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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我国共七次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表彰劳模。1950年、195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政务院）先后两次开展全国劳动模范表彰活动。1977年至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5次召开大会表彰劳模。“文化大革命”后社会发展渐趋进入正轨，五次表彰掀起劳模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67年过去了，劳模的社会形象内涵悄然间也发生着改变。这一改变不仅体现在评选及表彰制度的调整上，更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成为时代价值观念的缩影。
“劳模”是怎样的人
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提倡社会主义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这一法条成为了劳模制度的法律根源，法学家对此的阐释是“树立了劳动光荣的观念”。
有学者认为，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劳模评选。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劳模表现出了生产的积极性、组织性和创造性，不断创造出新的劳动标准和工作标准，成为推动边区建设事业向前进的一种动力，劳动光荣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这种革命精神，成为建国初劳模评选的鲜明烙印。毛泽东在1950年9月25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致祝词称，这些英雄和劳模为“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到了1956年，“劳模”的内涵逐渐转向了在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各行各业不断涌现，成为盛极一时的先进生产者。“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指标”，“推广先进经验”，加班加点，努力工作成为了当时劳模评选决定性的标准，体力劳动者仍然是劳模评选中的绝对主体。
“文革”结束后，劳模评选、表彰工作再次走上正轨。
1979年，中央政府第一次对“劳模”和“先进”进行了理论概括——他们必须是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能体现社会发展的方向。判断一个职工是不是模范，要看其在推动生产力方面是不是起了显著的作用，对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是作出了较大贡献。这一时代的劳模评选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的特点，强调对“计划指标”的超额完成。
随着1984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劳模的评选标准也随之发生了时代性的变革。
1989年全国劳模大会要求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必须“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則，拥护改革开放总方针”，并将“在企业发展生产，深化改革，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列为评选标准的第一条。
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此时成为劳模评选的“大户”。从1989年到1995年，凡是经济效益比较好，在当地或行业系统内影响比较大的企业的厂长、经理，大多数都获得过省（部）级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甚至全国劳模的荣誉称号。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劳模”开始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陈景润，彭加木等学术界卓越的贡献者都曾获得这一荣誉。
如今，劳模评选日趋多元化，知识性、科技型、创新型人才越来越多。2015年的2968名先进劳模中，75.8%的人有着专科及以上文凭，1484人有着专业技术职称，“劳模”真正成为了象征时代的“领跑者”。
劳模不再只是“老黄牛”
2005年的全国劳模表彰无疑成为新时代劳模评选争议的“分水岭”。在这一年的劳模评选中，有年收入上千万美元、在美国休斯顿火箭队出任中锋的姚明，也有打破欧美人在短跑领域的垄断、获得雅典奥运会110米栏冠军的刘翔。
在这份表彰名单中，首次出现了30名私营企业主的身影，农民工群体也第一次载入全国劳模的史册。对于大众而言，“劳模”似乎还等同于建国初期“老黄牛”兢兢业业的形象，这样的转变引发了若干争议。
其实，“劳模评选”是个概称，里面分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两种称号，前者颁发给企业人员和农业劳动者，后者颁发给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
在那次近3000名推荐人选中，有约800人是“先进工作者”，姚明和刘翔都是以“先进工作者”的身份列入公示名单的。劳模评选并不是工会系统“独家包干”，而是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20余家部委协同成立“表彰筹备委员会”，评选的范围也大大超出了工会系统。
这种外延的扩张其实并不是时代的个例。早在1960年，国家曾召开“全国群英会”，对2686名文化、教育、体育、新闻界杰出人士进行了表彰，此时的劳模表彰就已经从生产和经济战线扩大到了教育和文化等其他战线。
劳模们向何处去
劳模本来是一种荣誉称号。而针对劳模的实际表彰如何，往往成为荧幕后的后台，鲜为人知。
在50年代，对劳模的直接奖励很少，当时劳模享受的待遇，是享受优异劳动保险和享受学习深造的机会。当时有关部门曾把一大批先进人物，保送到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并从中选拔了一些学员进大专院校深造。
如《中国职工劳模大辞典》的名列第一人的北京市劳模李兆珍，本是天津被服厂缝纫工，但在1958年进入天津大学，毕业后又进入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工作。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逐步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全国劳模的表彰规定。
1978年，国务院颁发规定：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劳动英雄称号者，其退休费可高出一般标准的10%—15%；
1982年，全总下通知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会每年可组织全国及省级劳模进行短期休养；1983年，省级劳模升学深造的规定出台；同年7月，如何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及改善住房条件也被写入文件。
1989年全国劳模大会之后，国务院决定为该年获得全国劳模称号的职工每人晋升两级工资。
有学者认为，对劳模们的表彰和奖励应该有时效性，应该是一次性的，这样才能保证精神性社会资源的稀缺性，才能使广大职工为此产生竞争意识。劳模体现的更多是一种时代的骄傲，是共和国的辉煌。
2015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这是中国继1979年后时隔36年再次对这一群体进行最高规格表彰，目的是弘扬劳模精神，弘扬劳动精神，弘扬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伟大品格。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催人奋进的伟大时代，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造。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重大意义。（来源：《中国青年报》）
67年过去了，劳模的社会形象内涵悄然间也发生着改变。这一改变不仅体现在评选及表彰制度的调整上，更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成为时代价值观念的缩影。
“劳模”是怎样的人
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提倡社会主义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这一法条成为了劳模制度的法律根源，法学家对此的阐释是“树立了劳动光荣的观念”。
有学者认为，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劳模评选。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劳模表现出了生产的积极性、组织性和创造性，不断创造出新的劳动标准和工作标准，成为推动边区建设事业向前进的一种动力，劳动光荣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这种革命精神，成为建国初劳模评选的鲜明烙印。毛泽东在1950年9月25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致祝词称，这些英雄和劳模为“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到了1956年，“劳模”的内涵逐渐转向了在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各行各业不断涌现，成为盛极一时的先进生产者。“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指标”，“推广先进经验”，加班加点，努力工作成为了当时劳模评选决定性的标准，体力劳动者仍然是劳模评选中的绝对主体。
“文革”结束后，劳模评选、表彰工作再次走上正轨。
1979年，中央政府第一次对“劳模”和“先进”进行了理论概括——他们必须是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能体现社会发展的方向。判断一个职工是不是模范，要看其在推动生产力方面是不是起了显著的作用，对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是作出了较大贡献。这一时代的劳模评选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的特点，强调对“计划指标”的超额完成。
随着1984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劳模的评选标准也随之发生了时代性的变革。
1989年全国劳模大会要求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必须“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則，拥护改革开放总方针”，并将“在企业发展生产，深化改革，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列为评选标准的第一条。
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此时成为劳模评选的“大户”。从1989年到1995年，凡是经济效益比较好，在当地或行业系统内影响比较大的企业的厂长、经理，大多数都获得过省（部）级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甚至全国劳模的荣誉称号。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劳模”开始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陈景润，彭加木等学术界卓越的贡献者都曾获得这一荣誉。
如今，劳模评选日趋多元化，知识性、科技型、创新型人才越来越多。2015年的2968名先进劳模中，75.8%的人有着专科及以上文凭，1484人有着专业技术职称，“劳模”真正成为了象征时代的“领跑者”。
劳模不再只是“老黄牛”
2005年的全国劳模表彰无疑成为新时代劳模评选争议的“分水岭”。在这一年的劳模评选中，有年收入上千万美元、在美国休斯顿火箭队出任中锋的姚明，也有打破欧美人在短跑领域的垄断、获得雅典奥运会110米栏冠军的刘翔。
在这份表彰名单中，首次出现了30名私营企业主的身影，农民工群体也第一次载入全国劳模的史册。对于大众而言，“劳模”似乎还等同于建国初期“老黄牛”兢兢业业的形象，这样的转变引发了若干争议。
其实，“劳模评选”是个概称，里面分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两种称号，前者颁发给企业人员和农业劳动者，后者颁发给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
在那次近3000名推荐人选中，有约800人是“先进工作者”，姚明和刘翔都是以“先进工作者”的身份列入公示名单的。劳模评选并不是工会系统“独家包干”，而是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20余家部委协同成立“表彰筹备委员会”，评选的范围也大大超出了工会系统。
这种外延的扩张其实并不是时代的个例。早在1960年，国家曾召开“全国群英会”，对2686名文化、教育、体育、新闻界杰出人士进行了表彰，此时的劳模表彰就已经从生产和经济战线扩大到了教育和文化等其他战线。
劳模们向何处去
劳模本来是一种荣誉称号。而针对劳模的实际表彰如何，往往成为荧幕后的后台，鲜为人知。
在50年代，对劳模的直接奖励很少，当时劳模享受的待遇，是享受优异劳动保险和享受学习深造的机会。当时有关部门曾把一大批先进人物，保送到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并从中选拔了一些学员进大专院校深造。
如《中国职工劳模大辞典》的名列第一人的北京市劳模李兆珍，本是天津被服厂缝纫工，但在1958年进入天津大学，毕业后又进入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工作。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逐步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全国劳模的表彰规定。
1978年，国务院颁发规定：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劳动英雄称号者，其退休费可高出一般标准的10%—15%；
1982年，全总下通知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会每年可组织全国及省级劳模进行短期休养；1983年，省级劳模升学深造的规定出台；同年7月，如何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及改善住房条件也被写入文件。
1989年全国劳模大会之后，国务院决定为该年获得全国劳模称号的职工每人晋升两级工资。
有学者认为，对劳模们的表彰和奖励应该有时效性，应该是一次性的，这样才能保证精神性社会资源的稀缺性，才能使广大职工为此产生竞争意识。劳模体现的更多是一种时代的骄傲，是共和国的辉煌。
2015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这是中国继1979年后时隔36年再次对这一群体进行最高规格表彰，目的是弘扬劳模精神，弘扬劳动精神，弘扬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伟大品格。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催人奋进的伟大时代，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造。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重大意义。（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