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电影《沉默的羔羊》在奥斯卡角逐中一举夺魁，荣获当年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男女主角五项大奖，似乎有些出人意料。尽管在获奖前它已获得了非常轰动的票房收入。观众因此不得不对这部多少都与好莱坞一些不成条文但不可变动的规定(如女性的客体身份)相矛盾的电影为何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进行一番思索。的确，《沉默的羔羊》没有好莱坞大片中惯用的宏大叙事和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更让人感到惊诧的是片中竟然是一位看似柔弱的女子取代了传统强壮勇猛的男警官或足智多谋的FBl官员的位置，最终战胜了狡猾凶残的变态杀手。这不禁会使人想到，在当时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已冲击到艺术实践、学术变革等领域的情况下，该片中的上述转变是否也是好莱坞电影为迎合时代之潮与大众口味所做的某种策略上的调整。
　　毋庸置疑，在经典的好莱坞电影中，观众是通过对影片中男主角的视角与男主角行动的双重体验和认同来获得自身欣赏的快感的《沉默的羔羊》因女警员克拉丽斯在整个案件的侦破中扮演了搜寻者、行动者和最后的拯救者而一度成为女性主义者反抗传统男权社会的一把有力的匕首。诚然，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为了其自身固有的商业利润，必然会在制作、拍摄、放映等诸多环节随时做出与时代变迁和环境改变相适应的调整，从而使它真正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方式。如此看来，《沉默的羔羊》中主角性别的转换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电影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最关键的是它实现了人类最古老的梦想——让形象与记忆战胜时间、超越死亡，从而使其自身成为真正意义上人类历史的见证者。非常有趣的是，这一“见证者”身份也使电影成了有史以来最为成功有效的一种骗术——它与叙事相结合。始终把观众局限在一个无法超越的、先在的画框世界中，使影片的制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决定他将向我们呈现什么或遮蔽什么。电影叙事不仅仅是演员的“自然语言”，更多的是一种视听语言。其中包括被遮蔽起来的摄像机的动作和电影制作人的意旨。《沉默的羔羊》正是在电影的叙事上巧妙地将符号暗示、镜头切换、追踪与拯救的行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引入，在女主角悬念、回忆、恐怖、惊险、迷惘、渴望等种种心理体验中将故事推向高潮。也正是因为此原因，这部影片打破了好莱坞传统惊险片独霸天下的格局，而以惊悚片的类型占据了它在世界电影史上的一席之地。
　　从故事表层看，《沉默的羔羊》讲述的是一个FBl女警员克拉丽斯战胜了变态杀手野牛比尔，从而拯救了无辜少女凯瑟琳的故事。首先，片名中的“羔羊”就是一个颇有深刻寓意的符号。羔羊是圣经中一个重要意象，承载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圣经·约翰福音》记载：“此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或译：背负)世人罪孽的!”约翰在向耶稣致敬时。用了一个特别的称号称呼他，即“上帝的羔羊”，这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在地中海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羔羊以其无瑕和耀眼的洁白，被看作春天力量的象征，它代表了生命对死亡、纯洁对邪恶的战胜和超越。为此，人们常用它作为赎罪的牺牲。羔羊是柔顺、软弱无助的，但蕴涵牺牲的伟力，凝聚了基督的爱、牺牲、受苦与拯救。与此相关，在围绕克拉丽斯展开故事的两条线索——追杀野牛比尔和她不断忆起童年的记忆创伤中，后者的创伤情境正是围绕着影片的核心象征符号——羔羊展开的。童年的克拉丽斯为拯救待宰的羔羊。抱起了其中的一只绝望地奔逃，结果是被捉住送进了孤儿院，羔羊也被宰杀。这在她的潜意识中，使得待宰的羔羊成为她自己的形象。在她对童年断断续续的回忆中，我们发现，她其实是以宰杀羔羊的情境自觉或不自觉地置换并遮掩了一个更为悲惨、更为深刻的创伤时刻，即父亲的死。这一创伤时刻包含了一个无母失父的小姑娘的惊恐、绝望与痛苦无助等种种心灵体验。因此，她常常在黑暗中醒来，听见羔羊在惨叫。也就是说。她一直没有从失去父亲的巨大伤痛中走出来。
　　在电影中。克拉丽斯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只活在她记忆中的死者，却有着重要作用。他是一个“缺失了的存在”符号。也是一种隐喻。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父亲”的概念并不代表“真实”的父亲，即血缘意义上的父亲。“父亲”是一个能指符号，具有象征意义它代表法律与家庭秩序，是对母亲与孩子之间自然的紧密联系或乱伦倾向的一种制约力量，使得孩子的俄狄浦斯情结和母亲的约卡斯特情结不再进一步发展。父亲的“菲勒斯”(PhaIIus)作用是维持父亲——母亲——孩子家庭三角关系的重要保证。即使生理意义上的父亲真的去世了，他在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依然能由替代父亲作用的能指来担当。这个能指能体现父亲的象征力量，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名称、一个形象。拉康将这种体现父亲象征力量的能指称为“父亲之名”。拉康的理论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依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一个在童年时代失去了父亲的少女，意味着她无法成功地经历女性的俄狄浦斯阶段，意味着她无法在心理上健康地长大成人。在此意义上，克拉丽斯一直处于心理病态中。影片中克拉丽斯的父亲是缺失的。他一出现就已处于“死亡”状态，他只是一个符号，以及其模糊的形象出现在克拉丽斯的记忆之中。实际上，在她的成长之路上，父亲除了留给她一段痛苦的回忆——漫长而痛楚的死亡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帮助。父亲的过早死亡，是对他自身的一种象征性的“阉割”。这个遭“阉割”的男人因此不再具有“菲勒斯”，也就不再具有父亲的作用。克拉丽斯想要战胜在危难时刻内在地、本能地呼唤父亲庇护与依托这种心理，就必须得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能替代父亲作用的能指。因此，寻找变态杀人狂的过程，似乎也是她寻找“父亲之名”的过程。
　　在电影中，“父亲之名”是通过获最高荣誉奖的精神分析医生、“吃人的汉尼巴尔”林克特来体现的。影片用了大量的时间板块展示克拉丽斯与他的较量。开始克拉丽斯奉命去见林克特时，她对这项任务的内容还有些不得要领。她的上司克劳韦可能是看重了她优异的成绩，或者想利用她的美貌对长期禁欲的林克特实施“性别战略”。但狡猾的林克特却用一种智力游戏的方式诱导克拉丽斯走入他为她预设的陷阱中。林克特窥视到了克拉丽斯行为背后的潜意识动机，他一次又一次以比尔为诱饵迫使她接受一种精神分析的疗法，使她重回到童年可怕的梦魇中。于是，在克拉丽斯的梦中，那只待宰的羔羊的叫声更加凄惨了。在这场意志与智慧的较量中，身为囚徒的林克特反而使克拉丽斯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囚者——一个被黑暗记忆与创伤情境囚禁心灵的囚者。克拉丽斯终于向林克特讲述了童年的失父之痛。当然作为一名优秀的女警员，克拉丽斯虽然没有战胜具有超人智能的恶魔林克特，但她也 以自己的勇气和毅力博得了林克特的某种欣赏，甚至是爱怜。就这样。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林克特帮助克拉丽斯将她自己置换为凯瑟琳，将杀死父亲的杀手置换为野牛比尔最重要的是，在完成上述置换的同时，他也将克拉丽斯对父亲的情感、依恋与怀念，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他自己身上。林克特片他高超的职业技能，强化了克拉丽斯自小就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对父爱的渴求这样一种情感。从而成功地与其建立起一种父女关系。即林克特利用了克拉丽斯精神上的某种“缺失”(父爱或父亲)，并诱导她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一个能体现这个“缺失”的能指符号来“填充”。这个能指符号就是林克特自己。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几次较量中，林克特逐渐发挥了“父亲之名”的“菲勒斯”作用，在两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模糊的或者说潜在的欲望关系。这在二者的对话中有体现。林克特曾说：“人们会说我们相爱了”。当然，这是一种佛洛依德意义上的欲望关系，在弗洛伊德的观点里，父亲是女儿从其与母亲的天然联系中摆脱出来后的第一位爱恋对象，他使女儿成生一种俄狄浦斯情结。另外，两人之间也有一种权威崇拜关系。克拉丽斯曾对林克特说：“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向你请教，看我是否合格。”这又是一种拉康意义上的崇拜关系，体现着父亲的权力与力量，因为“‘圣父的名义’(父亲之名)同时是立法性的和惩罚性的一个权威象征。它在符号作用的范围内，代表着那使符号作用成为可能的所有力量的代理者-…一它是律法的奠基性力量代理……”
　　正是在上述克林特“父亲之名”欲望与权力的双重作用下，克拉丽斯才在体验到一丝慈爱的温情的同时获得了一份权威的指点，最终击毙了野牛比尔，救出了凯瑟琳，从而也把自己从童年的创伤情境中拯救出来，从心理上完成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有意思的是，克拉丽斯通过拯救凯瑟琳而拯救了自己，林克特也以拯救克拉丽斯的方式拯救了他自己。因克拉丽斯几次探访林克特得到了一些追踪野牛比尔的线索，使林克特有机会从设有重重防守的深牢大狱中被转押至别处而从途中潜逃，重获自由。前者是在潜意识状态下不自觉或者说是被动地完成的。而后者则是精心策划的结果，二者都能成功又全和林克特预设的“父亲之名”有关。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发现，《沉默的羔羊》部因成功塑造了克拉丽斯这一女警员的形象，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为女性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影片，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拉康符号学原理之分析下，却向我们展示出了另一幅别有深意的景象——即使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女警员/女性，即使她因从小失去了父亲/父权统治而处于一种相对自由的境地，但她并不能在这种自由中得以健康成长。父亲这个角色/权力的“死亡”必然会造成她情感上有一种缺失，为弥补这种“缺失”她必须在现实中寻找一个“父亲之名”来填充。她要在“父亲之名”的欲望与权力所带来的种种体验中挣扎、蜕变，最后才能走向成熟。虽然这一过程女性是处于无意识状态，但电影却用一种隐晦的手法彰显了父亲的“菲勒斯”对女性成长的重要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对父权社会和男权话语的一种更强有力的回归。原来《沉默的羔羊》的影片制作人绕了一个大圈子，和我们开了一个温和的玩笑，从中不难看出其对当时女性主义之潮的一些调侃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