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的一个初春之夜，一名瘦弱的少年在稀疏的星星陪伴下摸黑疾行于粤北的山道上。此刻，他的心情异常复杂：既因好消息的传来而兴奋不已，又对黑压压的南岭山脉传来的死寂感到丝丝恐惧。在此之前的“复课闹革命”时期，他因为被列为修正主义苗子而被剥夺了入学权利，随父母到了大山中的“五七干校”劳动。当晚九时多，从县城采购物资回到干校的人带来一个口信，学校通知他明天可以回到校园了。获知这一消息，只有十三岁的他决定独自一人，走二十里的山路回到县城，以便次日一早能够准时走进中学校门。而今，当年那个瘦弱的少年，已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及历史人类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他就是刘志伟教授。
　　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所做的具有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的努力而产出的大量成果，刘志伟和科大卫、萧凤霞、陈春声、郑振满等研究伙伴逐渐被学界称为“华南学派”。尽管如此，华南研究群体却甚少对自身研究“范式”做“总结”，尤其是上升到“认识论”、普遍主义的追求方面，更是绝少提及。其缘由大致有二：其一，华南研究的群体更看重研究实践所揭示的问题，亦即后文孙歌所言的“流动的过程”，而非理论预设或总结；其二，他们认为自身的研究与认知，总是随着学术环境与具体实践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尚未抑或永远没有盖棺定论之时。因此，当谈到关于其研究过程中的认识论与历史观等大问题时，刘志伟坦言：“这样的议题，如果要我写文章，大概永远写不出来的……”正源于此，华南研究群体的很多学术见解经常被误读甚至曲解，由此促发包括刘志伟在内的众多学者意识到，需要在恰当的时机对华南研究的一些基本认识进行说明。
　　在贺照田等人的推动下，一场被称为“人间思想”运动之一的对谈，让我们看到了《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一书在内地的付梓（该书曾于二0一四年十一月在香港大家良友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该书通过刘志伟和孙歌两位不同研究领域的历史学者之间的对谈而成稿。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有名的对谈之一，恐怕非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与年鉴学派新生代代表人物夏蒂埃在一九八八年的对话莫属（《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作为学术产出方式之一的对谈虽在国内甚为罕见，但在日本却颇为盛行，而熟悉日本学界动态的孙歌明白“对谈要求双方有合作的诚意与能力，有健康的论辩意识，有把问题开放之后再重新认识的胸襟”。
　　既然把问题聚焦在“寻找中国”上，两人的对话就是围绕区域史研究中所可能呈现的“中国原理”展开。孙歌将整个对谈设置为三个部分：历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华南研究和制度史研究的基本经验、华南研究的原理性思考。根据这样的设置，他们的对谈在编辑成稿时分成“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形而下之理与普遍性想象”“从人的行为出发的制度史研究”“‘中心’与‘边缘’”“局部与整体”“区域研究中的‘国家’”“寻找中国原理”七个方面的内容。
　　对谈伊始，两人就历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展开叙说，刘志伟在孙歌的追问下，提出历史研究的起点应是“人”。为说明“以人的行为作为历史解释的逻辑出发点”这一命题，他引用施坚雅区域理论作为例子，指出施氏区域理论中的“网状交叠层级体系”与“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两大概念之所以具有范式意义，是因为施坚雅是“以理性的经济人之交换与交往行为作为论证的逻辑出发点”的，其理论有效摆脱了王朝体系与国家意识影响下的区域划分理路，形成更具解释性的范式。
　　以此为基点，两人将话题转向历史研究中的普遍意义探寻问题。刘志伟的态度很明确，他是反对历史研究追寻明确、僵化的普遍主义的。在他看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塑造出来的人，他是社会的人，具有文化的属性，同时也只能在历史制造的时空结构、意识形态、社会关系、文化形态和国家制度下行动，他是一个能动者，他在既有的结构下行动并创造新的结构”。面对这样一个能动者，刘志伟所追求的“就是建立对这个结构过程的认识”。
　　有了这个认识论上的理解，刘志伟在总结其所开展的制度史研究时，强调具体时空中的人面对各种制度而呈现的多元行动策略，并围绕明清赋役制度问题指出王朝国家与其“民”之间的从属关系变化是理解明清国家运行的重要方面之一，进而强调历史时空中的行动者在“实践机制”方面呈现的脉络。
　　在理清了相应的历史主体认识论取向之后，两人的对谈进入到本书最为核心的部分，亦即孙歌所说的“开放你们的华南研究，让它提供更多原理性的要素”。她首先向刘志伟提出其对中心和边缘的问题之看法。刘志伟认为，中心一边缘的认知结构是研究的一种表述策略，其实质并非“一种物理上的空间格局，而是由人的活動形成的一种权力关系与交往空间”。倘若以人为出发点来构建这套表述话语，我们可以构建出非常多元的中心一边缘体系。但他更希望做的是摈弃中心一边缘的历史叙述结构，而仅将其视为一种历史研究的解释工具。
　　以此为对谈指向，两人的谈话便具体到华南研究所揭示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问题。刘志伟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异常明确，他认为“整体史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并将整体史视为“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方法论取向和价值追求”。在他看来，从历史时空中的人出发，局部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由人的交往关系织造出来的整体。由此，他进一步指出，传统中国并不存在如西欧那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国家与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体的，国家的在场是基层社会体系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此而论，华南研究的意义并非在于揭示作为区域的华南的特殊性抑或“典型性”，更不是以华南研究作为范式来解释中国历史，而是在整体史的概念下揭示一定时空中的人群行动及其相互交往关系的结构过程。
　　基于以上一般性问题的认知，在对谈进入第六部分后，孙歌一直试图将问题指向华南研究的普遍意义，从而更系统、更准确地找出“形而下之理”所呈现的“中国原理”。不过事与愿违，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不难发现，刘志伟是有点抗拒谈具有普遍主义意味的“中国原理”的。在他看来，如何认识中国是一条循环往复的道路，承认某种历史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等同于这个理论接近于无用。他始终认为，只有将人作为一切历史问题研究的起点，这里所讨论的“中国原理”作为一种流动的概念才更具解释力。于是他坦言，他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如果在不同的区域，中国是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为什么它还是中国？”这个被他视为“有点永恒味道”的问题，是其近十余年来较为关切的重要论题。 　　不过，为了使对谈更具指向性和建设性，刘志伟还是试图换一种方式来讨论华南研究的路径与贡献。他首先指出华德英的意识模型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认识中国历史与社会一统性的“认识论路径”。对他而言，意识模型理论所揭示的人群互视与自我建构路径，正是我們理解中国为何如此多样却还是一个大一统中国的关键。华德英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找到了观察传统中国发展轨迹的最核心要素，那就是“礼仪”概念及其实践。刘志伟认为，自宋代以来，国家的基本脉络是以违礼的方式把“礼”扩展到基层社会。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人群主体基于“礼仪”构建出来的一套秩序结构及其演变，是中国在文化甚为多样的情况下依旧成为大一统国家的核心所在。倘若我们将之视为一种“中国原理”，则“礼仪”概念的实践所构筑的秩序与结构之演变过程，可使我们更好理解明清时代里的“人”之能动策略及其所构筑的意义体系。
　　在此意义上，华南研究群体对于宋代以来国家运行中礼仪的演变及其作用展开的探讨，具有开创性意义。近十几年来，他们已经陆续指出，礼仪的作用不仅在于为宋代以来的国家之运行提供一套仪礼规范，更在于其实践过程中所呈现的中国社会动态运行机制。他们已经关注到，礼仪作为一种话语资源与文化象征，在历史上不同时期透过宗族、宗教、文字、师传等关键性要素成为中国不同区域人群表达自身社会与文化的重要路径。在此过程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如何透过儒家文化、道教传统、佛教文化、法师传统等文化资源来形塑自身社会，从而为我们呈现一种“结构过程”，成为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取径。
　　就文本观察，整个对谈是成功的。两位学者通过高密度的发问与对答，呈现了以人作为历史研究的逻辑起点之重要性，同时由此更加系统地说明了中国并非一个不言而喻的言说对象，必须置于具体的人的历史中，它才具有核心价值与意义。该书末尾附上了二。一三年出版的一篇刘志伟的访谈。这篇访谈记录详细道明刘志伟所经历的研究历程及其核心观点，不失为本书的一大补充。
　　总体而言，两人对谈的成功与前期两者“阅读彼此”的自觉分不开。当然，由于研究领域不同，我们也能看出两者在一些学术观点的表达策略上存在不同看法。对谈作为一种知识回溯与生产方式，需要参与双方有足够的诚意和对彼此的认知才能达成，这在中国学界仍需要不断实践。需要指出，由于对谈是一种半结构式的访谈与对话，存在诸多变数，因而本书在架构及对谈过程中的重要概念和观点表述上仍存在界定不是特别清晰的问题。读者若想更加全面地认识对谈中涉及的核心问题，就必须将对谈双方的论著拿来对比阅读。
　　作为“现象”的华南研究之所以延续三十多年不间断，与刘志伟、科大卫、郑振满、陈春声、萧凤霞等主要成员对于学术研究认知的共同旨趣与开阔心胸分不开。科大卫在他的《告别华南研究》中说：“学者交流最好的情况是既有共同的兴趣，又没有竞争心态。我们这群人在学业上的交往，从没有出现感情上的冲突。”
　　刘志伟也在本书附录的访谈中坦言，华南研究群体既有共通性，同时也坚持自己的兴趣与个性，但是他们不会追求个人的学术地位。在乱象纷纭的中国学界，华南研究群体展现了何为真正的“学术共同体”。而今，四十八年前那个匆匆赶夜路的少年，依旧用不再矫健的步伐探寻他所理解的“中国”。对于“跑”了三十多年田野的刘志伟和他的伙伴们而言，这条路永无止境。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刘志伟、孙歌著，东方出版中心二0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