮、施蛰存、章克标、黄源、章衣萍等撰文，宣传寿险业和华安公司，既有人寿保险对保障身家幸福意义的理论阐述，也有文艺小品。杂志全部由公司赠送保户，或做营业员招徕业务之用，不收价。印数最高时达到上万册，深受保户和一般市民喜爱。
兴建华安大厦
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攻占我胶州湾并据有胶济铁路。巴黎和会时我国未能将该路权收回，1922年在太平洋会议中好不容易露出一线希望——有望五年赎回！但赎路需3000万元，而政府已无此力。于是全国民众发起赎路运动，华安首先认赎路储金100万元，并特定“赎路储金保寿”险种，使国民既能尽爱国义务，又可获得自身及家庭经济保障。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华安除公布宣言声援，更发起“经济救国保寿”险种，以实际行动凸显出企业的爱国主义精神，共谋救国。另外，鉴于团体保寿对劳资双方改善关系极为重要，从1926年起，公司特厘定团体保寿章程，保额由企业决定，保费由企业缴纳，如遇职工身故，即将赔款交由企业转给家属领取。此项业务开展后，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先后加入团体保寿。以上这些措施促进了公司业务的发展，营业蒸蒸日上。
1926年5月，公司在静安寺路104号建成八层总公司新址，取名华安大厦，占地1973平方米，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9层，高38.16米，大厦外立面采取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模式，气魄宏伟，结构精美，极具艺术性。平面呈工字形。桩基础用25米长美松木樁。门前有数根大理石筑成的高大石柱，很是壮观。屋顶九米高的钟楼座于石柱之上，镏金圆顶光彩夺目。内部装修十分别致华丽。它以精美的构思，豪华的设施，轰动了大上海。工程设计为美国建筑工程师哈沙德，招标委托上海江裕记营造厂承建。华安大厦共有八层，底层出租；第二层作公司办公用；第三至第八层经营附属华安饭店，作为公司副业。该大厦为当时南京路西藏路以西区域最高建筑物，彼时外侨青年会（现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国际饭店等在华安大厦矗起以后才开始兴建。
声名大振，远播海外
除了拓展业务，宣传业务，吕岳泉还不失时机开展社交活动，扩大公司的社会影响。1927年8月，美国保险学专家许本纳博士到日本讲学。吕岳泉闻讯，邀请他顺道来中国做学术访问。华安公司对他盛情接待，为他组织了讲题为《生命价值的科学管理》的专题报告。听众多达1000余人，包容工商、金融、文教各界。上海几大报都摘要刊载他的演讲，寿险一时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热点。中美两大保寿专家的会晤促进了公司的声誉。1932年，为纪念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周年，还专门出版了《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公司20周年纪念刊》。纪念刊发表照片120多幅，除了有当时已故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的题词外，还有蒋介石、张学良、张謇、阎锡山、李纯、任城靳、孙科、汪兆铭、蔡廷锴、黄炎培等20多位名人亲笔题词30多幅，该刊照片题词全部用铜版纸印刷，是研究我国保险史的重要史料。
1935年，美国费城保险学院特聘吕岳泉为远东地区顾问。吕岳泉在寿险界声名大振，远播海外。金融界声名显赫、炙手可热的钱新之、吴蕴斋、徐新六、金宗城、杜月笙和宋子良等人都曾经当选过华安的董事。
据龚汇百回忆，“一二·八”淞沪战役前是华安鼎盛时期。此后华安营业开始受挫，上海沦陷后，更是每况愈下……吕岳泉于1953年逝世。第二年底，华安即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寿险契约登记与给付清理工作。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