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车墩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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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墩古城淹没在水中那天,正是1986年入伏的时节。
  那时,漳江上游的峰头库区二期工程竣工,水库下闸蓄水。十几天后,几场大雨使水位急遽上涨,渐渐漫向车墩古城的四门。闻讯而来的人们站在高处远眺,旧时的沟壑水田、茶坡林地,已变成了眼前的一片汪洋。水位还在一寸寸涨起,渐渐漫过车墩古城三米多高的围墙……
  记忆中,那些天父亲隔三差五就搭车前往马铺车墩。那年我刚在诏安一中读完初中,性格内向的我一向不喜欢过问大人的事,只觉得父亲每次从车墩回来,总跟母亲没完没了地说着些那边的人和事。很小的时候,我也曾跟着父亲母亲去过两趟车墩,只模模糊糊记得那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直到1982年小学毕业时,才对车墩古城有比较清晰的印象。
  那个夏天的午后,小堂姐用自行车载着我,从云霄县城的大堂姐家中出发,朝西北方向的马铺乡而去。尽管云马公路已修通,但一路的上坡也让小堂姐有些吃不消。途经下河乡,我们在堂哥任教的云霄五中歇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再驱车上路。走走停停约莫两小时后,这才抵达了车墩。
  车墩是云霄西北部马铺乡的一个村庄,地处漳江上游。它曾经是一个大队、行政村,辖八个自然村。同时自身也是一个自然村,人员构成是城堡里的一百多户人家。漳江之源虽还远在博平岭大峰山,但车墩却是漳江行船水路的起点,因此也是这片山区唯一的水路运输码头,人们管漳江的这段溪流叫“车墩溪”。
  小堂姐在一条窄窄的青石板桥前停下车,只见桥下的溪流清澈湍急,河底的鹅卵石和沙子清晰可辨。下车后,我小心翼翼地从桥上走过,而小堂姐则骑着空车,哧溜一下驶过石桥,吓我出了一身冷汗。
  眼前的车墩城堡,是一个布满鹅卵石的世界。
  马铺乡被称为“和”地,居住的绝大多数是罗、何两姓的人家。车墩的罗家先辈就地取材,用溪中取之不尽的鹅卵石垒成城堡外数米高的环城围墙、砌成城堡内的“花台岭”观戏台、铺就城堡内外的所有大大小小的道路……后代的车墩人,就依照围墙外形筑建房屋,使得椭圆形外观整体格局不变,十分壮观。而四下里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在时光的磨洗中,显得沧桑拙朴而又光洁硬实。
  接一段土坡、走十几级鹅卵石台阶,我们就进了城堡的水门。大伯的家就在西门与南门之间,这里也曾经是父亲的家。后来,二十出头的父亲到了龙岩矿区工作,从此离开了车墩老家,几经辗转,最后在诏安定居下来。
  在车墩住了一个多月,我渐渐熟悉了这片溪山:城堡四周五山环拱,分别是东南的金生山和面前山、西北的镜面山和西南的溪边山,这种地理地貌俗称“五马拖车”,车墩的村名也由此而来。城堡三面临江、依山而筑、形如乌龟。龟首在北,龟尾在南,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分别是“朝阳门”“洛阳门”“麓明门”和“拱极门”。四门之外,西南侧还开着一个水门,从水门下弯弯曲曲的鹅卵石台阶,可以直接走进车墩溪中。
  在车墩,我每天当小堂姐的跟屁虫:上山坡采茶、摘菜,下到溪里挑水、捉小鱼虾,到田里给除草的大伯母送水,到戏台边听戏、看电影……偶尔,也跟着大伯到漳江的深水区捕鱼。
  父亲说,在流动的江水中撒网,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撒网收网谁都能掌握,但在什么天气、什么地方、什么时机下网,才是关键所在。而大伯是车墩出了名的捕鱼高手,人们说他的眼睛能看透水底,水面冒个泡,他就知道底下有什么鱼。
  船儿来到江宽水稳的水域,大伯稳稳地站在船头,怀里捧着一堆渔网,我和小堂姐则坐在舱里,紧张地盯着他的背影。到了一个拐弯处,大伯指了指水面,示意撑竿的伙计慢慢靠近,然后,他的身子向后侧一拧、手中的渔网一抛一甩,空中顿时盛开一朵硕大无朋的白花,平整无声地罩向江面、慢慢沉入水底……船儿顺流而下,大伯抖了抖网,招呼我们跟在他身后缓缓收网。一阵忙乎,几条草鱼、溪鳁就被我们拽到船板上,挣扎跳跃、鳞光闪闪。
  邻村的大坪头关帝庙(太平庙),也是我和小堂姐常去玩耍的地方。关帝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相传,早年庙里的关帝神像与东山的关帝神像,是由同一棵樟木所雕制。
  庙始建于明初,车墩城的历史应该比庙还早,可惜如今已无人能说得清它的岁数了。据文献记载,此庙曾是早年天地会的重要据点,而罗氏族人有不少天地会的骨干。清乾隆年间,这一带村庄都遭受官兵的围剿和追杀,许多人纷纷远遁海外、远走他乡。沧桑巨变之后,有的悄悄回来重整家园,有的则客死他乡或一去不还。于是,当地就留下了一些无主的田地,后来由族人代为耕种,其收获用于祠堂宫庙的祭祀,称作“祀田”。关帝庙旁遗留的碑碣中,就有一方珍贵的“祀田碑”,印证着这段令人感慨唏嘘的历史。
  农历五月十三,是传说中关帝的生日。每年这一天,大坪头关帝庙都会举办庆典活动,那可是比过年还要热闹的大节,许多外地的罗家后人都会在这一天回村祭拜,既认祖归宗,也祈求关帝的保佑。父亲带小时候的我回车墩,主要也是参加关帝诞辰的庆典。
  那个夏天,我接到一中高中部的录取通知书后,就回了诏安家中。第二年,听说马铺峰头水库二期工程即将启动,车墩的八个自然村都规划成库区,几位伯父们的家都面临迁徙。听说那个美丽的鹅卵石城堡即将淹没水中,心里觉得有点惋惜,但那些年忙着念书,也并没把这事太放在心上。直到许多年后,年迈的父亲还会在许多个不经意间,跟我们说起些车墩的旧事,这才感受到它在父輩们心中沉沉的分量。
  1966年起,“文革”在山外开展得如火如荼,而偏僻山坳里的车墩却风平浪静,人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颇有“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况味。非但如此,这段期间甚至成为车墩经济发展的契机:1964云马公路正式通车后,车墩人筑坝拦水,在北门外建成一座水电站和大米加工坊;1966年起在山坡上开荒,种植了千亩茶园,先后办了三个茶坊;1967年建成更大的“庵仔”水电站,解决了车墩八个自然村的照明;接着,还在冲积小平原拓展数百亩水田,在坡地上种淮山、金桔、烤烟、甘蔗……山坳里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的家园,各家各户养鸡养鸭,也从不考虑什么“资本主义尾巴”。车墩俨然是小桥流水、良田桑竹之属,如世外桃源。   较之他乡,车墩人的小日子确实别有一番风味。
  因为早早建了水电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就有了电灯照明,这在当时是连城里都不敢想的事。有了电灯就有了夜生活,车墩的夜生活主要是听戏和唱戏。城堡中心的花台岭是令他乡人艳羡的大戏台,全由鹅卵石砌成铺就,可容纳两千多人看戏看电影。看台的四周种满了芭乐和龙眼树,冬可挡风、夏可遮阳。潮剧班的成员都是本村村民,没工分也没工资,纯粹的业余爱好。白天下地,夜幕降临时,他们就聚集在花台岭旁的旧祠堂排戏练戏。而村民们在晚饭后,也会三三两两前来凑热闹。偶尔,潮剧班众也会到戏台上走走台步、对对戏,台下的村民看到兴处,也会跟着喊上几声。一出戏杀青前会进行彩排,演员化妆、身着行头上台,“文武旁”(管弦乐和打击乐)齐起……后来,车墩潮剧班名头响了,还受邀到其他乡村去演出。
  端午也是车墩特别喜庆的日子。水乡的人们喜欢玩水,龙舟赛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项目。车墩有自己的小型造船厂,造出的小龙舟虽然不规范,但丝毫不影响自然村之间兴致勃勃的水上争霸。端午前后的那几天里,车墩溪里碧波翻滚、舟楫如梭,岸上彩声雷动。后来,车墩的女子也组建了龙舟队,下水与那些不可一世的儿郎一争高低……
  时光流转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车墩人尝到了改革开放的一点甜头:他们所种的淮山、柑橘、茶叶等经济作物,以及自家养的鸡鸭,都可以大大方方的挑到马铺圩或者载到县城出售,换取钞票置辦家具、电视机等许多新鲜物件……好日子似乎刚刚开始,库区二期工程启动,全村则面临着三年内必须迁离完毕,八个自然村、四百多户、一千多人即将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故乡。对此,车墩人心里无疑五味杂陈。但另一方面,政府规划的几个安置地交通便捷、离县城更近。从山里人变成城郊人的华丽转身,又让车墩人心底有了一丝隐隐的兴奋和期盼。当年,政府令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淳朴的车墩人谁也没有讨价还价,默默地收拾好田园、果林,或卖或宰杀掉牲畜,最后是拆取自家房屋的大梁,连同家具一起搬进了移民新村。
  父亲在车墩城堡生活了二十多年,随后的十几年间辗转于龙岩矿区、福建农垦厅、漳州诏安社教工作队,并最终定居诏安。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曾经从微薄的薪水中积攒出几百元,与两位哥哥合资在车墩城里建了一座新房。在父亲的潜意识里,自己在某一天还会回到车墩城,那里才是他的根。父辈们从落地那一刻起,就与车墩的那片溪山一起呼吸,一起承沐阳光雨露。那里承载着他们的记忆和梦想,是他们生命深处的乡愁。
  所有的车墩人都铭记着这个日子:1986年7月13日、农历六月初七,漳江峰头水库二期工程竣工,一声令下,水库下闸蓄水。
  从这天起,漳江源的流水到了车墩溪便静止不动,浸漫了低洼处的水田,淹过路桥、坡地……十几天后,水位逐渐上升,漫过花台岭、芭乐和龙眼树的端梢……最后,只剩最高处的“墩顶尾”露在水面。从此,新绘制的地图册上便再无车墩的名字,那个存世千百年的鹅卵石城堡,也就此沉睡在苍茫一片的水中。
  父亲说,那一刻,岸上观望的人群都出奇的安静,许多人在不知不觉间已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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