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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后大陆作家在纯文学意义上的写作，可谓是弱化和单调了许多。建国初期，踌躇满志的左翼作家们携带着一批对旧制度深恶痛绝之士，在迈向新文学的征途中，同样以不输于军事上的速度，迅速囊括了文学的版图。
那个主张乌托邦、民生旗幡的新大陆，伸出热情洋溢的栈桥拥抱这些一腔热血的文人们。沈从文过后为自己辩解时，强调当时是可以离开大陆的，留在新中国本身足以说明立场的坚定。就是这批依赖汉语写作土壤、对新世界抱有热望的作家在越过那座栈桥后，日渐感到一丝丝寒意在身后滋生，回眸之时，一切皆晚。
最早感受到后背脊梁骨发毛的便是可走而没走的沈从文。按常识而言，沈从文与那批左翼文人，尤其是郭沫若，没有深仇大恨，只是在文字、看法上有些过节，自古文人相轻，大都不至于真刀真枪。令沈从文万万没料到的是，青岛栈桥从此再也不会通向他的文学彼岸。
那年夏天去青岛，最想拜谒一下沈从文故居。沿着文化名人故居一条街找去，进了几栋颓败、静谧的小洋楼，点点光斑在米黄的砖瓦墙上留下旧时的痕迹，终究未见着大门口的铜牌，也不知哪一栋是他暂居过的房子。路途偶遇一人，听说我找沈从文旧居，好奇地问我是否有什么很深的情结在里面。其实，我不过是喜欢不时翻翻他的散文、书信，清淡的文字又不乏结实，湘西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十分鲜活，而他本人后来的遭遇也让人不禁唏嘘，甚或痛心。
青岛真是个适合于写作的地方，青山旁水，气候宜人，对沈从文而言，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一九六二年，他已十多年没写作，来到此地重整旗鼓，为了写一部二十五万字的小说，已收集了七八万字的材料。虽说题材取自于投身革命的一个亲戚，关键是看他怎么写。这时，他遇到了构思上的瓶颈。
在给张兆和的信里，可看出他犹豫不决：“四哥那个小说长期以来不知如何下笔。不知用某一方法，即比较容易处理而对读者却易于领会。我对一般方式（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不拟采用，应还有更合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于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
他知道《红旗谱》的手法，不适合。写革命者，是他没法脱出的怪圈，不是说革命题材难以出彩，恰恰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氛围，使得沈从文的体内日渐变化，自然而然地生长出一个自我审查官，它看着沈从文每走一步，就会如影子般紧随其后。这如同一颗硕大的肿瘤吊在笔杆上，写下的每个句子，它具有优先定夺权。你要忍痛割掉它，恐怕要冒极大的风险，像连体婴儿，皮下的血管互为依存，所以沈从文根本不会考虑写有悖主旋律的题材。其实，每个人的内心多少都躲着一个审查官，比如起码的道德底线，不也是在那里暗中划线吗？那或是文明应承受的代价。可作家怎么能生个如此骇人的肉瘤，它又是怎样生出来的？
沈从文一九四九年初神情恍惚的神态让人心痛。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给他扣上一顶“粉红色作家”的帽子，并打入 “反动派”行列。造成的冲击有多大姑且不论，起码，是不是成为他精神失常的主因确也难以排除。他可怜巴巴地给丁玲写了封信，说：“本出于恐怖迫害，致神经失常，于气、急、怕中逐渐加深，终于崩溃。”进而恳求她照应一下：“每个人的神经张力究竟有个限度，一过限度，必崩毁无疑也。望为转相关方面一下。……近数月在退思补过意义下，检讨结果，以及受的现实教育结果，我已变了许多。已尽了最大克制力，学习文件，联系自己。”那个无孔不在的审查官占了上风，他已从大脑即将崩溃的恐怖中，看到了急流勇退的对策，“将来我尚可于新的文教机构，担负一个小小职务，为国内各地有区域性工艺美术馆垫个底。”
如此低声下气，为求得一个小小职务，这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可曾回首当年意气风发之时。一九三一年写的《甲辰闲话》中，他信心十足地展示宏大的创作计划：“我预备在我活着的日子里，写下几个小说，从三十岁起始到五十岁止，这二十年内条件许可当把它继续完成，我将用下述各样名字，作为我每个作品的题名。一、黄河，写黄河两岸北方民族与这一条肮脏肥沃河流所影响到的一切。二、长江……三、长城……四、上海……五、北京……六、父亲……等等。”一直列到十一个条目，假如天若助人，沈从文的这些长篇系列皆能落实到文字，岂不又是一个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问世。
沈从文只是诸多文人悲剧中的一个，我常在脑海中萦绕另一幅迥然不同的画面，要是沈从文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悄悄地写下他早先题名的那些鸿篇巨制，再带往国外出版；要是能拥有索尔仁尼琴似的坚强神经……我知道这种理想化的想象丝毫无助于现实，在汉民族这块土地上，我们的境遇、思考毕竟有别于异域。谈到此类问题，父亲毫不犹豫地对我说，要是你在那时，也一样不敢写自己的东西。我一怔，没有回答。我明白“要是我在那时”是个事实上不成立的命题，带着当下的思考理直气壮地回答也毫无意义。问题的关键是，这件事促使我不要简单化地理解历史，哪怕你觉得设身处地，其实也仅仅是将想象和历史拉得较近一点而已。
“日常性依赖”不失为一种较好的理解途径，这个概念来自雅恩·帕托什卡，我们不熟悉也未见汉语译本的一位捷克哲学家，当年他和哈维尔一起成为“七七宪章”运动创始人和发言人，后遭迫害死于狱中。他总结了些并不怎么深奥，但意义非同小可的道理，如非本质、异化、不公正等现象，也就是专制政权赖以存在的土壤，“是我们对日常性的无限关注，而日常性只能保障所谓的‘完满结局’。也正是那些吸引我们的舒适感觉与小恩小惠让日常性逐渐占领了我们的生活和意识。能够自由地作出牺牲，是帮助我们切断与日常性联系的办法。日常性只能将自由的人类变为顺从的奴隶”（《欧洲精神》，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沈从文的日常性依赖绝非是生活中的小恩惠及舒适，但反过来说，生活中的安静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日常细节，它可以作为生活深渊里的稻草，一旦抓住了它，沈从文便不会完全发疯。
他不顾屈辱地给丁玲去信就是个例证，“实需要把生命导入正常，来参加新国家建设第一步路！丁玲，这就恐怕不是我自己努力振作能了事，还是中共对我的处理，如第一步就是家庭破裂，我想我神经崩毁恐将无可补救，任何工作意义也没有了！我明白我自己神经所能忍受限度。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
可见他对“三姐”张兆和的依恋程度，大难临头，亲情的维系显得尤为重要，而这种维系或是一种“日常性依赖”。当然，这只是日常性表面的一种征象，他的“三姐”在沈从文一九六一年看了《战争与和平》，重振写作信心时，给他的信中提出校正的意见：“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对创作所采取的态度，你的一些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够全面，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这些个人情绪妨碍你看到许多值得人欢欣鼓舞的东西。”
沈从文害怕夫人离去，甚至如顽童般将自己愿意被意识形态改造的前提，建立在夫人不分离的许诺上。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更为精致聪明的改造方案，是将已经脱胎换骨的夫人放在沈从文身边，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可见，帕托什卡所说的“日常性只能将自由的人类变为顺从的奴隶”多少印证了沈从文的绝境。
沈从文在不断的检查、自我否定、检讨自己写的六十多本书全是粗制滥造以后，终于熬了过来。令人不胜悲凉的是，随着他体内自我审查官的隐退，那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早已消失殆尽了。
那个主张乌托邦、民生旗幡的新大陆，伸出热情洋溢的栈桥拥抱这些一腔热血的文人们。沈从文过后为自己辩解时，强调当时是可以离开大陆的，留在新中国本身足以说明立场的坚定。就是这批依赖汉语写作土壤、对新世界抱有热望的作家在越过那座栈桥后，日渐感到一丝丝寒意在身后滋生，回眸之时，一切皆晚。
最早感受到后背脊梁骨发毛的便是可走而没走的沈从文。按常识而言，沈从文与那批左翼文人，尤其是郭沫若，没有深仇大恨，只是在文字、看法上有些过节，自古文人相轻，大都不至于真刀真枪。令沈从文万万没料到的是，青岛栈桥从此再也不会通向他的文学彼岸。
那年夏天去青岛，最想拜谒一下沈从文故居。沿着文化名人故居一条街找去，进了几栋颓败、静谧的小洋楼，点点光斑在米黄的砖瓦墙上留下旧时的痕迹，终究未见着大门口的铜牌，也不知哪一栋是他暂居过的房子。路途偶遇一人，听说我找沈从文旧居，好奇地问我是否有什么很深的情结在里面。其实，我不过是喜欢不时翻翻他的散文、书信，清淡的文字又不乏结实，湘西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十分鲜活，而他本人后来的遭遇也让人不禁唏嘘，甚或痛心。
青岛真是个适合于写作的地方，青山旁水，气候宜人，对沈从文而言，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一九六二年，他已十多年没写作，来到此地重整旗鼓，为了写一部二十五万字的小说，已收集了七八万字的材料。虽说题材取自于投身革命的一个亲戚，关键是看他怎么写。这时，他遇到了构思上的瓶颈。
在给张兆和的信里，可看出他犹豫不决：“四哥那个小说长期以来不知如何下笔。不知用某一方法，即比较容易处理而对读者却易于领会。我对一般方式（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不拟采用，应还有更合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于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
他知道《红旗谱》的手法，不适合。写革命者，是他没法脱出的怪圈，不是说革命题材难以出彩，恰恰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氛围，使得沈从文的体内日渐变化，自然而然地生长出一个自我审查官，它看着沈从文每走一步，就会如影子般紧随其后。这如同一颗硕大的肿瘤吊在笔杆上，写下的每个句子，它具有优先定夺权。你要忍痛割掉它，恐怕要冒极大的风险，像连体婴儿，皮下的血管互为依存，所以沈从文根本不会考虑写有悖主旋律的题材。其实，每个人的内心多少都躲着一个审查官，比如起码的道德底线，不也是在那里暗中划线吗？那或是文明应承受的代价。可作家怎么能生个如此骇人的肉瘤，它又是怎样生出来的？
沈从文一九四九年初神情恍惚的神态让人心痛。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给他扣上一顶“粉红色作家”的帽子，并打入 “反动派”行列。造成的冲击有多大姑且不论，起码，是不是成为他精神失常的主因确也难以排除。他可怜巴巴地给丁玲写了封信，说：“本出于恐怖迫害，致神经失常，于气、急、怕中逐渐加深，终于崩溃。”进而恳求她照应一下：“每个人的神经张力究竟有个限度，一过限度，必崩毁无疑也。望为转相关方面一下。……近数月在退思补过意义下，检讨结果，以及受的现实教育结果，我已变了许多。已尽了最大克制力，学习文件，联系自己。”那个无孔不在的审查官占了上风，他已从大脑即将崩溃的恐怖中，看到了急流勇退的对策，“将来我尚可于新的文教机构，担负一个小小职务，为国内各地有区域性工艺美术馆垫个底。”
如此低声下气，为求得一个小小职务，这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可曾回首当年意气风发之时。一九三一年写的《甲辰闲话》中，他信心十足地展示宏大的创作计划：“我预备在我活着的日子里，写下几个小说，从三十岁起始到五十岁止，这二十年内条件许可当把它继续完成，我将用下述各样名字，作为我每个作品的题名。一、黄河，写黄河两岸北方民族与这一条肮脏肥沃河流所影响到的一切。二、长江……三、长城……四、上海……五、北京……六、父亲……等等。”一直列到十一个条目，假如天若助人，沈从文的这些长篇系列皆能落实到文字，岂不又是一个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问世。
沈从文只是诸多文人悲剧中的一个，我常在脑海中萦绕另一幅迥然不同的画面，要是沈从文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悄悄地写下他早先题名的那些鸿篇巨制，再带往国外出版；要是能拥有索尔仁尼琴似的坚强神经……我知道这种理想化的想象丝毫无助于现实，在汉民族这块土地上，我们的境遇、思考毕竟有别于异域。谈到此类问题，父亲毫不犹豫地对我说，要是你在那时，也一样不敢写自己的东西。我一怔，没有回答。我明白“要是我在那时”是个事实上不成立的命题，带着当下的思考理直气壮地回答也毫无意义。问题的关键是，这件事促使我不要简单化地理解历史，哪怕你觉得设身处地，其实也仅仅是将想象和历史拉得较近一点而已。
“日常性依赖”不失为一种较好的理解途径，这个概念来自雅恩·帕托什卡，我们不熟悉也未见汉语译本的一位捷克哲学家，当年他和哈维尔一起成为“七七宪章”运动创始人和发言人，后遭迫害死于狱中。他总结了些并不怎么深奥，但意义非同小可的道理，如非本质、异化、不公正等现象，也就是专制政权赖以存在的土壤，“是我们对日常性的无限关注，而日常性只能保障所谓的‘完满结局’。也正是那些吸引我们的舒适感觉与小恩小惠让日常性逐渐占领了我们的生活和意识。能够自由地作出牺牲，是帮助我们切断与日常性联系的办法。日常性只能将自由的人类变为顺从的奴隶”（《欧洲精神》，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沈从文的日常性依赖绝非是生活中的小恩惠及舒适，但反过来说，生活中的安静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日常细节，它可以作为生活深渊里的稻草，一旦抓住了它，沈从文便不会完全发疯。
他不顾屈辱地给丁玲去信就是个例证，“实需要把生命导入正常，来参加新国家建设第一步路！丁玲，这就恐怕不是我自己努力振作能了事，还是中共对我的处理，如第一步就是家庭破裂，我想我神经崩毁恐将无可补救，任何工作意义也没有了！我明白我自己神经所能忍受限度。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
可见他对“三姐”张兆和的依恋程度，大难临头，亲情的维系显得尤为重要，而这种维系或是一种“日常性依赖”。当然，这只是日常性表面的一种征象，他的“三姐”在沈从文一九六一年看了《战争与和平》，重振写作信心时，给他的信中提出校正的意见：“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对创作所采取的态度，你的一些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够全面，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这些个人情绪妨碍你看到许多值得人欢欣鼓舞的东西。”
沈从文害怕夫人离去，甚至如顽童般将自己愿意被意识形态改造的前提，建立在夫人不分离的许诺上。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更为精致聪明的改造方案，是将已经脱胎换骨的夫人放在沈从文身边，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可见，帕托什卡所说的“日常性只能将自由的人类变为顺从的奴隶”多少印证了沈从文的绝境。
沈从文在不断的检查、自我否定、检讨自己写的六十多本书全是粗制滥造以后，终于熬了过来。令人不胜悲凉的是，随着他体内自我审查官的隐退，那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早已消失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