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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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对兔园策的激烈批评和存而不废在清初学者中极具典型性,这种新型的类书观,代表一种博雅会通的治学蕲向.朱彝尊的曝书亭不仅富藏类书,而且在著录时拔类书与四部并列,在利用类书进行治学时则有三种表征:一是注重唐宋类书,二是选择善本,三是重视考辨.作为清初一流学者,朱彝尊不仅指导其子昆田从事类书事业,而且躬身自纂类书,他的许多著述都体现出“博综旧义”的类书特征.朱彝尊指引朱昆田编纂的《摭韵》,对康熙敕编《佩文韵府》导夫先路.同时清初类书的文献传承功绩,对清中期编修《四库全书》以及乾嘉学者对类书的重视产生了深远影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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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文学院,广州 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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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对兔园策的激烈批评和存而不废在清初学者中极具典型性,这种新型的类书观,代表一种博雅会通的治学蕲向.朱彝尊的曝书亭不仅富藏类书,而且在著录时拔类书与四部并列,在利用类书进行治学时则有三种表征:一是注重唐宋类书,二是选择善本,三是重视考辨.作为清初一流学者,朱彝尊不仅指导其子昆田从事类书事业,而且躬身自纂类书,他的许多著述都体现出“博综旧义”的类书特征.朱彝尊指引朱昆田编纂的《摭韵》,对康熙敕编《佩文韵府》导夫先路.同时清初类书的文献传承功绩,对清中期编修《四库全书》以及乾嘉学者对类书的重视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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