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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方言成为绊脚石
1993年,14岁的我因为身材比例不错被福建歌舞剧院看中,选拔为舞蹈演员,并公费送到北京舞蹈学院进修。
初到学校,因为浓重的方言,我常常受人欺负。每天去食堂打饭,大师傅都会故意为难我,说他们卖的是肉包,不是“漏包”。有次学校举行文艺演出,老师让我做主持,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报幕声:“下面请听女生‘额’重唱×××。”台下立刻哄堂大笑,我对此却感到莫名其妙,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学习舞蹈之余,为了拓展自己,我又去学习唱歌。大概是我的方言实在让音乐老师都无法忍受,便推荐我跟一个艺术学院的台词老师牛娜矫正语言。
初次见面,牛老师很快就喜欢上了风风火火大大咧咧的我。她告诉我:“孩子,我不收你的学费,但是你一定要好好学,学好了我推荐你去考我们的军艺(解放军艺术学院)。”这句话顿时让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随后的日子只要有空闲我就往牛老师家里跑。数年之后她反复地说,姚晨是她见到的学习最用功的孩子。尽管如此,我的方言矫正起来依然困难重重,牛老师为此不得不发狠,让我跪在地上读。长期如此的训练,渐渐地,我的普通话变得娴熟自如了。
考试,有时候需要孤注一掷
1997年春季,我顺理成章地参加了艺术院校招生考试,几家艺术院校都是一考上榜。我甚至成为各个艺术院校的争夺对象。
我在紧锣密鼓按部就班复习文化课的同时,还在为另一件事情揪心。这一年,也是我作为舞蹈演员在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期限。按照规定,舞蹈学院毕业后,我要回福建歌舞剧院工作,他们是不会轻易放我离开的。
就在高考报名结束的前两天,歌舞剧院终于答应放行,前提是姚家必须支付1 0万元的违约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爸爸便开始四处借钱,跑遍了整个福州。第二天早上是最后的交款期限,爸爸带着一大包的钞票神情疲惫地回来。经过清点,所有的钱凑在一起才6万多块。歌舞剧院此时态度依然强硬,没有钱就不能放行。为此,我与这一年的高考失之交臂,不得已,我只能重新回到歌舞剧院当了一个不起眼的舞蹈演员。爸爸也在极度焦虑中一夜白头……
几许幽暗,终得光明
剧院的生活对于18岁的我来说完全可以用安逸来形容。静下来的时候,我仍然觉得这不是自己最终想要的生活。远在北京的牛娜老师也时常给我写信,女孩子不可能跳一辈子的舞,与其在小地方没出息地安稳下去,不如破釜沉舟来北京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全新空间……我下定决心再赴北京重新备战艺考。经过两年的缓冲,我已经有能力偿还歌舞剧院的巨额违约金了。而且我决定,假若考试失利的话,我就脱离文艺这一行,跟着爸爸去做一名列车乘务员。
1999年,20岁的我重新来到北京,开始了人生追梦之路。在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时,考题是全体考生共同完成一个名为《舞会》的小品,当时几乎所有考生在听到考题后,一齐涌上舞台翩翩起舞,只有我在大家都上舞台之后才疾步走向舞台的中央,用标准的普通话念出: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舞会……我扮演的主持人一下子成为舞台的焦点,舞台上所有的演员不得不在我的调度下进行排演。当时台上台下无不为我的聪明与机智喝彩。最后,我如愿地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这时没有人会关注我刚入学时浓重的家乡口音,没有人会想起我的“女生。额’重唱”,大家都在回味那精彩的主持词,并进行不断地传说演绎,奉为经典。只有我自己明白,为了这一天,自己的内心经历了几许幽暗才有今天的大放光明……
1993年,14岁的我因为身材比例不错被福建歌舞剧院看中,选拔为舞蹈演员,并公费送到北京舞蹈学院进修。
初到学校,因为浓重的方言,我常常受人欺负。每天去食堂打饭,大师傅都会故意为难我,说他们卖的是肉包,不是“漏包”。有次学校举行文艺演出,老师让我做主持,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报幕声:“下面请听女生‘额’重唱×××。”台下立刻哄堂大笑,我对此却感到莫名其妙,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学习舞蹈之余,为了拓展自己,我又去学习唱歌。大概是我的方言实在让音乐老师都无法忍受,便推荐我跟一个艺术学院的台词老师牛娜矫正语言。
初次见面,牛老师很快就喜欢上了风风火火大大咧咧的我。她告诉我:“孩子,我不收你的学费,但是你一定要好好学,学好了我推荐你去考我们的军艺(解放军艺术学院)。”这句话顿时让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随后的日子只要有空闲我就往牛老师家里跑。数年之后她反复地说,姚晨是她见到的学习最用功的孩子。尽管如此,我的方言矫正起来依然困难重重,牛老师为此不得不发狠,让我跪在地上读。长期如此的训练,渐渐地,我的普通话变得娴熟自如了。
考试,有时候需要孤注一掷
1997年春季,我顺理成章地参加了艺术院校招生考试,几家艺术院校都是一考上榜。我甚至成为各个艺术院校的争夺对象。
我在紧锣密鼓按部就班复习文化课的同时,还在为另一件事情揪心。这一年,也是我作为舞蹈演员在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期限。按照规定,舞蹈学院毕业后,我要回福建歌舞剧院工作,他们是不会轻易放我离开的。
就在高考报名结束的前两天,歌舞剧院终于答应放行,前提是姚家必须支付1 0万元的违约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爸爸便开始四处借钱,跑遍了整个福州。第二天早上是最后的交款期限,爸爸带着一大包的钞票神情疲惫地回来。经过清点,所有的钱凑在一起才6万多块。歌舞剧院此时态度依然强硬,没有钱就不能放行。为此,我与这一年的高考失之交臂,不得已,我只能重新回到歌舞剧院当了一个不起眼的舞蹈演员。爸爸也在极度焦虑中一夜白头……
几许幽暗,终得光明
剧院的生活对于18岁的我来说完全可以用安逸来形容。静下来的时候,我仍然觉得这不是自己最终想要的生活。远在北京的牛娜老师也时常给我写信,女孩子不可能跳一辈子的舞,与其在小地方没出息地安稳下去,不如破釜沉舟来北京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全新空间……我下定决心再赴北京重新备战艺考。经过两年的缓冲,我已经有能力偿还歌舞剧院的巨额违约金了。而且我决定,假若考试失利的话,我就脱离文艺这一行,跟着爸爸去做一名列车乘务员。
1999年,20岁的我重新来到北京,开始了人生追梦之路。在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时,考题是全体考生共同完成一个名为《舞会》的小品,当时几乎所有考生在听到考题后,一齐涌上舞台翩翩起舞,只有我在大家都上舞台之后才疾步走向舞台的中央,用标准的普通话念出: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舞会……我扮演的主持人一下子成为舞台的焦点,舞台上所有的演员不得不在我的调度下进行排演。当时台上台下无不为我的聪明与机智喝彩。最后,我如愿地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这时没有人会关注我刚入学时浓重的家乡口音,没有人会想起我的“女生。额’重唱”,大家都在回味那精彩的主持词,并进行不断地传说演绎,奉为经典。只有我自己明白,为了这一天,自己的内心经历了几许幽暗才有今天的大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