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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与肯尼迪密谈
采取行动的可行性
1963年9月，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访问华盛顿，探讨对北京的核计划应采取的措施。中情局局长麦科恩与蒋经国集中讨论华盛顿与台北在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上的分歧。谈话最终转移到对大陆的核计划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上。
毫无疑问，中国大陆一旦拥有核武器将使蒋介石“光复大陆”的希望彻底破灭，蒋经国在几个场合都提出了攻击中国核设施的问题。他在与肯尼迪会见的前一天到中情局访问，并参加了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空袭的讨论。后来，蒋经国与国家安全助理邦迪讨论了对大陆核设施进行打击的问题。邦迪赞同“削弱”大陆的一些措施，但他怀疑国民党夺取大陆领土的可行性，称这可能会导致北京与莫斯科重新结盟或“引发大冲突”。蒋经国提出对大陆的核设施采取行动，建议美国为国民党突击队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持”。邦迪回答说，“美国对制定一些行动计划非常感兴趣”，这可以“延缓和阻止中国的核计划”。但是，他认为这些措施需要“最周密的研究”。
9月11日，肯尼迪与蒋经国进行了长时间对话。肯尼迪对向中国核设施派遣突袭队的建议提出疑问。他问：“向这么远的距离空投300至500兵力是否可行......投送兵力的飞机会不会被击落？"根据记录，蒋经国回答说，用突击队袭击的建议“昨天已经过中情局官员研讨，他们认为这个计划是可行的”。肯尼迪的询问表明他对这些建议的可行性怀有疑虑，他强调计划要“切实可行”，可以“削弱中共政权”。为了避免在古巴发生的猪湾事件重演，华盛顿和台北需要更多更准确的大陆情报。
几天之后，蒋经国与麦科恩正式将他与肯尼迪及其顾问达成的谅解确定下来。麦科恩和蒋经国同意成立一个计划小组，研究由国民党军队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的可行性。任何行动都需要获得最高层的联合批准。遗憾的是，这一计划小组的报告至今仍未解密。
美官方完成采取
行动可行性的报告
1963年秋天以后，对中国核计划如何办的问题不仅成为美国政府高层会议的主要议题，而且也成为记者报道的主要对象。最突出的是非常有影响的专栏作家斯徒沃特连续在9月和10月的《星期六晚报》专栏里写到，有必要对中国的核计划采取军事行动。他断言，“总统和其内圈已经原则同意，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阻止中国成为核大国。”
在幕后，肯尼迪政府继续研究如何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1964年初，中情局仔细研究了空投国民党兵和进行其他秘密行动的可能性。五角大楼研究了准军事性的行动。1963年11月1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斯韦尔·泰勒向其同仁提交了一份以《我们怎样才能阻止或迟滞中国成功实施核武器计划》为题的文件，供下一次会议讨论。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在一个月后建议参联会成立一个跨部门小组，“考虑阻止中共核武器计划的方式和方法”。此外，参联会还对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早些时候提出的制定紧急计划，对中国发动常规打击，以瘫痪中国核武器计划作出了反应。12月中旬，参联会制定了一个多梯队攻击的计划，旨在使中国的核设施造成重大损失，迟滞中国的核计划。
1963年秋天，鲍尔斯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他建议美国对中国核设施采取行动，否则印度将担心中国的核能力，从而刺激印度发展核武器。
除军事选择之外，肯尼迪与他的顾问还力图获得苏联在不扩散协议上的合作。1963年秋，国务卿腊斯克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联合国讨论不扩散问题。当葛罗米柯提及多边力量计划这一问题时，腊斯克刺激他说，莫斯科向中国提供核帮助时就已“失去了贞操”。10月10日，葛罗米柯与肯尼迪进行对话，表示愿对中国间接施加压力。葛罗米柯认为，进一步孤立中国，要求中国遵守不扩散标准，将“使中国的政治形势更困难和更微妙。”肯尼迪问中国什么时候会拥有核武器，葛罗米柯说不知道，称“苏联没有给中国任何东西”。
在肯尼迪考虑对中国采取行动时，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计划人员却打起了退堂鼓，开始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将会产生“不可容忍的”影响的论调产生怀疑。早在1963年7月，在哈里曼试图与赫鲁晓夫就与苏联合作打击中国核设施之前的几个星期，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沃尔特·罗斯特通知他说，北京可能发展最低限度的核能力，不可能使“任何人信服”中国能“用核武器作为侵略的保护伞”，不仅“美国占压倒性优势的核力量”将威慑北京，而且“中国期望保持其核力量作为一个可信的核威慑将使中国在对抗美国时变得更小心翼翼”。
罗斯特的助手罗伯特·约翰逊已经完成了《中共核爆炸和核能力》的报告。1963年10月，约翰逊将其报告压缩到100页，并广泛散发。他曾经与国务院、国防部、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中情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的官员密切合作。他的报告获得了广泛认同。肯尼迪总统的一些顾问考虑为总统提供一份报告，但他可能从未目睹。
罗伯特·约翰逊的研究报告避开使用“威胁性的形势”等言词。报告的结论称，中国拥有核能力，“在无限期的将来，将不会改变大国之间的真正力量平衡或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因此不需要美国进行重大战略调整。对约翰逊而言，“中美两国力量的极大不对称性和中国容易受到伤害的情况”将使中国的核威胁受到极大制约。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在美国的打击范围之内，而中国却无力打击美国，这就迫使中国“在侵略时考虑美国的核或非核攻击”，从而使得中国“非常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中国受到“严重攻击”。约翰逊的观点是，中国需要发展核力量威慑对其本土的攻击，因此不可能改变其谨慎的军事政策。
虽然罗伯特·约翰逊淡化了军事威胁，但他对中国进行核试验造成的军事影响并不乐观。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不大可能进行“严重的公开威胁”，但他们会恰当地认为核能力能“削弱美国盟友的意志”，促使他们包容中国，从而侵蚀美国在东亚的影响。中国将把核武器作为一件“政治武器，以赢得尊重，推动中立化和鼓励革命者”。
罗伯特·约翰逊认为，为了抵消中国拥有核武器后产生的政治影响，美国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在军事政治方面，一旦北京爆炸了核武器，美国必须准备向盟友“再次做出安全承诺”，帮助盟友与中国对抗，以抵消“中国的影响，抗击中国的压力，并阻止盟友发展核能力”。美国要重申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就需要“以足够的军事力量，公开和快速地对中国的军事入侵做出反应，但不应过分依赖核武器”。如果华盛顿过分依赖核武器威慑大规模的“非核武装入侵”，美国的亚洲盟友就会更倾向于同北京合作。他期望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足以震慑北京。
腊斯克阅读罗伯特·约翰逊的研究报告后，颇受影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罗伯特·科默认为，约翰逊的估计使得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的预防性行动变得无关紧要。他在向麦乔治·邦迪汇报时说，“如果我对约翰逊的报告理解正确”，北京将会“很慎重”，“我们就没有必要”攻击中国的核设施。
科默对预防性行动的怀疑，并不足以阻止中情局和国防部正在进行的计划。1963年秋天，罗斯特要求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准备一份对中国核设施采取直接行动的报告。罗伯特·约翰逊受命主持这一研究课题，研究人员来自中情局和国防部。
不久，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继任。新总统认识到需要一个更灵活的对华政策，但也很矛盾。他上任几个星期后与参议员里查德·罗素进行电话交谈时称，“没有疑问”美国迟早不得不承认中国。罗素认为在当时进行这样的谈话，等于施放“政治毒药”。强大的台湾游说集团无疑影响总统的考虑，但他也受到中国在东亚的影响的烦扰，认为中国是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力量的重大威胁。
在林登·约翰逊对中国核设施做出决定前几个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罗伯特·科默仍认为没有必要作出过度的反应。然而，科默的顶头上司、国家安全助理邦迪赞成“对中国进行预防性攻击”，希望做更多的准备工作。但总统有自己的想法。约翰逊与肯尼迪不同，他没有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作公开的评论，更少谈论采取“措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
1964年4月中旬，罗伯特·约翰逊完成了《对中国核设施采取行动的可行性的探讨》的报告。由于高度敏感性，这一研究报告被标为“绝密”，至今仍未解密。但该报告的一部分内容出现在国务院的《外交关系》系列中。幸运的是，由约翰逊自己撰写的一些报告已解密，这些报告总结了这一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观点。
罗伯特·约翰逊确定了四种攻击方式：一是美国公开实施非核空中攻击；二是国民党军队实施空中攻击；三是利用大陆内的特务进行秘密攻击；四是空投国民党部队实施颠覆活动。约翰逊认为，美国空中打击是有问题的，因为需要多梯次攻击才能彻底摧毁目标。利用大陆境内的特务实施地面攻击，不切实际，因为得不到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而国民党军队没有能力自己进行空中打击，美国又不能完全掩盖其对国民党的支援。如果空投100名国民党部队，他们可以对中国的核设施造成重大破坏，但不会彻底摧毁中国的核设施。
约翰逊写道，预防性军事行动有显著的军事优势，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从而立即去除刺激印度发展核武器的因素和阻止日本发展核武器。而且中国将失去政治、心理和国防上的优势。
罗伯特·约翰逊还指出了采取激烈行动的负面因素。首先，由于美国情报机构获得的中共核武器计划的情报不全，美国可能还没有确定所有与核相关的目标。第二，攻击只能赢得一些时间，也许是3年或者是5年。因为北京决心获得核威慑能力，中国会重新恢复核计划，可能会建地下设施，并加强空防，以阻止另一次攻击。第三，不能排除中国对台湾或美国在东亚基地进行报复。最后，对中国进行无缘无故的攻击将要付出沉重的外交代价。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将批评美国“不愿意接受共产党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主要角色的存在”。一些人会说，美国的攻击行动与试图淡化中国核能力的重要性相矛盾。还有一些人会攻击美国，认为单独将中国列出来是种族歧视，或将“加速战争爆发的严重危险”。
一个能赢得国际社会接受的行动方案是，要达成一项全世界范围内的军备控制协议，如不扩散条约或终止核材料生产条约。一旦谈判达成这样的条约，如果中国公开藐视这些条约，国际舆论可能就会接受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但如果通过谈判达成这些条约，中国可能已经试验了核武器，这些条约对中国就没有任何影响力。法国也不大可能支持这样的协议，这样苏联也不会支持单独将中国列出来的行动。约翰逊认为苏联“非常不可能”默认美国对中国采取行动。
约翰逊认为，如果中国公开干预老挝或越南的内部战争，世界舆论更有可能接受对中国的军事行动。问题是，彻底摧毁已知的中国腹地的核设施将需要大规模的轰炸机攻击。中国或苏联可能将“有限的战争行动”视作是对大陆大规模攻击的开始，因此，“不能排除报复的可能性”。
约翰逊赞同采取秘密行动，这样中国掌握不住美国的把柄。国民党颠覆部队可以破坏包头的核设施，但如需要对兰州或其他地方的核设施采取行动，问题就更复杂了。“同时进行攻击是必要的，但很难操作”。而且，中国对台湾的报复将会使美国处于“非常困难的国际处境”。总而言之，约翰逊建议保留秘密行动方式，以待中国公开进行侵略时，美国轰炸机攻击中国核设施将不会卷入太大的风险中。
罗伯特·约翰逊的分析与肯尼迪总统1963年的考虑截然不同。约翰逊认为，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采取预防性攻击是危险的，而且有可能失败，还会损害美国的形象，削弱美国的声誉。
1964年4月20日，在该报告被送交到白宫前几天，国家安全助理邦迪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迈克尔·福雷斯特尔告诉同仁说，他们对罗伯特·约翰逊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影响的论述十分不满。邦迪和福雷斯特尔认为，中国的核能力“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而该报告却严重淡化了其后果。邦迪倾向于对中国实施预防性行动，认为罗伯特·约翰逊对军事攻击的分析不够积极。为了确保让总统看到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的分析，腊斯克将罗伯特·约翰逊的报告进行了高度浓缩，并在4月底送给总统。
当美国政府内部仍在继续争论如何对待中国发展核武器时，中国在1964年的前8个月继续稳步地实施核计划。错误的情报使罗伯特·约翰逊得出兰州的设施“尚未完工和可能不会完工”的结论，但实际上兰州的核设施已经制造出高浓缩铀。4月，酒泉的核设施已经制造出用于第一枚原子弹的核部件。6月，九院成功进行了模拟爆炸试验。8月19日，酒泉的工人开始组装中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爆炸物。
（本文责任编辑：季仰舒）
采取行动的可行性
1963年9月，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访问华盛顿，探讨对北京的核计划应采取的措施。中情局局长麦科恩与蒋经国集中讨论华盛顿与台北在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上的分歧。谈话最终转移到对大陆的核计划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上。
毫无疑问，中国大陆一旦拥有核武器将使蒋介石“光复大陆”的希望彻底破灭，蒋经国在几个场合都提出了攻击中国核设施的问题。他在与肯尼迪会见的前一天到中情局访问，并参加了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空袭的讨论。后来，蒋经国与国家安全助理邦迪讨论了对大陆核设施进行打击的问题。邦迪赞同“削弱”大陆的一些措施，但他怀疑国民党夺取大陆领土的可行性，称这可能会导致北京与莫斯科重新结盟或“引发大冲突”。蒋经国提出对大陆的核设施采取行动，建议美国为国民党突击队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持”。邦迪回答说，“美国对制定一些行动计划非常感兴趣”，这可以“延缓和阻止中国的核计划”。但是，他认为这些措施需要“最周密的研究”。
9月11日，肯尼迪与蒋经国进行了长时间对话。肯尼迪对向中国核设施派遣突袭队的建议提出疑问。他问：“向这么远的距离空投300至500兵力是否可行......投送兵力的飞机会不会被击落？"根据记录，蒋经国回答说，用突击队袭击的建议“昨天已经过中情局官员研讨，他们认为这个计划是可行的”。肯尼迪的询问表明他对这些建议的可行性怀有疑虑，他强调计划要“切实可行”，可以“削弱中共政权”。为了避免在古巴发生的猪湾事件重演，华盛顿和台北需要更多更准确的大陆情报。
几天之后，蒋经国与麦科恩正式将他与肯尼迪及其顾问达成的谅解确定下来。麦科恩和蒋经国同意成立一个计划小组，研究由国民党军队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的可行性。任何行动都需要获得最高层的联合批准。遗憾的是，这一计划小组的报告至今仍未解密。
美官方完成采取
行动可行性的报告
1963年秋天以后，对中国核计划如何办的问题不仅成为美国政府高层会议的主要议题，而且也成为记者报道的主要对象。最突出的是非常有影响的专栏作家斯徒沃特连续在9月和10月的《星期六晚报》专栏里写到，有必要对中国的核计划采取军事行动。他断言，“总统和其内圈已经原则同意，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阻止中国成为核大国。”
在幕后，肯尼迪政府继续研究如何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1964年初，中情局仔细研究了空投国民党兵和进行其他秘密行动的可能性。五角大楼研究了准军事性的行动。1963年11月1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斯韦尔·泰勒向其同仁提交了一份以《我们怎样才能阻止或迟滞中国成功实施核武器计划》为题的文件，供下一次会议讨论。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在一个月后建议参联会成立一个跨部门小组，“考虑阻止中共核武器计划的方式和方法”。此外，参联会还对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早些时候提出的制定紧急计划，对中国发动常规打击，以瘫痪中国核武器计划作出了反应。12月中旬，参联会制定了一个多梯队攻击的计划，旨在使中国的核设施造成重大损失，迟滞中国的核计划。
1963年秋天，鲍尔斯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他建议美国对中国核设施采取行动，否则印度将担心中国的核能力，从而刺激印度发展核武器。
除军事选择之外，肯尼迪与他的顾问还力图获得苏联在不扩散协议上的合作。1963年秋，国务卿腊斯克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联合国讨论不扩散问题。当葛罗米柯提及多边力量计划这一问题时，腊斯克刺激他说，莫斯科向中国提供核帮助时就已“失去了贞操”。10月10日，葛罗米柯与肯尼迪进行对话，表示愿对中国间接施加压力。葛罗米柯认为，进一步孤立中国，要求中国遵守不扩散标准，将“使中国的政治形势更困难和更微妙。”肯尼迪问中国什么时候会拥有核武器，葛罗米柯说不知道，称“苏联没有给中国任何东西”。
在肯尼迪考虑对中国采取行动时，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计划人员却打起了退堂鼓，开始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将会产生“不可容忍的”影响的论调产生怀疑。早在1963年7月，在哈里曼试图与赫鲁晓夫就与苏联合作打击中国核设施之前的几个星期，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沃尔特·罗斯特通知他说，北京可能发展最低限度的核能力，不可能使“任何人信服”中国能“用核武器作为侵略的保护伞”，不仅“美国占压倒性优势的核力量”将威慑北京，而且“中国期望保持其核力量作为一个可信的核威慑将使中国在对抗美国时变得更小心翼翼”。
罗斯特的助手罗伯特·约翰逊已经完成了《中共核爆炸和核能力》的报告。1963年10月，约翰逊将其报告压缩到100页，并广泛散发。他曾经与国务院、国防部、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中情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的官员密切合作。他的报告获得了广泛认同。肯尼迪总统的一些顾问考虑为总统提供一份报告，但他可能从未目睹。
罗伯特·约翰逊的研究报告避开使用“威胁性的形势”等言词。报告的结论称，中国拥有核能力，“在无限期的将来，将不会改变大国之间的真正力量平衡或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因此不需要美国进行重大战略调整。对约翰逊而言，“中美两国力量的极大不对称性和中国容易受到伤害的情况”将使中国的核威胁受到极大制约。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在美国的打击范围之内，而中国却无力打击美国，这就迫使中国“在侵略时考虑美国的核或非核攻击”，从而使得中国“非常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中国受到“严重攻击”。约翰逊的观点是，中国需要发展核力量威慑对其本土的攻击，因此不可能改变其谨慎的军事政策。
虽然罗伯特·约翰逊淡化了军事威胁，但他对中国进行核试验造成的军事影响并不乐观。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不大可能进行“严重的公开威胁”，但他们会恰当地认为核能力能“削弱美国盟友的意志”，促使他们包容中国，从而侵蚀美国在东亚的影响。中国将把核武器作为一件“政治武器，以赢得尊重，推动中立化和鼓励革命者”。
罗伯特·约翰逊认为，为了抵消中国拥有核武器后产生的政治影响，美国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在军事政治方面，一旦北京爆炸了核武器，美国必须准备向盟友“再次做出安全承诺”，帮助盟友与中国对抗，以抵消“中国的影响，抗击中国的压力，并阻止盟友发展核能力”。美国要重申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就需要“以足够的军事力量，公开和快速地对中国的军事入侵做出反应，但不应过分依赖核武器”。如果华盛顿过分依赖核武器威慑大规模的“非核武装入侵”，美国的亚洲盟友就会更倾向于同北京合作。他期望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足以震慑北京。
腊斯克阅读罗伯特·约翰逊的研究报告后，颇受影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罗伯特·科默认为，约翰逊的估计使得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的预防性行动变得无关紧要。他在向麦乔治·邦迪汇报时说，“如果我对约翰逊的报告理解正确”，北京将会“很慎重”，“我们就没有必要”攻击中国的核设施。
科默对预防性行动的怀疑，并不足以阻止中情局和国防部正在进行的计划。1963年秋天，罗斯特要求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准备一份对中国核设施采取直接行动的报告。罗伯特·约翰逊受命主持这一研究课题，研究人员来自中情局和国防部。
不久，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继任。新总统认识到需要一个更灵活的对华政策，但也很矛盾。他上任几个星期后与参议员里查德·罗素进行电话交谈时称，“没有疑问”美国迟早不得不承认中国。罗素认为在当时进行这样的谈话，等于施放“政治毒药”。强大的台湾游说集团无疑影响总统的考虑，但他也受到中国在东亚的影响的烦扰，认为中国是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力量的重大威胁。
在林登·约翰逊对中国核设施做出决定前几个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罗伯特·科默仍认为没有必要作出过度的反应。然而，科默的顶头上司、国家安全助理邦迪赞成“对中国进行预防性攻击”，希望做更多的准备工作。但总统有自己的想法。约翰逊与肯尼迪不同，他没有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作公开的评论，更少谈论采取“措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
1964年4月中旬，罗伯特·约翰逊完成了《对中国核设施采取行动的可行性的探讨》的报告。由于高度敏感性，这一研究报告被标为“绝密”，至今仍未解密。但该报告的一部分内容出现在国务院的《外交关系》系列中。幸运的是，由约翰逊自己撰写的一些报告已解密，这些报告总结了这一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观点。
罗伯特·约翰逊确定了四种攻击方式：一是美国公开实施非核空中攻击；二是国民党军队实施空中攻击；三是利用大陆内的特务进行秘密攻击；四是空投国民党部队实施颠覆活动。约翰逊认为，美国空中打击是有问题的，因为需要多梯次攻击才能彻底摧毁目标。利用大陆境内的特务实施地面攻击，不切实际，因为得不到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而国民党军队没有能力自己进行空中打击，美国又不能完全掩盖其对国民党的支援。如果空投100名国民党部队，他们可以对中国的核设施造成重大破坏，但不会彻底摧毁中国的核设施。
约翰逊写道，预防性军事行动有显著的军事优势，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从而立即去除刺激印度发展核武器的因素和阻止日本发展核武器。而且中国将失去政治、心理和国防上的优势。
罗伯特·约翰逊还指出了采取激烈行动的负面因素。首先，由于美国情报机构获得的中共核武器计划的情报不全，美国可能还没有确定所有与核相关的目标。第二，攻击只能赢得一些时间，也许是3年或者是5年。因为北京决心获得核威慑能力，中国会重新恢复核计划，可能会建地下设施，并加强空防，以阻止另一次攻击。第三，不能排除中国对台湾或美国在东亚基地进行报复。最后，对中国进行无缘无故的攻击将要付出沉重的外交代价。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将批评美国“不愿意接受共产党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主要角色的存在”。一些人会说，美国的攻击行动与试图淡化中国核能力的重要性相矛盾。还有一些人会攻击美国，认为单独将中国列出来是种族歧视，或将“加速战争爆发的严重危险”。
一个能赢得国际社会接受的行动方案是，要达成一项全世界范围内的军备控制协议，如不扩散条约或终止核材料生产条约。一旦谈判达成这样的条约，如果中国公开藐视这些条约，国际舆论可能就会接受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但如果通过谈判达成这些条约，中国可能已经试验了核武器，这些条约对中国就没有任何影响力。法国也不大可能支持这样的协议，这样苏联也不会支持单独将中国列出来的行动。约翰逊认为苏联“非常不可能”默认美国对中国采取行动。
约翰逊认为，如果中国公开干预老挝或越南的内部战争，世界舆论更有可能接受对中国的军事行动。问题是，彻底摧毁已知的中国腹地的核设施将需要大规模的轰炸机攻击。中国或苏联可能将“有限的战争行动”视作是对大陆大规模攻击的开始，因此，“不能排除报复的可能性”。
约翰逊赞同采取秘密行动，这样中国掌握不住美国的把柄。国民党颠覆部队可以破坏包头的核设施，但如需要对兰州或其他地方的核设施采取行动，问题就更复杂了。“同时进行攻击是必要的，但很难操作”。而且，中国对台湾的报复将会使美国处于“非常困难的国际处境”。总而言之，约翰逊建议保留秘密行动方式，以待中国公开进行侵略时，美国轰炸机攻击中国核设施将不会卷入太大的风险中。
罗伯特·约翰逊的分析与肯尼迪总统1963年的考虑截然不同。约翰逊认为，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采取预防性攻击是危险的，而且有可能失败，还会损害美国的形象，削弱美国的声誉。
1964年4月20日，在该报告被送交到白宫前几天，国家安全助理邦迪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迈克尔·福雷斯特尔告诉同仁说，他们对罗伯特·约翰逊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影响的论述十分不满。邦迪和福雷斯特尔认为，中国的核能力“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而该报告却严重淡化了其后果。邦迪倾向于对中国实施预防性行动，认为罗伯特·约翰逊对军事攻击的分析不够积极。为了确保让总统看到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的分析，腊斯克将罗伯特·约翰逊的报告进行了高度浓缩，并在4月底送给总统。
当美国政府内部仍在继续争论如何对待中国发展核武器时，中国在1964年的前8个月继续稳步地实施核计划。错误的情报使罗伯特·约翰逊得出兰州的设施“尚未完工和可能不会完工”的结论，但实际上兰州的核设施已经制造出高浓缩铀。4月，酒泉的核设施已经制造出用于第一枚原子弹的核部件。6月，九院成功进行了模拟爆炸试验。8月19日，酒泉的工人开始组装中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爆炸物。
（本文责任编辑：季仰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