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任何一个以生命尊严为底线的社会里,职业病都是一个沉痛的话题。
从“开胸验肺”到“苹果中毒”,从河北围场近200职业病患者集体维权到甘肃古浪120名尘肺病人无务工证索赔难……这些工人,往往来自于农村,曾从事着最脏苦的工作,沉睡于城市的繁华梦境,背后站着在田间苦苦守望的父母妻儿,病倒时又不得不面临一道又一道的难关:诊断难、赔偿难、治疗难。其中,诊断又是难中之难。
由于我国目前所推行的法定职业病制度,只有获得具有诊断资格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书,患者才能进行后续的索赔和治疗。然而,职业病诊断过程需要患者所在工厂提供环境监测资料,工厂又往往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甚至由于已关门倒闭,不愿意主动协助;需要资料的医院又不具备“强制性”的行政权力保障;再加之行政机关没有处罚权。
于是,辗转于“有关部门”的患者,在向法定途径寻找解决之道时屡屡碰壁,身体维权者们自戕的“行为艺术”也成为令人痛心的弱者自生自灭的隐喻。
从“开胸验肺”到“苹果中毒”,从河北围场近200职业病患者集体维权到甘肃古浪120名尘肺病人无务工证索赔难……这些工人,往往来自于农村,曾从事着最脏苦的工作,沉睡于城市的繁华梦境,背后站着在田间苦苦守望的父母妻儿,病倒时又不得不面临一道又一道的难关:诊断难、赔偿难、治疗难。其中,诊断又是难中之难。
由于我国目前所推行的法定职业病制度,只有获得具有诊断资格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书,患者才能进行后续的索赔和治疗。然而,职业病诊断过程需要患者所在工厂提供环境监测资料,工厂又往往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甚至由于已关门倒闭,不愿意主动协助;需要资料的医院又不具备“强制性”的行政权力保障;再加之行政机关没有处罚权。
于是,辗转于“有关部门”的患者,在向法定途径寻找解决之道时屡屡碰壁,身体维权者们自戕的“行为艺术”也成为令人痛心的弱者自生自灭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