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级里最受欢迎的“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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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1年7月24日,意大利米兰爆发了反对推行“数字绿色证书”的游行。抗议者认为使用“数字绿色证书”会带来经济损失,人们应该拥有选择是否接种疫苗的自由。

  “哦,亲爱的,我很抱歉。”一位看起来和蔼的中年警员,从厚重的老式电脑前抬起头,用他那双蓝得迷人的眼睛看着我说:“今天警局的网络全崩溃了,电脑上不了网。”当“抱歉”这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传进我耳朵里,我就再也听不见眼前这位警员说的其他话了。这是我今年第3次造访警局——因为我作为一名生活在意大利的外国人,为了办理一种名为“居留证”的证件,不得不在警局和其他公共部门之间来回奔波。
  居留证在法律意义上相当于护照上的签证,可以保证外国人在意大利的合法居留权。然而,办理居留证的程序远比办理签证复杂得多,因为“意外”两个字在意大利的公共部门惊人地常见,如今天我就碰上了网络故障的“意外”。在华人之间有句老话:去意大利的政府机构办事,没有“意外”发生才是真正的“意外”。
  为了办理这张居留证,我已经等待了半年时间,但我还是在来警局的路上就已经做好空手而归的心理建设。“那我可以明天再来一次吗?”我小心翼翼地询问,希望他能够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不行,你得重新预约个时间。”中年警察打印了一张纸交给我,上面标注了新的预约日期——竟然还要再等3个月!我努力压制住怒火,细声细气地告诉他:我已经等了半年了,如果还要再等3个月,我就无法回中国看望家人。我企图用装可怜的方式来博取他的同情,期盼“意外”能够再发生一次。中年警察收起了他和蔼的微笑,冷冰冰地说出那句经典的话:“这不是我的错。”
  “这不是我的错”,你可以在邮局听到工作人员对你说这句话,即便你半年前寄出去的一封信至今仍是石沉大海;你也可以从银行的客户经理口中听到这句话,尽管你的银行卡多交了几笔解释不通的手续费;最令人绝望的,是由公共部门的办事人员说出这句话——他们轻描淡写的一句“这不是我的错”,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所有不愿意解决的问题推卸得一干二净,只留下柜台前迷茫的我。
  中年警员那双蔚蓝色的眼睛,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对毫无感情的冰窟窿。他不耐烦地催促我在文件上签字,接着急不可待地催促我给下一个办理业务的人让位,最终我只能灰溜溜地离开警局。
  意大利公共部门的办事效率有多低?根据世界经济论坛针对世界各国政府效率和效力方面的评估,在全世界144个国家中,意大利排在第143位——仅仅优于委内瑞拉。在中国相关部门办理证件,有申请、照相、缴费、收取材料的一条龙流程,如此普通的业务办理流程,在意大利竟然会被步步拆解,需要人们分别去不同地方解决。意大利公务人员对工作的理解程度也是参差不齐,办理同样的业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流程和标准;咨询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工作人员可以给你不同的答案。因此,在意大利公共部门办事,一切都要看运气,一切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如果在一个高效率国家生活过很长时间,文化和经验上的对比冲击会让人更难忍受意大利政府部门低下的工作效率,许多像我这样遭受过意大利公务系统折磨的华人,最终选择了回国。而且受到疫情的影响,意大利许多公共部门从去年开始就不再对外开放,公务人员集体进入了“居家办公模式”,一切政务工作全都乱了套——这恰好又为他们低下的办公效率增加了一个理由。

意大利官僚系统的低效


  自去年初疫情席卷全球,意大利的感染人数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医院床位紧缺、经济持续下滑,意大利的公务和医疗系统就遭受了重重非议。
  在疫情暴发初期,如果在意大利感染了新冠肺炎,唯一能做的就是拨打新冠肺炎人工热线——因为政府“不推荐患者自行出门问诊”。由于是人工热线,而意大利人又严格遵循标准的上下班时间,因此患者和疑似患者只能在工作时间段拨打热线求助。然而,由于咨询人数远大于接线员人数,大多数人拨打热线求助的时候只能听到忙音。据统计,仅有8%的人能成功打通新冠肺炎求助热线。
  打通热线只是患者要做的第一步。由于医院床位紧缺、医护人员不足,对于轻症患者和死亡率较低的年轻人,接线员会告知他们只能呆在家里自行隔离,直到病情自行痊愈。而在患者自行隔离期间,政府、社区及医疗机构不会施行任何监督措施,仅靠患者“自觉”隔离在家中。而没有任何监督下的患者,很有可能出现在公共场合,加剧病毒传染的风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的感染人数始终居高不下。许多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救治,也得不到专业人员的帮助,大量的新冠肺炎患者只能生活在绝望中,甚至在家中过世。而这些无人知晓、未能接受到救治的患者,也就不会被录入政府的相关数据库。意大利政府承认,实际新冠肺炎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要比公布的数据高得多。
  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也在互相指责、推卸责任。意大利卫生部门每天都会通报最新的疫情数据,各地政府会根据数据决定当地的防护政策,当感染人数超过警戒值时,就要关闭当地的商业活动。很多人发现,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一到周末,感染人数就会减少;过了周末,感染人数就会再次反弹。之所以有这个奇怪的“周末定律”,并不是因为意大利人一到周末就会把自己关在家里从而减少了外出感染的风险,而是因为一到周末,大家都去休假,采集数据的公务人员变少了,公布的数据也就减少了。伦巴第大区甚至还因为数据采集错误,被卫生部门判定不得展开商业活动长达一周时间,这对米兰这样的金融城市造成了重大的經济影响。在西西里地区,当地政府为了能尽早让商户恢复商业活动,故意向卫生部门瞒报了当地的真实疫情数据,这让西西里和相邻地区都放松了防疫措施,加剧了病毒的传播。
  尽管疫情问题久久无法解决,意大利政府仍然试图潜移默化地粉饰太平。我在一次外出时搭乘出租车,发现车上司机和乘客之间的隔离挡板被撤下了,这块挡板在疫情暴发之初曾被强制要求安装在出租车上,用于阻隔司机和乘客之间的接触,降低飞沫传染的风险。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们想让大家觉得生活已经逐渐回到过去的正常状态了。”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意大利米兰街头行人较少,偶有市民外出。随着疫情形势进一步严峻,政府实施了更严格的管控措施。
2021年5月,意大利都灵的皇家剧院重新开放。疫情期间政府要求剧院、电影院、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等场所重新开放后,室内人员限容量为50%。
意大利米兰疫情有所缓解后,餐厅重新开放接待客人。

  自1990年以来,意大利的生产力发展一直停滞不前,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2%,公共部门低下的效率是意大利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之一。据统计,意大利公共部门效率最高的地区为伦巴第大区,北部相对于南部来说政府工作效率要高;同样地,意大利企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地区也在伦巴第大区,南部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北部地区。
  在公共部门能够更有效地提供良好服务的地区,当地公司的生产活力就会高;相应地,公共部门效率低下也显著降低了当地公司的生产活力,尤其是对那些对政府部门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来说。

视而不见的“真空地带”


  疫情极大地影响了意大利人的生活,餐厅、酒吧、电影院等商业空间迟迟无法开放,经济持续衰退。为了挽救意大利的经济,政府开始推出了一系列国家复苏计划。首先是针对个人和企业的财政补贴。在税务局开放补贴的头一天,官方网站就迅速瘫痪,当局根本没有意识到疫情造成的失业人数比想象的多得多。这些补贴原本是为了帮助在疫情期间停工的人,但由于政府执行效率过低,人们只能在税务局申请,三四个月后才能收到补贴。意大利《晚邮报》的一则新闻写道:一位衣冠楚楚的男人在面包店偷面包,被当场抓获。他原本是一家企业的老板,受到疫情影响,企业倒闭、欠债累累,迟迟收不到政府发放的补贴。为了家里的两个孩子,这位原本生活殷实的男人不得不去面包店偷窃面包和果酱。
  或许正是因为疫情暴发后带来的伤害太多,意大利政府开始对公共部门的低效现象进行自省。自今年1月全面推广疫苗接种以来,意大利的疫苗接种部署工作有序得令不少人惊叹:“第一次看到意大利政府效率竟然可以这么高!”在过去,想要在公共系统下办理业务,需要一大早在办事地点排队,才有机会让你在中午午休前顺利办理;而现在,意大利卫生部大力推广疫苗接种网上预约制度,此外也可直接在药房电话预约,大大提高了方便性,还可让大家更加自主地安排接种疫苗的时间。各个城市尽可能地利用了美术馆、体育馆、文艺活动中心等场地作为疫苗接种地点,有效地分散了接种疫苗的人群。按照预约时间到达接种地点后,从排队到接种完毕,只需不到5分钟的时间——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超群意大利速度”。
  由于欧盟疫苗储备紧俏、各个国家疫苗分配不均,导致在意大利接种疫苗的人无法选择自己想要接种的疫苗品牌。打疫苗就像“开盲盒”,只有到了接种地点,针管插进了臂膀以后,才知道自己接种的到底是哪种疫苗。戏剧性的问题又在意大利出现了:因为疫苗储备不够,不能保证所有人的第一针疫苗和第二针疫苗都能接种相同的品牌,所以,意大利政府和新闻媒体又开始推广“接种混种疫苗”,告诉大家接种不同品牌的疫苗同样可以达到防御病毒的效果。即便有再多的人不情愿,当疫苗的选择权掌握在公共部门手里时,人们最终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安排。
  疫苗接种看似已经做得不错,然而事实上,仍然有一部分“真空地带”被忽视了。接种疫苗需要提供医保卡号,但是在意大利申请医保卡远没有预约接种疫苗那么容易。和申请其他任何本土证件一样,申请医保卡的流程和标准千变万化:在一年前,申请人需要一早在社区卫生机构排队;半年以前,由于所有公职人员必须居家办公,申请医保卡就改成了邮件申请;几个月前,医保卡申请邮箱突然失效,申请人必须先在网上预约为数不多的申请名额,然后去社区卫生机构提交材料。在提交完材料后,相关部门会把医保卡通过邮递的方式寄到家里,等待时间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不幸被寄丢的医保卡数不胜数。尽管部署疫苗接种和发放医保卡都归属于意大利卫生部门,但两者分别由不同的具体机构负责,负责疫苗接种的官员们并不知道,有大量的人因为无法获得医保卡而没有机会接种疫苗。此外,还有许多对公共系统不熟悉,或者不具备申请医保卡资格的外国移民(包括非法移民)、难民等,他们都存在于公共系统视而不见的“真空地带”,而这样在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真空地带”处处存在。
当地时间2021年6月4日,意大利比萨,某团体的雇员在接种新冠疫苗。

  “真空地带”的存在意味着政府的许多决策脱离了民众的实际生活。包括此前意大利曾“一刀切”式地禁止室内用餐,规定餐厅只能开放户外用餐,却忘了大多数餐厅门口并没有位置放置餐桌,引发了餐馆和酒吧业主们的大规模抗议。2015年的米兰世博会表面上似乎能促进意大利经济繁荣,引入外资,但在米兰各地大举兴建现代化设施,实际却造成了米兰房价和房租飞涨,许多本土意大利人和传统商户再也支付不起米兰昂贵的租金和物价,只能退居远郊或者周边城市。和法国人一样,意大利人擅长用罢工、抗议来和政府对话,这种强硬的手段也从侧面表明普通公民日常难以直接和政府官员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流,社会规范也因此很难按照公民的期望去改变。毫无疑问,在公民和公共部门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真空关系”的情况下,很难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社会系统。

官僚专政,欧洲现代“利维坦”


  随着欧盟一体化的发展,一个更严肃的问题在整个欧洲蔓延开来:欧洲政治变得越来越技术官僚化,决策与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有助于反建制政治的崛起。欧洲公共机构缺乏竞争的管理系统,效率甚至低于私人组织。统治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现代技术机构拥有大量的财政预算和长久以来形成的官僚主义理念,对当地的政治现实和公民利益视而不见。每年预算高达1600亿欧元,每当欧盟面临危机时,他们更倾向于遵循陈旧法规而不是变通。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015年德国的难民危机,为了解决难民问题,欧盟不得不雇用了两倍的官员来应对、解决各种需求。
  欧洲各国倾向于按照政府自身的逻辑进行统治管理,这些统治管理者和公民之间脱节,造成了反建制运动在各国崛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政党带领民众反对传统政治和社会理念的运动。例如出现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国民联盟”和“德国选择党”,这些党派试图瓦解欧盟机构,反对移民和全球化,质疑欧盟一体化。
  现代欧洲国家正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疫情的侵袭只不过让人们被迫更早地直面这些问题。在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向公民征收越来越多的税,而脫离民众、脱离现实的法律法规,造成了“真空地带”,也进一步压缩了民众的喘息空间。这让人们很难不会联想到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利维坦原本是圣经中象征邪恶的海怪,在霍布斯的著作中,“利维坦”成为了统治者的隐喻,一个永不满足且不断增长的实体。一个负责任的、有效率的政府机构可以促进社会的繁荣,而“利维坦”却可能导致社会停滞不前。
  意大利官僚系统的低效和无序,自二战以来就常被视为笑话,也有人视其为一种有趣的生活态度。然而,当这些令人发笑的故事影响到了实际生活和国家发展时,就变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残酷现实。意大利如今在欧盟中的位置就像是学校班级里最受人欢迎的傻瓜,想要扯去长久以来外界对意大利政治和民族特征的偏见标签,将是一场消除官僚系统内部霉斑的持续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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