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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是公众对共同关心而又有争议的问题所持的大体一致的意见。舆论表达了人心的向背，它是一种精神的、道义的力量，对社会具有调节失衡的作用。舆论的载体或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古代民谣、清议、谏、公论、檄文、揭等，实质上，就是一个“言路”问题。长久以来，舆论被认为是政治变化的先兆和晴雨表，可预测社会动荡、政权的更迭……下面就社会舆论
在我国古代历朝兴废的更替中，表现的催生作用做一些浅析。
先秦两汉时期：疾风暴雨般的舆论
秦汉之际的舆情表达。秦王朝建立起了统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在百废待举、人心未稳的历史时刻，秦始皇没有以惠政来恢复经济，安抚人心，社会上出现了诸如“东南有天子气”等传言。在反秦战争中，陈胜、吴广制造了“篝火孤鸣”之类的异象，刘邦起兵时用“书帛射城上”，宣告“天下苦秦久矣”!刘邦宣布“约法三章”，很得人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项羽入咸阳，“屠烧咸阳秦宫室”令“秦人大失望”。于是陷入“四面楚歌”。
两汉之交的舆论准备。西汉后期，借灾异言政事之风颇为盛行。在民间，元成之际的童谣“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暗示着汉家国运在劫难逃。刘秀称帝前也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舆论准备。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谶语，“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客观上为刘秀起事并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魏晋南北朝的舆论造势
魏晋南北朝是社会大动荡、大变乱时期，民心思定，反对暴力与强权。这一时期的民谣和舆论都渗透着“白骨露天野，千里无鸡鸣”的萧瑟，流传着“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的童谣，揭露了董卓胡作非为，天怨人怒。于是社会舆情也处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风云飘摇中，各地政权也如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直到隋文帝统一天下。
隋唐之末的民谣鼎沸
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昏君，这时的民谣也就非常多。“一张纸，两张纸，容量小儿做天子。”讽刺炀帝谋反，落得身败名裂。“柳条折尽花飞尽”，隐喻当时民财穷窘，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又暗指炀帝众叛亲离，行将土崩瓦解的政治统治。隋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密兵逼洛阳，讨炀帝檄文中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渡，流恶难尽”，做足了舆论准备。
五代宋元之交的舆论宣传
唐末之后的五代十国，由于长期处于藩镇割据状态，黑暗的统治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他们被迫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到了北宋末年，当时民谣流传着：“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方腊起义、宋江起义风起云涌，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口号，沉重打击了北宋政权。
元末明初的舆情高涨
到了元朝末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童谣反映了元代末年日薄西山、险象环生的政治局面，形象而生动地概括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农民起义发展的情形。农民起义军宣传“明王出世”和“弥勒佛下生”，他们“倡言天下乱”，农民起义使摇摇欲坠的元帝国终于在战火中灭亡。朱元璋为消灭各种势力，采纳牛升为其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并打出“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帜，建立大明王朝。大明王朝建立初期，发表了北伐檄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分化瓦解了蒙古、色目各族上层贵族，为稳固明朝江山起到了良好的舆论作用。
明末清初的民间舆论造势
舆论的功能是自在的，而引导舆论则是自为的。明后期，万历三十二年，“民不聊生，大乱将作。”在《凤阳花鼓》民谣中，就有“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反映了农民对封建统治者的愤恨。明清之际农民起义频发，民谣反映了民心向背。“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够有闯王”。清军入关，严明军纪，争取向附。在入关檄文中：“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大清皇太极通过“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等统一政权，实现了大清政权一统天下。
晚清的舆论争鸣
清后期，“公家之丰，置若罔闻，而兮树党援，飞诬排陷”。流传着“三年清政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谣，内忧外患，使清朝走了下坡路。白莲教宣称“劫运”已满，弥勒佛即将出世。李文成和林清领导的天理教根据“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遍地开放”的天书内容，决定中秋节起事。当时有“女的红灯照，男的义和拳，赶出赶不散，提也提不完”的民谣，表达了群众情绪的自然流露。道光年间，鸦片大量输入中国，造成了“不惟天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使清朝政府国库空虚，经济、政治陷入崩溃的境地。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曾提出过“变法自强”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倡新学、开民智、育人才”，但最终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告终。此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不断壮大，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国民政权”的口号，创立了一系列的“民报”、“民呼”、“民吁”等报刊，进行舆论引导和宣传。
从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来看，往往是顺应舆论，制造舆论，以期赢得广泛的社会与民众的支持，而仅仅依靠强制手段，文字狱、言禁、报禁来打击舆论，这样不仅不会从根本上消灭舆论，反而会遭受舆论的反驳，由道义上的被谴责变为武力上的被打击。由此可见，社会舆论虽然不是历史演进的根本力量，也不能视为政权嬗代的决定因素，但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的确承担着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1.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尹韻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3.王醒：《中国古代传播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方汉奇：《中国古代的报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山西广播电视台科教频道记者)
编校：郑 艳
在我国古代历朝兴废的更替中，表现的催生作用做一些浅析。
先秦两汉时期：疾风暴雨般的舆论
秦汉之际的舆情表达。秦王朝建立起了统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在百废待举、人心未稳的历史时刻，秦始皇没有以惠政来恢复经济，安抚人心，社会上出现了诸如“东南有天子气”等传言。在反秦战争中，陈胜、吴广制造了“篝火孤鸣”之类的异象，刘邦起兵时用“书帛射城上”，宣告“天下苦秦久矣”!刘邦宣布“约法三章”，很得人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项羽入咸阳，“屠烧咸阳秦宫室”令“秦人大失望”。于是陷入“四面楚歌”。
两汉之交的舆论准备。西汉后期，借灾异言政事之风颇为盛行。在民间，元成之际的童谣“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暗示着汉家国运在劫难逃。刘秀称帝前也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舆论准备。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谶语，“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客观上为刘秀起事并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魏晋南北朝的舆论造势
魏晋南北朝是社会大动荡、大变乱时期，民心思定，反对暴力与强权。这一时期的民谣和舆论都渗透着“白骨露天野，千里无鸡鸣”的萧瑟，流传着“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的童谣，揭露了董卓胡作非为，天怨人怒。于是社会舆情也处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风云飘摇中，各地政权也如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直到隋文帝统一天下。
隋唐之末的民谣鼎沸
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昏君，这时的民谣也就非常多。“一张纸，两张纸，容量小儿做天子。”讽刺炀帝谋反，落得身败名裂。“柳条折尽花飞尽”，隐喻当时民财穷窘，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又暗指炀帝众叛亲离，行将土崩瓦解的政治统治。隋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密兵逼洛阳，讨炀帝檄文中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渡，流恶难尽”，做足了舆论准备。
五代宋元之交的舆论宣传
唐末之后的五代十国，由于长期处于藩镇割据状态，黑暗的统治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他们被迫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到了北宋末年，当时民谣流传着：“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方腊起义、宋江起义风起云涌，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口号，沉重打击了北宋政权。
元末明初的舆情高涨
到了元朝末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童谣反映了元代末年日薄西山、险象环生的政治局面，形象而生动地概括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农民起义发展的情形。农民起义军宣传“明王出世”和“弥勒佛下生”，他们“倡言天下乱”，农民起义使摇摇欲坠的元帝国终于在战火中灭亡。朱元璋为消灭各种势力，采纳牛升为其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并打出“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帜，建立大明王朝。大明王朝建立初期，发表了北伐檄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分化瓦解了蒙古、色目各族上层贵族，为稳固明朝江山起到了良好的舆论作用。
明末清初的民间舆论造势
舆论的功能是自在的，而引导舆论则是自为的。明后期，万历三十二年，“民不聊生，大乱将作。”在《凤阳花鼓》民谣中，就有“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反映了农民对封建统治者的愤恨。明清之际农民起义频发，民谣反映了民心向背。“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够有闯王”。清军入关，严明军纪，争取向附。在入关檄文中：“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大清皇太极通过“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等统一政权，实现了大清政权一统天下。
晚清的舆论争鸣
清后期，“公家之丰，置若罔闻，而兮树党援，飞诬排陷”。流传着“三年清政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谣，内忧外患，使清朝走了下坡路。白莲教宣称“劫运”已满，弥勒佛即将出世。李文成和林清领导的天理教根据“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遍地开放”的天书内容，决定中秋节起事。当时有“女的红灯照，男的义和拳，赶出赶不散，提也提不完”的民谣，表达了群众情绪的自然流露。道光年间，鸦片大量输入中国，造成了“不惟天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使清朝政府国库空虚，经济、政治陷入崩溃的境地。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曾提出过“变法自强”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倡新学、开民智、育人才”，但最终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告终。此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不断壮大，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国民政权”的口号，创立了一系列的“民报”、“民呼”、“民吁”等报刊，进行舆论引导和宣传。
从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来看，往往是顺应舆论，制造舆论，以期赢得广泛的社会与民众的支持，而仅仅依靠强制手段，文字狱、言禁、报禁来打击舆论，这样不仅不会从根本上消灭舆论，反而会遭受舆论的反驳，由道义上的被谴责变为武力上的被打击。由此可见，社会舆论虽然不是历史演进的根本力量，也不能视为政权嬗代的决定因素，但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的确承担着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1.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尹韻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3.王醒：《中国古代传播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方汉奇：《中国古代的报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山西广播电视台科教频道记者)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