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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22年出生于阳城县润城镇河头村,少时,家贫人口多,缺衣少食。1936年春节刚过,我就随着哥哥到陕北洛川学做木匠,混口饭吃,因人小力薄,经常遭到东家责骂。3月的一天,我们兄弟俩正在干活,三四个红军宣传队员到村里宣传招兵,听说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俩放下工具,就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编在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三营九连,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先后参加了红军东征、平型关战役、町店战役等50多次战役战斗,负伤三次。哥哥、弟弟都先后为国捐躯。忆往昔,峥嵘岁月历历在目。
亲历平型关战役
1937年秋,平津失陷后,侵华日军分几路南下,其中一路沿平绥铁路向山西大举进攻。国民党大同守军不战而逃,致使日军横冲直闯,连陷雁北11个县,直逼雁门关、平型关。雁门关、平型关是太原的屏障,两关失守,太原难保。红军改编后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的带领下,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肩负民族希望,于9月从陕北出发,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经太原等地,向灵丘平型关开进,抵御日军的入侵。
我当时年仅16岁,是一名普通战士。为了提前赶到平型关,部队昼夜兼程,风雨无阻。快接近平型关时,路上随处可见大批国民党兵向后溃逃,他们衣帽不整,有的枪上挑着鸡、子弹袋,有的背着抢来的衣服包袱。路上看到我们向前急行军,说道:“你们这不是找死吗?日军机械化部队已开过来了。”“我们都不敢和人家打,凭你们这几支烂枪能行?”当时,日军的飞机已不定时地前来轰炸。日军的飞机一来,我军一声哨响,部队迅速化整为零进行隐蔽;日机一走,又是一声哨响,部队迅速集合,继续行军。而这些国民党兵由于缺乏统一领导,乱作一团,成为日军飞机追踪轰炸的目标。为了避免和国民党兵打交道,以免影响部队的士气,耽误行程,我们避开了大路,走小道,迅速向平型关挺进。
9月下旬,部队到达了平型关,察看地形,选择伏击敌人的地方。平型关地处山西省东北部古长城上,是山西、河北两省的隘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两边高山耸立,沟深谷幽,阴森深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平型关到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深沟,深沟中一条简易大道是连接关内外的唯一通道,正中的一段五里长的深沟最为险要,沟底仅容一辆车缓缓通过,而两边的沟很深,较为陡峭,再往上稍为平缓,是伏击敌人的最佳地方。
9月24日,我军接到情报,说日军已向平型关开来,可能25日过关。首长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安排部署,要求主力部队于25日凌晨必须到达指定地点,准备伏击敌人。我们团担任了主攻任务。接到命令后,全体官兵迅速向预定的埋伏地点进军。
当时虽已是秋天,突然间却下起了倾盆大雨,道路泥泞,山洪爆发。战士们身穿单衣,浑身上下都已经湿透,冷得直打哆嗦。更糟的是脚下山路又陡又滑,根本无法急行军。在穿越一个山沟时,洪水犹如猛兽,横冲直撞,战士们有的手拉手过河,有的拉着马尾巴过河。我那时人小个矮,死死拉着马尾巴才过了河。
到了预定地点,我们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为了达到让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无法迅速逃走的目的,我们必须破坏掉敌人的汽车等交通工具,这单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大家群策群力,采取了一种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从老乡家里收集了一批铡草刀,把铡草刀背朝下,刃朝上,埋在敌人汽车经过的路上,刀刃露出地面约三四厘米。当敌人汽车从刀刃上碾过时,轮胎爆裂,整个汽车就瘫痪了。实践证明,这种秘密武器——铡草刀确实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5日凌晨,我们的战前准备工作全部结束了,单等敌人自投罗网。
向平型关开来的是日军精锐部队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日军的这支部队机械化程度高,作战能力强,由于国民党军抵抗不力,他们从东北打到华北,始终没有遇到对手。因此,日军根本不把平型关中国守军当作一回事。
25日上午7点,4000多名日军开进了我们的伏击圈,前面是100多辆汽车,紧跟着200多辆大车,后面是日军的骑兵部队等。当日军全部进入埋伏圈时,我军指挥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顿时,敌人的汽车有的被我们炸开了花,有的被我们埋的铡草刀割爆了胎。前堵后塞,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敌人乱作了一团。敌指挥官迅速组织日军下车反扑。但由于我军居高临下,火力猛,敌军的反扑终难得手。我军发起了冲锋,战士们个个如猛虎下山,向日军冲击。日军以被毁的汽车、马车等作掩体进行顽抗,但最终还是挡不住我军的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后才结束。
在打扫战场时,我正高兴地在公路边从一个个死伤的日军手里把枪支弹药收拢起来,冷不防在死人堆里爬起一个活鬼子,端起枪向我瞄准射击,当我发现时已来不及还击,只听到一声枪响,子弹顺着我的头皮擦过,帽子被打飞了,头破了。我就势爬到了地上装死。当我再次慢慢抬起头时,发现这个鬼子正向一挺机枪慢慢爬去。我当即端起步枪向敌人瞄准,谁知没有了子弹。我强忍着巨痛,站了起来,端起刺刀,猛冲过去,向小鬼子的后背连捅数刀,直至小鬼子一动不动了才住手。由于我作战勇敢果断,及时消灭了这个日军,部队给我记大功一次。
平型关战役,我们击毙日军1000多人,击毁日军汽车100多辆,大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战马50多匹等,轻重物资不计其数,取得了全面抗战以来第一次对日作战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唐支队作战晋城
1938年,晋城沦陷后,驻扎在晋城的日军经常出城“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了狠狠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我八路军晋豫游击支队(简称唐支队)在唐天际司令员的带领下,到达晋城西北部与西北军十七师汇合,寻机打击日军。驻守在城中的日军,依托城墙、碉堡作掩护,使该城易守难攻。为了消灭日军,唐司令员计划用计诱敌出城,在城外歼灭日军。我当时是唐天际司令员的警卫员,随部队一块参加了这次打击日军的战斗。
我军预先埋伏在西凹岭一带山头。凌晨5点多,我军派出小股部队来到城西,向守在城墙碉堡中的敌人开火,骚扰敌军。日军果然中计,三四十名日军从碉堡中追了出来,我小股部队边打边撤。日军穷追不舍,等到把日军引入伏击圈内时,指挥员一声令下“打”!机枪、手榴弹齐发,打得鬼子措手不及,丢下20多具尸体,仓皇逃回了城内。
唐司令员和西北军赵寿山师长协商,估计日军要二次出城报复。因此,我军再未追击逃跑日军,迅速打扫了战场,撤退到东沟河西岸高地,准备随时应战。果然不出所料,11月,大批日军进了城,朝西凹、东沟河方面开了过来。看到日军到来,我军预先留在西凹的十几个侦察兵,远远地向日军开了火,然后向东沟河方向撤去,过了河上了西岸的高地。日军追到了河东岸,看到我军的十几个侦察兵跑上了西岸高地,怕有埋伏,就停止了追击,用山炮向河西岸高地开炮,搞火力侦察。我军按兵不动,不还一枪一炮,阵地上还是那十几个侦察兵在来回穿梭,引诱敌军冲过河。
一阵炮打过后,敌军看到我军在西岸的山坡上还是那十几个侦察兵在活动,就放心地越过了河,向山上攻击。等到敌军接近时,我军居高临下,机枪、手榴弹一齐开了火,把敌军压下去了。日军不甘心,在山炮、机枪的掩护下,反复进攻了几次,都被我军打了下去,死尸满坡,血流遍地。
天助我也!中午刚过,一声雷鸣,倾盆大雨倾刻从天而降,指挥员乘势下令吹响了冲锋号,我军官兵士气高涨,枪上刺刀,个个如猛虎下山,向日军冲去。日军死伤惨重,无心应战,急忙收兵回营,怎奈东沟河洪水猛涨,堵住了道路。我带着日语小组,向日军喊话:“嗷咦,泥红闹……”(日本兵,带枪投降不杀你),任凭你把噪子喊哑了,日军就是不投降,有的被洪水冲走,有的被打死,300多名日军就这样被消灭了。
策反伪军起义
1940年日军盘踞阳城后,重点加强了对公路干线和桥梁的防护,给我军政人员出入通行带来了许多不便。为了及时准确搞到日伪军的情报,太岳军区第五军分区敌工科把我和我弟弟王锡荣抽调到地方,在端氏槐庄村参加了特工训练班,训练结束后,我二人被派往敌占区周村、贝坡、河头一带搞情报工作。我二人采用多种方法,为我方部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1943年10月,日伪警备队派了一个班的伪军来到河头龙王庙碉堡驻防。这个班的伪军班长叫岳兹润,是刘村北龙王山庄人。
原来,日军在1940年第二次侵占阳城后,为长期占领阳城,在刘村北旋空山修了两座炮楼,日、伪军各驻一个炮楼,以此来守住阳城的北大门。刘村的伪维持会为了效忠日军,竭力为日军在周围的村庄抽丁组织伪军。岳兹润就是那时候被伪维持会抽丁参加了伪警备队的,住在北旋空山炮楼内。当时我担任军分区武工队队长,为了拔掉这两个炮楼,替民除害,我向军分区首长作了汇报,并请求派兵支援。军分区当即抽调来一个连的兵力协助我武工队作战。一夜之间就把敌人的两座炮楼摧毁了,日伪军挟着尾巴逃回了阳城城内。从此,日伪军再也不敢来城北修炮楼住兵了,城北成了解放区。岳兹润当时也随同日、伪军逃回了阳城城内,因怕我方追究,三年多都不敢回刘村老家,家中音信全无。为了使岳死心塌地为他们卖命,日军的翻译又乘机说:“你的家人统统被八路军杀了。”从此,岳兹润整日心灰意冷、愁眉苦脸。
这次岳兹润带了一个班的伪军来河头龙王庙碉堡驻防后,准备在河头找房子结婚,可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我听说后,主动和他联系,帮他在我家的老院东楼找了房子,并借了生活用具。他结婚后,对我感激不尽。
为了从他那里得到情报,争取他带兵投诚,我经常和岳在一起闲谈,时间长了,无话不说。他告诉了我他的身世,并说他的全家人都被八路军杀了,不知真假。我告诉岳自己好做生意,也曾去城北留村一带卖过盐,我可以到龙王山庄看看他的家人究竟怎么样,回来告诉他。过了几天,我专门化装成小商人,以卖盐为名,找到刘村龙王山庄岳兹润家,见到了他的父亲。听了岳兹润的消息后,岳的全家人高兴得问长问短,临走时我让他的父亲,亲笔给他写了一封信。回来后,我把信交给了岳,岳见到他父亲的信,知道全家人还活着,十分高兴。我乘机开导他:“日军为了让你死心塌地为他们卖命而故意编瞎话,共产党、八路军爱民如子,决不草菅人命。”通过这件事,他对我是感激不尽,并和我结拜为干兄弟。从此后,我从岳的口中得来不少有关城内外的敌情,并及时报告了端氏联络站。
1944年春节后,岳兹润再次带一个班的伪军到河头驻防,守护河头大桥。我乘春节备了一桌酒菜,宴请岳兹润的正副班长和上等兵三四人,到我家吃喝了一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再不能错过,得劝他早日带兵投诚。聚会散后,我单独留下岳兹润又喝了一会儿酒,岳喝了个半醉。我说:“兹润老弟呀,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眼看全中国就要解放,到那时,凡是给日本人干过活的都要按汉奸论处,家人也要受连累,你还不早些找出路?你家在解放区,还不如过那边去呢。”岳说:“我也有这个想法,只是找不到合适人选引荐。”我当机立断地说:“你组织全班人带上枪弹投诚。我保你无事。”岳警觉地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我是八路军。岳站起来向我敬了个军礼,并说愿听我的安排。随后,我俩详细研究了投诚方案,并把时间定为农历2月16日午夜12点。
第二天,我就打发我弟弟锡荣给端氏联络站负责人乔玉生送了一份情报,要求到时带上一个班的武装战士,到香神岭李庄村接收投诚人员,接头暗号为:拍手三下。
投诚日期越来越近,要把这十几名伪军从碉堡里连人带武器拉出来,又不被300多米处炮楼里的日军发觉,谈何容易。怎么办?经研究,我和岳定下了良策。
我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搞了三斤酒,交给了岳兹润。16日夜晚,岳兹润组织队员们喝酒,当伪军们喝得半醉时,岳悄悄地把枪栓全部下掉,藏到碉堡边的小厨房的炉炕内,大概到了深夜12点,我和我弟弟锡荣摸黑来到碉堡外,击石三下,岳打开碉堡门,我俩提着枪闯了进去,大喊一声:“举起手,站起来,谁动打死谁。”岳开口说:“我们听你的。”当即命令伪军把子弹、手榴弹统统装到了麻袋里,我向伪军讲明了弃暗投明的道理,并让锡荣把藏在炉坑里的枪栓也装进麻袋里。我在前面带路,锡荣扛着装有枪栓、子弹的麻袋和岳断后,伪军每人扛着没有枪栓的枪悄悄走出碉堡,迅速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凌晨三四点钟,我们与接应的武工队汇合。联络站负责人乔玉生代表我方接收了投诚人员,随后立即带他们回到了解放区。
(责编任志)
亲历平型关战役
1937年秋,平津失陷后,侵华日军分几路南下,其中一路沿平绥铁路向山西大举进攻。国民党大同守军不战而逃,致使日军横冲直闯,连陷雁北11个县,直逼雁门关、平型关。雁门关、平型关是太原的屏障,两关失守,太原难保。红军改编后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的带领下,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肩负民族希望,于9月从陕北出发,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经太原等地,向灵丘平型关开进,抵御日军的入侵。
我当时年仅16岁,是一名普通战士。为了提前赶到平型关,部队昼夜兼程,风雨无阻。快接近平型关时,路上随处可见大批国民党兵向后溃逃,他们衣帽不整,有的枪上挑着鸡、子弹袋,有的背着抢来的衣服包袱。路上看到我们向前急行军,说道:“你们这不是找死吗?日军机械化部队已开过来了。”“我们都不敢和人家打,凭你们这几支烂枪能行?”当时,日军的飞机已不定时地前来轰炸。日军的飞机一来,我军一声哨响,部队迅速化整为零进行隐蔽;日机一走,又是一声哨响,部队迅速集合,继续行军。而这些国民党兵由于缺乏统一领导,乱作一团,成为日军飞机追踪轰炸的目标。为了避免和国民党兵打交道,以免影响部队的士气,耽误行程,我们避开了大路,走小道,迅速向平型关挺进。
9月下旬,部队到达了平型关,察看地形,选择伏击敌人的地方。平型关地处山西省东北部古长城上,是山西、河北两省的隘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两边高山耸立,沟深谷幽,阴森深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平型关到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深沟,深沟中一条简易大道是连接关内外的唯一通道,正中的一段五里长的深沟最为险要,沟底仅容一辆车缓缓通过,而两边的沟很深,较为陡峭,再往上稍为平缓,是伏击敌人的最佳地方。
9月24日,我军接到情报,说日军已向平型关开来,可能25日过关。首长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安排部署,要求主力部队于25日凌晨必须到达指定地点,准备伏击敌人。我们团担任了主攻任务。接到命令后,全体官兵迅速向预定的埋伏地点进军。
当时虽已是秋天,突然间却下起了倾盆大雨,道路泥泞,山洪爆发。战士们身穿单衣,浑身上下都已经湿透,冷得直打哆嗦。更糟的是脚下山路又陡又滑,根本无法急行军。在穿越一个山沟时,洪水犹如猛兽,横冲直撞,战士们有的手拉手过河,有的拉着马尾巴过河。我那时人小个矮,死死拉着马尾巴才过了河。
到了预定地点,我们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为了达到让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无法迅速逃走的目的,我们必须破坏掉敌人的汽车等交通工具,这单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大家群策群力,采取了一种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从老乡家里收集了一批铡草刀,把铡草刀背朝下,刃朝上,埋在敌人汽车经过的路上,刀刃露出地面约三四厘米。当敌人汽车从刀刃上碾过时,轮胎爆裂,整个汽车就瘫痪了。实践证明,这种秘密武器——铡草刀确实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5日凌晨,我们的战前准备工作全部结束了,单等敌人自投罗网。
向平型关开来的是日军精锐部队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日军的这支部队机械化程度高,作战能力强,由于国民党军抵抗不力,他们从东北打到华北,始终没有遇到对手。因此,日军根本不把平型关中国守军当作一回事。
25日上午7点,4000多名日军开进了我们的伏击圈,前面是100多辆汽车,紧跟着200多辆大车,后面是日军的骑兵部队等。当日军全部进入埋伏圈时,我军指挥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顿时,敌人的汽车有的被我们炸开了花,有的被我们埋的铡草刀割爆了胎。前堵后塞,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敌人乱作了一团。敌指挥官迅速组织日军下车反扑。但由于我军居高临下,火力猛,敌军的反扑终难得手。我军发起了冲锋,战士们个个如猛虎下山,向日军冲击。日军以被毁的汽车、马车等作掩体进行顽抗,但最终还是挡不住我军的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后才结束。
在打扫战场时,我正高兴地在公路边从一个个死伤的日军手里把枪支弹药收拢起来,冷不防在死人堆里爬起一个活鬼子,端起枪向我瞄准射击,当我发现时已来不及还击,只听到一声枪响,子弹顺着我的头皮擦过,帽子被打飞了,头破了。我就势爬到了地上装死。当我再次慢慢抬起头时,发现这个鬼子正向一挺机枪慢慢爬去。我当即端起步枪向敌人瞄准,谁知没有了子弹。我强忍着巨痛,站了起来,端起刺刀,猛冲过去,向小鬼子的后背连捅数刀,直至小鬼子一动不动了才住手。由于我作战勇敢果断,及时消灭了这个日军,部队给我记大功一次。
平型关战役,我们击毙日军1000多人,击毁日军汽车100多辆,大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战马50多匹等,轻重物资不计其数,取得了全面抗战以来第一次对日作战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唐支队作战晋城
1938年,晋城沦陷后,驻扎在晋城的日军经常出城“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了狠狠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我八路军晋豫游击支队(简称唐支队)在唐天际司令员的带领下,到达晋城西北部与西北军十七师汇合,寻机打击日军。驻守在城中的日军,依托城墙、碉堡作掩护,使该城易守难攻。为了消灭日军,唐司令员计划用计诱敌出城,在城外歼灭日军。我当时是唐天际司令员的警卫员,随部队一块参加了这次打击日军的战斗。
我军预先埋伏在西凹岭一带山头。凌晨5点多,我军派出小股部队来到城西,向守在城墙碉堡中的敌人开火,骚扰敌军。日军果然中计,三四十名日军从碉堡中追了出来,我小股部队边打边撤。日军穷追不舍,等到把日军引入伏击圈内时,指挥员一声令下“打”!机枪、手榴弹齐发,打得鬼子措手不及,丢下20多具尸体,仓皇逃回了城内。
唐司令员和西北军赵寿山师长协商,估计日军要二次出城报复。因此,我军再未追击逃跑日军,迅速打扫了战场,撤退到东沟河西岸高地,准备随时应战。果然不出所料,11月,大批日军进了城,朝西凹、东沟河方面开了过来。看到日军到来,我军预先留在西凹的十几个侦察兵,远远地向日军开了火,然后向东沟河方向撤去,过了河上了西岸的高地。日军追到了河东岸,看到我军的十几个侦察兵跑上了西岸高地,怕有埋伏,就停止了追击,用山炮向河西岸高地开炮,搞火力侦察。我军按兵不动,不还一枪一炮,阵地上还是那十几个侦察兵在来回穿梭,引诱敌军冲过河。
一阵炮打过后,敌军看到我军在西岸的山坡上还是那十几个侦察兵在活动,就放心地越过了河,向山上攻击。等到敌军接近时,我军居高临下,机枪、手榴弹一齐开了火,把敌军压下去了。日军不甘心,在山炮、机枪的掩护下,反复进攻了几次,都被我军打了下去,死尸满坡,血流遍地。
天助我也!中午刚过,一声雷鸣,倾盆大雨倾刻从天而降,指挥员乘势下令吹响了冲锋号,我军官兵士气高涨,枪上刺刀,个个如猛虎下山,向日军冲去。日军死伤惨重,无心应战,急忙收兵回营,怎奈东沟河洪水猛涨,堵住了道路。我带着日语小组,向日军喊话:“嗷咦,泥红闹……”(日本兵,带枪投降不杀你),任凭你把噪子喊哑了,日军就是不投降,有的被洪水冲走,有的被打死,300多名日军就这样被消灭了。
策反伪军起义
1940年日军盘踞阳城后,重点加强了对公路干线和桥梁的防护,给我军政人员出入通行带来了许多不便。为了及时准确搞到日伪军的情报,太岳军区第五军分区敌工科把我和我弟弟王锡荣抽调到地方,在端氏槐庄村参加了特工训练班,训练结束后,我二人被派往敌占区周村、贝坡、河头一带搞情报工作。我二人采用多种方法,为我方部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1943年10月,日伪警备队派了一个班的伪军来到河头龙王庙碉堡驻防。这个班的伪军班长叫岳兹润,是刘村北龙王山庄人。
原来,日军在1940年第二次侵占阳城后,为长期占领阳城,在刘村北旋空山修了两座炮楼,日、伪军各驻一个炮楼,以此来守住阳城的北大门。刘村的伪维持会为了效忠日军,竭力为日军在周围的村庄抽丁组织伪军。岳兹润就是那时候被伪维持会抽丁参加了伪警备队的,住在北旋空山炮楼内。当时我担任军分区武工队队长,为了拔掉这两个炮楼,替民除害,我向军分区首长作了汇报,并请求派兵支援。军分区当即抽调来一个连的兵力协助我武工队作战。一夜之间就把敌人的两座炮楼摧毁了,日伪军挟着尾巴逃回了阳城城内。从此,日伪军再也不敢来城北修炮楼住兵了,城北成了解放区。岳兹润当时也随同日、伪军逃回了阳城城内,因怕我方追究,三年多都不敢回刘村老家,家中音信全无。为了使岳死心塌地为他们卖命,日军的翻译又乘机说:“你的家人统统被八路军杀了。”从此,岳兹润整日心灰意冷、愁眉苦脸。
这次岳兹润带了一个班的伪军来河头龙王庙碉堡驻防后,准备在河头找房子结婚,可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我听说后,主动和他联系,帮他在我家的老院东楼找了房子,并借了生活用具。他结婚后,对我感激不尽。
为了从他那里得到情报,争取他带兵投诚,我经常和岳在一起闲谈,时间长了,无话不说。他告诉了我他的身世,并说他的全家人都被八路军杀了,不知真假。我告诉岳自己好做生意,也曾去城北留村一带卖过盐,我可以到龙王山庄看看他的家人究竟怎么样,回来告诉他。过了几天,我专门化装成小商人,以卖盐为名,找到刘村龙王山庄岳兹润家,见到了他的父亲。听了岳兹润的消息后,岳的全家人高兴得问长问短,临走时我让他的父亲,亲笔给他写了一封信。回来后,我把信交给了岳,岳见到他父亲的信,知道全家人还活着,十分高兴。我乘机开导他:“日军为了让你死心塌地为他们卖命而故意编瞎话,共产党、八路军爱民如子,决不草菅人命。”通过这件事,他对我是感激不尽,并和我结拜为干兄弟。从此后,我从岳的口中得来不少有关城内外的敌情,并及时报告了端氏联络站。
1944年春节后,岳兹润再次带一个班的伪军到河头驻防,守护河头大桥。我乘春节备了一桌酒菜,宴请岳兹润的正副班长和上等兵三四人,到我家吃喝了一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再不能错过,得劝他早日带兵投诚。聚会散后,我单独留下岳兹润又喝了一会儿酒,岳喝了个半醉。我说:“兹润老弟呀,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眼看全中国就要解放,到那时,凡是给日本人干过活的都要按汉奸论处,家人也要受连累,你还不早些找出路?你家在解放区,还不如过那边去呢。”岳说:“我也有这个想法,只是找不到合适人选引荐。”我当机立断地说:“你组织全班人带上枪弹投诚。我保你无事。”岳警觉地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我是八路军。岳站起来向我敬了个军礼,并说愿听我的安排。随后,我俩详细研究了投诚方案,并把时间定为农历2月16日午夜12点。
第二天,我就打发我弟弟锡荣给端氏联络站负责人乔玉生送了一份情报,要求到时带上一个班的武装战士,到香神岭李庄村接收投诚人员,接头暗号为:拍手三下。
投诚日期越来越近,要把这十几名伪军从碉堡里连人带武器拉出来,又不被300多米处炮楼里的日军发觉,谈何容易。怎么办?经研究,我和岳定下了良策。
我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搞了三斤酒,交给了岳兹润。16日夜晚,岳兹润组织队员们喝酒,当伪军们喝得半醉时,岳悄悄地把枪栓全部下掉,藏到碉堡边的小厨房的炉炕内,大概到了深夜12点,我和我弟弟锡荣摸黑来到碉堡外,击石三下,岳打开碉堡门,我俩提着枪闯了进去,大喊一声:“举起手,站起来,谁动打死谁。”岳开口说:“我们听你的。”当即命令伪军把子弹、手榴弹统统装到了麻袋里,我向伪军讲明了弃暗投明的道理,并让锡荣把藏在炉坑里的枪栓也装进麻袋里。我在前面带路,锡荣扛着装有枪栓、子弹的麻袋和岳断后,伪军每人扛着没有枪栓的枪悄悄走出碉堡,迅速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凌晨三四点钟,我们与接应的武工队汇合。联络站负责人乔玉生代表我方接收了投诚人员,随后立即带他们回到了解放区。
(责编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