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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心中，我一直以为一部好电影就是一首好诗。不管这首诗是抒情的、哲理的，还是婉约、豪放的都一定激荡人心，甚至唤起你奔赴生命战场和倾注自己的一生心血乃至生命的豪情，为着自己的理想和人生选择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其思想和艺术产生的巨大精神能量和人性光芒，必然会照耀你去追求自己生命世界最美丽梦想，成为一个向往、热爱、创造生活和美好的人。
我们知道，林语堂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就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提名的中国作家。他的《生活的艺术》当时就成为美国人的枕边书，畅销了整整52周。而现在到了21世纪之初，中国的电影在国外的境况如何呢？我就试图从林语堂在国外产生的“诺贝尔”文化现象去作若干思考。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说：“人类心性既然相同，则在这个国家里能感动人的东西，自然也会感动别的国家的人类。我将要表现中国诗人和学者们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是经过他们的常识和他们的诗意情绪而估定的。”①这段话告诉了我们，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为什么在美国能成为畅销书的基本原由。我读了这本书，我隐约感觉到了美国人是如何喜欢它，并在交谈中很自然提到这本书的情景。这就如林语堂所言：“我相信在美国的繁忙生活中，他们也一定有一种企望，想躺在一片绿草地上，在美丽的树荫下什么事也不做，只想悠闲自在地去享受一个下午。”②“如果这样，便跟颜回差不多，颜回也有这种美德。”③这个极小的细节，就在一个平常之人隐约的生活过程，放射出思想的亮色和生活的美点。这就使我深深地意识到在当下，举国上下，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节点上，我们作为一个电影编剧，怎样编好自己国家的故事讲给世界听，而且让他们乐意听。又是林语堂对我们说：“人类不可没有梦想，可是他也不能笑他自己的梦想，两者也许同样重要。这是多么伟大的天赋，而中国人就富于这种特质。”④然而，从过往来看，我们有的电影家们讲给外国人听的中国故事，受到热捧，甚至得过奖的故事，也基本上属“笑他自己的梦想”的故事。其实，这种故事既不是真正的中国故事，不仅无法反映中国精神，中国人的美德和中国人生活的情趣，更不可能表现中国人独有的天赋与高贵特质。而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真诚地、理性地机敏地，幽默、自然、诗意地表达中国故事，才会让别的国家的观众，即使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冲突与合作共存的动荡世界里，同样能感触到现实中国的旷怀达观，凝重沉稳，温情和谐；智慧而充实，快乐而轻逸的生活旋律。而这些跳动的音符，只要能折射出中国和平发展的精神图谱与文明气息，就能极自然地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可信任、亲近与交往的国度。要讲述这种大时代大背景下的中国故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要求我们的电影艺术家们具有海洋般的胸怀、世界的眼光、历史和哲学家的冷静与醒觉、心理和艺术家的敏慧与诗思，还有大胆创新精神与灵魂梦想的坚守。
如何才能抵达这种精神高地呢？我以为没有捷径可走。尽管有的电影人曾经讲述“丑陋的中国人”的故事；企图走进电影艺术的天堂，去沐浴至高荣耀的光斑，但是也未能如愿，反让国人为此眼含耻辱的泪滴。
而今天，在这里，我要说有思想，有作为，有追求的中国电影艺术家们，让我们也来一次“长征”式的跋涉吧！相信自己也像王朝柱先生那样，深刻而生动，智慧而诚实，曲折而沉重，细微而诗意地讲述“中国故事”。最终光荣而自豪，欣慰而快乐地《走过雪山草地》，去接受第八届中美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编剧奖”的光彩和荣耀。
宋人朱熹是个理学家。他特别崇尚“理”，他将人的追求最终归到“理”。他写文章做诗都是以“理”化情，意像与说理交融，最终凝结于“道”这个内核。如诗《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就是因“道”在心，才无处不春光。要编好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我想，我们可以从这首诗受到启发，也可去相识“春风面”，寻得电影创作的“道”和“理”。然后再去浓墨重彩描绘万紫千红的春色。这就要求我们的编剧：
一、让自己的灵魂走进时代生活，去认识当下和寻找中国故事的题材和生活的剪影。这就要求电影艺术家要走进生活，在“现场”去接“地气”，感知在当代中国发生的那些真正能反映中国灵魂和精神的有电影价值的故事。而不是凭自己的主观想象胡编乱造那些与国家、民族、人类的共同美好追求相背离的故事。
二、让自己的想像超越历史时空，生动巧妙地编一个立体的好看的展现中国精神和中国人生命风采的故事。在这里，就要强调文化和人类心性的认同。这个问题，实质上也就是中国人对真善美的认知与追求，与历史、现实、与世界文化的相容，人类感情的融合问题。最后的落脚点，也就是对电影故事中的中国人，能否感动别国观众的问题，说到底是人的生命价值与情感的认同的问题。因此，要让自己的情感融入人物命运，生动而形象地塑造好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
三、让自己艺术视觉美感渗透故事链条，用艺术的魅力，揉润镀亮电影的诗性之美。尽管好莱坞的电影已经在技术和制作科技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我认为作为以人为核心的电影表达艺术，仍然应当是人的表演为第一，而不是技术手段为第一。艺术的生命是感情的生命，只有真情实感才能真正征服观众。
今年的5月15日，在北京燕园，杨振宁、莫言、范增对话科学与文学。其中杨振宁先生有一段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杨振宇先生说：“科学家肯定是有风格的，尤其是大科学家，会有非常清楚的风格。因为在科学家成长过程中，需要提炼、渐渐发展出思路。等到变成大科学家。别人看来，风格就会很清楚。曾经对于这个问题做过一个讨论。20世纪是物理学最辉煌的世纪，有三个大发明，其中一个叫做量子力学，对于基础物理学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参与的人有三五个，其中有两位非常年轻的学者。一位是德国人海森堡。一个是英国人狄拉克，20世纪初出生的，他们都有巨大的贡献，奠定了量子力学基础。你看他们俩的文章，会惊叹于他们的创新，可是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曾经说狄拉克的文章是‘秋水文章不染尘’，清楚得不得了。走了一段后，跟着他的味道一路走下去没有任何问题。海森堡的贡献十分重要，但是文章非常之乱，每一篇文章都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很多时候分不清楚。所以我跟学生说你看见了狄拉克的文章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可再做了，所有正确的东西都被他说光了。但是你看了海森堡的东西就要注意，有对有错，对的也很模糊，所以要仔细将对的错的分开，就会有很重大的贡献。这就是两种风格，整个物理学前沿的发展就是这两种不同的风格互相影响而发展来的。我不知道文学发展是不是有类似的现象？” 在谈到中国梦时，杨振宁先生说：“中国梦，我觉得这不能用一两句话讲。中国民族一百多年被欺负得非常悲惨，在座年轻人也许对此不太了解，我父亲和我这一辈子，‘被欺负’是灵魂深处的感受。原因大家也知道，是中国没有发展近代科学。对于获得诺贝尔奖，变成了全民族的期待，这是很自然的。我想是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给了整个中华民族一个新的前途，也就产生了中国梦。我认为中国梦是会实现的。”
很显然，杨振宁先生谈到的科学家的风格与中国梦的实现问题时，他的智慧和深厚阅历就得到了相当理性的表达。换言之，如果要我们来谈中国电影梦的实现，尤其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问题时，我们应当从杨先生的这段深刻的谈话中得到启示。这就是电影创作也同样要有自己的风格和梦想。千万不要以有些获得较高票房的电影乱了我们的眼光和心境。自觉不自觉地让电影故事失去生活的真实，让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电影公益都让位于金钱。而只有对电影的价值和艺术保持忠诚与敬畏，“不和众嚣，自我守持”，让电影艺术回归人文性，而又彰显中国电影艺术的神秘感、新鲜感，才能真正认知表达历史上的中国灵魂和当代中国精神。其实，只要细细品味和琢磨并切身去思考当下的时代潮流，感触现实生活脉搏，品味生命的雄浑与壮美的创造旋律，我们也很容易发现，这种叫座不叫好，甚至是蓄意制造的粗陋影片，并一再击穿观众心理底线，其创作走势与艺术选择是背离中国先进文化方向和时代精神，大众审美情趣的。即使有人吹捧，我以为这绝非理性的审视。难道这些中国故事能真正表现和表达中国人在实现中国梦的漫长跋涉中挺立和勇进书写的中国故事吗？我们还是要坦诚地，更合乎情理地用诗性表达来讲述孔子和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仁爱”“和为贵”“天人合一”与弘扬真善美的中国神话，享誉世界的文明和科学发现，直至当代的“两弹一星”之父钱学森，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在艰难和贫穷中创新发展，爱护自然，社会和谐，互敬互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建设美丽中国，创造美好未来，和平发展，友好交往，积极对人类作出贡献等等，这类震撼灵魂与人类心性相印，并能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故事更用心地讲给世界吧！让全世界的观众真正认识中国人和中国精神与中国文化，感受东方的生活情调。那种盲目地非理性地过度娱乐化地模仿西方电影的结构叙述、技术影像表达的做法，不可能讲好中国故事。我始终认为，要让电影中国梦走向世界，首先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要深刻认识提升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文化与讲好中国故事，打造深含中国元素的电影作品是问题的关键和艺术创作的落脚点。艺术没有国界，但艺术是有灵魂的。真正的艺术要打动人在于作品中蕴含的思想光芒、人文情怀和感情波澜、艺术魅力。由此，我们必须将自己的思想和艺术眼界从本土向全球拓展，在坚持弘扬升华以中国元素为内核的基础上，通过生动地、形象地、诗性地向世界观众讲述中国故事中的人和事、情和理、爱和恨，将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共同追求的向真、向善、向美的精神境界对接。让中国的文化得到国外观众认同，从而巧妙地用中国故事讲述人类共同关注和认可的话题，吸引世界目光转向东方。
注释：
①②③④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第3页、第4页、第2页。
责任编辑 马新亚
我们知道，林语堂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就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提名的中国作家。他的《生活的艺术》当时就成为美国人的枕边书，畅销了整整52周。而现在到了21世纪之初，中国的电影在国外的境况如何呢？我就试图从林语堂在国外产生的“诺贝尔”文化现象去作若干思考。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说：“人类心性既然相同，则在这个国家里能感动人的东西，自然也会感动别的国家的人类。我将要表现中国诗人和学者们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是经过他们的常识和他们的诗意情绪而估定的。”①这段话告诉了我们，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为什么在美国能成为畅销书的基本原由。我读了这本书，我隐约感觉到了美国人是如何喜欢它，并在交谈中很自然提到这本书的情景。这就如林语堂所言：“我相信在美国的繁忙生活中，他们也一定有一种企望，想躺在一片绿草地上，在美丽的树荫下什么事也不做，只想悠闲自在地去享受一个下午。”②“如果这样，便跟颜回差不多，颜回也有这种美德。”③这个极小的细节，就在一个平常之人隐约的生活过程，放射出思想的亮色和生活的美点。这就使我深深地意识到在当下，举国上下，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节点上，我们作为一个电影编剧，怎样编好自己国家的故事讲给世界听，而且让他们乐意听。又是林语堂对我们说：“人类不可没有梦想，可是他也不能笑他自己的梦想，两者也许同样重要。这是多么伟大的天赋，而中国人就富于这种特质。”④然而，从过往来看，我们有的电影家们讲给外国人听的中国故事，受到热捧，甚至得过奖的故事，也基本上属“笑他自己的梦想”的故事。其实，这种故事既不是真正的中国故事，不仅无法反映中国精神，中国人的美德和中国人生活的情趣，更不可能表现中国人独有的天赋与高贵特质。而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真诚地、理性地机敏地，幽默、自然、诗意地表达中国故事，才会让别的国家的观众，即使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冲突与合作共存的动荡世界里，同样能感触到现实中国的旷怀达观，凝重沉稳，温情和谐；智慧而充实，快乐而轻逸的生活旋律。而这些跳动的音符，只要能折射出中国和平发展的精神图谱与文明气息，就能极自然地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可信任、亲近与交往的国度。要讲述这种大时代大背景下的中国故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要求我们的电影艺术家们具有海洋般的胸怀、世界的眼光、历史和哲学家的冷静与醒觉、心理和艺术家的敏慧与诗思，还有大胆创新精神与灵魂梦想的坚守。
如何才能抵达这种精神高地呢？我以为没有捷径可走。尽管有的电影人曾经讲述“丑陋的中国人”的故事；企图走进电影艺术的天堂，去沐浴至高荣耀的光斑，但是也未能如愿，反让国人为此眼含耻辱的泪滴。
而今天，在这里，我要说有思想，有作为，有追求的中国电影艺术家们，让我们也来一次“长征”式的跋涉吧！相信自己也像王朝柱先生那样，深刻而生动，智慧而诚实，曲折而沉重，细微而诗意地讲述“中国故事”。最终光荣而自豪，欣慰而快乐地《走过雪山草地》，去接受第八届中美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编剧奖”的光彩和荣耀。
宋人朱熹是个理学家。他特别崇尚“理”，他将人的追求最终归到“理”。他写文章做诗都是以“理”化情，意像与说理交融，最终凝结于“道”这个内核。如诗《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就是因“道”在心，才无处不春光。要编好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我想，我们可以从这首诗受到启发，也可去相识“春风面”，寻得电影创作的“道”和“理”。然后再去浓墨重彩描绘万紫千红的春色。这就要求我们的编剧：
一、让自己的灵魂走进时代生活，去认识当下和寻找中国故事的题材和生活的剪影。这就要求电影艺术家要走进生活，在“现场”去接“地气”，感知在当代中国发生的那些真正能反映中国灵魂和精神的有电影价值的故事。而不是凭自己的主观想象胡编乱造那些与国家、民族、人类的共同美好追求相背离的故事。
二、让自己的想像超越历史时空，生动巧妙地编一个立体的好看的展现中国精神和中国人生命风采的故事。在这里，就要强调文化和人类心性的认同。这个问题，实质上也就是中国人对真善美的认知与追求，与历史、现实、与世界文化的相容，人类感情的融合问题。最后的落脚点，也就是对电影故事中的中国人，能否感动别国观众的问题，说到底是人的生命价值与情感的认同的问题。因此，要让自己的情感融入人物命运，生动而形象地塑造好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
三、让自己艺术视觉美感渗透故事链条，用艺术的魅力，揉润镀亮电影的诗性之美。尽管好莱坞的电影已经在技术和制作科技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我认为作为以人为核心的电影表达艺术，仍然应当是人的表演为第一，而不是技术手段为第一。艺术的生命是感情的生命，只有真情实感才能真正征服观众。
今年的5月15日，在北京燕园，杨振宁、莫言、范增对话科学与文学。其中杨振宁先生有一段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杨振宇先生说：“科学家肯定是有风格的，尤其是大科学家，会有非常清楚的风格。因为在科学家成长过程中，需要提炼、渐渐发展出思路。等到变成大科学家。别人看来，风格就会很清楚。曾经对于这个问题做过一个讨论。20世纪是物理学最辉煌的世纪，有三个大发明，其中一个叫做量子力学，对于基础物理学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参与的人有三五个，其中有两位非常年轻的学者。一位是德国人海森堡。一个是英国人狄拉克，20世纪初出生的，他们都有巨大的贡献，奠定了量子力学基础。你看他们俩的文章，会惊叹于他们的创新，可是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曾经说狄拉克的文章是‘秋水文章不染尘’，清楚得不得了。走了一段后，跟着他的味道一路走下去没有任何问题。海森堡的贡献十分重要，但是文章非常之乱，每一篇文章都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很多时候分不清楚。所以我跟学生说你看见了狄拉克的文章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可再做了，所有正确的东西都被他说光了。但是你看了海森堡的东西就要注意，有对有错，对的也很模糊，所以要仔细将对的错的分开，就会有很重大的贡献。这就是两种风格，整个物理学前沿的发展就是这两种不同的风格互相影响而发展来的。我不知道文学发展是不是有类似的现象？” 在谈到中国梦时，杨振宁先生说：“中国梦，我觉得这不能用一两句话讲。中国民族一百多年被欺负得非常悲惨，在座年轻人也许对此不太了解，我父亲和我这一辈子，‘被欺负’是灵魂深处的感受。原因大家也知道，是中国没有发展近代科学。对于获得诺贝尔奖，变成了全民族的期待，这是很自然的。我想是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给了整个中华民族一个新的前途，也就产生了中国梦。我认为中国梦是会实现的。”
很显然，杨振宁先生谈到的科学家的风格与中国梦的实现问题时，他的智慧和深厚阅历就得到了相当理性的表达。换言之，如果要我们来谈中国电影梦的实现，尤其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问题时，我们应当从杨先生的这段深刻的谈话中得到启示。这就是电影创作也同样要有自己的风格和梦想。千万不要以有些获得较高票房的电影乱了我们的眼光和心境。自觉不自觉地让电影故事失去生活的真实，让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电影公益都让位于金钱。而只有对电影的价值和艺术保持忠诚与敬畏，“不和众嚣，自我守持”，让电影艺术回归人文性，而又彰显中国电影艺术的神秘感、新鲜感，才能真正认知表达历史上的中国灵魂和当代中国精神。其实，只要细细品味和琢磨并切身去思考当下的时代潮流，感触现实生活脉搏，品味生命的雄浑与壮美的创造旋律，我们也很容易发现，这种叫座不叫好，甚至是蓄意制造的粗陋影片，并一再击穿观众心理底线，其创作走势与艺术选择是背离中国先进文化方向和时代精神，大众审美情趣的。即使有人吹捧，我以为这绝非理性的审视。难道这些中国故事能真正表现和表达中国人在实现中国梦的漫长跋涉中挺立和勇进书写的中国故事吗？我们还是要坦诚地，更合乎情理地用诗性表达来讲述孔子和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仁爱”“和为贵”“天人合一”与弘扬真善美的中国神话，享誉世界的文明和科学发现，直至当代的“两弹一星”之父钱学森，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在艰难和贫穷中创新发展，爱护自然，社会和谐，互敬互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建设美丽中国，创造美好未来，和平发展，友好交往，积极对人类作出贡献等等，这类震撼灵魂与人类心性相印，并能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故事更用心地讲给世界吧！让全世界的观众真正认识中国人和中国精神与中国文化，感受东方的生活情调。那种盲目地非理性地过度娱乐化地模仿西方电影的结构叙述、技术影像表达的做法，不可能讲好中国故事。我始终认为，要让电影中国梦走向世界，首先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要深刻认识提升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文化与讲好中国故事，打造深含中国元素的电影作品是问题的关键和艺术创作的落脚点。艺术没有国界，但艺术是有灵魂的。真正的艺术要打动人在于作品中蕴含的思想光芒、人文情怀和感情波澜、艺术魅力。由此，我们必须将自己的思想和艺术眼界从本土向全球拓展，在坚持弘扬升华以中国元素为内核的基础上，通过生动地、形象地、诗性地向世界观众讲述中国故事中的人和事、情和理、爱和恨，将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共同追求的向真、向善、向美的精神境界对接。让中国的文化得到国外观众认同，从而巧妙地用中国故事讲述人类共同关注和认可的话题，吸引世界目光转向东方。
注释：
①②③④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第3页、第4页、第2页。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