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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说：“你们的胆子要大一点，不要怕。对于不正之风就是要暴露。暴露它是为了纠正它。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很严重，一定要解决。当然，也可能有人对这个戏有意见，那也没什么。”
1980年初春，乍暖还寒，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历史性的盛会。
胡耀邦鼓励“敢想敢干”
座谈会上，胡耀邦要求文艺工作者做到八个字——敢想敢干，百折不挠。他说：“我们的队伍太小了，我们不是一支大军，是一支小军……十几年来，我们这支队伍受到很大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的同志则是被摧残死的……”
说到这里，他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激情地举起双手：“单凭这一点，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而把作者打成反革命！”
会场里先是一片沉寂，顷刻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人流下了难以控制的热泪。我的心跳也加速了，眼睛也红润了，时至今日，这一场景还常常浮现眼前。
那时候，我刚刚按照北京人艺的安排，下到京棉三厂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准备创作。在那里，我发现了许多新型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但到底要不要通过文艺作品真实地反映出来，我有些犹豫不决。
事实上，我对历史的教训仍然心有余悸，一想到要触碰某些领导干部的阴暗面时，不自觉想起文革带来的后果而战战兢兢。直到胡耀邦那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后，我的想法终于有了转变。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渐渐认清了一个理念：作家只能在矛盾冲突当中，来表现我们时代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不敢触及生活中的阴暗面，写光明面也不会有真正的力量。
我打定主意，就以棉厂为背景，写了部反映当时腐败问题的话剧，名为“谁是强者”。北京人艺通过剧本后，在1981年秋冬組织了排演。由林兆华担任导演，吕齐、修宗迪、严敏求、李士龙等主演，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以反腐倡廉为主题创作的话剧。
但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演出以后的经历是曲折坎坷的，主创人员包括剧院领导，都有些心神不定，大家莫名地紧张，惟恐在政治上“越过雷池一步”，乃至担心会遭到“枪毙”的噩运。
剧本“离经叛道”，舆论“一反常态”
1981年11月25日，首场试演开始，观众踊跃，一票难求，观后的普遍反应也很热烈。然而，我们的心却是高悬着放不下来，没有中央领导的表态，戏就不能正式开演，我们找到北京市文化局协调，但负责人也没法儿拍板，只得跟我们一起干着急。
这时候，有人对这部戏提出了批评，认为它破坏了干部的形象，与“四化”唱反调。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各家报刊对于这场首演的报道“一反常态”：迟迟不发消息，不谈观感，不作评论，甚至按惯例召开的观众座谈会也没有组织，一切都处于“冷处理”状态。
我有了不祥的预感。戏在演出以后毫无反响，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那种感觉最能折磨人。
其实，《谁是强者》的剧本里描写的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只不过是写了棉纺厂厂长袁志成，在扩建新车间当中，遭受到相关单位的要挟、利用、盘剥，逼迫他向不正之风就范、投降；面对“关系学”的重重包围，他也一度动摇做了让步和妥协。可是，当袁志成违心地去给“关系户”供电局上供（仅仅是一条毛毯）时，又实在容忍不了对方的胡作非为，终于拍案而起，痛加指责，扬长而去。结果，纺织厂自然还是得不到增加供电，新车间也开不了工。
戏里最大的、要批评的对立面人物，只不过是市轻工业局的党组副书记。但在当时看来，这就仿佛是“离经叛道”的。
那时的批评类文艺作品中只能写一点农村生产小队长、大队长的毛病，连写老干部的毛病都是犯大忌的。我们剧作家还处于一种“帽子很多，胆子很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被动状态。
首演之后便没了下文，导演林兆华发了一通牢骚：“讲心里话，我对反映现实斗争的戏，是有创作热情的，甚至偏爱。但现实总给我一个感觉——搞一出现代题材的戏像是后娘生的孩子，而演一台中外名剧，一是不需审查通过；二是宣传部门不遗余力地宣传；三是也容易出名。”
与此同时，许多好心人也对我进行规劝：最好回避现实生活中尖锐的、不易解决的矛盾；表现现实生活矛盾，分寸不好掌握，只能是吃力不讨好；社会问题提出得再正确，解决的方法再恰当，也会显得虚假、浪漫，观众根本难以相信……
如此种种，我也就没了信心，只等着上级下达“停演”的命令，卸妆、回戏了。
习仲勋一语定命运
1981年秋，在广东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习仲勋，刚刚调回北京，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为了“拯救”《谁是强者》，12月16日夜，我们邀请习仲勋来剧院看戏，演出完后他到后台看望了大家。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这个戏很好，真实、深刻，现在很需要这样的戏。党风问题不解决社会风气问题也解决不了，‘四化’还怎么搞？”
习老的一席话让我心里踏实了不少，感觉暖暖的。他紧接着说：“我们的党已经有60年的历史，有光荣的传统，有力量战胜不正之风……你们的胆子要大一点，不要怕。对于不正之风就是要暴露。暴露它是为了纠正它。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很严重，一定要解决。当然，也可能有人对这个戏有意见，那也没什么。”
差不多同时，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贺敬之也来看戏，他的意见与习老一致：“照我看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好戏。好好宣传一下这个戏可以打消一些人的顾虑。难道写了尖锐的矛盾就是否定共产党？怎么能那样对待中央的文艺政策呢？”
就这样，《谁是强者》的命运峰回路转。
《人民日报》和《文艺报》联合召开了数十人参加的首都文艺界人士座谈会，连续畅谈12个小时，对本剧进行全面评论与探讨，既肯定了成绩，又指明了需要改进不足。
“座谈会纪要”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随后掀起了巨大的观戏热潮，观众络绎不绝，剧团应接不暇，只好排演了两组人马同时演出，一口气连续上演了134场。
据不完全统计，仅1982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就有1000多个剧团演出了这部戏，成了不折不扣的文艺“热点”。其后，本戏又接连获得“全国优秀剧本奖”、北京市的优秀剧本一等奖和优秀演出一等奖。
1980年初春，乍暖还寒，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历史性的盛会。
胡耀邦鼓励“敢想敢干”
座谈会上，胡耀邦要求文艺工作者做到八个字——敢想敢干，百折不挠。他说：“我们的队伍太小了，我们不是一支大军，是一支小军……十几年来，我们这支队伍受到很大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的同志则是被摧残死的……”
说到这里，他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激情地举起双手：“单凭这一点，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而把作者打成反革命！”
会场里先是一片沉寂，顷刻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人流下了难以控制的热泪。我的心跳也加速了，眼睛也红润了，时至今日，这一场景还常常浮现眼前。
那时候，我刚刚按照北京人艺的安排，下到京棉三厂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准备创作。在那里，我发现了许多新型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但到底要不要通过文艺作品真实地反映出来，我有些犹豫不决。
事实上，我对历史的教训仍然心有余悸，一想到要触碰某些领导干部的阴暗面时，不自觉想起文革带来的后果而战战兢兢。直到胡耀邦那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后，我的想法终于有了转变。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渐渐认清了一个理念：作家只能在矛盾冲突当中，来表现我们时代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不敢触及生活中的阴暗面，写光明面也不会有真正的力量。
我打定主意，就以棉厂为背景，写了部反映当时腐败问题的话剧，名为“谁是强者”。北京人艺通过剧本后，在1981年秋冬組织了排演。由林兆华担任导演，吕齐、修宗迪、严敏求、李士龙等主演，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以反腐倡廉为主题创作的话剧。
但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演出以后的经历是曲折坎坷的，主创人员包括剧院领导，都有些心神不定，大家莫名地紧张，惟恐在政治上“越过雷池一步”，乃至担心会遭到“枪毙”的噩运。
剧本“离经叛道”，舆论“一反常态”
1981年11月25日，首场试演开始，观众踊跃，一票难求，观后的普遍反应也很热烈。然而，我们的心却是高悬着放不下来，没有中央领导的表态，戏就不能正式开演，我们找到北京市文化局协调，但负责人也没法儿拍板，只得跟我们一起干着急。
这时候，有人对这部戏提出了批评，认为它破坏了干部的形象，与“四化”唱反调。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各家报刊对于这场首演的报道“一反常态”：迟迟不发消息，不谈观感，不作评论，甚至按惯例召开的观众座谈会也没有组织，一切都处于“冷处理”状态。
我有了不祥的预感。戏在演出以后毫无反响，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那种感觉最能折磨人。
其实，《谁是强者》的剧本里描写的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只不过是写了棉纺厂厂长袁志成，在扩建新车间当中，遭受到相关单位的要挟、利用、盘剥，逼迫他向不正之风就范、投降；面对“关系学”的重重包围，他也一度动摇做了让步和妥协。可是，当袁志成违心地去给“关系户”供电局上供（仅仅是一条毛毯）时，又实在容忍不了对方的胡作非为，终于拍案而起，痛加指责，扬长而去。结果，纺织厂自然还是得不到增加供电，新车间也开不了工。
戏里最大的、要批评的对立面人物，只不过是市轻工业局的党组副书记。但在当时看来，这就仿佛是“离经叛道”的。
那时的批评类文艺作品中只能写一点农村生产小队长、大队长的毛病，连写老干部的毛病都是犯大忌的。我们剧作家还处于一种“帽子很多，胆子很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被动状态。
首演之后便没了下文，导演林兆华发了一通牢骚：“讲心里话，我对反映现实斗争的戏，是有创作热情的，甚至偏爱。但现实总给我一个感觉——搞一出现代题材的戏像是后娘生的孩子，而演一台中外名剧，一是不需审查通过；二是宣传部门不遗余力地宣传；三是也容易出名。”
与此同时，许多好心人也对我进行规劝：最好回避现实生活中尖锐的、不易解决的矛盾；表现现实生活矛盾，分寸不好掌握，只能是吃力不讨好；社会问题提出得再正确，解决的方法再恰当，也会显得虚假、浪漫，观众根本难以相信……
如此种种，我也就没了信心，只等着上级下达“停演”的命令，卸妆、回戏了。
习仲勋一语定命运
1981年秋，在广东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习仲勋，刚刚调回北京，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为了“拯救”《谁是强者》，12月16日夜，我们邀请习仲勋来剧院看戏，演出完后他到后台看望了大家。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这个戏很好，真实、深刻，现在很需要这样的戏。党风问题不解决社会风气问题也解决不了，‘四化’还怎么搞？”
习老的一席话让我心里踏实了不少，感觉暖暖的。他紧接着说：“我们的党已经有60年的历史，有光荣的传统，有力量战胜不正之风……你们的胆子要大一点，不要怕。对于不正之风就是要暴露。暴露它是为了纠正它。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很严重，一定要解决。当然，也可能有人对这个戏有意见，那也没什么。”
差不多同时，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贺敬之也来看戏，他的意见与习老一致：“照我看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好戏。好好宣传一下这个戏可以打消一些人的顾虑。难道写了尖锐的矛盾就是否定共产党？怎么能那样对待中央的文艺政策呢？”
就这样，《谁是强者》的命运峰回路转。
《人民日报》和《文艺报》联合召开了数十人参加的首都文艺界人士座谈会，连续畅谈12个小时，对本剧进行全面评论与探讨，既肯定了成绩，又指明了需要改进不足。
“座谈会纪要”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随后掀起了巨大的观戏热潮，观众络绎不绝，剧团应接不暇，只好排演了两组人马同时演出，一口气连续上演了134场。
据不完全统计，仅1982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就有1000多个剧团演出了这部戏，成了不折不扣的文艺“热点”。其后，本戏又接连获得“全国优秀剧本奖”、北京市的优秀剧本一等奖和优秀演出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