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至今，我国共设立了19个国家级新区，其中的15个集中在2010年至2017年。据悉，近两年里，又有十几个城市提出要设立国家级新区。
　　谁会是下一个国家级新区，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城市争设“国家级新区”？
　　上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新区成立之时，正值经济低潮期。2010年之后，国家级新区大量获批，也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亟待复苏。作为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每个国家级新区都有其自身的明确定位和战略使命，要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者。
　　区域分布上，国家级新区多集中在东部和西部，并兼顾中部和东北地区，体现了我国“促进东部率先发展” “西部大开发”，以及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区域发展政策。
　　与最早的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不同，新获批的国家级新区已经不再具备更多特殊的优惠政策，含金量已大大下降。但新区的特质，恰恰在于“新”。因为被赋予了更多的“新”意，国家级新区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新区之新，首要的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是国家级新区最大的优势与核心竞争力。”围绕全面简政放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市场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新区都被赋予了新的改革任务。大多数国家级新区在成立之初，便在机构设置、政府管理等方面创新探索了新的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
　　新区之新，在于拓展新空间、培育新动能。国家级新区一般选址在产业基础较好、生态环境优越，具有国家级及省级园区支撑的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城郊地区。通过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区成为城市产业创新发展方向的引导者。在这里，可以更好地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为城市发展拓宽空间，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动能。
　　新区之新，在于打造新增长极。几乎所有的国家级新区，在其规划中也都提及，要打造区域发展的新增长极。大连金普新区的定位是“我国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的战略高地、引领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重要增长极”;云南滇中新区要打造“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点、云南桥头堡建设重要经济增长极”;兰州新区要建成“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贵州贵安新区则是要打造“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发布的《2018中国国家级新区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7年18个国家级新区（不合雄安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总和接近4万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5%，其中有11个国家级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超过千亿元规模。
　　目前，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的GDP都已过万亿元，而截止2018年底，全国（港澳台除外）CJDP过万亿的城市也只有16个。借助国家级新区，很多“辅城”变成了“新城”，并快速成为了城市区域发展的新增长极。
　　近40年里，從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自贸区，到国家级新区，它们是中国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但都得益于改革开放，也天然地带有“改革”的基因。
　　上海浦东新区“应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通过不断的改革探索，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趟出了一条发展的新路，从过去上海的“阡陌之地”发展为“领头羊”，被称之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样本”。
　　当年的天津滨海新区，也同样肩负着“探路者”的角色。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领域的“先行先试”，天津滨海新区摁下了改革的“快进键”。特别是在简政放权领域，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永久封存109枚公章，一时成为改革典范。
　　在没有了更多的优惠政策之后，先行先试被认为是国家级新区后来者手握的唯一利器。而由改革和发展决定的新区未来，值得更多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