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生
　　
　　住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边上的翻译家肖聿，邻居多为附中的学生，听着孩子们吹拉弹唱，肖聿感慨自己离音乐越来越近。
　　
　　从1984年至今，肖聿已经翻译出版著作40多本，涉及经济、心理学、哲学、诗歌等多个领域。上世纪末，还出版发行了个人作品《中国预言之谜》和《世界预言之谜》。
　　肖聿的父母是老八路，在进入延安城的时候，抱养了当时8个月大的肖聿。由于父母从事戏曲工作，从小在剧院长大的肖聿也耳濡目染，受各类剧种熏陶。“那时放学回家直接进入剧院，剧院白天演电影，晚上演戏，我不仅看，还跟着比划”。
　　


　　小学四年级时，音乐老师领着肖聿去西城区文化馆学小提琴。后来，肖聿被选上参加东方红大歌舞的演出，中断了学琴。当年秋里指挥800个少先队员演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节目，肖聿就在其中。“一唱就是一年，1964年10月16日，就在原子弹升空的同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东方红大歌舞的全体演员”。
　　1969年，不到17岁的肖聿来到了位于黑龙江的东北建设兵团。上山下乡期间，他又在无教材、无老师的情况下将小提琴重新拾了起来。“一个宿舍20多人，学提琴的人还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青年聚在一起，谈论艺术，永远不知疲倦。”在兵团，肖聿加入了宣传队，拉琴、作曲、唱歌……忙得不亦乐乎。“白天干农活，晚上排练，还在昏暗的灯光下抄谱子，即便这样，一点都不觉得累。”肖聿说在那个年代，大家的求知欲都特别高，“热爱文化的人都想学点乐器”。除了排演样板戏外，知青间还秘密流传着《外国民歌200首》，苏联老歌《小路》《喀秋莎》等都收集其中。“我们总是在田间地头休息的时候传唱”。
　　1971年，肖聿回到北京，本来被分配到首钢当天车司机，但是肖聿提出希望能去一个有乐队的单位。最后，肖聿来到二轻局的雕漆厂，成为了一名雕刻师，与工艺美术打起了交道。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这里有一支单管乐队，肖聿又可以与音乐为伴了。“每到五一、十一举行游园会，各局的文艺队都要组台演出，我就要负责创作兼演出。”肖聿写过大合唱、重唱、器乐合奏等多种体裁的作品。
　　7年后，25岁的肖聿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搭上末班车，开始了象牙塔的生活。学中文的肖聿似乎比音乐系的还要忙，参加学校乐队、组织弦乐四重奏。四重奏组每周在肖聿家排练一次，雷打不动，还经常去各学校巡演。这期间，肖聿还在中央音乐学院拜师正式学习和声、曲式、配器。毕业后，肖聿在职业学校当了5年老师，这期间他拒绝教中文，而是教起了艺术理论、西方美术史、中国工艺美术史等艺术类课程。
　　肖聿从9岁起学习外语，大学英语免修的他从大三就开始发表译文。1988年，肖聿凭借着自己良好的英文功底，来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当了一名翻译，负责对外文化交流。2000年，47岁的肖聿选择退休，开始专心译书。
　　1997年，朋友给肖聿的电脑安装了一个作曲软件，这一下把他的创作瘾又勾了起来。如今，每天早上6点到中午12点是肖聿的工作时间，他每天要完成至少3000字的翻译。但下午和晚上是他的自由活动时间，他大多数时间会选择作曲。“这是我最好的休息方式”。
　　谈起创作，肖聿说自己已由原来的命题作文变成了如今的生活内容。“舒曼曾说过‘尽量地为自己写东西’，很多时候，我都是面对一张空白谱纸，自然下笔，许多东西都是下意识的创作，写的就是一种感觉。命题作文相对很难施展个性。我可谓越业余越快乐。”肖聿现场播放了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春回故里》《日本印象》等作品。肖聿坦言自己更偏重器乐作品，中小型作品偏多。“我听贝多芬的《英雄》，也会创作一个《英雄》，这种创作仿佛一种听后感，用作品反映作品。音乐现在是我的好伙伴，每次创作完我都特别高兴，从而促进了我的翻译”。
　　肖聿认为，音乐也是一种语言，而且它能表达出文字所不能表达的东西，成为一种有力的自我表达工具。“用音乐记录感受，表达感情，如同汉语、英语一样，音乐也有自己的语法。好的翻译不仅要精通外语，还要精通中国的古代文化以及音律。要懂得用音乐审美影响文字”。
　　如今，音乐已经成为肖聿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肖聿常常感觉时间不够用。“音乐的美不在于技术有多复杂，就是要表达一种生活情趣。我10年前创作的作品，现在还会拿出来不断修改。”肖聿坦言自己已被古典音乐格式化，无法接受流行音乐。“唯一遗憾的是：过去命题作文，有活人乐队演奏；现在自由创作，却只能用电脑乐队演奏。电脑的确听话，但还是多了一点‘电脑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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