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夫:更大的故乡在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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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岩松这样评价胡德夫的音乐:“很多歌,乍一听是山河,细听却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骄傲和感伤,还有足以克服这个喧嚣时代的安静。”年逾六十的胡德夫曾在荒芜的音乐之地上高喊“唱自己的歌”,也曾在原住民同胞遭受苦难之时斥问“这个社会怎么了”。年轻的时候,他唱《匆匆》,而如今他说想做的事太多,希望一切“慢慢来”。
  1950年,胡德夫出生在台湾东部阿美族的一个族区,三岁时随父母迁居到大武山的嘉兰部落,在后来的歌中,胡德夫把这里称为“芬芳的山谷”。“在那个山谷里,帮我引路的是天上的老鹰,我的床就是地上的青草地,我奔驰在草地上,牛就是我的马,箭就是我的弯刀,我一辈子就想这样子。”胡德夫回忆道。
  小学六年级的一次偶然机会,让胡德夫这个“牛背上的小孩”离开了家,独自北上淡江求学。离开山谷的时候,妈妈在他身后哭,同学远远地躲在树后面和他摇手。胡德夫说,那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台湾多大,自己要去多远,分别的时候感觉好像第二天就可以回来。然而这一走,就是五十年。
  开垦我们音乐上荒芜的土地
  刚到淡江的时候,胡德夫的国语没有人能听得懂,乡音非常重。因为想家,他经常一个人蒙在被子里哭,“我整个视线都是望向南边的,在想家,想那个山谷。”直到一年之后,他才适应了异乡的生活。
  高中的时候,胡德夫参加了学校的橄榄球队,因为在全国比赛中拿了冠军,他和队友被保送到师大、体育大学。“但我那个时候很想试试自己这六年读书读得怎么样,所以我自己去拿了一份报名表,只填了一个志愿——台大外文系,那是所有大学里文科最高分的一个专业。”结果考试前三个月,胡德夫在一场球赛中被打伤了头,在医院昏了一个星期。就算这样,十万人抢一个名额的台大外文系还是被他考上了,他笑称是“脑震荡把脑袋撞得好使了”。
  上大学的时候,父亲病重,为了医药费胡德夫拼命打工。因为平时在宿舍里经常唱歌,他被一位阿美族的学长介绍到一家咖啡馆驻唱。在那儿,他遇到了后来成为台湾文化界传奇人物的李双泽。
  得知胡德夫是卑南族人之后,李双泽请他唱一首卑南族歌曲。一直唱英文歌的胡德夫愣住了,想了半天只能想起一首小时候父亲在吃饭时哼的歌——《美丽的稻穗》。一曲结束,这个一直在小角落里没人注意的歌手第一次赢得了全场的掌声。那一次之后,胡德夫说:“我对歌的看法改变了。以前我只是会唱歌,但歌唱的精神是不到位的。”
  所谓“歌唱的精神”就是后来台湾民歌运动中呼吁的“唱自己的歌”。七十年代,台湾在各个方面都在向内看,探讨自己的戏剧在哪里?自己的舞蹈在哪里?自己的文学在哪里?民歌运动也在这样的背景下随之发生,并奠定了后来台湾流行音乐的基础。胡德夫感慨道:“后来百花齐放,到处是歌,这是可以预期的。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我们会创造一个时代。这是缘分,也是命运。”
  我是一个被托了梦的人
  胡德夫的创作从《牛背上的小孩》开始,歌唱了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后来和朋友们在一起大家写了很多歌,情爱的、风花雪月的。但是胡德夫一直记着美国民歌手伍迪·格思里说的话:歌唱不仅要好听而已,还要想它对自己、对别人有什么益处,是不是能够让明天变得比今天更好。伍迪·格思里是犹太人的后裔,家里很有钱,但他跑到陋巷和那些工人在一起,写他们的生活,帮他们传达声音。胡德夫曾经很困惑:“他干嘛这么做?”
  高中放假的时候,胡德夫会到台北走走,他常常在商场里看到一些原住民,这让他感到颇为疑惑。因为在胡德夫离家的时候,原住民还很少离开自己的族区,外出一般都是当兵或者求学。“我想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从故乡出来?他们都是来干嘛的?是出了什么事吗?”
  在当时的原住民部落中,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已经被打破,完全被套入了台湾整体的经济模式当中。于是原住民为了维持生计,被迫外出打工。一些十二三岁的男孩子进入工厂做童工,还有一些小女孩被拐骗去做了雏妓。



  得知了这些事实,胡德夫没办法假装自己没有看到。1977年,胡德夫参与杨祖珺发起的“关怀台湾雏妓”社会活动,为原住民女孩募捐,并实施营救。1984年海山煤矿爆炸,胡德夫加入救援。罹难的同胞多数都是原住民,这让他悲痛不已,而殡仪馆用水冲洗遗体的行为彻底激起了他的怒火,“我不是第一次来殡仪馆,我从没看过殡仪馆是这样冲洗尸体的。”他创作了歌曲《为什么》,质问主流社会对原住民的压迫,在此之后彻底走上“原住民正名运动”的道路。
  一些人因此说胡德夫是民歌运动的“逃兵”,以为他离开了舞台,不再歌唱。但其实他一直在唱,在地下唱给社会运动的朋友们听。“我母亲经常跟我说,你是被托了梦的人,梦在哪里,你要自己去找。”胡德夫说,“所以后来我做原住民运动的时候,才是我真正写歌的时候。”
  在运动最艰难的时期,胡德夫被禁唱禁演,还曾遭到窃听、跟踪,就连远在台东的家人也受到威胁。1985年,胡德夫去雾社纪念为原住民牺牲的莫那·鲁道,当地三百多名警察挡住他的路。多次沟通无果,胡德夫拿起刀在自己肚子上划了一下,血喷出来的时候把警察局长吓了一跳,连忙让人把路让开。他的伤势并不严重,简单包扎一下就继续前行,但没过多久他还是昏倒了,原来自己早前在杂货店买的果汁被人下了蒙汗药。
  回忆起这段惊险的往事,胡德夫表现得风轻云淡。“对我来讲,这就是歌啊,歌就是路。”
  往南往北都是歌
  1994年8月1日,台湾地区国民大会修宪,原本基于中华民族的定义而采用的“山地同胞”被修正为“原住民”,标志着“原住民正名运动”的结束。后来行政方面的各项改革也让原住民的生存情况得到了提升。对于胡德夫来说,这个阶段性的胜利也让他得以回归音乐舞台。   2005年4月,55岁的胡德夫发表了个人首张专辑《匆匆》,于次年获得第十七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作品《太平洋的风》获得最佳年度歌曲奖。
  2014年底,胡德夫的个人第三张专辑《芬芳的山谷》发表,在次年的华语金曲奖音乐盛典上获得最佳国语专辑和最佳民谣艺人两项大奖。
  如今,胡德夫已经从台北搬回了台东。作为家族中最年长的耆老,胡德夫说:“我小时候在部落里被陪伴着,那样无微不至,我后来做的所有事应该都和这个部落给我的养分有关系。所以假如我这个时候不去陪伴他们,那很多事情就变得没有意思了。”
  今年,胡德夫把自己音乐背后的故事写进了个人随笔集《我们都是赶路人》。他说自己还有很多歌要写,“往北看、往南看都是歌,本来想用《芬芳的山谷》终结乡愁,后来发现原来还有更大的故乡在远方。莫等到了尽头,枉叹此行成空,不如在太平洋的风中,自然、尊贵而丰盛地并肩歌唱!”
  Q:书里提到了给初恋女孩写的歌。你有没有想给太太也写首歌?
  A:我的情歌现在才开始。我每次看到我太太对我那个样子,我就有好多想法。我是一个很难驾驭的男人,曾经有两个太太,但最后没有办法在一起。现在的太太年轻又有耐心,她真的受不了我的时候,最多就是用她布农族的话念一念,我也听不懂,但我知道那个感觉就像我丈母娘在跟我讲话一样。在碰到瓶颈的时候,以前我的力量来源是母亲,现在是太太,她支撑着我。她不仅支撑着人,她还支撑着七八只流浪狗、八九只猫,都照顾得很好。
  Q:《芬芳的山谷》里收录了一首卑南族语言的歌曲。以后会把更多原住民语言的音乐带给大家吗?
  A:我曾经有十几年没有唱歌,后来听到陈建年、纪晓君这些孩子们唱卑南族的歌,他们又把我呼唤出来了。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我放了这首《大地恍神的孩子》,卑南族有一句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是恍神一下就走了。本来是想分成好几段去写,结果越写越长,后来努力把它缩短,最后是11分钟。这是我创作歌曲以来最长的一首,而且是用自己的母语。我也想试试看自己对母语的操练够不够。
  Q:对你来说,小时候部落里的那种陪伴力量很重大?
  A:是。因为有这样一些被陪伴的记忆和那样的传统,所以我们看着别人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感觉。我们部落里没有一个孩子会因为没有双亲而变成孤儿,不会没有人照顾,不会没有衣服穿,都被照顾得很好。就像我们管所有女性长辈都叫妈妈,管所有的男性叫爸爸,所有的祖母叫祖母。
  Q:这对现代社会也有很大启发,不然人们就太关注自我了。
  A:对。太关注自我的时候,《六法全书》就越来越厚了。其实“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不要《六法全书》的。
  自己的书
  《我们都是赶路人》
  以胡德夫歌曲作品背后的人生故事为内容,通过歌曲讲述了胡德夫沧桑的岁月与经历。作为台湾民谣之父的他,以音乐诠释着自己的人生,这本书即是通往其音乐理念的桥梁。
  书房主人
  胡德夫,台湾著名音乐人,台湾民歌运动的发起者之一,被誉为“台湾民谣之父”。
  胡德夫推荐
  《来自民间的叛逆》
  观照外国的民歌发展史,更理解许多音乐背后的故事。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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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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