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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个地主时代的院子，院子里原本住了几十号人，如今只剩父亲一个人了。
一
我家有个地主时代的院子，院子里原本住了几十号人，如今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了。
每天一清早，父亲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门槛上，一边抽烟一边朝远处看，他似乎把整个村子都看空了，把整个大山都看空了。屋顶上原来是有喜鹊喳喳叫的，这种喜讯越来越少了，所以喜鹊已经消失了，换成了不祥的乌鸦呱呱地叫。
我家那个村子叫塔尔坪，属于陕西秦岭东边的丹凤县庾家河镇，这个村太不起眼了，以至于你在地图上不仅查不到，在任何典籍中也是翻不出来的。如果你读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恍惚间，你会以为那个叫马孔多的小镇，就是我的故乡塔尔坪，可能马孔多的经历比起塔尔坪还要逊色不少。塔尔坪方圆十来公里，依山傍水居住着近百户人家。这些人家全部是清一色的姓陈，取名字也是有规矩的，是要按着辈分来的，一听名字，长幼尊卑，自然明白。原因是，塔尔坪的陈氏全由一个祖先开枝散叶而来，每隔几年就会修一次族谱，记下每户考取功名的情况，以及各家人丁的生卒年月。我翻过陈氏族谱，薄薄的几十页，始祖以下的辈分，顺序是宜、治、先、元、正，我自己是“元”字辈的。
塔尔坪的地势，也叫风水，是极为少见的。一般情况下，无论山有多大，都应该有一个出口。但是塔尔坪像个水壶，是没有出口的，出口都在天上，一年四季吐着雾气，从上边俯视的时候，像一只水壶架在炉子上。条条山溪汇在一起，形成了一条无名河，自西向东流下，眼看着就要汇入大河的时候，被一座山给凭空挡住了，河水一下子不见了，又从山的另一头以泉水的形式冒了出来。像是正在给人沏茶倒水一样。这种群山环抱式的地形，在中国风水理论里边，属于生龙诞凤的风水宝地。在清朝的时候，朝廷派人寻访名山大川，想找一块皇家陵园，风水师啧啧称奇，把我们塔尔坪报了上去，但是这里山高皇帝远，地方又十分狭小，根本没有办法建陵园，也没有空间办祭祀大礼。于是风水师建议，塔尔坪有帝王之气，需要在这里建一座七层佛塔，把这块宝地给镇住。在民国的时候，这座塔风吹雨淋就倒掉了，这便是塔尔坪之名的来历。
塔倒之后，我们村的人欢呼雀跃了好多年，传得比较响的说法是将出一个大人物。村里人胆子大，什么都敢想，起初说是要出皇帝的，可是后来听说皇帝被废除了，改叫大总统了，再后来叫委员长，再再后来叫主席，大家就这样一起改了过来。凡是每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大家便聚集在村口的大核桃树下，听着那一声声啼哭，眼巴巴地瞅着，希望那个大人物就是这个婴儿，可是村里人等着等着，孩子一个个出生了，又一个个长大了，没有一个有太大出息的，直到后来村里的青年人全进城打工了，没有孩子在这里出生了，大家才彻底失望了。到了近些日子，我因为写点文章一时名气大增，消息就从上海传回了塔尔坪，大家又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了。
还是回头说说塔尔坪吧。话说一百多年前，有两位亲兄弟，有说是逃荒的，有说是避难的，寻访到了这块地方，大兴土木，开山种地，从此扎下了根。这就是我们陈氏在塔尔坪的始祖。有个讨饭的女人，循着炊烟也来到了塔尔坪，一个人嫁给了两个兄弟。两个兄弟生有六个儿子，属“宜”字辈，我们称为“老太”，按长幼分为六支。六支又依山势地形，建了六座前庭后院，娶回六个女人。六支又各生六子，按长幼称为六房，属“治”字辈，每房再建一个大宅院，总共六六三十六房，陈氏自此在塔尔坪枝繁叶茂地蔓延开来。
我的爷爷叫陈治坤，是兄弟六个中的老二，所以被我们那一支称为二房。我们管爷爷，不叫爷爷，叫“嗲”。二房在所有六房当中，不算是人丁兴旺的，但也生了五个儿子，四个女儿，属“先”字辈。也就是说，我有五个伯伯叔叔，有四个姑姑。我管父亲也不叫父亲，而是叫“爹”。父亲大名叫陈先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所以他的小名叫六娃。我就为这个小名，还被父亲打过屁股。原因是，小孩子之间吵架的时候，别人都骂我“六娃鸟，娟子逼”，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以为“六娃”与“娟子”，就跟“狗日的”一样，也是骂人的词语，于是别人骂我的时候，我也大声回敬几句“六娃鸟，娟子逼”。别人听了就哈哈大笑，父亲听了，就十分来气，拿着棍子抽打我。一直到好多年后，我才明白过来，六娃与娟子不过是父亲母亲的小名而已。
我每次回去，父亲都会指着只剩下他一个人的大宅院，对我说，我们二房当年多热闹呀，最多的时候有几十号人，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院子里蹲着，黑压压的一大片啊。确实如此，不光我们二房，其他陈氏三十六房，这些年走的走，迁的迁，死的死，如今这个村子，已经慢慢地空了，族谱编修大典原定三年一次，也全部荒废掉了。因为后生们个个进了城，全部流到了天南海北，根本没有办法聚齐大家，所以哪家有了功名，哪家添了新丁，一概是不明不白的。
虽然如此，我们塔尔坪的族谱还有一项内容，一直是没有停止记载的，那就是死。塔尔坪大部分老人，都是死在塔尔坪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愿意出门，自然就死在这片土地上，埋在这片土地上。有那么几个，勉强随着儿孙待在城里了，但是死前都是留有话的，得把他们拉回塔尔坪去。有一个远房的伯伯，随着儿子一起去了南京，在那里日子过得很滋润，像当地主的时候一样，吃完了饭，专门有佣人打一盆热水，一边给他洗脚一边给他捶背。老人去世之前，儿子希望在中山陵边上，买一块上好的墓地，雕刻一个汉白玉的墓碑。而且答应会像活着的时候一样，不但要给他送小汽车，送别墅，还要送一对金童玉女，专门侍候老人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但是老人留下遗言，一定得落叶归根，而且得留个全尸，万万不能火化。老人去世时，可难坏了儿子。儿子为难的不是城里墓地有多贵，而是老人死在医院里。在城里，人死了，更是不自由了，你没有任何权利从医院里运走尸体，只能由专车直接运往火葬厂。最后儿子花了很多钱，才把尸体偷运了出来，自己开着车，走了三天三夜，回到了塔尔坪。我回塔尔坪探亲的时候，看到过他气派的墓，像一只花蝴蝶一样伏在路边，只是走近了细看，墓前已经生了荒草，怕是好久没有人祭拜过了，显得无比的苍凉而孤单。 族谱记载的事情原来是由族长负责的，自从族长也死了，这项关于死亡的内容，就由我的小佬（小叔叔）负责下来了。原来是要开大会的，还要焚香祭祖的，这些礼节如今虽然省略了，不过每次有人死了的时候，小佬就一个人默默地坐在灵堂里，把死者一生的信息记在了族谱里。我翻过一遍我们的族谱，前半部分像是一棵大树枝繁叶茂，到了最近十年，尤其是小佬接手之后，因为没有生，只有死，而且死人也越来越稀少了，这棵树就慢慢瘦了，衰败下来了，不再像是一棵树了，而像是映在水中的颠倒过来的一根小草。
这根小草就是父亲。我恍然大悟，预言中的这个大人物不是别人，应该就是我的如一根小草一样的父亲。
二
在父辈之中，大伯是一个谜，好像他从没有来过，又好像从没有死去，但他又像是悠悠飘过的一朵白云，确确实实地在我们的头顶停留过。
大伯是没有名字的，不明白是根本没有起名字，还是大家已经忘记掉了，反正他是“先”字辈，应该叫“陈先”什么的。大伯生于何年，同样没有人记得了，既然他是兄弟五个中的老大，与一九三八年出生的父亲之间，还夹着一个兄长、两个姐姐，照着这个推算下去，大伯应该是一九三零年以前出生的，还属于国民党的天下。他又是没有任何子嗣的一个，也是不知道葬身何处的一个，不知道是死于哪年哪月的一个。说不定他有名字，也有子嗣，而且如今还依然健在，原因是他根本不是死，而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是消失了。在我们塔尔坪，这个如烟如雾的大伯，激起了大家无穷的想象力，有人把他想成了《上海滩》里的许文强，有人把他想成了邱少云或者黄继光，还有人把他想成了周扒皮或者刘文彩，塔尔坪人见识少，就认识这么几个人，不管是正面的反面的，提起大伯的时候就眉毛胡子一把抓。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人觉得格外地神秘，似乎是无所不能一样。所以大家对大伯充满了敬意，这种敬意有点像对待神仙，似乎大伯已经化为了神仙。
据父亲回忆，在大伯十八岁的那年六月，他正在院子前的那块麦地里收割麦子，大片的麦子已经金黄，布谷鸟在远山上不停地叫着，这时候突然冲来一群荷枪实弹的人，把大伯就从麦地里直接揪走了。大伯当时是光着膀子的，想回家带件衣服，顺便再给家里人打个招呼，但是这群人以为他要逃跑，干脆把他裤子也给脱了，光着屁股五花大绑着架走了。他不停地呼叫着，一家人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这帮人端着枪，瞄着麦地里的麻雀，不时地开上一枪，吓得大家都直哆嗦。
这就是国民党拉壮丁，也就是大伯被强迫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兵。当兵后，大伯随着部队一直南下了，因为民国时期我们塔尔坪，还不属陕西的地盘，而是河南管辖的。有一些壮丁，中途就逃回来了，捎了一连串的口信，一会说大伯到武关了，一会说大伯到西峡了，一会说大伯到南阳了。最后一个消息是从南阳传回来的，说是部队里患了传染病，个个肚子闹得稀里哗啦的，别说是上前线打仗了，连枪杆子也端不稳了，晚风一吹就倒成了一片。那阵子南阳正逢连阴雨，部队就在卧龙岗卧了半个月。再往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因为我们方圆的壮丁本来就少，要么被乱枪打死了，要么患病死掉了，连个捎口信的也不剩了。
在我幼小的心里，一直想不明白几件事情：一是方圆几十里，多数是我们家的土地，我的母亲就是用一亩地换来的，作为地主崽子的大伯大少爷，为什么还会亲自下地收割麦子呢？难道地主家没有雇长工吗？二是听父亲私下悄悄告诉我，我们二房之所以成了大地主，大房、三房、四房、五房和六房却成了贫农，并不像社会上传言的那样可恶，是剥削来的，是霸占来的，女人都是抢来的。反而是那些穷苦人，多是一些好吃懒做的败家子，他们吃空了祖先留下的家当，就卖自己的土地，或者看到形势不好，就把土地卖掉及时享乐了。我们二房的每一块地，除了上边留下的和自己修的，都是用白花花的银子从他们手中买来的，就跟如今大家买房子是一个道理。但是勤劳的人为何就变成剥削阶级了呢？三是既然是大地主，应该是资产阶级，应该和国民党是一伙的，为何国民党不保护自己人呢？把大伯这样的同伙给抓走了，竟然落得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地步，在国民党统治的天下，我们大地主是受害者，解放以后的新社会，我们仍然被批被斗的，照样成了受害者，原因何在呢？都是家里富裕惹的祸吗？
大伯失去音信之后，几十年间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他的兄弟姐妹几个，好像没有人主动寻找过他。我的理解是，对父母而言，那时候人命是不值钱的，甚至不如一只鸡一条牛，鸡可以下蛋，牛可以犁地，死了后都可以吃肉，而人死活都是不能吃肉的。我的印象中，如果家里有一头牛丢失了，是要打着马灯连夜进山，把它给找回来的。我有几次采药迷路了，半夜还没有回家，是没有任何人关心的，待遇比那些畜生差远了。对兄弟而言，少了一个大伯，就少一个人分家产。后来分家产的时候，为了多分一个碗，多分一把椅子，除了大伯不在，剩下的四个兄弟之间，打得头破血流。我的父亲心软，懒得争吵，一个大院落，最后只分了两间房，一把铁锨，两个碗。碗是黑陶碗，一看就是私窑里烧制的，不是圆的，是不规则的，一个还是破的。恐怕还有一个原因也至关重要，兄弟几个仅地主崽子的身份，天天就得被拉出去批斗，瓦烧不蓝要批斗，天不下雨也要批斗。我的堂兄与我的大姐，成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那个时代，在学校里考试基本第一名，但是就因为成分不好，不但不能上大学，连当个团员的资格都没有。大伯如果还活着，那可是国民党的兵，国民党的兵就是敌人，就是反革命，如果把反革命给找回来，兄弟们自然是要受到牵连的，就不是批斗而已了，就是找死了。
不过，摘掉地主帽子后，中国就改革开放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了，大家一窝蜂地开始赚钱，个个都梦想着睡一觉醒来，眼睛一睁就成了大富翁。我这个放牛娃当然也不例外。我就实话实说吧，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是那个灰姑娘，大伯就是那个会变魔术的老婆婆。我对大伯的兴趣达到了极致，感觉他不是我的大伯了，而是埋在地下的一笔宝藏。我私下里是找过几次大伯的，相信我们二房的堂兄堂弟们，也私下里找过大伯的。谁先找到了大伯，就等于是找到了这笔宝藏。因为，即使是大地主，照样是可怜巴巴的农民，有几件值钱的家具和古董，也被贫农们给分掉了，哪怕就是陈氏的其他几房，也没有出过一个当官的，更没有几个发财的。而大伯，是唯一可能为我们创造奇迹的人。 当放牛娃的那阵子，我一边把牛放到山坡上，望着远处空蒙的大山，一遍遍地呼唤着“大伯啊大伯”，像我们那里呼唤山神降雨一般，我不明白把他叫出来的意义是什么。每次当我站在山梁上大声呼唤的时候，总会把一群动物给吓得四处乱跑。有一次却不一样，一只锦鸡——在这里我只能称为锦鸡，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凤凰这个东西。一只锦鸡随着我的呼唤徐徐地降落在我面前的一棵大树上，它“嘎嘎”的叫声反而把我吓了一跳，我当时认定这不是别的，正是我的大伯转世了，或者是我的大伯派来的。大伯似乎问我，你叫我有什么事情吗？我说，没有事情呀。大伯似乎说，没有事情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呀？我说，我想你了呀。大伯似乎说，骗人的吧，你是我侄子，有事情你就快说吧，别客气。我说，你真是我大伯吗？那你就让我家的老黄牛怀孕吧。说实在的，锦鸡确实是存在的，我也和它对过话了，不过是我自言自语而已。对完话，锦鸡就飞走了，不久我家老黄牛果然就怀上了小牛犊子。还有挖天麻，天麻比较值钱，是我们塔尔坪最重要的收入，每到夏天大家就会一窝蜂地拥上山。能不能挖到天麻完全是要靠运气的，运气好的话会遇到一大片天麻林，运气不好的话恐怕连个天麻苗子也看不见。我小时候，运气好得出奇，别人都说我是发财的料子，所以我往哪座山里钻，大人孩子就跟着往哪座山里钻。他们说这是一个人的命，其实我有一个小秘密，从进山开始，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大伯，希望大伯能够指引我。
在若干年后，当我长大了，走出了塔尔坪，我是这样一次次寻找大伯的：我每到一个地方，无论是旅游还是开会，比较喜欢逛的地方是烈士陵园。我去过的烈士陵园非常多。在陕西，有商洛烈士陵园，有丹凤烈士陵园，在我们庾家河镇的山头上，建起来的一个战斗纪念亭。有一次从河南南阳经过，我去过南阳的烈士陵园；到江苏南京游玩的时候，我去过雨花台和中山陵；后来定居上海后，我还以《龙华烈士陵园》为题写过一首诗，“想永远躺在烈士陵园/凭着我一生也换不来一张门票/我常借着祭拜的名义/到这里欣赏桃花/顺便看看是否有我的亲人/已经为我做好了铺垫……”别人以为我比较爱国，是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我是在寻找我的大伯。去烈士陵园，除了找大伯，好处还是比较多的，一是缅怀烈士，提升自己的斗志；二是烈士陵园和寺庙一样，有时候确实景色秀美，比如我们丹凤县烈士陵园，整个县城没有什么地方能有这么多的鲜花，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
到烈士陵园找大伯，我是这么想的，当年大伯被拉壮丁了，进了国民党的部队，他是有机会弃暗投明的，如果他后来跑到了共产党的部队，当了一名八路军战士，而且为了民族的解放战死在沙场，甚至是堵过敌人的枪眼，炸过敌人的碉堡，成了一名英雄人物，那我们就是英雄人物的后代。英雄人物的后代除了很光荣，还应该享受很多待遇，比如提干，比如分房，比如发钱。我有一位同事，她长得很漂亮，嫁给了烈士的表姐的儿子的小舅子的侄子，这么拐弯抹角的关系都沾了不少光，每次业务考核都不合格，因为人家与烈士沾亲带故，不但没有被辞退还被调整到了不用干活就能拿钱的岗位上。所以，每次到烈士陵园，我就一块一块墓碑去找，看看有没有叫“陈先”什么的人。如果有，可能就是我大伯了。有一次我在丹凤县烈士陵园里，看到一块墓碑上，有一位烈士姓陈，后边两个字有些模糊不清，我有一些小小的激动，死缠滥打地找到了管理人员。人家搬出了花名册说，这里姓陈的烈士一大批，但是肯定没有叫“陈先”什么的，连“陈前”什么的都没有。让人气馁的是，在烈士陵园里，看到最多的是“佚名烈士之墓”，那一排排十分壮观，说不定大伯就在里边埋着了，但是再壮观没有名字对我有什么用呢？
有一次，我去庾家河镇办事，顺便坐下来吃了一碗浆水面，浆水是用野菜做的，等面条煮好了，你还可以走出小店的后门，采点新鲜的挂着露水的叶子，有薄荷，也有山蒜，直接放入热气腾腾的面里。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令人回味无穷的面条了。小店的老板娘说，你别看我这个小店，也算是老字号了，李先念当年在这里开过会，你坐着的这把椅子说不定也是革命家坐过的。这把椅子被磨得油光发亮，让我油然升起崇敬之情，我的屁股就不敢落坐了。吃完面，我激动地去查了查资料，李先念同志确实在庾家河街“春永茂”药铺开过会，商量在我们商洛建立革命根据地。他手下的部队在我们庾家河与国民党发生过一场战斗，冲锋了二十多次，在黄昏时夺回了阵地，死伤了一百多人。我当时就想，大伯名字中肯定有个“先”，而李先念也有个“先”，会不会李先念就是大伯呢？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改名字，总理改过名字，主席也改过名字。大伯改个名字这是有可能的，改名字在战乱时期是为了躲避敌人，在和平年代是怕家人打扰他，找他办事情，所以继续隐姓埋名了。大伯只留了一个辈分，以“先”做个纪“念”。我给陕西有关部门写过信，想核实一下自己的身份，这封信自然是石沉大海了的。我还找到了我们丹凤县党史研究部门，一个姓李的工作人员说，你这不是瞎掰吗？我姓李，李先念也姓李，起码三百年前还是一家呢，我都不敢和他攀扯什么，你就不要做梦了吧。
还有一次，是我看新闻联播的时候发现的，我发现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有一位十分伟大的人物，他叫陈云。听到陈云这个名字，按说我是不会联想到大伯的，实在是两个人差距太远了，连让人想一下的胆量都没有了。但是空闲的时候我还是在网上百度了一下，偏偏发现他有一个儿子叫陈元。陈元意味着什么？“陈”是我的姓氏，“元”是我这一代的辈分，而且我恰恰没有名字，直接就叫了“陈元”，和陈云之子陈元同名，这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啊。那阵子，我不再去烈士陵园了，而是经常去泡图书馆，专门查阅中共的党史资料，特别是有关陈云的资料。从资料中我找到了两个疑点：一是他生于一九零五年，起码比大伯要大二十岁；二是他的老家是江苏青浦（后划为上海青浦），根本与陕西不沾边。为此我不但借出差之机追到了北京，还一直追到了上海的青浦区，即使参观了陈云的故居，听完了陈云的革命事迹，我还是无法接受他不是我大伯的事实，因为陈云与父辈们的长相真是太相似了。“我爸叫李刚”很流行的时候，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得意地开了个玩笑，说“陈云之子陈元”。 两岸关系缓和后，尤其是大家对国民党不再那么敏感的时候，我开始喜欢看两岸关系的新闻了。特别是两岸来往频繁后，尤其喜欢看两岸之间的寻人启事，有电视台的寻人启事，也有报纸夹缝中的寻人启事，我会全部搜索出来，与台湾有关的，我都要想办法联系一下。大伯被拉了壮丁，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先是去了河南的，从河南再往前走，就是安徽了。从安徽再往前走，就到了江苏南京。南京是国民党的老巢，好多国民党官兵都是在垮台的时候，从南京随着蒋介石撤到台湾去的。我在想，大伯如果大难不死，在枪林弹雨中一路跑到了南京，然后随着某某人，一起逃到了台湾，找了个台湾美女，在台湾成了家，在台湾当了官，或者成了大企业家。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陈水扁在台上的时候，我怀疑陈水扁就是大伯，他既然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同样也可以不承认自己是塔尔坪的人。因为塔尔坪对他来说，有什么呢？除了他是这里落地的，从这里被绑走的，其实什么都没有，这里没有名山大川，没有历史古迹，连一座寺庙都没有，只有一帮穷苦的兄弟，或许这会让他羞耻的。那阵子，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台湾某某某亿万富豪回到大陆寻根问祖了，或者是某某某亿万富豪临死前，留下一大笔财产，委托律师转交给大陆的亲人，我就更加盼望大伯去了台湾。某一天我们就突然收到一封信，是来自台湾的关于财产继承的遗书。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来电显示是台湾的，我一阵惊喜地接通了，接通后才明白是推销大乐透的广告。
我在上海工作时，无意中认识了一个老板，他开了一家名字叫“龙”的婚纱摄影店。当时他请我帮忙，大意是让我给他们搞一个策划，把他的企业给炒作一下。我们约在徐家汇那边一起吃饭，我接到他的名片之后，发现他也姓陈，而且是从台湾那边来的。我当时就十分激动，那顿价格不菲的晚餐本是他要请的，最后我就糊里糊涂地买了单。这次见面之后，我给他们策划了一个活动，从残疾人中间海选十对恩爱夫妻，然后免费给这些恩爱夫妻拍摄艺术照，这项公益活动一下子引起了轰动，“龙”摄影一下子超过了“巴黎婚纱”。陈老板要感谢我，给我塞了一个大红包，被我拒绝了。这个陈老板三十来岁，企业做得很大，在全国各地都有连锁。从认识他那天开始，我就希望把他和大伯扯上关系，但是经过不断地了解和追问，人家祖宗八代，都是台湾那边的土著。我对陈老板说，我求你个事情吧。陈老板说，你尽管吩咐吧。我说，在台湾帮我找找大伯吧。当陈老板让我提供大伯的名字、出生年月等信息，我表示一无所知，只能告诉他，我大伯的故乡叫“塔尔坪”。陈老板很给力，在台湾好几个报纸上，都打了寻人启事，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什么也没有找到。我看到那张从台湾带过来的报纸，才恍然大悟，大伯离开的时候或者塔尔坪还不叫塔尔坪，而叫别的什么，因为塔尔坪也改过很多次名字，叫过红星村，也叫过大庙村。
以上，我对天发誓，不仅仅是我年幼无知时的幻想，进入中年后我还是心存希望，这是一个农民之后、一个草根之子的一份无奈的努力罢了。直到最近几年，当父辈们一个个离世，只剩下父亲一个人，整天看着偌大一个院子发呆的时候，我最最希望的，不是大伯给我带来什么依靠，给我带来什么意外的财富，而是以父亲的一个兄弟的名义仍然活着。推算一下，大伯如果没有死在战争之中，没有倒在那个乱世的疾苦之中，依然健康地活在人世的话，不过八十多岁而已呀。
三
有时候年龄是个与生命毫不相干的数字，无法用这个数字来表示一个人离死亡的距离。
说到真正的死亡，在我们二房最先离开的，而且是我亲眼所见的，就是我的大叔叔了，也就是父亲年龄最大的那个弟弟。我们把叔叔是不叫叔叔的，根据年龄大小，依次叫大佬、二佬或者小佬。
大佬叫陈先有，是一九四几年出生的，出生后没有几年，中国就基本解放了，算是在新旧交替的夹缝中出生的。大佬人长得没有任何毛病，相反和长辈们一样，高高的额头方方的下巴，一张“国”字型的脸。算命先生是这样描述的，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应是非贵即富的命。算命先生说，凭你这副模样，你就晒晒太阳、睡睡懒觉等着吧，肯定会有八抬大轿来抬你的。我爷爷，也就是我嗲，对他似乎也十分偏爱，把三间厢房分给了他，还分了一张床、两把太师椅、一张方桌和两口铁锅，另外还偷偷地塞了一些银元。就这么个人，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一辈子打了光棍。按照他的年龄推算，适婚年龄应该在一九六几年。我分析了一下：第一，恐怕是受了算命先生的影响，大佬比较懒，整天爱睡觉，太阳还没有落山，就钻进被窝里了，第二天太阳晒屁股了还是不起床，直接躺在床上晒太阳。有一阵子把脖子都睡歪了，索性把小名改成了“老歪”。他走路的时候，要不停地朝上伸着脖子，希望把脑袋扶正了，于是感觉那个脑袋不是长在脖子上的，而是放在脖子上的，搞不好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一样。那个年月是吃大锅饭的，大佬一个人挣工分，一个人吃饭，自然用不着那么卖命。大佬说，我光棍一条，不让我睡觉做梦娶媳妇，岂不是太残忍了吗？第二，那个年月，正好是斗地主的阶段，他虽然没有被划为地主，起码是地主的兄弟，这样的成分谁还敢嫁呢？对此，父亲的解释是，人在这个世上，像只蚂蚁似的，他命再好有什么用，也抗不住国家的命，斗地主那阵子浪头多大啊，他能保住一条小命就不错了，哪还有心思去想媳妇啊。
大佬一辈子没有成家，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一个“情”字。我是在几十年后，才了解到的。二。一二年，我远嫁到河南省灵宝县的小姨，得了癌症，临去世前念念叨叨地来到了塔尔坪。在我的印象中，小姨自嫁出去后，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塔尔坪，按照我大姐的说法，是和人赌气，具体赌什么气，大人从来只字不提。小姨生前最后一次回塔尔坪，去我母亲坟头坐了一会，唠叨了半天的话。顺便又去大佬的坟头，还给大佬烧了一堆纸。我问父亲，小姨和大佬有什么关系吗？她为什么要去坟头看他？父亲只顾着抽烟，并没有作声。大姐私下里说，小姨险些成了大佬的媳妇，门都上了，亲都订了，过门日子都查好了。我说，像咱妈一样，是用土地换的吗？大姐说，都解放多少年了，哪里还有土地呀。我说，那为什么飞掉了？父亲仍不作声。大姐那时应该还小，自然不明白具体原因，所以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从其他人口中，我了解到一个确切的消息，那就是小姨没有嫁给大佬，为此一下子离家出走了。她是在过门前两天跑掉的，她背着个包袱，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顺着一条羊肠小道，一声不吭地朝外跑，最后实在跑不动了，就停在了几百里外的河南省灵宝县。她一抬头，正好遇见一片玉米林，中间有几间茅草房，里面正在生火做饭。她也不招呼一声，便推门而入，掀开人家的锅盖，吃了十几个蒸红薯。她实在太累了，吃饱了，就倒在人家炕上，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中午。此户人家正好有一子，是个白癜风，脸色白得太吓人了，愁着找不到媳妇呢，于是经不住几句引诱，就地把自己给嫁掉了。我没有去过小姨家，但是大姐去过，住了三个月时间，说是让人十分失望。据大姐的描述，那地方比塔尔坪差远了，塔尔坪虽然山大沟深，人是住在山下的，而小姨家是住在黄土高坡上的，茫茫一片没有一棵树木，没有树木就没有乌鸦与喜鹊，连麻雀好像也没有。一家四五十亩的庄稼地，全是广种薄收的那种。最要命的不是粮食，而是那地方缺水，没有水就没有办法煮饭了。每天早上天不亮，小姨就会下山去背水。那里的水，不像塔尔坪有涓涓小溪，而是从泥土里渗出来的，半天只能勉强接到半桶水，到太阳彻底升起的时候，水就基本断流了。这半桶水背回家，先用来洗菜，然后用来洗脸，洗完脸再用来喂牲口，大姐在小姨家的三个月，没有洗过一次澡，这里的人一年到头都不会洗澡。我问大姐，那为什么不住到山下去呢？大姐说，庄稼地都在山上，住到下边更加艰难，何况也没有山下山上之分。我问，为什么不吃雨水呢？大姐说，吃雨水的呀，家家都有一个水窖，把雨水收集起来，水里都长了虫子。一年到头，雨水非常稀少，房子就不怕风吹雨淋，也与我们塔尔坪不一样。塔尔坪的房子都是青砖绿瓦，而小姨家的房子，全是土坯子垒起来的，上边铺了一层薄薄的茅草，仅仅为了遮光。小姨得的癌症，不是别的，应该是胃癌，半辈子没有水喝造成的。不过这是大家猜测的，家人要送她去医院检查一下，说是要死也得死个明白。她坚决不同意，说是没有意义。不明白小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个年代得胃癌去世的人是比较多的。大家还有不少猜测，说我母亲三十九岁的时候，就是得胃病去世的，我大佬也是得胃病去世的，虽然都没有得到什么诊断，但基本可以断定是胃病。因为没有粮食，大家整天吃树皮草根，还吃过一种粉状的石头，那胃已经不是胃了，像一个水泥搅拌机。大佬一个人挣工分，按说是够一个人吃的，但是有几年颗粒无收，工分根本分不到粮食。大佬没有吃石头粉，但是吃过玉米秆。在我记事的时候，我见过大佬吃玉米秆。他把颗粒无收的玉米秆，用刀一根根剁碎，然后放在一个磨盘上，磨成了粉。我们院子中间有一扇大磨盘，也许整天磨这些粗糙的东西，磨盘一天天薄了，一尺来厚的大磨盘，如今只有烧饼那么厚了。大佬用玉米秆磨成的粉，蒸了一锅馒头，出锅的那天早上，太阳特别地温暖，他坐在门槛上神秘地朝我招了招手。他说，饿了吧？我说，一天滴水未进了。他说着，掀起热气腾腾的蒸笼，把一个馒头扔在我的手心。我好像几年都没有吃过馒头了，看着白里透黄、黄里透青的馒头，我狠狠地咬了一口。才发现，这不是平常的馒头，牙齿咬在馒头上竟然打滑。怎么比喻那个馒头呢？我当时就告诉大佬，它很像牛粪疙瘩。如果放过牛的人，肯定捡过牛粪疙瘩。从牛肚子里刚拉出来的一摊摊牛粪，冒着热气就是这个样子，经过太阳晒干了，硬邦邦的也是这个样子。唯一不一样的，牛粪除了青草的味道外，还会有一点尿骚臭，而这个玉米秆蒸出来的馒头，是没有任何味道的，放在嘴里像老牛在咀嚼一把青草。
大家还有一点证据，可以证明大佬是患了胃病去世的。在他去世前的十几年间，不停地打嗝，不断地从胃里向上返酸水，后来时不时地开始吐血。特别是去世前两天，他躺在一张床上，像是一眼泉水一般，嘴里咕咕嘟嘟地冒着血水，偶尔往外吐出黑色的血块。大佬去世具体是哪一年不清楚，但肯定是一九八几年，比我母亲晚一点点，也就四十岁左右的样子。一九八几年，我们整个县只有一家医院，塔尔坪只有一个赤脚医生，还兼着给猪马牛羊看病，说是看病其实就是劁猪骟牛。大家无论生多大的病，从来不检查不打针，少数人会吃一点自采的草药。塔尔坪到处都是草药，山上除了天麻、灵芝之外，还有柴胡、苍术和五味子。五味子满山遍野都是，据说就是治胃病的，至少是开胃用的。我母亲是吃过几背篓草药的，大佬一生连草药都没有吃过，大部分人至死都是不吃草药的。不吃草药，不是因为不相信草药，而是草药采回来后，可以拿到小卖店里换盐。大家判断一个人是否去世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试鼻息，所以在塔尔坪从来不叫死，而叫断气，就是断了呼吸。当时，大佬的嘴一张一合，吐了一天一夜的血块，就被大家装在棺材里埋掉了，和我母亲的死法是一模一样的。多年之后，我怀疑他们根本没有死，甚至他们还有想法，只不过是闭着眼睛，按照现代医学的理论，起码还没有脑死亡，去做做手术，做做透析，也许能再活一年半载。但是谁让他们活在一个落后的年代，只能被人们匆匆忙忙地执行了“安乐死”。
大佬虽然寿命不长，一辈子没有成家，他却有一个儿子。父辈们兄弟五个，除了大伯生死不明外，其他活着的兄弟四个，不管什么情况，最后每家都有一个儿子。也就是到我们“元”字辈，有兄弟四个是续了香火的。说一句不敬的话，我怀疑大佬一辈子，可能都没有睡过一个女人，也就是没有一次性生活，至死他还是一个童子身。哪怕就是在梦里，恐怕他也是干净的。因为那个年代还保持在封建的旧社会，关键是在我们塔尔坪也没有一个女人，能够给他提供这个偷情的机会。所以大佬的儿子不是与哪个女人私生的，而是从我们堂兄弟几个人中过继的。过继儿子的过程，其实就是争财产的过程，我年少没有想得那么复杂，直到大佬百年之后，他名下的那三间厢房，和那几件红木家具，统统归了别人，我才突然明白过来了。
过继儿子的事情，是在大佬去世前五六年的时候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堂兄弟总共有五个人，有两个人可供选择。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堂弟，我是父亲的小儿子，他是我小佬也就是我小叔家的小儿子。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大伯生死不明，二伯只有一根独苗，叫陈元民，在堂兄弟中排行老大。大堂兄如今与大嫂一起，搬进一座寺庙当了住持；父亲有两个儿子，我的哥哥叫陈元聪，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二，我叫陈元，在堂兄弟中排行老四；小佬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陈元兆，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三，小儿子叫陈元华，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五。如此一来，能过继的最佳人选中，自然就是我与堂弟两个人了。我和堂弟是一年出生的，只是我比他大一个月，我是农历八月，他是农历九月。按照大佬的意思，他是比较喜欢我的，原因是我十分勤快，不仅砍柴放牛种地，而且还可以做饭洗衣，样样都干得很漂亮。在我十岁左右，还开始挖药材、做家具赚钱了，有了八十多块的存款。八十多块相当于现在的几万块，所以别人都叫我富翁。有许多大闺女小丫头的，托媒人上门开始提亲，其中不排除有大户人家的丫头。但是，最后真正过继的时候，却成了我的堂弟陈元华。对这事，我是很不在乎的，因为一旦过继之后，就变成别人的儿子了，感觉像被抛弃了似的。果然，元华很快就搬到了大佬家，与大佬一起睡一起吃，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做饭呀洗衣呀扫地呀，其实不管怎么看，都觉得怪兮兮的。我常常看到元华失魂落魄的样子，倒像是一个孤儿一样。
我终究还是后悔了。原因有几个：第一，刚才已经说了，三间漂亮的厢房归了别人，瓶瓶罐罐的古董、箱箱柜柜的家具都归了别人，还有核桃树自留山菜园子统统都归了别人；第二，过继手续办完，我的亲哥哥就在去河南淘金的途中出了车祸，意外地死了，那年他才十八岁，刚刚订了一门亲事，还没有正式娶亲。对于哥哥的去世，我从风水学与宿命论的角度，做出过一点反思。从我们房后的山形与门前的流水来看，命中注定一家只能存有一子。如果我过继给了大佬，成了大佬的儿子，那么我们家的香火，自然落在哥哥身上，我的哥哥也许就不会出意外，那么出意外的将会是谁呢？天意又是什么呢？从这一点上看，让我又想起了我那失去音信的大伯。
如果大伯依然在一个神秘的地方活着，上天也会安排一子给他来继承他的香火，那么他的遗产和我就没有任何相干了；如果大伯已经不在人世了，哥哥是不是奔他而去了呢？一切皆有可能，物质是不灭的，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一个人从一个地方消失了，他肯定会从另一个地方爬起来的。 大佬去世的时候，我与元华堂弟已经离开塔尔坪，去庾家河镇念书去了。也许是初一，也许是小学，我们两个一直在一个学校，我学习总是非常出色，每次都会考出第一名，元华虽然一直也很努力，并没有这样的好成绩。但是人的命运，真不是念书就能决定的，虽然我们那个时候改变命运的唯一手段就是念书。我最终考上了大学，吃上了商品粮，被分配到机关工作，成了一名国家干部，如今定居到了上海；学习一直很差的元华，却找到了另外一条道路。他在高中毕业后选择了入伍，在北京一个部队当了兵，给首长开了多年的小汽车，在一次户口政策放开的时候，他给国家交了五千块钱，把农民户口转成了商品粮户口。退伍时转业到了石家庄，吃上了公家的饭，在石家庄娶妻生子，照样落地生根了。自此，他与我站在了一个起跑线上。
真应了三十年河东转河西，谁也没有料到如今，我们不管是谁的儿子，不管是续了谁的香火，却统统地流落在异地他乡。拥有那些宅院有什么用呢？再过多少年这个大宅院又会是谁的呢？无论逢年还是过节，有谁会在那些埋着亲人的坟墓前烧几张纸燃一炷香呢？亲人们的灵魂是否与飘在塔尔坪上空的白云一样已经无人认领了呢？
这并不是大佬之死给我带来的感慨，因为在大佬去世之时，塔尔坪还是人丁兴旺的，村子的上空一年四季都有唢呐声响起，当然也有喜鹊喳喳地呜叫，有的是在这里拜堂成亲，有的是在这里出生，有的则是在这里死去，生与死，喜与悲，都在这里一圈圈地轮回着。
不知何时，像一条珍珠项链一样，这种轮回就被打破了。
四
二伯应该是我们塔尔坪色彩浓厚的一个人。我这里所说的二伯，自从真正的大伯消失后，其实我们就管二伯叫大伯了。
大伯叫陈先举，而我一直都叫他“陈先主”，直到前几年回去给他上坟，从他新立的墓碑上发现，我把他名字念错了。好在给一个人烧纸时，只需要念叨名字，而不是写名字，所以过年过节时我送给大伯的钱，他在另一个世界还是可以收到的。按说，在他的一生中，经历过太多的磨难，比如在枪林弹雨的旧社会，比如在阶级斗争当中，这都没有夺走他的性命，反而是一个好时代把他给消灭掉了，也可以说是时间把他给消灭掉了。自从我嗲去世后，他就成了我们二房的代表，无论是林子起火了，还是一头牛滚坡了，都会把他拉出来批斗一番的。我记得一个场景，我们村里的砖瓦场烧坏掉了，青砖没有烧透，绿瓦是红色的。那时窑匠是我舅舅，队长是三房的一位伯伯，按说应该是他们两个的责任，这事与大伯一根草的关系都没有。但是他们大喝一声：“陈先举在哪里，把这个地主分子给我押上来。”大伯低着头，从人群中钻出来说：“我自己来吧。”但是队长又大喝一声：“你这个地主太坏了，干了坏事还要自己来？”于是他被两个民兵，反绑着双手推到了台上。
对这件事，我有着十分离奇的感受：第一，舅舅在烧窑点火的时候，不但要念念有词，还要烧香磕头，所以在我心里，舅舅之所以是个窑匠，靠的不是什么技术，而是巫术和咒语。砖瓦烧坏了，如果真是大伯捣的鬼，那说明大伯比舅舅厉害，他能破除舅舅的巫术和咒语。发生这件事情后，我是很崇拜大伯的。我多次问他，念什么咒语能让牛滚坡，怎么才能让山林起火？我特别希望牛能滚坡，牛一滚坡就可以美美地喝上几碗牛肉汤，山林起火后会捡到被烤熟的野鸡。第二，在那个是非不分的年代，地主不是人而是畜生，你想照着人的方式行事，是万万不行的。你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主动说“自己来”，那是错的；你一旦默不作声，等着别人来侮辱，又会以为“你想抵赖”，就大错特错了。还有一次，是发生在父亲身上，父亲看到学校墙边堆着很多垃圾，臭哄哄地招苍蝇生蚊子，好心把垃圾给清理掉了，垫了牛圈，没有想到竟然成了“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大伯还是从那个扭曲的时代挺过来了。但是大伯个人的厄运，并不会因为社会的转变而改变，地主的帽子摘掉了，时间似乎又编织了一顶无形的帽子，高高地戴在了他的头上。一个算命先生与我的看法是一致的，大伯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因为他的鼻子长得奇特，尤其是鼻尖有两公分长，说明这个人命硬，能经得起折腾。让大家唯一没有想到的，好不容易挺到了摘了帽子，吃喝不愁的好时代，他却没有挺过去，而且他的死法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
从大伯身上看，一个人的灵魂永远是改造不了的。无论你用了什么手段，给他讲的是什么思想，让他信的是什么主义，其实统统是无效的。面对强大的社会运动与洗脑式的教育，他只有革面，而不会洗心。所以大伯有三大嗜好，都是地主时代留下的。在地主时代这些遗风，还要受到一些封建思想的限制。而到改革开放之后，人自由了，思想解放了，欲望被无限地激发出来了，像是开了闸的洪水一般，比地主崽子时代就更加疯狂了。我分析后得出结论，大伯的死是与这三大嗜好脱不了干系的。
大伯第一个爱好是女人。一个人在其他地方爱女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两个人对上眼就行了，在农村野合的情况见怪不怪，在城市的话现在小姐到处都是的，随便招招手就是一大群。但是在塔尔坪要过的关太多了，整个塔尔坪都是陈氏家族，每家每户都是有辈分的，之间是绝对不可能通婚的。长得漂亮的几个女人，要么是大伯的侄媳妇，要么是大伯的婶婶，而且都是没出五服的。在这几个女人身上，说大伯什么闲话的都有。有说是爬灰，就是与晚辈通奸；有说是挖地菜，就是与长辈有染。
在塔尔坪传出最多的，就是大伯喜欢掏大粪，原因是借着机会看女人的屁股。农村的茅坑大家应该见过，架得高高的，像是一个小阁楼，为了掏大粪方便，后边是敞开式的，所以从后边抬头一看，女人在蹲坑的时候，不仅仅是白花花的屁股，就连毛毛草草的也是一览无余的。大伯在爬灰上应该是没有什么花头的，那些远房的侄媳妇们他有没有沾染我不知道，但是亲儿媳妇他是肯定沾也未沾的。有一阵子大伯与大堂兄之间，经常扭打在一起，父子之间刀来棍往的，搞得你死我活，有人猜测是因为爬灰，实质上不是的。因为大堂兄自小信佛，经常去后山一座寺庙里烧香，还借来一些佛教的书读，一来二去就认识了经常去寺庙里洒扫的大嫂。两人结婚之后，除了没有剃度为尼为僧之外，所有生活都是按照佛门的规矩办的，绝对不吃荤菜。去别人家吃饭，碗上的油星子，是要拿火灰擦一遍的。连葱与蒜都是不沾的。有人想检验一下，有一天晚饭，在他们家锅里，偷偷埋了一块猪肉。不想他们发现后，硬是抠着舌头，把吃下去的东西给吐了出来，然后饿了三天三夜，喝了几十碗清水，算是洗了一遍肠子。这在那个视肉如命的年代，绝对是一对怪物。不吃荤菜，他们两个并不显得苍白，脸面上红润润的，我怀疑他们夫妻之间，连起码的男欢女爱都戒掉了。 而大伯既爱女人，又喜欢吃肉，为了能有肉吃，后来还学会了杀猪。替别人杀猪不仅能吃杀猪饭，还能得到一条猪大腿。这是后话了。所以大伯犯了佛门最大的两个禁忌，不由得他们父子不三天两头打架了。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大伯与独生儿子分了家，分了家之后还是扭打在一起。有些人打架，为了一只鸡，为了一棵树，但是大伯与大堂兄打架，我们从来不清楚什么原因。有人说，是为了一股风，大堂兄闻到了风中的臭味，知道大伯又在替人家掏大粪了；有人说，是为了一抹影子，看到一道撕心裂肺的影子从空中飘过，大堂兄知道大伯又在杀生了。后来，也许大堂兄为了图个清静，锁了门，闭了户，离开了塔尔坪，夫妻两个跑到一百里开外，在一座荒废的寺庙里安了家。农忙时在寺庙周围开荒种地，种玉米小麦，也种芝麻与黄豆，绝对不养羊也不养猪，养羊养猪都是要挨刀子的；农闲时就打理一下寺庙的香火，给周围的山民们讲解佛经，以此消灾避难、祈福还愿。
说大伯与他的婶婶有染，这个塔尔坪的人是信的，我是半信半疑的。他的那个婶婶是我们陈氏五房的，应是“治”字辈的，我见面的时候，要喊她奶奶。奶奶长得的确漂亮，不仅苗条，留了一头长发，而且瓜子脸，皮肤也十分白皙，这在塔尔坪是独一无二的。塔尔坪的女人统统不留长发，这是因为不方便干活。塔尔坪的女人的皮肤，与泥巴是一致的，基本是黄蜡蜡的，而且泛着菜青的颜色。奶奶的娘家是外边的，也许由于成分不好，就嫁到了山里。嫁到山里也就算了，关键是她嫁的那个男人，不傻不呆，就是有些怂，不管遇到人欺负他，还是欺负他的家人，他都是嘿嘿一笑了事。举个例子，有个村支书，经常去他家，无论什么时候去，由于惧怕村支书的淫威，他都会给人家把门打开，还在自己的床上添一床被子，三个人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睡在一起。大伯讨这个奶奶欢心的办法，我是知道的。有一次我上山挖药迷路了，回到村子的时候已经三更半夜的了。本来早就被吓得不轻，刚走到这个奶奶的门口，一下子碰到了一个黑影，他正蹲在窗子下边学猫叫。我心想哪有这么大的猫呀，肯定是个妖怪。这时，这个妖怪开口了，从窗口塞进去一样东西。窗子里边问，这是啥子？窗子外边答，是银元。窗子里边问，你别拿一块石头蒙我呵？窗子外边答，你用两个指头夹着，吹口气放在耳边听听响声，是真是假不就明白了。我就是那天学会如何识别银元真假的。过了一会儿，窗子里边发出满意的笑声，窗子被推开了，那个黑影一下子蹿了进去。
听声音，我明白这是大伯与那位奶奶了。回家后，我问父亲，银元是什么东西？父亲说，这是古代的钱，一个银元可以换好几十块人民币。我问父亲，大伯又不是古代的人，他怎么会有银元呢？父亲告诉我，恐怕是我嗲留下来的。当年世道乱得很，不但强盗一群群的，打土豪分田地也是一波波的，我嗲就把银元埋了起来，有的埋在院子中间的地窖里，有的埋在房间里的床下边，风声过去几十年了，现在又挖出来了。父亲又问，你怎么知道大伯有银元？是不是他拿银元送人了？我只是笑笑，并没有把大伯的秘密揭露出来。因为在我们印象中，和这位奶奶相好的，不仅仅只是大伯一个人，一帮男人常常莫名其妙地动手，都不是为了别的，不过争风吃醋罢了。
大伯第二个爱好是吃肉。为了吃肉，大伯首先喜欢上了打猎。大伯打猎是有条件基础的，因为他有枪，长枪短枪他都有，是打火药钢珠的，就是鸟枪，用鸡毛做引信的。这些应该也是我嗲遗留下来的。在民国的时候，方圆的山山水水基本都是我们家的，看家护院都需要用枪，所以家里自制了很多枪，解放后大伯他们把枪藏了起来，几乎每个床底下都有一杆枪。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就陆陆续续都拿出来了。这些枪拿出来后，基本是生了锈的，枪栓拉不开，枪眼给堵住了，不太好用。大伯聪明，找来钢管，又照着样子，自己摸索着制作了好几杆枪。大伯制作出来的枪，比鸟枪先进多了。鸟枪是打散弹的，是用鸡毛做引信的，而大伯制作的枪是用子弹。子弹也是他自制的，我没有见过正规的子弹，我见过大伯制作的子弹，大拇指那么粗，金黄色的，十分好看。
有一次，我被塔尔坪选为代表，去镇上参加珠算比赛。大伯说，我们陈家要出大人物了，得鸣枪为我送行。他高兴地扛着一杆新枪，随着我走到村口，东瞄瞄，西瞄瞄，却总也不见他扣动扳机。我说，你这枪是玩具吗？会不会打不响啊？大伯嘿嘿一笑说，怎么会呢？既然为你送行，你说打什么就打什么保证百分之百。我说，打野猪吧。大伯说，野猪得守个一天两天的，怕是来不及了。我说，你打燕子吧。大伯说，燕子飞得太快了，怕是打不住的，而且燕子是只好鸟，打死是不吉利的。我说，那就打树吧。大伯说，打树有什么意思？树又不能煮着吃。我说，电影里为人送行，都是朝天上打一枪的，你就朝天上的白云打一枪吧。大伯说，这不是放空枪吗？子弹是很金贵的。正说着，有位远房的婶婶追着一头大肥猪蹿了过来。婶婶骂道，陈先举，你家的这头畜生是野的吗？好好的一块苞谷让它给啃光了，你得赔吧？大伯说，赔什么？婶婶说，当然是赔苞谷了，难道是赔命吗？大伯说，它吃了你家的苞谷，肯定是长肉了，我得赔肉给你了。大伯说着，端起枪，对着不远处那头乱蹿的猪，轻轻一扣扳机，只听到“嘭”的一声，自己家那头猪连哼哼都没有，翻了几个跟斗就死掉了。大伯踢了踢死猪，对我说，怎么样？厉害吧，赶紧去镇上，拿个奖状回来，我拿它给你接风吧。
大伯与人家不同，人家只在冬天下雪后打猎，而大伯一年四季扛着一杆枪，满山遍野地跑。他不但打野猪，打松鼠，还打锦鸡，所以大伯家的墙上，挂着五花八门的用盐腌制的猎物。被熏得黑乎乎的，吃起来绝对的美味。还用松鼠皮做成围脖子。他不仅送给那位奶奶银元，多数时候就送这些美味，在饥饿的年代，这绝对比银元更有诱惑力。这些年，我进城了，在城市里生活，对枪是最向往的。如果有杆枪，哪怕和孩子的玩具一样，心里不顺的时候，拿出来朝着天空瞄一瞄，也是一件挺解恨的事情。于是就问父亲，大伯的枪哪里去了，才知道塔尔坪对枪开始管制了，已经全部上缴了。大伯去世后，在塔尔坪，许多动物都销声匿迹了，比如狼，比如果子狸，都看不见了。唯独野猪更加猖獗了，到处糟蹋庄稼，所以政府每年冬天会发一杆枪，允许村子里用来打野猪，控制野猪的繁殖。 大伯光打猎还不过瘾，竟然学会了杀猪。杀猪这活儿，是可以尽情吃肉的，吃完了还有一只猪大腿可以拿走。包括大堂兄在内，塔尔坪许多人觉得，猪也是一条命，天天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太残忍了，杀多了会影响阳寿，于是我们塔尔坪只剩下大伯这一个杀猪匠了。大伯逢年过节的时候很吃香，一天要杀三五头猪。我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脸像是在油锅里涮过了似的，整天红通通的，油腻腻的。不仅仅因为吃肉吃的，杀猪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就是放血之后拔毛之前，可能为了方便拔毛与剥皮，所以要给猪的全身吹气。吹气的时候，要在猪腿上割一条口子，嘴对着油乎乎的口子直接吹，把死猪吹得圆鼓鼓的才行。这是杀猪匠的关键技术。大伯吹得多了，腮帮子自然就鼓起来了。
之所以要讲大伯打猎与杀猪，不是想为大伯之死找到什么宿命的根源，也许真如民间所说，杀生太多了，才导致大伯死得离奇。比较科学的因果关系，是因为大伯爱吃肉，所以当上了杀猪匠。因为杀完猪吃完肉，一般几个帮忙杀猪的，会坐下来打几圈子麻将。大伯的死是由打麻将引起的。
自然要说说大伯的第三个爱好，就是打麻将。据父亲讲，大伯在解放前就学会了打麻将，这比他学会杀猪早了好几十年。民国的时候，大伯年龄不大，还是个毛孩子，已经是麻将场上的老手了，经常跑上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找腿子打麻将，说是打麻将，其实就是赌博。在民国时期，因为我们家是大地主，家里还是比较富裕的。大伯打麻将的胆子很大，开始与人家赌输赢的，只是国民党发行的钞票，但是钞票因为战争贬得不值一文，所以就改成了银元。我们家的银元，当初是用几口大缸装着埋在地下的，由于兵荒马乱的，好多人开始卖地，我嗲不识时务，照样见地就买，把大把大把的银元花了许多，还有一些被国民党队伍给征去了，另一部分就是被大伯给赌博输掉了。有一次，大伯出门三天，整整输掉了十二块银元，还欠了一屁股的债，等他回来再偷银元的时候，发现院子中间的地窖已经不见了，被我嗲用泥巴给填平了。大伯很骄横，他竟然拿出一把斧头，顶着我嗲的鼻梁，逼问银元藏哪里了。我嗲说，被你这个败家子输光了。大伯说，你再不把银元拿出来，我就砍掉自己的手，砍掉手我就不赌博了。我嗲伸出自己的手说，你还是砍我的吧。大伯果真挥着斧子砍了下去，但是没有砍到我嗲的手，却把我嗲屁股底下的凳子劈了个两半。没有银元，并不影响大伯打麻将，他偷了家里的十几张地契，应该有几十亩土地，跑到外边整整半年没有回家。等全部输光输净了，再回到塔尔坪的时候，我们那地方已经解放了，土地已经全部归公了。正是因为家里银元花光了，土地也少了几十亩，在划成分的时候，只有大伯一个人划成了地主，其他兄弟几个统统都是富农。富农日子虽然也不好过，比起地主来说，起码不会戴高帽子，很少会被批斗的。为这事，大伯常说，是他救了兄弟几个。
真正解放后，打麻将是绝对不允许的，地主打麻将那更要掉脑袋的。大伯一是没有了打麻将的腿子，二是也没有那么多脑袋，自然而然就戒掉了。直到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后，打麻将之风又慢慢兴起了，这股风吹到塔尔坪的时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了，正好大伯又学会了杀猪。当了杀猪匠，他才重新回到了麻将桌上。可惜的是，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洗礼，在我们塔尔坪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年纪大点的麻将腿子已经死绝了，年轻的麻将腿子不在外边求学，就在外边打工，只有过年才回来一次。这可让大伯难受了好长时间，开始他在塔尔坪试着培养了几个腿子，有的太小气舍不得钱，有的认为赌博是败家子，根本就撑不起一张桌子。大伯并不甘心，于是背着杀猪刀，就云游四方去了，表面上看是杀猪，实际是找地方打麻将。大伯顺塔尔坪的小河而下，不到五十里的地方有个余家村，竟然到处都有麻将摊子，可以大打，也可以小打。大打一场下来成百上千，小打一场下来，就输个一块两块。大伯有事没事就在这里泡着，麻将瘾是过足了，也输了不少钱。大伯好像也不缺钱，听父亲说，恐怕我嗲给他留了不少的银元。我嗲有好几缸子银元，分家的时候凭空就消失了，再加上我嗲是砍柴时，从山上滚下来意外去世的，想必是大伯找到了埋银元的地方。
大伯在余家村打麻将时间长了，就把自己闺女，也就是我的堂姐，嫁到了余家村。堂姐长得不算好看，但是人特别勤快，挖药、种地、做家务，里外都是一把好手。而且还能绣花，在枕头上绣出的两只喜鹊，据说能听到喳喳的叫声。所以方圆几十里，有闺女出嫁，都希望得到堂姐的绣花枕头，或者是孩子们出生，都希望得到堂姐绣出的肚兜。我枕过堂姐的绣花枕头，头一挨着两只喜鹊，心就十分清静，总有一股子吉祥如意的味道，倒头就能入睡，就连梦里都是带着蓝天白云的，蓝天白云下边会有我喜欢的人儿出现。把堂姐嫁到余家村没有什么说道，而是嫁给余家村的一个小驼背，就形成了两个小小的传言。一个传言，是大伯把堂姐给输掉了，有天晚上大伯输红了眼，就把堂姐给押上了。持这种说法的人，依据是堂姐出嫁时，除了两床被子之外，没有任何陪嫁，也没有办任何酒席。另一个传言，大伯把堂姐嫁过去，是为了能方便打麻将。不然余家村人生地不熟，吃碗饭也是要掏钱的，尤其是散摊子后没有地方睡觉，还得赶回塔尔坪真是太奔波了。还有，打麻将难免会起一些争执，也没有人给自己撑腰，常常受到人家的欺负。堂姐嫁过去后，大伯在堂姐家支了麻将摊子，睡醒了随时可以上桌子，饿了就一边吃一边打，果然玩得十分滋润。
我和大伯打过一次麻将，是在春节回家探亲的时候。我原来是不会打麻将的，直到工作后才在城里学会了。那是大年初一，早上吃过饺子，大伯就对我招招手说，我有个好玩的地方，你想不想去？我说，塔尔坪有什么好玩的？没有歌舞厅，也没有澡堂子。大伯说，当然不是塔尔坪，我们找个更热闹的地方。按照大伯的吩咐，我骑着自行车，把他带到了余家村，走进堂姐家时，麻将已经摆好了，有两个腿子已经等着了。于是我与大伯坐下来，整整大战了两天两夜，如果不是我输了个精光，大伯可能还不允许我离开呢。初三的时候，绿着眼睛回塔尔坪的路上，大伯问，你输了多少？我说，输得不多，不到一千。大伯从身上掏出三百块说，这是我赢的，就归你吧。我当然没有接受，但是内心却有些小小的感动。我对大伯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大伯喜欢打麻将，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想赢人家的钱，或者是赌博上瘾。恐怕这只是他发泄的一种方式，打发苦难岁月的一种方式吧？ 与大伯一起打麻将的第二年冬天，大伯就因为打麻将送了命。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只听父亲事后告诉我，那天大雪纷飞，把树枝子都压断了。大伯在给人杀完猪后，就跑到我的那个奶奶、他的婶婶家，与几个城里人一起打麻将。麻将打到天空泛白的时候，大伯又抓了一副好牌，于是把牌扣起来，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起身去上茅坑。不想这一出门，就再没有回来。另外三个腿子以为大伯赢了钱，偷偷地跑掉了。第二天中午，有人上茅坑时，看到屎尿中漂着一个东西，拿棍子一捅，竟然是一个人。原来就是大伯，说是大伯上茅坑的时候，脚下一滑，就掉到茅坑里，被活活地淹死了。当然这种说法，疑点是非常多的：第一，若真是滑进了茅坑，他应该可以扑腾几下，或者还能呼叫几声，这么大的动静，难道其他人没有听见？第二，大伯卷钱跑掉了，这在赌博时是常见的，但是对于非常喜欢打麻将的大伯来说，可能性太小了，何况他又抓了一副好牌呢？第三，大伯若是跑掉了，那么另外三个输钱的腿子，久等不见大伯的时候，难道没有出门去查看一番？为什么大伯的尸体是第二天中午才被发现的呢？这些疑点只是我个人的猜想罢了，是没有一个人为我提供证据的。
我的大堂兄听到大伯去世的消息，立即从寺庙赶了回来，发现大伯被浸泡得不像人样，像一只被大伯生前吹圆的、已经被拔掉毛的猪，而且鼻子眼睛里尽是大粪。大堂兄一下子哭了，跪在了大伯的面前，一点追查真相的心思都没有了，只是匆匆忙忙地把大伯给埋掉了。
随后多年，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到底是谁无形中杀死了大伯，是他喜欢的女人吗？是他刀下的牲灵吗？是他痴迷的麻将游戏吗？还是无情的岁月？这里面有没有阴谋与命运的安排呢？反正大伯是不可能再活过来，向我们讲述—个真正的关于死亡的秘密的。
五
小佬就是我最小的叔叔，却是分量最重的一个人。塔尔坪人的眼光朝哪里看、小河朝哪里流，几乎都是要听他的。
他在父辈中年龄最小，但是他读过的书最多，是唯一知道林黛玉和贾宝玉的人。他还会写一手毛笔字，从墙上那些“万岁”，到后来“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栽树”，基本都是他用石灰刷上去的。而且他跑过多年江湖，是第一个坐过火车、第一个吃过肉夹馍、第一个看到长江的人。正因如此，我们二房当家拿事的，实质上不是大伯，不是我父亲，而是小佬。父辈四个兄弟，虽然已经各自另立了门户，但是毕竟还在一个大宅院里，无论谁嫁女儿，谁娶媳妇，红事白事，事事还得由小佬做主。就拿几个堂姐的婚事来说，媒人得先带着小伙子，到小佬的堂上让他过目，没有得到他的点头，这桩婚事基本就要泡汤了。
大伯家有一个小女儿，当时小伙子来提亲时，小佬就坐在一把太师椅上，一边抽着水烟袋，一边眯着眼睛打量着。看小伙子眉清目秀，小佬满意地点头一笑；当得知小伙子家住小南沟，他脸一板，只顾着低头吸烟，就不再吱声了。原因是，这小南沟位置偏僻，没有半分地是平整的，出门就得上山，太阳刚升起来，就又落下去了。而且整个村子仅有五户人家，有三个找不到媳妇打了光棍。因为地少人稀，家境个个贫寒，就是风调雨顺，收到的粮食也填不饱肚子。而且这里不长麦子，只长苞谷，往往苞谷还没有灌浆，就已经到了秋天了。这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恐怕就与这里光照少、晒不到太阳有关。看小佬的架势，肯定是打死也不同意这门亲事的，但是我的小堂姐图人家小伙子长得帅，这边还没有点头呢，那边已经私下里好上了，最后万般无奈只好草草地嫁了。每年正月初二，小堂姐都在家预备了酒水，让孩子上门请小佬过去，小佬统统给拒绝了，至死也没有去小堂姐家走过亲戚。
在我家，也有一件大事，是小佬帮着处理的，那就是我的亲哥哥为了我，死在了河南的金矿上。父亲哪遇过这种事，心想死就死了，一埋了之，不但家产归了我，还有那个没有过门的嫂子，顺理成章是我的媳妇。还是小佬出头，连夜跑到河南，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终于讨了一个说法，让人家赔了八百块钱。那时八百块钱，相当现在的二十万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呢，因为那时一个馒头五分钱，现在一个馒头一块多了。正是这八百块钱，改变了我，我揣着这八百块钱，报名继续念书去了，后来就考上了大学。
小佬叫陈先甫，凭着这个名字，我就十分佩服。除了小佬之外，至今我见到两个“甫”字，都与响当当的大人物有关。第一个是杜甫，我在初中时读到了他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让我内心深受震撼，以至于以为带“甫”字的小佬，也应该是个了不起的诗人。第二个是李林甫，当历史老师介绍他，说他在唐朝当了十九年的宰相，相当于现在的总理，是见过杨贵妃杨玉环的人，更是强化了我对小佬的印象。
其实小佬在我心目中，最为高大的，并不是这个“甫”字。我在小说《我想去西安》里，描写的那个坐过牢的叔叔，因为坐牢不但没有成为罪人，而且成了塔尔坪的英雄，就是以小佬为原型的。他确实是坐过牢的，不是杀人越货，而是贩卖粮票。当年贩卖粮票，还有做生意，都是要坐牢的，连山上的药材，只能生病了，采着自己熬药喝。无论天麻还是灵芝，如果采着卖掉了，同样犯了投机倒把罪。小佬是我们塔尔坪第一个有商业头脑的人，而且是第一个出门做生意的人，他把粮票不仅仅贩卖到了西安，还一直顺着西峡、南阳、南京，把粮票贩卖到了上海。这条路线，就是大伯失去音信的路线，有人说，小佬到南阳，到南京，到上海，不是贩卖粮票去了，只是借着贩卖粮票，去寻找他的大哥我的大伯去了。小佬在法院被审判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自己之所以贩卖粮票，就是为了赚个路费，好寻找自己的大哥。不过，他把大伯的真实身份给隐瞒掉了，没有说大伯是国民党的兵，而说大伯是共产党的兵。小佬与我的想法是一致的，他对法院的人说，我大哥如果活着，应该是一个老革命；如果死了，应该是一个烈士。我在寻找革命兄弟，或者是烈士兄弟，我确实有罪，但是情有可原，你们应该宽大处理。法院的人听了，死活是不相信的，不相信也有不相信的理由，因为从小佬身上一下子搜出了一千多斤粮票和一千多块钱。
如果不是没赶上好时代，小佬早就成了大富翁。即便后来，他彻底收手退隐江湖了，但是在他去世后，依然发现他有几十万元的存款。这个数目在城市恐怕不算什么，但是在塔尔坪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能盖两栋三层的小洋楼，而且是我们塔尔坪的首富。与小佬一起贩卖粮票的，还有一个姓马的，两个人在西安火车站交易的时候，被公安人员给抓了。小佬被判了两年半，姓马的被判了三年，被关在了商洛监狱。开始大家并不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因为整个塔尔坪还没有一个人去过商洛，多数人连商洛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小佬被关在监狱的那两年，没有一个人去看望过他，当然也就没有一个人给他送过防寒的衣服。 小佬从监狱回来不长时间，时代就彻底变了。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不仅仅可以经商了，而且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因，粮票随后几年也全部作废了。这让大家觉得小佬实在是太冤枉了。加上小佬因为贩卖粮票，走南闯北逛过的地方多，是塔尔坪走得最远的人，甚至大多数人认为，他在商洛不是坐牢，而是在城市工作去了。他从监狱回来的时候，带了几袋子水果糖，前去看望他的人，无论大人孩子都有一颗水果糖。那是我人生中吃到的第一颗水果糖，也是塔尔坪很多人吃到的第一颗水果糖。所以小佬回来的时候，是十分风光的。种种因素累积在一起，塔尔坪人对小佬的态度，不但没有一点看不起，而且还有许多的羡慕。上学的时候，老师常常问我们，长大最想干什么？我和同学们的回答是，我们想去坐牢。老师十分意外，老师想要的回答是，科学家，或者是作家。人生正是如此，如果梦想是科学家与作家的话，这个梦想并不遥远。比如我，就真成了一个作家。但是要想坐牢，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曾经暗暗地发誓，不管用什么方法，哪怕就是犯罪，一定要走出塔尔坪，起码得像小佬一样走到商洛。我的愿望不久就实现了，果然在商洛待了四年，而且我所在的地方，正好与商洛监狱是隔壁。我在操场上做早操的时候，那道高墙里的一举一动，我看得十分清楚，除了几名持枪的警察之外，商洛监狱不过就是一个砖瓦场。坐牢就是烧砖瓦的，再把烧出来的砖瓦运出去盖房子。
小佬坐牢让人羡慕，还有一个原因，他坐牢之前除了读书写字之外，其实什么手艺也不会，连种庄稼都是马马虎虎的。但是在监狱里，他学了一门手艺，就是做泥瓦活，也就是用砖头砌墙，盖房子。他的这门手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的，不仅仅能用砖头砌出坚壁高墙，而且能在砖头上雕出龙凤呈祥。不知道他在监狱的时候，用这门手艺是不是给人盖房子，自从回到塔尔坪之后，他就用这门手艺给人盖墓。而且不盖房子，只盖墓。他不但给人盖墓，还捎带着看墓地的风水。塔尔坪原来只有坟，是没有墓的，因为有了小佬的手艺，就开始一窝蜂地盖墓了。不但给活着的人盖墓，给刚刚去世的人盖墓，还把已经埋在土里的人，从坟里挖出来了，重新埋到墓里边去。我嗲、我母亲、我哥哥，原来都埋在坟里边的，后来全由小佬给盖了墓，给看了墓地的风水，被重新埋了一次。我们二房，“元”字辈出了几个人才，大堂兄在寺庙里当了“住持”，另一位堂兄在县城当了局长，我算是一个混在上海的名气不小的作家。过继给大佬的堂弟，在石家庄一边给领导开车，一边开超市，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大家认为是小佬盖墓时，选定的风水起了作用，所以塔尔坪一旦死人了，就带着礼水请小佬盖墓，还让小佬给看看风水。
为了风水，有的把小河给改了，有的把小山给炸了。说来十分奇怪，经过小佬盖过墓、看过风水的，家家户户自此就转运了，想考学的就考上了学，想抱孙子的春去秋来就抱了孙子。我舅妈照着小佬的意思，把舅舅的坟迁过之后，想让舅舅生前养过的一条老黄狗再下个崽儿也如愿以偿了。塔尔坪的死人，几乎都是小佬给埋掉的，埋在哪座山下，朝向哪个方向，依着哪条河边，全凭着小佬一句话。似乎兴衰荣辱全掌握在小佬手中，小佬就是我们塔尔坪的命运之神。
小佬坐牢后，也有变得不好的两个地方。一个方面是他的脾气，变得异常的暴躁了。他隔三差五地就把小婶按在地上打一顿，而且多数时候打得没有理由。比如小婶给他剪脚指甲，不小心把脚趾头给剪破了，他一脚上去把小婶踢下床还不算，还要跳下床一边大骂一边拿起鞋底子，抽小婶的屁股；比如小婶有一副好嗓子，会唱花鼓戏，坐在院子里洗衣服，或者是纳鞋底子，喜欢哼上一段两段。每当小婶唱得高兴的时候，小佬就会生气，就会打小婶，还会把小婶引来的一群鸟儿，赶得叽叽喳喳地乱飞。他打小婶不是因为小婶唱得不好，而是因为小婶的唱词里，有“哥呀妹呀”这些酸调调。小婶被打得多了，经常会拿着绳子，到院子外边的核桃树上上吊，有一次已经断气了，又及时被救了过来。到了老年，小婶就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干脆跑到了石家庄，跟着堂弟一住就是两三年，反而让小佬牵肠挂肚的，日夜念挂得不得了。
小婶在我们塔尔坪，也算一个美人胚子。说话柔声细气的，而且又爱笑又会唱，下巴上长了一颗黑痣，像白馒头上放了黑芝麻，别有一番味道。小佬坐牢的那几年，有没有男人打她的主意不清楚，我总感觉，她老挨小佬的毒打，应该就是这段时间积下的怨恨。正因为经常挨打，无形中保护了小婶，谁敢动老虎嘴里的肉呢？小佬连这样的女人也毫不怜惜，对其他人是什么态度不言自明，尤其他在心底怀疑过的觊觎过小婶的男人，更是找个芝麻点的小事与人打一架。与他打过架的男人，现在数也数不清了，与大伯打了一辈子，与我父亲也打了一辈子。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家的一只公鸡，站在他家的麦垛上打鸣；还有就是我家的一棵桑树，枝叶伸进了他家的窗户；最近一次打架，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那时他已经卧床不起了，就因为父亲打核桃的时候，核桃砸在他家的屋檐上，把一块瓦给砸烂了。他竟然提着一把斧子，冲到父亲的面前，要砍了父亲。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有气无力，不停地咳嗽，但仍然口无遮拦地骂我父亲：“他哪是娘养的呀？”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啊，是什么让他变得如此愤恨呢？我经过长期的思索，发现问题的症结不在别处，而在监狱。他在监狱里，不知道遭受过什么样的折磨？小佬还与村里很多人打过架，到最后大家见他就躲，像是老鼠见了猫一般。没有和他打过架的人是屈指可数的，比如一个哑巴，一个傻瓜，还有所有的孩子。他不但不打他们，反而他们路过家门的时候，他有的递根纸烟，有的塞颗糖果，甚至还直接给点钱。至此，小佬打人可以总结出一个特点，那就是从来不打柔弱的、本分的、没有攻击力的人。
二是小佬的身体，变得异常的糟糕了。据父亲回忆，小佬把我们家族的相貌，遗传得非常出色，年轻时，高额头，高鼻梁，高个子，长下巴。不知道从谁身上，还学了几下拳脚，小小年纪能放翻一头牛，有一次徒手捉住了一头野猪。野猪不大，三十来斤，但那力气比两头牛还要厉害；还有一次，是贩卖粮票的时候，遇到了一伙拦路的强盗，他一个人提着一根棍子，把人家八个汉子给打趴下了。而且他念过书，小时候念私塾，新中国念国学，在我们塔尔坪是为数不多的，我们塔尔坪的对联，开始是大胡子族长写的，族长年纪大了，就交给小佬全包了。前边说过，还有修族谱，族长去世后，小佬就主动接了过来。小婶娘家是县城的，不知道为什么，搬到了离塔尔坪不远的地方，隐居了。一家人从老到小，个个读书识字，能弹琴会唱歌，说的也不是塔尔坪的方言，而是“台子”，“台子”是城里人的代名词。按说这样一个大家闺秀，万万是不会嫁给小佬这个地主崽子的，就因为小佬能文能武，媒人上门一游说，事情还真成了。再说了，小婶不嫁给小佬，还有哪个男人配嫁的呢？这么个生龙活虎的人，进了监狱就两年多时间，出来后一下子又干又瘦，皮包骨头，病怏怏的。好像监狱的窑里烘烤的不是砖头，而是这些犯人。小佬回家后，整天喊着腿酸，浑身没有力气。大家都以为他是偷懒，只有小婶心里清楚有没有力气，只有女人心里清楚。每到春种秋收，扶犁呀担粪呀，别人家都是男人干，小佬家全是小婶干，而小佬只能干点零碎活。小婶说，他身体不好这是真的，当年能捉头野猪，如今晚上睡觉的时候，连个跳蚤也捉不住了。大家看他打架时，那个不要命的样子，都说他是装的。被人误会了几十年，直到近几年，一个六十多岁的人，瘦得只有七八十斤，骨头一根根戳在外边，似乎稍一用力，就把皮戳破了，骨头就散架了。脸色黄蜡蜡的，像是涂了一层黄油，而且整夜整夜地咳嗽。就这副样子，死活不肯去医院检查。塔尔坪的人个个都不喜欢去医院检查，一是不相信医院，只相信命运；二是怕花钱，怕麻烦别人。所以，塔尔坪的人，包括大伯、大佬、小佬，活着的时候就给自己打好了棺材，准备好了老衣。我的父亲，几十年前就把这些准备得妥妥当当的。父亲常对我说，他如果病了，不管是不是死了，只要爬不动了，就弄两根杠子，把他抬到山上埋掉就行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小佬，他坐在院子里，歪着头，正在晒太阳。我扔给他两包中华烟，他本来已经戒烟了，还是稀奇地抽出一根说，两三块钱一根呢，我就抽一根吧。他抽了几口，就开始喘气，感觉一口气随时都会上不来了。所以我不停地回头，希望多看他几眼。我的感觉没有错，那确实是我最后看到的小佬。我离开塔尔坪不久，父亲就来电说，小佬昏迷了，被送进了医院，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父亲要去医院看小佬，问我需要带什么东西。我明白，父亲犹豫的，不是带什么，而是他与小佬之间，为了核桃打架之后，他们还没有和好。我说，你们是亲兄弟呢，哪怕带根草，有什么关系呢？父亲从医院出来，就拖着哭腔告诉我，让我抽空回去看看，说小佬不行了，最多就三个月了。事实是小佬没有挺过三个月，就没有了。
小佬在兄弟几个中，是唯一查清病情而去的。而这个病根到底是什么呢？恐怕就是在坐牢时落下的吧？
那些天，爱人身体不适，所以我没有抽身回塔尔坪送小佬最后一程。据说，小佬下葬的时候，花圈一排排，沿着塔尔坪的小路，整整摆了一里多长，这在塔尔坪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我的父亲，拖着年迈的身子，眼里含着泪水，整天整夜地守在灵前。不管怎么说，虽然一辈子打打闹闹，毕竟是血肉相连，毕竟是最后一个活着的兄弟，这份情，怎么会舍得？怎么能割舍得开呢？在那无数的花圈中，绝大多数上边都写了落款的。唯独有一个花圈大得出奇，直径有两米多，扎得也十分好看，上边的花都不是纸的，而是真正的菊花。这个花圈上除了一个“奠”字，竟然无名无姓，没有小佬的名字，也没有送葬者的名字。这个花圈是谁送来的，是什么时候送来的，没有一个人清楚。大家猜来猜去都是没有结果的，小佬下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还在议论此事。
有一天，父亲打电话给我，问这个花圈是不是我派人送的，或者是我的什么朋友送的，在我坚决否定之后，父亲自言自语地说，难道是他？我说，他是谁？父亲说，只有一个可能了，只有你那个失踪的大伯了。
六
什么是家族呢？不仅仅有同一个祖先，有同一个姓氏，还应该有同一扇大门，一直为我们开着。
如今，我们“元”字辈的四个人，已经天各一方了。大堂兄陈元民，在寺庙里，不是和尚，胜似和尚。那座山因此成了名山，前往他那里许愿祈福的，常常是络绎不绝。一条羊肠小道两边的松树上，系满了红布带，山顶上一年四季烟火缭绕，有一盏天灯昼夜不灭地点在半空，成了方圆一百多里辨别方向的灯塔。他有一个儿子，就是我的侄子，仍然沿用了“正”字辈，取名陈正西。陈正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陕西咸阳教书，就地娶了一个媳妇，在当地安家落户了；二堂兄陈元兆，在陕西丹凤县城，当上了某个局的局长，十分蹊跷的是，他管着的正好是监狱这一摊子。他是离塔尔坪最近的一个，隔三差五地会回塔尔坪一趟，给亲人们烧烧纸上上香，把漏水的屋顶修补一下，或者是在院子四周栽棵树种点花。前阵子他站在院子里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流着泪说，这么大个院子说空就空了，原来大家争来争去的，这根草是你的，那棵树是我的，再过几年啊，还不知道都是谁的了。二堂兄养有一女，名叫陈瑶，在广州一所大学学的是金融，据说已经在一家银行谋了份差事；我排行老三，叫陈元，在上海摸爬滚打了多年，已经娶了上海女人为妻，添了个上海儿子，弃“正”字不用，取名陈不旧，说的是上海话，爱吃上海本帮菜，成了像模像样的上海人。有一年春节，带他回塔尔坪寻根，小家伙对那里的气候不适应，不但感冒发烧生了病，浑身还无端地起了一层红斑。还有前边已经提到的过继给大佬的堂弟，他叫陈元华，育有一子，年方几何，叫什么名字，我是一概不知的。他根根蔓蔓的，早已融入了石家庄，我们通过两回电话，电话里他已经满口都是河北方言了，看来再也无法抽身了。
父辈们唯一在世的，唯一还住在塔尔坪的，只有我父亲一个人了，他已近八旬，两耳失聪，牙无一颗，只有一双眼睛还十分有神。他每天黄昏时分，必是坐在大宅院被磨得油光发亮的门槛上，仰望着飞檐峭壁，仰望着远山远水，依然能够准确地辨别出，哪只是黑嘴的乌鸦，哪只又是吉祥的喜鹊。他常常会冒出一句：“喜鹊呢？喜鹊去哪里了？为什么还不回来呀。”我们经常安慰他，乌鸦会走的，喜鹊会回来的。他笑笑说，我怕是等不到那个时候了。我们相信父亲能活一百岁的，但是人终究会有一死，不管他以何种方式去世，塔尔坪就再也不是当初的塔尔坪了。如《百年孤独》描述的马孔多一样，塔尔坪这座镜子之城——或蜃景之城，随着最后一位亲人的离开，将从世人的记忆中根除，因为经受百年孤独的陈氏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
但是塔尔坪毕竟还是塔尔坪，不是那个似乎从没有出现过的马孔多，因为我们塔尔坪还有一个可能，还有一束束光，那就是我失踪的大伯，还有散落在四面八方的血脉。像是那个神秘的花圈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出现在那棵核桃树下，然后推开一扇黑漆漆的大门，轻轻呼唤一声，我回来啦！
随着他，会有一群鸟儿落在屋顶上，喳喳不停地鸣叫着，它们不是别的，正是那久违了的喜鹊。
责任编辑 赵宏兴
一
我家有个地主时代的院子，院子里原本住了几十号人，如今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了。
每天一清早，父亲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门槛上，一边抽烟一边朝远处看，他似乎把整个村子都看空了，把整个大山都看空了。屋顶上原来是有喜鹊喳喳叫的，这种喜讯越来越少了，所以喜鹊已经消失了，换成了不祥的乌鸦呱呱地叫。
我家那个村子叫塔尔坪，属于陕西秦岭东边的丹凤县庾家河镇，这个村太不起眼了，以至于你在地图上不仅查不到，在任何典籍中也是翻不出来的。如果你读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恍惚间，你会以为那个叫马孔多的小镇，就是我的故乡塔尔坪，可能马孔多的经历比起塔尔坪还要逊色不少。塔尔坪方圆十来公里，依山傍水居住着近百户人家。这些人家全部是清一色的姓陈，取名字也是有规矩的，是要按着辈分来的，一听名字，长幼尊卑，自然明白。原因是，塔尔坪的陈氏全由一个祖先开枝散叶而来，每隔几年就会修一次族谱，记下每户考取功名的情况，以及各家人丁的生卒年月。我翻过陈氏族谱，薄薄的几十页，始祖以下的辈分，顺序是宜、治、先、元、正，我自己是“元”字辈的。
塔尔坪的地势，也叫风水，是极为少见的。一般情况下，无论山有多大，都应该有一个出口。但是塔尔坪像个水壶，是没有出口的，出口都在天上，一年四季吐着雾气，从上边俯视的时候，像一只水壶架在炉子上。条条山溪汇在一起，形成了一条无名河，自西向东流下，眼看着就要汇入大河的时候，被一座山给凭空挡住了，河水一下子不见了，又从山的另一头以泉水的形式冒了出来。像是正在给人沏茶倒水一样。这种群山环抱式的地形，在中国风水理论里边，属于生龙诞凤的风水宝地。在清朝的时候，朝廷派人寻访名山大川，想找一块皇家陵园，风水师啧啧称奇，把我们塔尔坪报了上去，但是这里山高皇帝远，地方又十分狭小，根本没有办法建陵园，也没有空间办祭祀大礼。于是风水师建议，塔尔坪有帝王之气，需要在这里建一座七层佛塔，把这块宝地给镇住。在民国的时候，这座塔风吹雨淋就倒掉了，这便是塔尔坪之名的来历。
塔倒之后，我们村的人欢呼雀跃了好多年，传得比较响的说法是将出一个大人物。村里人胆子大，什么都敢想，起初说是要出皇帝的，可是后来听说皇帝被废除了，改叫大总统了，再后来叫委员长，再再后来叫主席，大家就这样一起改了过来。凡是每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大家便聚集在村口的大核桃树下，听着那一声声啼哭，眼巴巴地瞅着，希望那个大人物就是这个婴儿，可是村里人等着等着，孩子一个个出生了，又一个个长大了，没有一个有太大出息的，直到后来村里的青年人全进城打工了，没有孩子在这里出生了，大家才彻底失望了。到了近些日子，我因为写点文章一时名气大增，消息就从上海传回了塔尔坪，大家又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了。
还是回头说说塔尔坪吧。话说一百多年前，有两位亲兄弟，有说是逃荒的，有说是避难的，寻访到了这块地方，大兴土木，开山种地，从此扎下了根。这就是我们陈氏在塔尔坪的始祖。有个讨饭的女人，循着炊烟也来到了塔尔坪，一个人嫁给了两个兄弟。两个兄弟生有六个儿子，属“宜”字辈，我们称为“老太”，按长幼分为六支。六支又依山势地形，建了六座前庭后院，娶回六个女人。六支又各生六子，按长幼称为六房，属“治”字辈，每房再建一个大宅院，总共六六三十六房，陈氏自此在塔尔坪枝繁叶茂地蔓延开来。
我的爷爷叫陈治坤，是兄弟六个中的老二，所以被我们那一支称为二房。我们管爷爷，不叫爷爷，叫“嗲”。二房在所有六房当中，不算是人丁兴旺的，但也生了五个儿子，四个女儿，属“先”字辈。也就是说，我有五个伯伯叔叔，有四个姑姑。我管父亲也不叫父亲，而是叫“爹”。父亲大名叫陈先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所以他的小名叫六娃。我就为这个小名，还被父亲打过屁股。原因是，小孩子之间吵架的时候，别人都骂我“六娃鸟，娟子逼”，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以为“六娃”与“娟子”，就跟“狗日的”一样，也是骂人的词语，于是别人骂我的时候，我也大声回敬几句“六娃鸟，娟子逼”。别人听了就哈哈大笑，父亲听了，就十分来气，拿着棍子抽打我。一直到好多年后，我才明白过来，六娃与娟子不过是父亲母亲的小名而已。
我每次回去，父亲都会指着只剩下他一个人的大宅院，对我说，我们二房当年多热闹呀，最多的时候有几十号人，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院子里蹲着，黑压压的一大片啊。确实如此，不光我们二房，其他陈氏三十六房，这些年走的走，迁的迁，死的死，如今这个村子，已经慢慢地空了，族谱编修大典原定三年一次，也全部荒废掉了。因为后生们个个进了城，全部流到了天南海北，根本没有办法聚齐大家，所以哪家有了功名，哪家添了新丁，一概是不明不白的。
虽然如此，我们塔尔坪的族谱还有一项内容，一直是没有停止记载的，那就是死。塔尔坪大部分老人，都是死在塔尔坪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愿意出门，自然就死在这片土地上，埋在这片土地上。有那么几个，勉强随着儿孙待在城里了，但是死前都是留有话的，得把他们拉回塔尔坪去。有一个远房的伯伯，随着儿子一起去了南京，在那里日子过得很滋润，像当地主的时候一样，吃完了饭，专门有佣人打一盆热水，一边给他洗脚一边给他捶背。老人去世之前，儿子希望在中山陵边上，买一块上好的墓地，雕刻一个汉白玉的墓碑。而且答应会像活着的时候一样，不但要给他送小汽车，送别墅，还要送一对金童玉女，专门侍候老人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但是老人留下遗言，一定得落叶归根，而且得留个全尸，万万不能火化。老人去世时，可难坏了儿子。儿子为难的不是城里墓地有多贵，而是老人死在医院里。在城里，人死了，更是不自由了，你没有任何权利从医院里运走尸体，只能由专车直接运往火葬厂。最后儿子花了很多钱，才把尸体偷运了出来，自己开着车，走了三天三夜，回到了塔尔坪。我回塔尔坪探亲的时候，看到过他气派的墓，像一只花蝴蝶一样伏在路边，只是走近了细看，墓前已经生了荒草，怕是好久没有人祭拜过了，显得无比的苍凉而孤单。 族谱记载的事情原来是由族长负责的，自从族长也死了，这项关于死亡的内容，就由我的小佬（小叔叔）负责下来了。原来是要开大会的，还要焚香祭祖的，这些礼节如今虽然省略了，不过每次有人死了的时候，小佬就一个人默默地坐在灵堂里，把死者一生的信息记在了族谱里。我翻过一遍我们的族谱，前半部分像是一棵大树枝繁叶茂，到了最近十年，尤其是小佬接手之后，因为没有生，只有死，而且死人也越来越稀少了，这棵树就慢慢瘦了，衰败下来了，不再像是一棵树了，而像是映在水中的颠倒过来的一根小草。
这根小草就是父亲。我恍然大悟，预言中的这个大人物不是别人，应该就是我的如一根小草一样的父亲。
二
在父辈之中，大伯是一个谜，好像他从没有来过，又好像从没有死去，但他又像是悠悠飘过的一朵白云，确确实实地在我们的头顶停留过。
大伯是没有名字的，不明白是根本没有起名字，还是大家已经忘记掉了，反正他是“先”字辈，应该叫“陈先”什么的。大伯生于何年，同样没有人记得了，既然他是兄弟五个中的老大，与一九三八年出生的父亲之间，还夹着一个兄长、两个姐姐，照着这个推算下去，大伯应该是一九三零年以前出生的，还属于国民党的天下。他又是没有任何子嗣的一个，也是不知道葬身何处的一个，不知道是死于哪年哪月的一个。说不定他有名字，也有子嗣，而且如今还依然健在，原因是他根本不是死，而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是消失了。在我们塔尔坪，这个如烟如雾的大伯，激起了大家无穷的想象力，有人把他想成了《上海滩》里的许文强，有人把他想成了邱少云或者黄继光，还有人把他想成了周扒皮或者刘文彩，塔尔坪人见识少，就认识这么几个人，不管是正面的反面的，提起大伯的时候就眉毛胡子一把抓。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人觉得格外地神秘，似乎是无所不能一样。所以大家对大伯充满了敬意，这种敬意有点像对待神仙，似乎大伯已经化为了神仙。
据父亲回忆，在大伯十八岁的那年六月，他正在院子前的那块麦地里收割麦子，大片的麦子已经金黄，布谷鸟在远山上不停地叫着，这时候突然冲来一群荷枪实弹的人，把大伯就从麦地里直接揪走了。大伯当时是光着膀子的，想回家带件衣服，顺便再给家里人打个招呼，但是这群人以为他要逃跑，干脆把他裤子也给脱了，光着屁股五花大绑着架走了。他不停地呼叫着，一家人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这帮人端着枪，瞄着麦地里的麻雀，不时地开上一枪，吓得大家都直哆嗦。
这就是国民党拉壮丁，也就是大伯被强迫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兵。当兵后，大伯随着部队一直南下了，因为民国时期我们塔尔坪，还不属陕西的地盘，而是河南管辖的。有一些壮丁，中途就逃回来了，捎了一连串的口信，一会说大伯到武关了，一会说大伯到西峡了，一会说大伯到南阳了。最后一个消息是从南阳传回来的，说是部队里患了传染病，个个肚子闹得稀里哗啦的，别说是上前线打仗了，连枪杆子也端不稳了，晚风一吹就倒成了一片。那阵子南阳正逢连阴雨，部队就在卧龙岗卧了半个月。再往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因为我们方圆的壮丁本来就少，要么被乱枪打死了，要么患病死掉了，连个捎口信的也不剩了。
在我幼小的心里，一直想不明白几件事情：一是方圆几十里，多数是我们家的土地，我的母亲就是用一亩地换来的，作为地主崽子的大伯大少爷，为什么还会亲自下地收割麦子呢？难道地主家没有雇长工吗？二是听父亲私下悄悄告诉我，我们二房之所以成了大地主，大房、三房、四房、五房和六房却成了贫农，并不像社会上传言的那样可恶，是剥削来的，是霸占来的，女人都是抢来的。反而是那些穷苦人，多是一些好吃懒做的败家子，他们吃空了祖先留下的家当，就卖自己的土地，或者看到形势不好，就把土地卖掉及时享乐了。我们二房的每一块地，除了上边留下的和自己修的，都是用白花花的银子从他们手中买来的，就跟如今大家买房子是一个道理。但是勤劳的人为何就变成剥削阶级了呢？三是既然是大地主，应该是资产阶级，应该和国民党是一伙的，为何国民党不保护自己人呢？把大伯这样的同伙给抓走了，竟然落得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地步，在国民党统治的天下，我们大地主是受害者，解放以后的新社会，我们仍然被批被斗的，照样成了受害者，原因何在呢？都是家里富裕惹的祸吗？
大伯失去音信之后，几十年间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他的兄弟姐妹几个，好像没有人主动寻找过他。我的理解是，对父母而言，那时候人命是不值钱的，甚至不如一只鸡一条牛，鸡可以下蛋，牛可以犁地，死了后都可以吃肉，而人死活都是不能吃肉的。我的印象中，如果家里有一头牛丢失了，是要打着马灯连夜进山，把它给找回来的。我有几次采药迷路了，半夜还没有回家，是没有任何人关心的，待遇比那些畜生差远了。对兄弟而言，少了一个大伯，就少一个人分家产。后来分家产的时候，为了多分一个碗，多分一把椅子，除了大伯不在，剩下的四个兄弟之间，打得头破血流。我的父亲心软，懒得争吵，一个大院落，最后只分了两间房，一把铁锨，两个碗。碗是黑陶碗，一看就是私窑里烧制的，不是圆的，是不规则的，一个还是破的。恐怕还有一个原因也至关重要，兄弟几个仅地主崽子的身份，天天就得被拉出去批斗，瓦烧不蓝要批斗，天不下雨也要批斗。我的堂兄与我的大姐，成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那个时代，在学校里考试基本第一名，但是就因为成分不好，不但不能上大学，连当个团员的资格都没有。大伯如果还活着，那可是国民党的兵，国民党的兵就是敌人，就是反革命，如果把反革命给找回来，兄弟们自然是要受到牵连的，就不是批斗而已了，就是找死了。
不过，摘掉地主帽子后，中国就改革开放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了，大家一窝蜂地开始赚钱，个个都梦想着睡一觉醒来，眼睛一睁就成了大富翁。我这个放牛娃当然也不例外。我就实话实说吧，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是那个灰姑娘，大伯就是那个会变魔术的老婆婆。我对大伯的兴趣达到了极致，感觉他不是我的大伯了，而是埋在地下的一笔宝藏。我私下里是找过几次大伯的，相信我们二房的堂兄堂弟们，也私下里找过大伯的。谁先找到了大伯，就等于是找到了这笔宝藏。因为，即使是大地主，照样是可怜巴巴的农民，有几件值钱的家具和古董，也被贫农们给分掉了，哪怕就是陈氏的其他几房，也没有出过一个当官的，更没有几个发财的。而大伯，是唯一可能为我们创造奇迹的人。 当放牛娃的那阵子，我一边把牛放到山坡上，望着远处空蒙的大山，一遍遍地呼唤着“大伯啊大伯”，像我们那里呼唤山神降雨一般，我不明白把他叫出来的意义是什么。每次当我站在山梁上大声呼唤的时候，总会把一群动物给吓得四处乱跑。有一次却不一样，一只锦鸡——在这里我只能称为锦鸡，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凤凰这个东西。一只锦鸡随着我的呼唤徐徐地降落在我面前的一棵大树上，它“嘎嘎”的叫声反而把我吓了一跳，我当时认定这不是别的，正是我的大伯转世了，或者是我的大伯派来的。大伯似乎问我，你叫我有什么事情吗？我说，没有事情呀。大伯似乎说，没有事情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呀？我说，我想你了呀。大伯似乎说，骗人的吧，你是我侄子，有事情你就快说吧，别客气。我说，你真是我大伯吗？那你就让我家的老黄牛怀孕吧。说实在的，锦鸡确实是存在的，我也和它对过话了，不过是我自言自语而已。对完话，锦鸡就飞走了，不久我家老黄牛果然就怀上了小牛犊子。还有挖天麻，天麻比较值钱，是我们塔尔坪最重要的收入，每到夏天大家就会一窝蜂地拥上山。能不能挖到天麻完全是要靠运气的，运气好的话会遇到一大片天麻林，运气不好的话恐怕连个天麻苗子也看不见。我小时候，运气好得出奇，别人都说我是发财的料子，所以我往哪座山里钻，大人孩子就跟着往哪座山里钻。他们说这是一个人的命，其实我有一个小秘密，从进山开始，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大伯，希望大伯能够指引我。
在若干年后，当我长大了，走出了塔尔坪，我是这样一次次寻找大伯的：我每到一个地方，无论是旅游还是开会，比较喜欢逛的地方是烈士陵园。我去过的烈士陵园非常多。在陕西，有商洛烈士陵园，有丹凤烈士陵园，在我们庾家河镇的山头上，建起来的一个战斗纪念亭。有一次从河南南阳经过，我去过南阳的烈士陵园；到江苏南京游玩的时候，我去过雨花台和中山陵；后来定居上海后，我还以《龙华烈士陵园》为题写过一首诗，“想永远躺在烈士陵园/凭着我一生也换不来一张门票/我常借着祭拜的名义/到这里欣赏桃花/顺便看看是否有我的亲人/已经为我做好了铺垫……”别人以为我比较爱国，是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我是在寻找我的大伯。去烈士陵园，除了找大伯，好处还是比较多的，一是缅怀烈士，提升自己的斗志；二是烈士陵园和寺庙一样，有时候确实景色秀美，比如我们丹凤县烈士陵园，整个县城没有什么地方能有这么多的鲜花，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
到烈士陵园找大伯，我是这么想的，当年大伯被拉壮丁了，进了国民党的部队，他是有机会弃暗投明的，如果他后来跑到了共产党的部队，当了一名八路军战士，而且为了民族的解放战死在沙场，甚至是堵过敌人的枪眼，炸过敌人的碉堡，成了一名英雄人物，那我们就是英雄人物的后代。英雄人物的后代除了很光荣，还应该享受很多待遇，比如提干，比如分房，比如发钱。我有一位同事，她长得很漂亮，嫁给了烈士的表姐的儿子的小舅子的侄子，这么拐弯抹角的关系都沾了不少光，每次业务考核都不合格，因为人家与烈士沾亲带故，不但没有被辞退还被调整到了不用干活就能拿钱的岗位上。所以，每次到烈士陵园，我就一块一块墓碑去找，看看有没有叫“陈先”什么的人。如果有，可能就是我大伯了。有一次我在丹凤县烈士陵园里，看到一块墓碑上，有一位烈士姓陈，后边两个字有些模糊不清，我有一些小小的激动，死缠滥打地找到了管理人员。人家搬出了花名册说，这里姓陈的烈士一大批，但是肯定没有叫“陈先”什么的，连“陈前”什么的都没有。让人气馁的是，在烈士陵园里，看到最多的是“佚名烈士之墓”，那一排排十分壮观，说不定大伯就在里边埋着了，但是再壮观没有名字对我有什么用呢？
有一次，我去庾家河镇办事，顺便坐下来吃了一碗浆水面，浆水是用野菜做的，等面条煮好了，你还可以走出小店的后门，采点新鲜的挂着露水的叶子，有薄荷，也有山蒜，直接放入热气腾腾的面里。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令人回味无穷的面条了。小店的老板娘说，你别看我这个小店，也算是老字号了，李先念当年在这里开过会，你坐着的这把椅子说不定也是革命家坐过的。这把椅子被磨得油光发亮，让我油然升起崇敬之情，我的屁股就不敢落坐了。吃完面，我激动地去查了查资料，李先念同志确实在庾家河街“春永茂”药铺开过会，商量在我们商洛建立革命根据地。他手下的部队在我们庾家河与国民党发生过一场战斗，冲锋了二十多次，在黄昏时夺回了阵地，死伤了一百多人。我当时就想，大伯名字中肯定有个“先”，而李先念也有个“先”，会不会李先念就是大伯呢？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改名字，总理改过名字，主席也改过名字。大伯改个名字这是有可能的，改名字在战乱时期是为了躲避敌人，在和平年代是怕家人打扰他，找他办事情，所以继续隐姓埋名了。大伯只留了一个辈分，以“先”做个纪“念”。我给陕西有关部门写过信，想核实一下自己的身份，这封信自然是石沉大海了的。我还找到了我们丹凤县党史研究部门，一个姓李的工作人员说，你这不是瞎掰吗？我姓李，李先念也姓李，起码三百年前还是一家呢，我都不敢和他攀扯什么，你就不要做梦了吧。
还有一次，是我看新闻联播的时候发现的，我发现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有一位十分伟大的人物，他叫陈云。听到陈云这个名字，按说我是不会联想到大伯的，实在是两个人差距太远了，连让人想一下的胆量都没有了。但是空闲的时候我还是在网上百度了一下，偏偏发现他有一个儿子叫陈元。陈元意味着什么？“陈”是我的姓氏，“元”是我这一代的辈分，而且我恰恰没有名字，直接就叫了“陈元”，和陈云之子陈元同名，这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啊。那阵子，我不再去烈士陵园了，而是经常去泡图书馆，专门查阅中共的党史资料，特别是有关陈云的资料。从资料中我找到了两个疑点：一是他生于一九零五年，起码比大伯要大二十岁；二是他的老家是江苏青浦（后划为上海青浦），根本与陕西不沾边。为此我不但借出差之机追到了北京，还一直追到了上海的青浦区，即使参观了陈云的故居，听完了陈云的革命事迹，我还是无法接受他不是我大伯的事实，因为陈云与父辈们的长相真是太相似了。“我爸叫李刚”很流行的时候，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得意地开了个玩笑，说“陈云之子陈元”。 两岸关系缓和后，尤其是大家对国民党不再那么敏感的时候，我开始喜欢看两岸关系的新闻了。特别是两岸来往频繁后，尤其喜欢看两岸之间的寻人启事，有电视台的寻人启事，也有报纸夹缝中的寻人启事，我会全部搜索出来，与台湾有关的，我都要想办法联系一下。大伯被拉了壮丁，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先是去了河南的，从河南再往前走，就是安徽了。从安徽再往前走，就到了江苏南京。南京是国民党的老巢，好多国民党官兵都是在垮台的时候，从南京随着蒋介石撤到台湾去的。我在想，大伯如果大难不死，在枪林弹雨中一路跑到了南京，然后随着某某人，一起逃到了台湾，找了个台湾美女，在台湾成了家，在台湾当了官，或者成了大企业家。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陈水扁在台上的时候，我怀疑陈水扁就是大伯，他既然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同样也可以不承认自己是塔尔坪的人。因为塔尔坪对他来说，有什么呢？除了他是这里落地的，从这里被绑走的，其实什么都没有，这里没有名山大川，没有历史古迹，连一座寺庙都没有，只有一帮穷苦的兄弟，或许这会让他羞耻的。那阵子，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台湾某某某亿万富豪回到大陆寻根问祖了，或者是某某某亿万富豪临死前，留下一大笔财产，委托律师转交给大陆的亲人，我就更加盼望大伯去了台湾。某一天我们就突然收到一封信，是来自台湾的关于财产继承的遗书。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来电显示是台湾的，我一阵惊喜地接通了，接通后才明白是推销大乐透的广告。
我在上海工作时，无意中认识了一个老板，他开了一家名字叫“龙”的婚纱摄影店。当时他请我帮忙，大意是让我给他们搞一个策划，把他的企业给炒作一下。我们约在徐家汇那边一起吃饭，我接到他的名片之后，发现他也姓陈，而且是从台湾那边来的。我当时就十分激动，那顿价格不菲的晚餐本是他要请的，最后我就糊里糊涂地买了单。这次见面之后，我给他们策划了一个活动，从残疾人中间海选十对恩爱夫妻，然后免费给这些恩爱夫妻拍摄艺术照，这项公益活动一下子引起了轰动，“龙”摄影一下子超过了“巴黎婚纱”。陈老板要感谢我，给我塞了一个大红包，被我拒绝了。这个陈老板三十来岁，企业做得很大，在全国各地都有连锁。从认识他那天开始，我就希望把他和大伯扯上关系，但是经过不断地了解和追问，人家祖宗八代，都是台湾那边的土著。我对陈老板说，我求你个事情吧。陈老板说，你尽管吩咐吧。我说，在台湾帮我找找大伯吧。当陈老板让我提供大伯的名字、出生年月等信息，我表示一无所知，只能告诉他，我大伯的故乡叫“塔尔坪”。陈老板很给力，在台湾好几个报纸上，都打了寻人启事，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什么也没有找到。我看到那张从台湾带过来的报纸，才恍然大悟，大伯离开的时候或者塔尔坪还不叫塔尔坪，而叫别的什么，因为塔尔坪也改过很多次名字，叫过红星村，也叫过大庙村。
以上，我对天发誓，不仅仅是我年幼无知时的幻想，进入中年后我还是心存希望，这是一个农民之后、一个草根之子的一份无奈的努力罢了。直到最近几年，当父辈们一个个离世，只剩下父亲一个人，整天看着偌大一个院子发呆的时候，我最最希望的，不是大伯给我带来什么依靠，给我带来什么意外的财富，而是以父亲的一个兄弟的名义仍然活着。推算一下，大伯如果没有死在战争之中，没有倒在那个乱世的疾苦之中，依然健康地活在人世的话，不过八十多岁而已呀。
三
有时候年龄是个与生命毫不相干的数字，无法用这个数字来表示一个人离死亡的距离。
说到真正的死亡，在我们二房最先离开的，而且是我亲眼所见的，就是我的大叔叔了，也就是父亲年龄最大的那个弟弟。我们把叔叔是不叫叔叔的，根据年龄大小，依次叫大佬、二佬或者小佬。
大佬叫陈先有，是一九四几年出生的，出生后没有几年，中国就基本解放了，算是在新旧交替的夹缝中出生的。大佬人长得没有任何毛病，相反和长辈们一样，高高的额头方方的下巴，一张“国”字型的脸。算命先生是这样描述的，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应是非贵即富的命。算命先生说，凭你这副模样，你就晒晒太阳、睡睡懒觉等着吧，肯定会有八抬大轿来抬你的。我爷爷，也就是我嗲，对他似乎也十分偏爱，把三间厢房分给了他，还分了一张床、两把太师椅、一张方桌和两口铁锅，另外还偷偷地塞了一些银元。就这么个人，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一辈子打了光棍。按照他的年龄推算，适婚年龄应该在一九六几年。我分析了一下：第一，恐怕是受了算命先生的影响，大佬比较懒，整天爱睡觉，太阳还没有落山，就钻进被窝里了，第二天太阳晒屁股了还是不起床，直接躺在床上晒太阳。有一阵子把脖子都睡歪了，索性把小名改成了“老歪”。他走路的时候，要不停地朝上伸着脖子，希望把脑袋扶正了，于是感觉那个脑袋不是长在脖子上的，而是放在脖子上的，搞不好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一样。那个年月是吃大锅饭的，大佬一个人挣工分，一个人吃饭，自然用不着那么卖命。大佬说，我光棍一条，不让我睡觉做梦娶媳妇，岂不是太残忍了吗？第二，那个年月，正好是斗地主的阶段，他虽然没有被划为地主，起码是地主的兄弟，这样的成分谁还敢嫁呢？对此，父亲的解释是，人在这个世上，像只蚂蚁似的，他命再好有什么用，也抗不住国家的命，斗地主那阵子浪头多大啊，他能保住一条小命就不错了，哪还有心思去想媳妇啊。
大佬一辈子没有成家，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一个“情”字。我是在几十年后，才了解到的。二。一二年，我远嫁到河南省灵宝县的小姨，得了癌症，临去世前念念叨叨地来到了塔尔坪。在我的印象中，小姨自嫁出去后，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塔尔坪，按照我大姐的说法，是和人赌气，具体赌什么气，大人从来只字不提。小姨生前最后一次回塔尔坪，去我母亲坟头坐了一会，唠叨了半天的话。顺便又去大佬的坟头，还给大佬烧了一堆纸。我问父亲，小姨和大佬有什么关系吗？她为什么要去坟头看他？父亲只顾着抽烟，并没有作声。大姐私下里说，小姨险些成了大佬的媳妇，门都上了，亲都订了，过门日子都查好了。我说，像咱妈一样，是用土地换的吗？大姐说，都解放多少年了，哪里还有土地呀。我说，那为什么飞掉了？父亲仍不作声。大姐那时应该还小，自然不明白具体原因，所以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从其他人口中，我了解到一个确切的消息，那就是小姨没有嫁给大佬，为此一下子离家出走了。她是在过门前两天跑掉的，她背着个包袱，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顺着一条羊肠小道，一声不吭地朝外跑，最后实在跑不动了，就停在了几百里外的河南省灵宝县。她一抬头，正好遇见一片玉米林，中间有几间茅草房，里面正在生火做饭。她也不招呼一声，便推门而入，掀开人家的锅盖，吃了十几个蒸红薯。她实在太累了，吃饱了，就倒在人家炕上，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中午。此户人家正好有一子，是个白癜风，脸色白得太吓人了，愁着找不到媳妇呢，于是经不住几句引诱，就地把自己给嫁掉了。我没有去过小姨家，但是大姐去过，住了三个月时间，说是让人十分失望。据大姐的描述，那地方比塔尔坪差远了，塔尔坪虽然山大沟深，人是住在山下的，而小姨家是住在黄土高坡上的，茫茫一片没有一棵树木，没有树木就没有乌鸦与喜鹊，连麻雀好像也没有。一家四五十亩的庄稼地，全是广种薄收的那种。最要命的不是粮食，而是那地方缺水，没有水就没有办法煮饭了。每天早上天不亮，小姨就会下山去背水。那里的水，不像塔尔坪有涓涓小溪，而是从泥土里渗出来的，半天只能勉强接到半桶水，到太阳彻底升起的时候，水就基本断流了。这半桶水背回家，先用来洗菜，然后用来洗脸，洗完脸再用来喂牲口，大姐在小姨家的三个月，没有洗过一次澡，这里的人一年到头都不会洗澡。我问大姐，那为什么不住到山下去呢？大姐说，庄稼地都在山上，住到下边更加艰难，何况也没有山下山上之分。我问，为什么不吃雨水呢？大姐说，吃雨水的呀，家家都有一个水窖，把雨水收集起来，水里都长了虫子。一年到头，雨水非常稀少，房子就不怕风吹雨淋，也与我们塔尔坪不一样。塔尔坪的房子都是青砖绿瓦，而小姨家的房子，全是土坯子垒起来的，上边铺了一层薄薄的茅草，仅仅为了遮光。小姨得的癌症，不是别的，应该是胃癌，半辈子没有水喝造成的。不过这是大家猜测的，家人要送她去医院检查一下，说是要死也得死个明白。她坚决不同意，说是没有意义。不明白小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个年代得胃癌去世的人是比较多的。大家还有不少猜测，说我母亲三十九岁的时候，就是得胃病去世的，我大佬也是得胃病去世的，虽然都没有得到什么诊断，但基本可以断定是胃病。因为没有粮食，大家整天吃树皮草根，还吃过一种粉状的石头，那胃已经不是胃了，像一个水泥搅拌机。大佬一个人挣工分，按说是够一个人吃的，但是有几年颗粒无收，工分根本分不到粮食。大佬没有吃石头粉，但是吃过玉米秆。在我记事的时候，我见过大佬吃玉米秆。他把颗粒无收的玉米秆，用刀一根根剁碎，然后放在一个磨盘上，磨成了粉。我们院子中间有一扇大磨盘，也许整天磨这些粗糙的东西，磨盘一天天薄了，一尺来厚的大磨盘，如今只有烧饼那么厚了。大佬用玉米秆磨成的粉，蒸了一锅馒头，出锅的那天早上，太阳特别地温暖，他坐在门槛上神秘地朝我招了招手。他说，饿了吧？我说，一天滴水未进了。他说着，掀起热气腾腾的蒸笼，把一个馒头扔在我的手心。我好像几年都没有吃过馒头了，看着白里透黄、黄里透青的馒头，我狠狠地咬了一口。才发现，这不是平常的馒头，牙齿咬在馒头上竟然打滑。怎么比喻那个馒头呢？我当时就告诉大佬，它很像牛粪疙瘩。如果放过牛的人，肯定捡过牛粪疙瘩。从牛肚子里刚拉出来的一摊摊牛粪，冒着热气就是这个样子，经过太阳晒干了，硬邦邦的也是这个样子。唯一不一样的，牛粪除了青草的味道外，还会有一点尿骚臭，而这个玉米秆蒸出来的馒头，是没有任何味道的，放在嘴里像老牛在咀嚼一把青草。
大家还有一点证据，可以证明大佬是患了胃病去世的。在他去世前的十几年间，不停地打嗝，不断地从胃里向上返酸水，后来时不时地开始吐血。特别是去世前两天，他躺在一张床上，像是一眼泉水一般，嘴里咕咕嘟嘟地冒着血水，偶尔往外吐出黑色的血块。大佬去世具体是哪一年不清楚，但肯定是一九八几年，比我母亲晚一点点，也就四十岁左右的样子。一九八几年，我们整个县只有一家医院，塔尔坪只有一个赤脚医生，还兼着给猪马牛羊看病，说是看病其实就是劁猪骟牛。大家无论生多大的病，从来不检查不打针，少数人会吃一点自采的草药。塔尔坪到处都是草药，山上除了天麻、灵芝之外，还有柴胡、苍术和五味子。五味子满山遍野都是，据说就是治胃病的，至少是开胃用的。我母亲是吃过几背篓草药的，大佬一生连草药都没有吃过，大部分人至死都是不吃草药的。不吃草药，不是因为不相信草药，而是草药采回来后，可以拿到小卖店里换盐。大家判断一个人是否去世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试鼻息，所以在塔尔坪从来不叫死，而叫断气，就是断了呼吸。当时，大佬的嘴一张一合，吐了一天一夜的血块，就被大家装在棺材里埋掉了，和我母亲的死法是一模一样的。多年之后，我怀疑他们根本没有死，甚至他们还有想法，只不过是闭着眼睛，按照现代医学的理论，起码还没有脑死亡，去做做手术，做做透析，也许能再活一年半载。但是谁让他们活在一个落后的年代，只能被人们匆匆忙忙地执行了“安乐死”。
大佬虽然寿命不长，一辈子没有成家，他却有一个儿子。父辈们兄弟五个，除了大伯生死不明外，其他活着的兄弟四个，不管什么情况，最后每家都有一个儿子。也就是到我们“元”字辈，有兄弟四个是续了香火的。说一句不敬的话，我怀疑大佬一辈子，可能都没有睡过一个女人，也就是没有一次性生活，至死他还是一个童子身。哪怕就是在梦里，恐怕他也是干净的。因为那个年代还保持在封建的旧社会，关键是在我们塔尔坪也没有一个女人，能够给他提供这个偷情的机会。所以大佬的儿子不是与哪个女人私生的，而是从我们堂兄弟几个人中过继的。过继儿子的过程，其实就是争财产的过程，我年少没有想得那么复杂，直到大佬百年之后，他名下的那三间厢房，和那几件红木家具，统统归了别人，我才突然明白过来了。
过继儿子的事情，是在大佬去世前五六年的时候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堂兄弟总共有五个人，有两个人可供选择。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堂弟，我是父亲的小儿子，他是我小佬也就是我小叔家的小儿子。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大伯生死不明，二伯只有一根独苗，叫陈元民，在堂兄弟中排行老大。大堂兄如今与大嫂一起，搬进一座寺庙当了住持；父亲有两个儿子，我的哥哥叫陈元聪，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二，我叫陈元，在堂兄弟中排行老四；小佬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陈元兆，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三，小儿子叫陈元华，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五。如此一来，能过继的最佳人选中，自然就是我与堂弟两个人了。我和堂弟是一年出生的，只是我比他大一个月，我是农历八月，他是农历九月。按照大佬的意思，他是比较喜欢我的，原因是我十分勤快，不仅砍柴放牛种地，而且还可以做饭洗衣，样样都干得很漂亮。在我十岁左右，还开始挖药材、做家具赚钱了，有了八十多块的存款。八十多块相当于现在的几万块，所以别人都叫我富翁。有许多大闺女小丫头的，托媒人上门开始提亲，其中不排除有大户人家的丫头。但是，最后真正过继的时候，却成了我的堂弟陈元华。对这事，我是很不在乎的，因为一旦过继之后，就变成别人的儿子了，感觉像被抛弃了似的。果然，元华很快就搬到了大佬家，与大佬一起睡一起吃，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做饭呀洗衣呀扫地呀，其实不管怎么看，都觉得怪兮兮的。我常常看到元华失魂落魄的样子，倒像是一个孤儿一样。
我终究还是后悔了。原因有几个：第一，刚才已经说了，三间漂亮的厢房归了别人，瓶瓶罐罐的古董、箱箱柜柜的家具都归了别人，还有核桃树自留山菜园子统统都归了别人；第二，过继手续办完，我的亲哥哥就在去河南淘金的途中出了车祸，意外地死了，那年他才十八岁，刚刚订了一门亲事，还没有正式娶亲。对于哥哥的去世，我从风水学与宿命论的角度，做出过一点反思。从我们房后的山形与门前的流水来看，命中注定一家只能存有一子。如果我过继给了大佬，成了大佬的儿子，那么我们家的香火，自然落在哥哥身上，我的哥哥也许就不会出意外，那么出意外的将会是谁呢？天意又是什么呢？从这一点上看，让我又想起了我那失去音信的大伯。
如果大伯依然在一个神秘的地方活着，上天也会安排一子给他来继承他的香火，那么他的遗产和我就没有任何相干了；如果大伯已经不在人世了，哥哥是不是奔他而去了呢？一切皆有可能，物质是不灭的，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一个人从一个地方消失了，他肯定会从另一个地方爬起来的。 大佬去世的时候，我与元华堂弟已经离开塔尔坪，去庾家河镇念书去了。也许是初一，也许是小学，我们两个一直在一个学校，我学习总是非常出色，每次都会考出第一名，元华虽然一直也很努力，并没有这样的好成绩。但是人的命运，真不是念书就能决定的，虽然我们那个时候改变命运的唯一手段就是念书。我最终考上了大学，吃上了商品粮，被分配到机关工作，成了一名国家干部，如今定居到了上海；学习一直很差的元华，却找到了另外一条道路。他在高中毕业后选择了入伍，在北京一个部队当了兵，给首长开了多年的小汽车，在一次户口政策放开的时候，他给国家交了五千块钱，把农民户口转成了商品粮户口。退伍时转业到了石家庄，吃上了公家的饭，在石家庄娶妻生子，照样落地生根了。自此，他与我站在了一个起跑线上。
真应了三十年河东转河西，谁也没有料到如今，我们不管是谁的儿子，不管是续了谁的香火，却统统地流落在异地他乡。拥有那些宅院有什么用呢？再过多少年这个大宅院又会是谁的呢？无论逢年还是过节，有谁会在那些埋着亲人的坟墓前烧几张纸燃一炷香呢？亲人们的灵魂是否与飘在塔尔坪上空的白云一样已经无人认领了呢？
这并不是大佬之死给我带来的感慨，因为在大佬去世之时，塔尔坪还是人丁兴旺的，村子的上空一年四季都有唢呐声响起，当然也有喜鹊喳喳地呜叫，有的是在这里拜堂成亲，有的是在这里出生，有的则是在这里死去，生与死，喜与悲，都在这里一圈圈地轮回着。
不知何时，像一条珍珠项链一样，这种轮回就被打破了。
四
二伯应该是我们塔尔坪色彩浓厚的一个人。我这里所说的二伯，自从真正的大伯消失后，其实我们就管二伯叫大伯了。
大伯叫陈先举，而我一直都叫他“陈先主”，直到前几年回去给他上坟，从他新立的墓碑上发现，我把他名字念错了。好在给一个人烧纸时，只需要念叨名字，而不是写名字，所以过年过节时我送给大伯的钱，他在另一个世界还是可以收到的。按说，在他的一生中，经历过太多的磨难，比如在枪林弹雨的旧社会，比如在阶级斗争当中，这都没有夺走他的性命，反而是一个好时代把他给消灭掉了，也可以说是时间把他给消灭掉了。自从我嗲去世后，他就成了我们二房的代表，无论是林子起火了，还是一头牛滚坡了，都会把他拉出来批斗一番的。我记得一个场景，我们村里的砖瓦场烧坏掉了，青砖没有烧透，绿瓦是红色的。那时窑匠是我舅舅，队长是三房的一位伯伯，按说应该是他们两个的责任，这事与大伯一根草的关系都没有。但是他们大喝一声：“陈先举在哪里，把这个地主分子给我押上来。”大伯低着头，从人群中钻出来说：“我自己来吧。”但是队长又大喝一声：“你这个地主太坏了，干了坏事还要自己来？”于是他被两个民兵，反绑着双手推到了台上。
对这件事，我有着十分离奇的感受：第一，舅舅在烧窑点火的时候，不但要念念有词，还要烧香磕头，所以在我心里，舅舅之所以是个窑匠，靠的不是什么技术，而是巫术和咒语。砖瓦烧坏了，如果真是大伯捣的鬼，那说明大伯比舅舅厉害，他能破除舅舅的巫术和咒语。发生这件事情后，我是很崇拜大伯的。我多次问他，念什么咒语能让牛滚坡，怎么才能让山林起火？我特别希望牛能滚坡，牛一滚坡就可以美美地喝上几碗牛肉汤，山林起火后会捡到被烤熟的野鸡。第二，在那个是非不分的年代，地主不是人而是畜生，你想照着人的方式行事，是万万不行的。你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主动说“自己来”，那是错的；你一旦默不作声，等着别人来侮辱，又会以为“你想抵赖”，就大错特错了。还有一次，是发生在父亲身上，父亲看到学校墙边堆着很多垃圾，臭哄哄地招苍蝇生蚊子，好心把垃圾给清理掉了，垫了牛圈，没有想到竟然成了“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大伯还是从那个扭曲的时代挺过来了。但是大伯个人的厄运，并不会因为社会的转变而改变，地主的帽子摘掉了，时间似乎又编织了一顶无形的帽子，高高地戴在了他的头上。一个算命先生与我的看法是一致的，大伯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因为他的鼻子长得奇特，尤其是鼻尖有两公分长，说明这个人命硬，能经得起折腾。让大家唯一没有想到的，好不容易挺到了摘了帽子，吃喝不愁的好时代，他却没有挺过去，而且他的死法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
从大伯身上看，一个人的灵魂永远是改造不了的。无论你用了什么手段，给他讲的是什么思想，让他信的是什么主义，其实统统是无效的。面对强大的社会运动与洗脑式的教育，他只有革面，而不会洗心。所以大伯有三大嗜好，都是地主时代留下的。在地主时代这些遗风，还要受到一些封建思想的限制。而到改革开放之后，人自由了，思想解放了，欲望被无限地激发出来了，像是开了闸的洪水一般，比地主崽子时代就更加疯狂了。我分析后得出结论，大伯的死是与这三大嗜好脱不了干系的。
大伯第一个爱好是女人。一个人在其他地方爱女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两个人对上眼就行了，在农村野合的情况见怪不怪，在城市的话现在小姐到处都是的，随便招招手就是一大群。但是在塔尔坪要过的关太多了，整个塔尔坪都是陈氏家族，每家每户都是有辈分的，之间是绝对不可能通婚的。长得漂亮的几个女人，要么是大伯的侄媳妇，要么是大伯的婶婶，而且都是没出五服的。在这几个女人身上，说大伯什么闲话的都有。有说是爬灰，就是与晚辈通奸；有说是挖地菜，就是与长辈有染。
在塔尔坪传出最多的，就是大伯喜欢掏大粪，原因是借着机会看女人的屁股。农村的茅坑大家应该见过，架得高高的，像是一个小阁楼，为了掏大粪方便，后边是敞开式的，所以从后边抬头一看，女人在蹲坑的时候，不仅仅是白花花的屁股，就连毛毛草草的也是一览无余的。大伯在爬灰上应该是没有什么花头的，那些远房的侄媳妇们他有没有沾染我不知道，但是亲儿媳妇他是肯定沾也未沾的。有一阵子大伯与大堂兄之间，经常扭打在一起，父子之间刀来棍往的，搞得你死我活，有人猜测是因为爬灰，实质上不是的。因为大堂兄自小信佛，经常去后山一座寺庙里烧香，还借来一些佛教的书读，一来二去就认识了经常去寺庙里洒扫的大嫂。两人结婚之后，除了没有剃度为尼为僧之外，所有生活都是按照佛门的规矩办的，绝对不吃荤菜。去别人家吃饭，碗上的油星子，是要拿火灰擦一遍的。连葱与蒜都是不沾的。有人想检验一下，有一天晚饭，在他们家锅里，偷偷埋了一块猪肉。不想他们发现后，硬是抠着舌头，把吃下去的东西给吐了出来，然后饿了三天三夜，喝了几十碗清水，算是洗了一遍肠子。这在那个视肉如命的年代，绝对是一对怪物。不吃荤菜，他们两个并不显得苍白，脸面上红润润的，我怀疑他们夫妻之间，连起码的男欢女爱都戒掉了。 而大伯既爱女人，又喜欢吃肉，为了能有肉吃，后来还学会了杀猪。替别人杀猪不仅能吃杀猪饭，还能得到一条猪大腿。这是后话了。所以大伯犯了佛门最大的两个禁忌，不由得他们父子不三天两头打架了。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大伯与独生儿子分了家，分了家之后还是扭打在一起。有些人打架，为了一只鸡，为了一棵树，但是大伯与大堂兄打架，我们从来不清楚什么原因。有人说，是为了一股风，大堂兄闻到了风中的臭味，知道大伯又在替人家掏大粪了；有人说，是为了一抹影子，看到一道撕心裂肺的影子从空中飘过，大堂兄知道大伯又在杀生了。后来，也许大堂兄为了图个清静，锁了门，闭了户，离开了塔尔坪，夫妻两个跑到一百里开外，在一座荒废的寺庙里安了家。农忙时在寺庙周围开荒种地，种玉米小麦，也种芝麻与黄豆，绝对不养羊也不养猪，养羊养猪都是要挨刀子的；农闲时就打理一下寺庙的香火，给周围的山民们讲解佛经，以此消灾避难、祈福还愿。
说大伯与他的婶婶有染，这个塔尔坪的人是信的，我是半信半疑的。他的那个婶婶是我们陈氏五房的，应是“治”字辈的，我见面的时候，要喊她奶奶。奶奶长得的确漂亮，不仅苗条，留了一头长发，而且瓜子脸，皮肤也十分白皙，这在塔尔坪是独一无二的。塔尔坪的女人统统不留长发，这是因为不方便干活。塔尔坪的女人的皮肤，与泥巴是一致的，基本是黄蜡蜡的，而且泛着菜青的颜色。奶奶的娘家是外边的，也许由于成分不好，就嫁到了山里。嫁到山里也就算了，关键是她嫁的那个男人，不傻不呆，就是有些怂，不管遇到人欺负他，还是欺负他的家人，他都是嘿嘿一笑了事。举个例子，有个村支书，经常去他家，无论什么时候去，由于惧怕村支书的淫威，他都会给人家把门打开，还在自己的床上添一床被子，三个人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睡在一起。大伯讨这个奶奶欢心的办法，我是知道的。有一次我上山挖药迷路了，回到村子的时候已经三更半夜的了。本来早就被吓得不轻，刚走到这个奶奶的门口，一下子碰到了一个黑影，他正蹲在窗子下边学猫叫。我心想哪有这么大的猫呀，肯定是个妖怪。这时，这个妖怪开口了，从窗口塞进去一样东西。窗子里边问，这是啥子？窗子外边答，是银元。窗子里边问，你别拿一块石头蒙我呵？窗子外边答，你用两个指头夹着，吹口气放在耳边听听响声，是真是假不就明白了。我就是那天学会如何识别银元真假的。过了一会儿，窗子里边发出满意的笑声，窗子被推开了，那个黑影一下子蹿了进去。
听声音，我明白这是大伯与那位奶奶了。回家后，我问父亲，银元是什么东西？父亲说，这是古代的钱，一个银元可以换好几十块人民币。我问父亲，大伯又不是古代的人，他怎么会有银元呢？父亲告诉我，恐怕是我嗲留下来的。当年世道乱得很，不但强盗一群群的，打土豪分田地也是一波波的，我嗲就把银元埋了起来，有的埋在院子中间的地窖里，有的埋在房间里的床下边，风声过去几十年了，现在又挖出来了。父亲又问，你怎么知道大伯有银元？是不是他拿银元送人了？我只是笑笑，并没有把大伯的秘密揭露出来。因为在我们印象中，和这位奶奶相好的，不仅仅只是大伯一个人，一帮男人常常莫名其妙地动手，都不是为了别的，不过争风吃醋罢了。
大伯第二个爱好是吃肉。为了吃肉，大伯首先喜欢上了打猎。大伯打猎是有条件基础的，因为他有枪，长枪短枪他都有，是打火药钢珠的，就是鸟枪，用鸡毛做引信的。这些应该也是我嗲遗留下来的。在民国的时候，方圆的山山水水基本都是我们家的，看家护院都需要用枪，所以家里自制了很多枪，解放后大伯他们把枪藏了起来，几乎每个床底下都有一杆枪。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就陆陆续续都拿出来了。这些枪拿出来后，基本是生了锈的，枪栓拉不开，枪眼给堵住了，不太好用。大伯聪明，找来钢管，又照着样子，自己摸索着制作了好几杆枪。大伯制作出来的枪，比鸟枪先进多了。鸟枪是打散弹的，是用鸡毛做引信的，而大伯制作的枪是用子弹。子弹也是他自制的，我没有见过正规的子弹，我见过大伯制作的子弹，大拇指那么粗，金黄色的，十分好看。
有一次，我被塔尔坪选为代表，去镇上参加珠算比赛。大伯说，我们陈家要出大人物了，得鸣枪为我送行。他高兴地扛着一杆新枪，随着我走到村口，东瞄瞄，西瞄瞄，却总也不见他扣动扳机。我说，你这枪是玩具吗？会不会打不响啊？大伯嘿嘿一笑说，怎么会呢？既然为你送行，你说打什么就打什么保证百分之百。我说，打野猪吧。大伯说，野猪得守个一天两天的，怕是来不及了。我说，你打燕子吧。大伯说，燕子飞得太快了，怕是打不住的，而且燕子是只好鸟，打死是不吉利的。我说，那就打树吧。大伯说，打树有什么意思？树又不能煮着吃。我说，电影里为人送行，都是朝天上打一枪的，你就朝天上的白云打一枪吧。大伯说，这不是放空枪吗？子弹是很金贵的。正说着，有位远房的婶婶追着一头大肥猪蹿了过来。婶婶骂道，陈先举，你家的这头畜生是野的吗？好好的一块苞谷让它给啃光了，你得赔吧？大伯说，赔什么？婶婶说，当然是赔苞谷了，难道是赔命吗？大伯说，它吃了你家的苞谷，肯定是长肉了，我得赔肉给你了。大伯说着，端起枪，对着不远处那头乱蹿的猪，轻轻一扣扳机，只听到“嘭”的一声，自己家那头猪连哼哼都没有，翻了几个跟斗就死掉了。大伯踢了踢死猪，对我说，怎么样？厉害吧，赶紧去镇上，拿个奖状回来，我拿它给你接风吧。
大伯与人家不同，人家只在冬天下雪后打猎，而大伯一年四季扛着一杆枪，满山遍野地跑。他不但打野猪，打松鼠，还打锦鸡，所以大伯家的墙上，挂着五花八门的用盐腌制的猎物。被熏得黑乎乎的，吃起来绝对的美味。还用松鼠皮做成围脖子。他不仅送给那位奶奶银元，多数时候就送这些美味，在饥饿的年代，这绝对比银元更有诱惑力。这些年，我进城了，在城市里生活，对枪是最向往的。如果有杆枪，哪怕和孩子的玩具一样，心里不顺的时候，拿出来朝着天空瞄一瞄，也是一件挺解恨的事情。于是就问父亲，大伯的枪哪里去了，才知道塔尔坪对枪开始管制了，已经全部上缴了。大伯去世后，在塔尔坪，许多动物都销声匿迹了，比如狼，比如果子狸，都看不见了。唯独野猪更加猖獗了，到处糟蹋庄稼，所以政府每年冬天会发一杆枪，允许村子里用来打野猪，控制野猪的繁殖。 大伯光打猎还不过瘾，竟然学会了杀猪。杀猪这活儿，是可以尽情吃肉的，吃完了还有一只猪大腿可以拿走。包括大堂兄在内，塔尔坪许多人觉得，猪也是一条命，天天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太残忍了，杀多了会影响阳寿，于是我们塔尔坪只剩下大伯这一个杀猪匠了。大伯逢年过节的时候很吃香，一天要杀三五头猪。我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脸像是在油锅里涮过了似的，整天红通通的，油腻腻的。不仅仅因为吃肉吃的，杀猪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就是放血之后拔毛之前，可能为了方便拔毛与剥皮，所以要给猪的全身吹气。吹气的时候，要在猪腿上割一条口子，嘴对着油乎乎的口子直接吹，把死猪吹得圆鼓鼓的才行。这是杀猪匠的关键技术。大伯吹得多了，腮帮子自然就鼓起来了。
之所以要讲大伯打猎与杀猪，不是想为大伯之死找到什么宿命的根源，也许真如民间所说，杀生太多了，才导致大伯死得离奇。比较科学的因果关系，是因为大伯爱吃肉，所以当上了杀猪匠。因为杀完猪吃完肉，一般几个帮忙杀猪的，会坐下来打几圈子麻将。大伯的死是由打麻将引起的。
自然要说说大伯的第三个爱好，就是打麻将。据父亲讲，大伯在解放前就学会了打麻将，这比他学会杀猪早了好几十年。民国的时候，大伯年龄不大，还是个毛孩子，已经是麻将场上的老手了，经常跑上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找腿子打麻将，说是打麻将，其实就是赌博。在民国时期，因为我们家是大地主，家里还是比较富裕的。大伯打麻将的胆子很大，开始与人家赌输赢的，只是国民党发行的钞票，但是钞票因为战争贬得不值一文，所以就改成了银元。我们家的银元，当初是用几口大缸装着埋在地下的，由于兵荒马乱的，好多人开始卖地，我嗲不识时务，照样见地就买，把大把大把的银元花了许多，还有一些被国民党队伍给征去了，另一部分就是被大伯给赌博输掉了。有一次，大伯出门三天，整整输掉了十二块银元，还欠了一屁股的债，等他回来再偷银元的时候，发现院子中间的地窖已经不见了，被我嗲用泥巴给填平了。大伯很骄横，他竟然拿出一把斧头，顶着我嗲的鼻梁，逼问银元藏哪里了。我嗲说，被你这个败家子输光了。大伯说，你再不把银元拿出来，我就砍掉自己的手，砍掉手我就不赌博了。我嗲伸出自己的手说，你还是砍我的吧。大伯果真挥着斧子砍了下去，但是没有砍到我嗲的手，却把我嗲屁股底下的凳子劈了个两半。没有银元，并不影响大伯打麻将，他偷了家里的十几张地契，应该有几十亩土地，跑到外边整整半年没有回家。等全部输光输净了，再回到塔尔坪的时候，我们那地方已经解放了，土地已经全部归公了。正是因为家里银元花光了，土地也少了几十亩，在划成分的时候，只有大伯一个人划成了地主，其他兄弟几个统统都是富农。富农日子虽然也不好过，比起地主来说，起码不会戴高帽子，很少会被批斗的。为这事，大伯常说，是他救了兄弟几个。
真正解放后，打麻将是绝对不允许的，地主打麻将那更要掉脑袋的。大伯一是没有了打麻将的腿子，二是也没有那么多脑袋，自然而然就戒掉了。直到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后，打麻将之风又慢慢兴起了，这股风吹到塔尔坪的时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了，正好大伯又学会了杀猪。当了杀猪匠，他才重新回到了麻将桌上。可惜的是，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洗礼，在我们塔尔坪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年纪大点的麻将腿子已经死绝了，年轻的麻将腿子不在外边求学，就在外边打工，只有过年才回来一次。这可让大伯难受了好长时间，开始他在塔尔坪试着培养了几个腿子，有的太小气舍不得钱，有的认为赌博是败家子，根本就撑不起一张桌子。大伯并不甘心，于是背着杀猪刀，就云游四方去了，表面上看是杀猪，实际是找地方打麻将。大伯顺塔尔坪的小河而下，不到五十里的地方有个余家村，竟然到处都有麻将摊子，可以大打，也可以小打。大打一场下来成百上千，小打一场下来，就输个一块两块。大伯有事没事就在这里泡着，麻将瘾是过足了，也输了不少钱。大伯好像也不缺钱，听父亲说，恐怕我嗲给他留了不少的银元。我嗲有好几缸子银元，分家的时候凭空就消失了，再加上我嗲是砍柴时，从山上滚下来意外去世的，想必是大伯找到了埋银元的地方。
大伯在余家村打麻将时间长了，就把自己闺女，也就是我的堂姐，嫁到了余家村。堂姐长得不算好看，但是人特别勤快，挖药、种地、做家务，里外都是一把好手。而且还能绣花，在枕头上绣出的两只喜鹊，据说能听到喳喳的叫声。所以方圆几十里，有闺女出嫁，都希望得到堂姐的绣花枕头，或者是孩子们出生，都希望得到堂姐绣出的肚兜。我枕过堂姐的绣花枕头，头一挨着两只喜鹊，心就十分清静，总有一股子吉祥如意的味道，倒头就能入睡，就连梦里都是带着蓝天白云的，蓝天白云下边会有我喜欢的人儿出现。把堂姐嫁到余家村没有什么说道，而是嫁给余家村的一个小驼背，就形成了两个小小的传言。一个传言，是大伯把堂姐给输掉了，有天晚上大伯输红了眼，就把堂姐给押上了。持这种说法的人，依据是堂姐出嫁时，除了两床被子之外，没有任何陪嫁，也没有办任何酒席。另一个传言，大伯把堂姐嫁过去，是为了能方便打麻将。不然余家村人生地不熟，吃碗饭也是要掏钱的，尤其是散摊子后没有地方睡觉，还得赶回塔尔坪真是太奔波了。还有，打麻将难免会起一些争执，也没有人给自己撑腰，常常受到人家的欺负。堂姐嫁过去后，大伯在堂姐家支了麻将摊子，睡醒了随时可以上桌子，饿了就一边吃一边打，果然玩得十分滋润。
我和大伯打过一次麻将，是在春节回家探亲的时候。我原来是不会打麻将的，直到工作后才在城里学会了。那是大年初一，早上吃过饺子，大伯就对我招招手说，我有个好玩的地方，你想不想去？我说，塔尔坪有什么好玩的？没有歌舞厅，也没有澡堂子。大伯说，当然不是塔尔坪，我们找个更热闹的地方。按照大伯的吩咐，我骑着自行车，把他带到了余家村，走进堂姐家时，麻将已经摆好了，有两个腿子已经等着了。于是我与大伯坐下来，整整大战了两天两夜，如果不是我输了个精光，大伯可能还不允许我离开呢。初三的时候，绿着眼睛回塔尔坪的路上，大伯问，你输了多少？我说，输得不多，不到一千。大伯从身上掏出三百块说，这是我赢的，就归你吧。我当然没有接受，但是内心却有些小小的感动。我对大伯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大伯喜欢打麻将，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想赢人家的钱，或者是赌博上瘾。恐怕这只是他发泄的一种方式，打发苦难岁月的一种方式吧？ 与大伯一起打麻将的第二年冬天，大伯就因为打麻将送了命。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只听父亲事后告诉我，那天大雪纷飞，把树枝子都压断了。大伯在给人杀完猪后，就跑到我的那个奶奶、他的婶婶家，与几个城里人一起打麻将。麻将打到天空泛白的时候，大伯又抓了一副好牌，于是把牌扣起来，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起身去上茅坑。不想这一出门，就再没有回来。另外三个腿子以为大伯赢了钱，偷偷地跑掉了。第二天中午，有人上茅坑时，看到屎尿中漂着一个东西，拿棍子一捅，竟然是一个人。原来就是大伯，说是大伯上茅坑的时候，脚下一滑，就掉到茅坑里，被活活地淹死了。当然这种说法，疑点是非常多的：第一，若真是滑进了茅坑，他应该可以扑腾几下，或者还能呼叫几声，这么大的动静，难道其他人没有听见？第二，大伯卷钱跑掉了，这在赌博时是常见的，但是对于非常喜欢打麻将的大伯来说，可能性太小了，何况他又抓了一副好牌呢？第三，大伯若是跑掉了，那么另外三个输钱的腿子，久等不见大伯的时候，难道没有出门去查看一番？为什么大伯的尸体是第二天中午才被发现的呢？这些疑点只是我个人的猜想罢了，是没有一个人为我提供证据的。
我的大堂兄听到大伯去世的消息，立即从寺庙赶了回来，发现大伯被浸泡得不像人样，像一只被大伯生前吹圆的、已经被拔掉毛的猪，而且鼻子眼睛里尽是大粪。大堂兄一下子哭了，跪在了大伯的面前，一点追查真相的心思都没有了，只是匆匆忙忙地把大伯给埋掉了。
随后多年，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到底是谁无形中杀死了大伯，是他喜欢的女人吗？是他刀下的牲灵吗？是他痴迷的麻将游戏吗？还是无情的岁月？这里面有没有阴谋与命运的安排呢？反正大伯是不可能再活过来，向我们讲述—个真正的关于死亡的秘密的。
五
小佬就是我最小的叔叔，却是分量最重的一个人。塔尔坪人的眼光朝哪里看、小河朝哪里流，几乎都是要听他的。
他在父辈中年龄最小，但是他读过的书最多，是唯一知道林黛玉和贾宝玉的人。他还会写一手毛笔字，从墙上那些“万岁”，到后来“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栽树”，基本都是他用石灰刷上去的。而且他跑过多年江湖，是第一个坐过火车、第一个吃过肉夹馍、第一个看到长江的人。正因如此，我们二房当家拿事的，实质上不是大伯，不是我父亲，而是小佬。父辈四个兄弟，虽然已经各自另立了门户，但是毕竟还在一个大宅院里，无论谁嫁女儿，谁娶媳妇，红事白事，事事还得由小佬做主。就拿几个堂姐的婚事来说，媒人得先带着小伙子，到小佬的堂上让他过目，没有得到他的点头，这桩婚事基本就要泡汤了。
大伯家有一个小女儿，当时小伙子来提亲时，小佬就坐在一把太师椅上，一边抽着水烟袋，一边眯着眼睛打量着。看小伙子眉清目秀，小佬满意地点头一笑；当得知小伙子家住小南沟，他脸一板，只顾着低头吸烟，就不再吱声了。原因是，这小南沟位置偏僻，没有半分地是平整的，出门就得上山，太阳刚升起来，就又落下去了。而且整个村子仅有五户人家，有三个找不到媳妇打了光棍。因为地少人稀，家境个个贫寒，就是风调雨顺，收到的粮食也填不饱肚子。而且这里不长麦子，只长苞谷，往往苞谷还没有灌浆，就已经到了秋天了。这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恐怕就与这里光照少、晒不到太阳有关。看小佬的架势，肯定是打死也不同意这门亲事的，但是我的小堂姐图人家小伙子长得帅，这边还没有点头呢，那边已经私下里好上了，最后万般无奈只好草草地嫁了。每年正月初二，小堂姐都在家预备了酒水，让孩子上门请小佬过去，小佬统统给拒绝了，至死也没有去小堂姐家走过亲戚。
在我家，也有一件大事，是小佬帮着处理的，那就是我的亲哥哥为了我，死在了河南的金矿上。父亲哪遇过这种事，心想死就死了，一埋了之，不但家产归了我，还有那个没有过门的嫂子，顺理成章是我的媳妇。还是小佬出头，连夜跑到河南，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终于讨了一个说法，让人家赔了八百块钱。那时八百块钱，相当现在的二十万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呢，因为那时一个馒头五分钱，现在一个馒头一块多了。正是这八百块钱，改变了我，我揣着这八百块钱，报名继续念书去了，后来就考上了大学。
小佬叫陈先甫，凭着这个名字，我就十分佩服。除了小佬之外，至今我见到两个“甫”字，都与响当当的大人物有关。第一个是杜甫，我在初中时读到了他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让我内心深受震撼，以至于以为带“甫”字的小佬，也应该是个了不起的诗人。第二个是李林甫，当历史老师介绍他，说他在唐朝当了十九年的宰相，相当于现在的总理，是见过杨贵妃杨玉环的人，更是强化了我对小佬的印象。
其实小佬在我心目中，最为高大的，并不是这个“甫”字。我在小说《我想去西安》里，描写的那个坐过牢的叔叔，因为坐牢不但没有成为罪人，而且成了塔尔坪的英雄，就是以小佬为原型的。他确实是坐过牢的，不是杀人越货，而是贩卖粮票。当年贩卖粮票，还有做生意，都是要坐牢的，连山上的药材，只能生病了，采着自己熬药喝。无论天麻还是灵芝，如果采着卖掉了，同样犯了投机倒把罪。小佬是我们塔尔坪第一个有商业头脑的人，而且是第一个出门做生意的人，他把粮票不仅仅贩卖到了西安，还一直顺着西峡、南阳、南京，把粮票贩卖到了上海。这条路线，就是大伯失去音信的路线，有人说，小佬到南阳，到南京，到上海，不是贩卖粮票去了，只是借着贩卖粮票，去寻找他的大哥我的大伯去了。小佬在法院被审判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自己之所以贩卖粮票，就是为了赚个路费，好寻找自己的大哥。不过，他把大伯的真实身份给隐瞒掉了，没有说大伯是国民党的兵，而说大伯是共产党的兵。小佬与我的想法是一致的，他对法院的人说，我大哥如果活着，应该是一个老革命；如果死了，应该是一个烈士。我在寻找革命兄弟，或者是烈士兄弟，我确实有罪，但是情有可原，你们应该宽大处理。法院的人听了，死活是不相信的，不相信也有不相信的理由，因为从小佬身上一下子搜出了一千多斤粮票和一千多块钱。
如果不是没赶上好时代，小佬早就成了大富翁。即便后来，他彻底收手退隐江湖了，但是在他去世后，依然发现他有几十万元的存款。这个数目在城市恐怕不算什么，但是在塔尔坪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能盖两栋三层的小洋楼，而且是我们塔尔坪的首富。与小佬一起贩卖粮票的，还有一个姓马的，两个人在西安火车站交易的时候，被公安人员给抓了。小佬被判了两年半，姓马的被判了三年，被关在了商洛监狱。开始大家并不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因为整个塔尔坪还没有一个人去过商洛，多数人连商洛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小佬被关在监狱的那两年，没有一个人去看望过他，当然也就没有一个人给他送过防寒的衣服。 小佬从监狱回来不长时间，时代就彻底变了。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不仅仅可以经商了，而且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因，粮票随后几年也全部作废了。这让大家觉得小佬实在是太冤枉了。加上小佬因为贩卖粮票，走南闯北逛过的地方多，是塔尔坪走得最远的人，甚至大多数人认为，他在商洛不是坐牢，而是在城市工作去了。他从监狱回来的时候，带了几袋子水果糖，前去看望他的人，无论大人孩子都有一颗水果糖。那是我人生中吃到的第一颗水果糖，也是塔尔坪很多人吃到的第一颗水果糖。所以小佬回来的时候，是十分风光的。种种因素累积在一起，塔尔坪人对小佬的态度，不但没有一点看不起，而且还有许多的羡慕。上学的时候，老师常常问我们，长大最想干什么？我和同学们的回答是，我们想去坐牢。老师十分意外，老师想要的回答是，科学家，或者是作家。人生正是如此，如果梦想是科学家与作家的话，这个梦想并不遥远。比如我，就真成了一个作家。但是要想坐牢，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曾经暗暗地发誓，不管用什么方法，哪怕就是犯罪，一定要走出塔尔坪，起码得像小佬一样走到商洛。我的愿望不久就实现了，果然在商洛待了四年，而且我所在的地方，正好与商洛监狱是隔壁。我在操场上做早操的时候，那道高墙里的一举一动，我看得十分清楚，除了几名持枪的警察之外，商洛监狱不过就是一个砖瓦场。坐牢就是烧砖瓦的，再把烧出来的砖瓦运出去盖房子。
小佬坐牢让人羡慕，还有一个原因，他坐牢之前除了读书写字之外，其实什么手艺也不会，连种庄稼都是马马虎虎的。但是在监狱里，他学了一门手艺，就是做泥瓦活，也就是用砖头砌墙，盖房子。他的这门手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的，不仅仅能用砖头砌出坚壁高墙，而且能在砖头上雕出龙凤呈祥。不知道他在监狱的时候，用这门手艺是不是给人盖房子，自从回到塔尔坪之后，他就用这门手艺给人盖墓。而且不盖房子，只盖墓。他不但给人盖墓，还捎带着看墓地的风水。塔尔坪原来只有坟，是没有墓的，因为有了小佬的手艺，就开始一窝蜂地盖墓了。不但给活着的人盖墓，给刚刚去世的人盖墓，还把已经埋在土里的人，从坟里挖出来了，重新埋到墓里边去。我嗲、我母亲、我哥哥，原来都埋在坟里边的，后来全由小佬给盖了墓，给看了墓地的风水，被重新埋了一次。我们二房，“元”字辈出了几个人才，大堂兄在寺庙里当了“住持”，另一位堂兄在县城当了局长，我算是一个混在上海的名气不小的作家。过继给大佬的堂弟，在石家庄一边给领导开车，一边开超市，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大家认为是小佬盖墓时，选定的风水起了作用，所以塔尔坪一旦死人了，就带着礼水请小佬盖墓，还让小佬给看看风水。
为了风水，有的把小河给改了，有的把小山给炸了。说来十分奇怪，经过小佬盖过墓、看过风水的，家家户户自此就转运了，想考学的就考上了学，想抱孙子的春去秋来就抱了孙子。我舅妈照着小佬的意思，把舅舅的坟迁过之后，想让舅舅生前养过的一条老黄狗再下个崽儿也如愿以偿了。塔尔坪的死人，几乎都是小佬给埋掉的，埋在哪座山下，朝向哪个方向，依着哪条河边，全凭着小佬一句话。似乎兴衰荣辱全掌握在小佬手中，小佬就是我们塔尔坪的命运之神。
小佬坐牢后，也有变得不好的两个地方。一个方面是他的脾气，变得异常的暴躁了。他隔三差五地就把小婶按在地上打一顿，而且多数时候打得没有理由。比如小婶给他剪脚指甲，不小心把脚趾头给剪破了，他一脚上去把小婶踢下床还不算，还要跳下床一边大骂一边拿起鞋底子，抽小婶的屁股；比如小婶有一副好嗓子，会唱花鼓戏，坐在院子里洗衣服，或者是纳鞋底子，喜欢哼上一段两段。每当小婶唱得高兴的时候，小佬就会生气，就会打小婶，还会把小婶引来的一群鸟儿，赶得叽叽喳喳地乱飞。他打小婶不是因为小婶唱得不好，而是因为小婶的唱词里，有“哥呀妹呀”这些酸调调。小婶被打得多了，经常会拿着绳子，到院子外边的核桃树上上吊，有一次已经断气了，又及时被救了过来。到了老年，小婶就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干脆跑到了石家庄，跟着堂弟一住就是两三年，反而让小佬牵肠挂肚的，日夜念挂得不得了。
小婶在我们塔尔坪，也算一个美人胚子。说话柔声细气的，而且又爱笑又会唱，下巴上长了一颗黑痣，像白馒头上放了黑芝麻，别有一番味道。小佬坐牢的那几年，有没有男人打她的主意不清楚，我总感觉，她老挨小佬的毒打，应该就是这段时间积下的怨恨。正因为经常挨打，无形中保护了小婶，谁敢动老虎嘴里的肉呢？小佬连这样的女人也毫不怜惜，对其他人是什么态度不言自明，尤其他在心底怀疑过的觊觎过小婶的男人，更是找个芝麻点的小事与人打一架。与他打过架的男人，现在数也数不清了，与大伯打了一辈子，与我父亲也打了一辈子。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家的一只公鸡，站在他家的麦垛上打鸣；还有就是我家的一棵桑树，枝叶伸进了他家的窗户；最近一次打架，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那时他已经卧床不起了，就因为父亲打核桃的时候，核桃砸在他家的屋檐上，把一块瓦给砸烂了。他竟然提着一把斧子，冲到父亲的面前，要砍了父亲。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有气无力，不停地咳嗽，但仍然口无遮拦地骂我父亲：“他哪是娘养的呀？”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啊，是什么让他变得如此愤恨呢？我经过长期的思索，发现问题的症结不在别处，而在监狱。他在监狱里，不知道遭受过什么样的折磨？小佬还与村里很多人打过架，到最后大家见他就躲，像是老鼠见了猫一般。没有和他打过架的人是屈指可数的，比如一个哑巴，一个傻瓜，还有所有的孩子。他不但不打他们，反而他们路过家门的时候，他有的递根纸烟，有的塞颗糖果，甚至还直接给点钱。至此，小佬打人可以总结出一个特点，那就是从来不打柔弱的、本分的、没有攻击力的人。
二是小佬的身体，变得异常的糟糕了。据父亲回忆，小佬把我们家族的相貌，遗传得非常出色，年轻时，高额头，高鼻梁，高个子，长下巴。不知道从谁身上，还学了几下拳脚，小小年纪能放翻一头牛，有一次徒手捉住了一头野猪。野猪不大，三十来斤，但那力气比两头牛还要厉害；还有一次，是贩卖粮票的时候，遇到了一伙拦路的强盗，他一个人提着一根棍子，把人家八个汉子给打趴下了。而且他念过书，小时候念私塾，新中国念国学，在我们塔尔坪是为数不多的，我们塔尔坪的对联，开始是大胡子族长写的，族长年纪大了，就交给小佬全包了。前边说过，还有修族谱，族长去世后，小佬就主动接了过来。小婶娘家是县城的，不知道为什么，搬到了离塔尔坪不远的地方，隐居了。一家人从老到小，个个读书识字，能弹琴会唱歌，说的也不是塔尔坪的方言，而是“台子”，“台子”是城里人的代名词。按说这样一个大家闺秀，万万是不会嫁给小佬这个地主崽子的，就因为小佬能文能武，媒人上门一游说，事情还真成了。再说了，小婶不嫁给小佬，还有哪个男人配嫁的呢？这么个生龙活虎的人，进了监狱就两年多时间，出来后一下子又干又瘦，皮包骨头，病怏怏的。好像监狱的窑里烘烤的不是砖头，而是这些犯人。小佬回家后，整天喊着腿酸，浑身没有力气。大家都以为他是偷懒，只有小婶心里清楚有没有力气，只有女人心里清楚。每到春种秋收，扶犁呀担粪呀，别人家都是男人干，小佬家全是小婶干，而小佬只能干点零碎活。小婶说，他身体不好这是真的，当年能捉头野猪，如今晚上睡觉的时候，连个跳蚤也捉不住了。大家看他打架时，那个不要命的样子，都说他是装的。被人误会了几十年，直到近几年，一个六十多岁的人，瘦得只有七八十斤，骨头一根根戳在外边，似乎稍一用力，就把皮戳破了，骨头就散架了。脸色黄蜡蜡的，像是涂了一层黄油，而且整夜整夜地咳嗽。就这副样子，死活不肯去医院检查。塔尔坪的人个个都不喜欢去医院检查，一是不相信医院，只相信命运；二是怕花钱，怕麻烦别人。所以，塔尔坪的人，包括大伯、大佬、小佬，活着的时候就给自己打好了棺材，准备好了老衣。我的父亲，几十年前就把这些准备得妥妥当当的。父亲常对我说，他如果病了，不管是不是死了，只要爬不动了，就弄两根杠子，把他抬到山上埋掉就行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小佬，他坐在院子里，歪着头，正在晒太阳。我扔给他两包中华烟，他本来已经戒烟了，还是稀奇地抽出一根说，两三块钱一根呢，我就抽一根吧。他抽了几口，就开始喘气，感觉一口气随时都会上不来了。所以我不停地回头，希望多看他几眼。我的感觉没有错，那确实是我最后看到的小佬。我离开塔尔坪不久，父亲就来电说，小佬昏迷了，被送进了医院，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父亲要去医院看小佬，问我需要带什么东西。我明白，父亲犹豫的，不是带什么，而是他与小佬之间，为了核桃打架之后，他们还没有和好。我说，你们是亲兄弟呢，哪怕带根草，有什么关系呢？父亲从医院出来，就拖着哭腔告诉我，让我抽空回去看看，说小佬不行了，最多就三个月了。事实是小佬没有挺过三个月，就没有了。
小佬在兄弟几个中，是唯一查清病情而去的。而这个病根到底是什么呢？恐怕就是在坐牢时落下的吧？
那些天，爱人身体不适，所以我没有抽身回塔尔坪送小佬最后一程。据说，小佬下葬的时候，花圈一排排，沿着塔尔坪的小路，整整摆了一里多长，这在塔尔坪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我的父亲，拖着年迈的身子，眼里含着泪水，整天整夜地守在灵前。不管怎么说，虽然一辈子打打闹闹，毕竟是血肉相连，毕竟是最后一个活着的兄弟，这份情，怎么会舍得？怎么能割舍得开呢？在那无数的花圈中，绝大多数上边都写了落款的。唯独有一个花圈大得出奇，直径有两米多，扎得也十分好看，上边的花都不是纸的，而是真正的菊花。这个花圈上除了一个“奠”字，竟然无名无姓，没有小佬的名字，也没有送葬者的名字。这个花圈是谁送来的，是什么时候送来的，没有一个人清楚。大家猜来猜去都是没有结果的，小佬下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还在议论此事。
有一天，父亲打电话给我，问这个花圈是不是我派人送的，或者是我的什么朋友送的，在我坚决否定之后，父亲自言自语地说，难道是他？我说，他是谁？父亲说，只有一个可能了，只有你那个失踪的大伯了。
六
什么是家族呢？不仅仅有同一个祖先，有同一个姓氏，还应该有同一扇大门，一直为我们开着。
如今，我们“元”字辈的四个人，已经天各一方了。大堂兄陈元民，在寺庙里，不是和尚，胜似和尚。那座山因此成了名山，前往他那里许愿祈福的，常常是络绎不绝。一条羊肠小道两边的松树上，系满了红布带，山顶上一年四季烟火缭绕，有一盏天灯昼夜不灭地点在半空，成了方圆一百多里辨别方向的灯塔。他有一个儿子，就是我的侄子，仍然沿用了“正”字辈，取名陈正西。陈正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陕西咸阳教书，就地娶了一个媳妇，在当地安家落户了；二堂兄陈元兆，在陕西丹凤县城，当上了某个局的局长，十分蹊跷的是，他管着的正好是监狱这一摊子。他是离塔尔坪最近的一个，隔三差五地会回塔尔坪一趟，给亲人们烧烧纸上上香，把漏水的屋顶修补一下，或者是在院子四周栽棵树种点花。前阵子他站在院子里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流着泪说，这么大个院子说空就空了，原来大家争来争去的，这根草是你的，那棵树是我的，再过几年啊，还不知道都是谁的了。二堂兄养有一女，名叫陈瑶，在广州一所大学学的是金融，据说已经在一家银行谋了份差事；我排行老三，叫陈元，在上海摸爬滚打了多年，已经娶了上海女人为妻，添了个上海儿子，弃“正”字不用，取名陈不旧，说的是上海话，爱吃上海本帮菜，成了像模像样的上海人。有一年春节，带他回塔尔坪寻根，小家伙对那里的气候不适应，不但感冒发烧生了病，浑身还无端地起了一层红斑。还有前边已经提到的过继给大佬的堂弟，他叫陈元华，育有一子，年方几何，叫什么名字，我是一概不知的。他根根蔓蔓的，早已融入了石家庄，我们通过两回电话，电话里他已经满口都是河北方言了，看来再也无法抽身了。
父辈们唯一在世的，唯一还住在塔尔坪的，只有我父亲一个人了，他已近八旬，两耳失聪，牙无一颗，只有一双眼睛还十分有神。他每天黄昏时分，必是坐在大宅院被磨得油光发亮的门槛上，仰望着飞檐峭壁，仰望着远山远水，依然能够准确地辨别出，哪只是黑嘴的乌鸦，哪只又是吉祥的喜鹊。他常常会冒出一句：“喜鹊呢？喜鹊去哪里了？为什么还不回来呀。”我们经常安慰他，乌鸦会走的，喜鹊会回来的。他笑笑说，我怕是等不到那个时候了。我们相信父亲能活一百岁的，但是人终究会有一死，不管他以何种方式去世，塔尔坪就再也不是当初的塔尔坪了。如《百年孤独》描述的马孔多一样，塔尔坪这座镜子之城——或蜃景之城，随着最后一位亲人的离开，将从世人的记忆中根除，因为经受百年孤独的陈氏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
但是塔尔坪毕竟还是塔尔坪，不是那个似乎从没有出现过的马孔多，因为我们塔尔坪还有一个可能，还有一束束光，那就是我失踪的大伯，还有散落在四面八方的血脉。像是那个神秘的花圈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出现在那棵核桃树下，然后推开一扇黑漆漆的大门，轻轻呼唤一声，我回来啦！
随着他，会有一群鸟儿落在屋顶上，喳喳不停地鸣叫着，它们不是别的，正是那久违了的喜鹊。
责任编辑 赵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