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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增长具有典型性的产业结构变动特征。不过，有经验、有数据的产业结构变动历史，只有100多年。尤其是，主要工业行业扩张速度显著放缓之后的产业结构变动规律和趋势，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难说已经获得了高度认同的学术结论。
本文旨在说明，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视角，即非资源性实体部门的视角，来探究这个部门对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收入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以及怎样的政策取向才有利于这个部门的健康发展。
现代经济增长的启动，首先是进入工业化进程，并且会经历一段时期的重化工业化，这一进程推动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的迅速膨胀和在经济中占比的急速上升;随着人们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攀升，服务业占比上升、工业占比下降被认为是较普遍的规律性现象，有不少学者称其为工业化的完成，或者后工业社会的到来。
库兹涅茨、钱纳里等经济学家以大量的国别数据描述了产业结构的上述变动，并且被广泛地引用。不过，从一国范围内来看，所谓工业化的“完成”，是几十年前才出现的事情，如果从更漫长的时间进程来考虑，几十年的工业占比下滑也可能只是工业部门的中场休息，而非真正的曲终人散。
诚然，当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求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对服务产品的需求就会急速上升，不过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一国的工业占比下降，极有可能意味着另外国家的工业占比上升及其生产率的上升，这样的此伏彼起，已然而且必将剧烈地引发那些“完成”或似乎即将“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反思和警醒，并成为它们倡导“再工业化”“持续工业化”“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契机。全球范围内的这类政策倡导，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大量的文献表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以及与制造业强关联的一些产业，是生产率上升的主要来源，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温床。因此，一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濟竞争，很有可能将持续落子于这些产业。
但必须要认识到，当代的工业与服务业等其他产业已经日益融合、难分难解，相关产业链与创新链已经蔓延和贯穿于许多细分行业，过于纠缠于狭义的产业结构一方面似无很大必要，另一方面又难于划清产业界限，甚至难于划清工业与服务业的部门界限。例如，目前呈现高速发展趋势且有广阔前景的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就横跨工业和服务业，很难说是以工业为主还是以服务业为主;其中的软件硬件一体化相关产业，不但有力地带动了作为服务业的软件产业的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及其效率的提升。即使是可以清晰区分为服务业或者工业的产业，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也来自于从对方阵营的分离，例如，传统的工业企业内部就包含了大量的服务型业务，这些业务如果分离出来设立单独的企业，就可以划入服务业。因此，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从新分析框架和认识视角，来考察产业结构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个直观而简单，但可能客观而真实的分析框架，就是审视处于典型增长阶段的有关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和经济增长表现。本文所选取的典型增长阶段，是从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状态这一时段;所选取的经济增长表现，是迈入高收入之后又滑落到中等收入状态这个比较特别的糟糕表现。当然，所谓中等收入、高收入，就是世界银行设定的人均GNI高收入的标准。世界银行的高收入门槛值，恰恰是一些国家实现工业化时的GNI平均水平，只不过根据各年的通货膨胀水平进行不断调整。
由于绝大多数国家人均GNI与人均GDP非常接近，所以本文也会因数据的可得性原因以人均GDP替代人均GNI。可以认为，如果一国迈入高收入门槛，则大体实现了基本的工业化，而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则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当然在现实当中，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些国家即使迈入了高收入门槛，或者接近高收入门槛，其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有着与此相称的工业化水平;或者，即使它们的工业化水平也不低，但主要工业行业存在着生产率不高、创新不活跃、国际竞争不强、扩张动能不足等严重缺陷。相反，另外有些国家，它们虽然拥有少数几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行业，但整体上以非工业部门为主，而这并不妨碍它们继续保持很高的人均GNI。
从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门槛，后来又滑回到中等收入，本文称之为“降级”。在过去30年里，“降级”国家只有三个：韩国、俄罗斯、土耳其。
俄罗斯是一个“降级”且至今未能实现再次“升级”的国家。该国2012年的人均GNI跨过世界银行12615美元的高收入门槛，正式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它在高收入的队列里只站了三年，2014年人均GDP即低于上年，2015年滑落到高收入之下，直到现在还在“降级”状态中。
土耳其在2013年的人均GDP达到1.25万美元，几乎触摸到了当年高收入门槛的12745美元，可以说是一个准高收入国家。也是从2014年开始，其人均GDP便掉头向下，2018年降到1万美元之下，2019年仅仅略高于9000美元，2020年离高收入门槛更远了。
韩国也曾“降级”，但很快又再次“升级”。1994年其人均GDP站上1万美元的台阶，跨越当年世界银行高收入门槛的8955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并于1996年超过1.3万美元。但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其人均GDP在1997年掉头向下，1998年急剧下降到约8000美元，退出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不过，1999年韩国经济迅速回升，人均GDP重新站上1万美元台阶，再次“升级”为高收入国家，2006年首次站上2万美元台阶，2018年已经站上3万美元的台阶，现在还维持不错的发展势头。
这三个国家之所以突然“降级”和准“降级”，最直接和最大的原因就是汇率巨大波动、本币急剧贬值。此外，名义GDP增速也明显下滑甚至为负。2014年，俄罗斯从乌克兰夺得克里米亚后，卢布对美元当年贬值一度超过50%，其原油出口价格也大幅下跌。2015年卢布继续下跌，此后几年虽有所反复，但一直远低于2014年前的水平。土耳其虽在2013年一只脚迈入高收入门槛，但危机已经潜伏，当年官方公布的通胀率接近10%，里拉急剧下跌，此后几年对美元的累计贬值幅度累计达到70%。韩国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元急剧贬值，对美元累计贬值幅度一度达到60%。不过1999年后韩元对美元明显升值，此后虽未达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比1999年最糟糕的时候升值了三分之一以上。 从俄、土、韩的情况来看，它们在迈入高收入门槛之后几年里，或者在触碰高收入门槛的时段里，其货币在三五年间或者一两年间，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再加上以本币计的名义经济增速的波动，从而以美元计的人均GDP和GNI大幅度下滑，导致“降级”。以美元计的人均GDP，俄罗斯在2013年达到高点，之后三年时间里，大约下滑了45%，然后才趋于稳定并微弱上升;土耳其也在2013年达到高点，此后五六年里下滑了近30%之后才稍显稳定;韩国在1996年达到阶段性高点，此后两年里下滑了近40%，后来才强劲回升。总的来看，它们在遭遇巨大的汇率冲击和经济增速波动时，以美元计的人均GDP会下降30%-45%。
在汇率巨大波动、本币急剧贬值、GDP增速剧烈波动的背后，是经济结构中的严重问题。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石油生产和出口，土耳其经济严重依赖旅游度假、房地产、基建投资。它们都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部门，特别是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在它们的经济结构问题的背后，又是战略问题和政策问题，譬如，过于依赖资源，不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实行过于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迅速膨胀的外债缺乏必要管理，等等。
韩国的经济结构问题与俄、土截然不同。韩国不依赖资源开发和出口，有着颇具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部门，但当时的大型财团主导了经济，政府鼓励金融部门向这些财团大量输入金融资源，透明度严重不足，政商关系比较扭曲。因此，尽管韩国与俄罗斯、土耳其一样遭受到汇率冲击，但由于具有一个比较强大的非资源性实体经济部门，在对这个实体部门进行必要的改革之后，就迅速恢复增长，重新回到高收入行列之中。从俄、土、韩的经历来看，是否有一个比较强大的非资源性实体经济部门，至关重要。
本文定义的非资源性实体部门，首先当然是指金融业以外的实体部门，其次是排除直接从事自然资源采掘与加工的行业，以及排除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才能开展运营的行业。直接从事自然资源采掘与初步加工的行业，比较好界定，譬如煤炭、石油，乃至电力，都属于这类行业。而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才能开展运营的行业，的确没有那么容易界定，不过像房地产、初级农业、初级观光旅游等行业，都属于此类。显然，非资源性实体部门，既包括工业，也包括服务业，但又不涵盖所有的工业行业和服务业行业。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非资源性实体部门并不是一个十分精准的概念，建立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调整分析视角、说明实质性问题。
非资源性实体部门不包括金融业，并不意味着金融业在经济增长中不重要。更何况，金融业除了可以发挥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功能之外，还可以服务于人们的跨个体、跨时段、跨空间的资源和风险配置，是人类社会改善生活水平、改进生存方式必不可少的工具性行业。不过大量的事实证明，金融业也可以在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脱离工具适当性的轨道上高速发展下去，这种自我循环、自我强化、自我加速的发展路径尽管可以做大本行业，做多GDP，但无益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反而增加了经济社会的扭曲和风险。大体而言，以实体部门为本，才是正确的方向;无论是否存在“服务业化”的客观规律、时代趋势，也不应该偏离这个方向。
非资源性实体部门不应该包括采掘业、初级农业，乃至房地产业、初级观光旅游业，更不是说这些产业不重要，也不意味着一些局部地区不可以这些产业为支柱。人们的生存和生活，当然以农业、房地产业为支撑;人类生活的改善、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加工。不过，大迂回生产方式的确立，精致性的提高，创新的加快，使得现代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经济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产业的复杂程度，产业“复杂性”理论就是这样的观点。资源性实体部门虽然属于实体经济，一方面其复杂性程度一般而言较低，附加值不容易拉高，创新活跃度不容易提升;另一方面“资源诅咒”难以驱除，一旦有了资源依赖，人们就易耽于享用大自然赐予的“租金”而丧失进取心，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富而不强、富而不久。
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除了几个人口很少、資源很多的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资源性行业为主而稳定地保持高收入状态。学者们也许可以争辩，基于增加值的经济核算与统计体系已经隐含了非资源性实体部门的重要价值，所以并不需要单独强调这个部门的重要性。但是，建立非资源性实体部门的概念，恰恰就是要将这个隐含的价值分立出来进行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分析，使这个重要价值可以显性化、定量化。
总的来看，非资源性实体经济部门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韧性和恢复能力的主要来源，是保持货币购买力和汇率基本稳定的真实依靠，也是提高民众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的坚实基础。非资源性实体部门不但是科技创新最活跃的部门，也包含了大量具有高度开放性的可贸易行业。
因此，实体部门更容易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前景：要么更大程度实现生产率收敛，要么被边缘化或者被颠覆。曾经有一些国家，实体部门一度快速发展，从而明显地带动了经济繁荣，但后来却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及时升级并实现生产率收敛，从而萎缩并导致经济增长的衰退。例如，苏联曾经有一个较庞大的工业实体部门，但这个部门以重工业为主，特别是军事工业占有较大比重，并且没有融入到全球市场体系和产业链当中;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则依靠大力发展资源性实体部门，来尽快摆脱经济困境和财政危机，但却陷入对油气资源开发的高度依赖而难以自拔。
又如，土耳其经济虽然一直与全球市场有较高程度接轨，但是实体部门不大也不强，特别是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没能实现升级转型和不断扩张，反而走向了扩张货币、扩大外债、刺激金融市场繁荣的道路。
韩国的人口规模比俄罗斯和土耳其小得多，但国家把非资源性实体部门的发展作为重要战略，大力鼓励本国制造业企业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虽然其一度实行的保护性、倾斜性产业政策导致了市场扭曲，但较有竞争力的非资源性实体部门的存在，为其提供了首次“升级”和再次“升级”的坚实基础，以至目前韩国人均GDP比高收入门槛高出了大约1.5倍。这三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就是非资源性实体部门是否强大的真实写照。 从这三个国家的经历来看，即使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比高收入标准还要高出30%甚至45%，并不算是“安全”的高收入国家。当然，像俄、土两国那样，货币遭遇连续多年如此巨大幅度的贬值，是罕见的情况，这不但与它们经济结构缺陷的严重性有很大关系，也与它们国内政经生态、国际政治关系的严峻性有很大关系。可以认为，像俄罗斯那样，以美元计的人均GDP出现45%的下滑，是比较极端情形;但像韩国那样，如果遭遇经济和金融危机，出现30%或更高一些的下滑，仍有一定可能性。
综合来看，可以把超出高收入门槛的三分之一以上，视为高收入安全区。进入安全区之后，即使遭遇汇率冲击和经济增速巨大波动，也不太可能掉落到高收入水平以下。当然，所谓的高收入安全区，显然是基于对上述三个国家经历的分析而建立的一个概念，并不非常科学。但是，在面对未来国际和国内局势面临诸多重大不确定的时候，建立高收入安全区这个概念，仍然具有一定意义。
当代的工业与服务业等其他产业已经日益融合、难分难解，相关产业链与创新链已经蔓延和贯穿于许多细分行业。图/IC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而且资源并不丰富，只有大力发展非资源性实体部门，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竞争力，才有可能比较顺利地成为高收入国家，并进入高收入安全区，力争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中国人均GDP在2019年首次站上1万美元的台阶，达到10276美元，人均GNI为1041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当年高收入门槛为人均GNI高于12375美元，我国离高收入门槛只有约2000美元。
从人均GDP与高收入门槛的距离来看，中国目前的情形与1990年韩国的情形最为类似。1990年，韩国人均GDP与高收入门槛的距离为13%。2019年，中国人均GDP与高收入门槛的距离为18%，预计2020年的距离也在13%左右。1990年之后三年，即1993年，韩国迈入了这个门槛。我国预计在2020年之后的三年左右，也很有可能迈入高收入门槛。韩国在1993年的九年后，即2002年，人均GDP超过高收入门槛的三分之一。中国按照目前的增長惯性，应该可以在2023年左右迈进高收入门槛;如果能够像韩国那样，再通过九年左右的努力，即在2032年前后，迈进高收入安全区，就基本上呈现与韩国相似的发展轨迹。
当今中国的非资源性实体经济部门，比起当年的韩国，体量上要庞大得多，结构上要齐全得多，即使比起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也有着配套体系较完整、供应链较有韧性等特点，并且逐步嵌入了美欧主导的全球体系。不过，仍然要看到中国非资源性实体部门的短处。根据潘恩世界表的数据，韩国在1991年的时候，TFP达到了美国的60%;但估算中国TFP目前尚不到美国的50%。中国工业增加值率只有22%-23%，而发达国家一般为35%-40%。当然，工业增加值率不能反映同样属于实体经济的非金融服务业的情况，而一般认为，中国服务业总体效率与美国、欧洲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制造业的差距还要更大一些。
下一步，中国非资源性实体部门必须要加快对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加值率的追赶，争取到2035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达到美国的60%左右，工业增加值率达到30%以上并接近美国的水平，从而有力助推中国经济进入高收入安全区，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要实现这两个追赶，需要合适的政策引导和实质性改革的推进。
（编辑：王延春）
本文旨在说明，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视角，即非资源性实体部门的视角，来探究这个部门对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收入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以及怎样的政策取向才有利于这个部门的健康发展。
如何认识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动
现代经济增长的启动，首先是进入工业化进程，并且会经历一段时期的重化工业化，这一进程推动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的迅速膨胀和在经济中占比的急速上升;随着人们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攀升，服务业占比上升、工业占比下降被认为是较普遍的规律性现象，有不少学者称其为工业化的完成，或者后工业社会的到来。
库兹涅茨、钱纳里等经济学家以大量的国别数据描述了产业结构的上述变动，并且被广泛地引用。不过，从一国范围内来看，所谓工业化的“完成”，是几十年前才出现的事情，如果从更漫长的时间进程来考虑，几十年的工业占比下滑也可能只是工业部门的中场休息，而非真正的曲终人散。
诚然，当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求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对服务产品的需求就会急速上升，不过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一国的工业占比下降，极有可能意味着另外国家的工业占比上升及其生产率的上升，这样的此伏彼起，已然而且必将剧烈地引发那些“完成”或似乎即将“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反思和警醒，并成为它们倡导“再工业化”“持续工业化”“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契机。全球范围内的这类政策倡导，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大量的文献表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以及与制造业强关联的一些产业，是生产率上升的主要来源，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温床。因此，一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濟竞争，很有可能将持续落子于这些产业。
但必须要认识到，当代的工业与服务业等其他产业已经日益融合、难分难解，相关产业链与创新链已经蔓延和贯穿于许多细分行业，过于纠缠于狭义的产业结构一方面似无很大必要，另一方面又难于划清产业界限，甚至难于划清工业与服务业的部门界限。例如，目前呈现高速发展趋势且有广阔前景的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就横跨工业和服务业，很难说是以工业为主还是以服务业为主;其中的软件硬件一体化相关产业，不但有力地带动了作为服务业的软件产业的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及其效率的提升。即使是可以清晰区分为服务业或者工业的产业，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也来自于从对方阵营的分离，例如，传统的工业企业内部就包含了大量的服务型业务，这些业务如果分离出来设立单独的企业，就可以划入服务业。因此，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从新分析框架和认识视角，来考察产业结构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以俄、土、韩的“降级”教训来认识产业结构
一个直观而简单，但可能客观而真实的分析框架，就是审视处于典型增长阶段的有关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和经济增长表现。本文所选取的典型增长阶段，是从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状态这一时段;所选取的经济增长表现，是迈入高收入之后又滑落到中等收入状态这个比较特别的糟糕表现。当然，所谓中等收入、高收入，就是世界银行设定的人均GNI高收入的标准。世界银行的高收入门槛值，恰恰是一些国家实现工业化时的GNI平均水平，只不过根据各年的通货膨胀水平进行不断调整。
由于绝大多数国家人均GNI与人均GDP非常接近，所以本文也会因数据的可得性原因以人均GDP替代人均GNI。可以认为，如果一国迈入高收入门槛，则大体实现了基本的工业化，而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则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当然在现实当中，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些国家即使迈入了高收入门槛，或者接近高收入门槛，其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有着与此相称的工业化水平;或者，即使它们的工业化水平也不低，但主要工业行业存在着生产率不高、创新不活跃、国际竞争不强、扩张动能不足等严重缺陷。相反，另外有些国家，它们虽然拥有少数几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行业，但整体上以非工业部门为主，而这并不妨碍它们继续保持很高的人均GNI。
从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门槛，后来又滑回到中等收入，本文称之为“降级”。在过去30年里，“降级”国家只有三个：韩国、俄罗斯、土耳其。
俄罗斯是一个“降级”且至今未能实现再次“升级”的国家。该国2012年的人均GNI跨过世界银行12615美元的高收入门槛，正式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它在高收入的队列里只站了三年，2014年人均GDP即低于上年，2015年滑落到高收入之下，直到现在还在“降级”状态中。
土耳其在2013年的人均GDP达到1.25万美元，几乎触摸到了当年高收入门槛的12745美元，可以说是一个准高收入国家。也是从2014年开始，其人均GDP便掉头向下，2018年降到1万美元之下，2019年仅仅略高于9000美元，2020年离高收入门槛更远了。
韩国也曾“降级”，但很快又再次“升级”。1994年其人均GDP站上1万美元的台阶，跨越当年世界银行高收入门槛的8955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并于1996年超过1.3万美元。但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其人均GDP在1997年掉头向下，1998年急剧下降到约8000美元，退出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不过，1999年韩国经济迅速回升，人均GDP重新站上1万美元台阶，再次“升级”为高收入国家，2006年首次站上2万美元台阶，2018年已经站上3万美元的台阶，现在还维持不错的发展势头。
这三个国家之所以突然“降级”和准“降级”，最直接和最大的原因就是汇率巨大波动、本币急剧贬值。此外，名义GDP增速也明显下滑甚至为负。2014年，俄罗斯从乌克兰夺得克里米亚后，卢布对美元当年贬值一度超过50%，其原油出口价格也大幅下跌。2015年卢布继续下跌，此后几年虽有所反复，但一直远低于2014年前的水平。土耳其虽在2013年一只脚迈入高收入门槛，但危机已经潜伏，当年官方公布的通胀率接近10%，里拉急剧下跌，此后几年对美元的累计贬值幅度累计达到70%。韩国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元急剧贬值，对美元累计贬值幅度一度达到60%。不过1999年后韩元对美元明显升值，此后虽未达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比1999年最糟糕的时候升值了三分之一以上。 从俄、土、韩的情况来看，它们在迈入高收入门槛之后几年里，或者在触碰高收入门槛的时段里，其货币在三五年间或者一两年间，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再加上以本币计的名义经济增速的波动，从而以美元计的人均GDP和GNI大幅度下滑，导致“降级”。以美元计的人均GDP，俄罗斯在2013年达到高点，之后三年时间里，大约下滑了45%，然后才趋于稳定并微弱上升;土耳其也在2013年达到高点，此后五六年里下滑了近30%之后才稍显稳定;韩国在1996年达到阶段性高点，此后两年里下滑了近40%，后来才强劲回升。总的来看，它们在遭遇巨大的汇率冲击和经济增速波动时，以美元计的人均GDP会下降30%-45%。
在汇率巨大波动、本币急剧贬值、GDP增速剧烈波动的背后，是经济结构中的严重问题。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石油生产和出口，土耳其经济严重依赖旅游度假、房地产、基建投资。它们都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部门，特别是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在它们的经济结构问题的背后，又是战略问题和政策问题，譬如，过于依赖资源，不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实行过于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迅速膨胀的外债缺乏必要管理，等等。
韩国的经济结构问题与俄、土截然不同。韩国不依赖资源开发和出口，有着颇具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部门，但当时的大型财团主导了经济，政府鼓励金融部门向这些财团大量输入金融资源，透明度严重不足，政商关系比较扭曲。因此，尽管韩国与俄罗斯、土耳其一样遭受到汇率冲击，但由于具有一个比较强大的非资源性实体经济部门，在对这个实体部门进行必要的改革之后，就迅速恢复增长，重新回到高收入行列之中。从俄、土、韩的经历来看，是否有一个比较强大的非资源性实体经济部门，至关重要。
非资源性实体部门在持续和高质量增长中的重要性
本文定义的非资源性实体部门，首先当然是指金融业以外的实体部门，其次是排除直接从事自然资源采掘与加工的行业，以及排除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才能开展运营的行业。直接从事自然资源采掘与初步加工的行业，比较好界定，譬如煤炭、石油，乃至电力，都属于这类行业。而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才能开展运营的行业，的确没有那么容易界定，不过像房地产、初级农业、初级观光旅游等行业，都属于此类。显然，非资源性实体部门，既包括工业，也包括服务业，但又不涵盖所有的工业行业和服务业行业。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非资源性实体部门并不是一个十分精准的概念，建立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调整分析视角、说明实质性问题。
非资源性实体部门不包括金融业，并不意味着金融业在经济增长中不重要。更何况，金融业除了可以发挥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功能之外，还可以服务于人们的跨个体、跨时段、跨空间的资源和风险配置，是人类社会改善生活水平、改进生存方式必不可少的工具性行业。不过大量的事实证明，金融业也可以在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脱离工具适当性的轨道上高速发展下去，这种自我循环、自我强化、自我加速的发展路径尽管可以做大本行业，做多GDP，但无益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反而增加了经济社会的扭曲和风险。大体而言，以实体部门为本，才是正确的方向;无论是否存在“服务业化”的客观规律、时代趋势，也不应该偏离这个方向。
非资源性实体部门不应该包括采掘业、初级农业，乃至房地产业、初级观光旅游业，更不是说这些产业不重要，也不意味着一些局部地区不可以这些产业为支柱。人们的生存和生活，当然以农业、房地产业为支撑;人类生活的改善、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加工。不过，大迂回生产方式的确立，精致性的提高，创新的加快，使得现代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经济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产业的复杂程度，产业“复杂性”理论就是这样的观点。资源性实体部门虽然属于实体经济，一方面其复杂性程度一般而言较低，附加值不容易拉高，创新活跃度不容易提升;另一方面“资源诅咒”难以驱除，一旦有了资源依赖，人们就易耽于享用大自然赐予的“租金”而丧失进取心，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富而不强、富而不久。
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除了几个人口很少、資源很多的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资源性行业为主而稳定地保持高收入状态。学者们也许可以争辩，基于增加值的经济核算与统计体系已经隐含了非资源性实体部门的重要价值，所以并不需要单独强调这个部门的重要性。但是，建立非资源性实体部门的概念，恰恰就是要将这个隐含的价值分立出来进行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分析，使这个重要价值可以显性化、定量化。
总的来看，非资源性实体经济部门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韧性和恢复能力的主要来源，是保持货币购买力和汇率基本稳定的真实依靠，也是提高民众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的坚实基础。非资源性实体部门不但是科技创新最活跃的部门，也包含了大量具有高度开放性的可贸易行业。
因此，实体部门更容易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前景：要么更大程度实现生产率收敛，要么被边缘化或者被颠覆。曾经有一些国家，实体部门一度快速发展，从而明显地带动了经济繁荣，但后来却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及时升级并实现生产率收敛，从而萎缩并导致经济增长的衰退。例如，苏联曾经有一个较庞大的工业实体部门，但这个部门以重工业为主，特别是军事工业占有较大比重，并且没有融入到全球市场体系和产业链当中;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则依靠大力发展资源性实体部门，来尽快摆脱经济困境和财政危机，但却陷入对油气资源开发的高度依赖而难以自拔。
又如，土耳其经济虽然一直与全球市场有较高程度接轨，但是实体部门不大也不强，特别是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没能实现升级转型和不断扩张，反而走向了扩张货币、扩大外债、刺激金融市场繁荣的道路。
韩国的人口规模比俄罗斯和土耳其小得多，但国家把非资源性实体部门的发展作为重要战略，大力鼓励本国制造业企业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虽然其一度实行的保护性、倾斜性产业政策导致了市场扭曲，但较有竞争力的非资源性实体部门的存在，为其提供了首次“升级”和再次“升级”的坚实基础，以至目前韩国人均GDP比高收入门槛高出了大约1.5倍。这三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就是非资源性实体部门是否强大的真实写照。 从这三个国家的经历来看，即使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比高收入标准还要高出30%甚至45%，并不算是“安全”的高收入国家。当然，像俄、土两国那样，货币遭遇连续多年如此巨大幅度的贬值，是罕见的情况，这不但与它们经济结构缺陷的严重性有很大关系，也与它们国内政经生态、国际政治关系的严峻性有很大关系。可以认为，像俄罗斯那样，以美元计的人均GDP出现45%的下滑，是比较极端情形;但像韩国那样，如果遭遇经济和金融危机，出现30%或更高一些的下滑，仍有一定可能性。
综合来看，可以把超出高收入门槛的三分之一以上，视为高收入安全区。进入安全区之后，即使遭遇汇率冲击和经济增速巨大波动，也不太可能掉落到高收入水平以下。当然，所谓的高收入安全区，显然是基于对上述三个国家经历的分析而建立的一个概念，并不非常科学。但是，在面对未来国际和国内局势面临诸多重大不确定的时候，建立高收入安全区这个概念，仍然具有一定意义。
中国非资源性实体部门的“两个追赶”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而且资源并不丰富，只有大力发展非资源性实体部门，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竞争力，才有可能比较顺利地成为高收入国家，并进入高收入安全区，力争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中国人均GDP在2019年首次站上1万美元的台阶，达到10276美元，人均GNI为1041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当年高收入门槛为人均GNI高于12375美元，我国离高收入门槛只有约2000美元。
从人均GDP与高收入门槛的距离来看，中国目前的情形与1990年韩国的情形最为类似。1990年，韩国人均GDP与高收入门槛的距离为13%。2019年，中国人均GDP与高收入门槛的距离为18%，预计2020年的距离也在13%左右。1990年之后三年，即1993年，韩国迈入了这个门槛。我国预计在2020年之后的三年左右，也很有可能迈入高收入门槛。韩国在1993年的九年后，即2002年，人均GDP超过高收入门槛的三分之一。中国按照目前的增長惯性，应该可以在2023年左右迈进高收入门槛;如果能够像韩国那样，再通过九年左右的努力，即在2032年前后，迈进高收入安全区，就基本上呈现与韩国相似的发展轨迹。
当今中国的非资源性实体经济部门，比起当年的韩国，体量上要庞大得多，结构上要齐全得多，即使比起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也有着配套体系较完整、供应链较有韧性等特点，并且逐步嵌入了美欧主导的全球体系。不过，仍然要看到中国非资源性实体部门的短处。根据潘恩世界表的数据，韩国在1991年的时候，TFP达到了美国的60%;但估算中国TFP目前尚不到美国的50%。中国工业增加值率只有22%-23%，而发达国家一般为35%-40%。当然，工业增加值率不能反映同样属于实体经济的非金融服务业的情况，而一般认为，中国服务业总体效率与美国、欧洲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制造业的差距还要更大一些。
下一步，中国非资源性实体部门必须要加快对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加值率的追赶，争取到2035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达到美国的60%左右，工业增加值率达到30%以上并接近美国的水平，从而有力助推中国经济进入高收入安全区，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要实现这两个追赶，需要合适的政策引导和实质性改革的推进。
（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