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都读过一则寓言——《狐狸和乌鸦的故事》，故事内容大体是这样的：
　　一天，一只乌鸦偷来一块肉，它停在树上，正要饱餐一顿，这时，树下走来一只狐狸。这只狐狸也正好肚子里饿得难受。当它看见树上乌鸦嘴上的那块肉时，已经垂涎三尺了。它想，怎样才能将肉骗过来呢？它想了想，灵机一动，抬头对
　　乌鸦说：“尊敬的乌鸦小姐，你今天可真漂亮，不过据说你的歌声更美，不知是不是这样？”乌鸦一听，知道狐狸在打自己的主意，便闭口不理。狐狸看见此计不成，拔脚就走，边走边说：“没想到我今天碰到一只哑巴，原来你根本不会唱歌。”乌鸦一听急了，赶紧张开嘴唱歌，这样一来，肉就掉下去了。狐狸叼起肉，一溜烟跑了。
　　这个故事从叙述的视角来看，是采用第三人称，而为了使故事更生动感，我们可以变换成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
　　可把乌鸦变成了“我”，以乌鸦的口吻来讲这个故事；亦可把狐狸变成了“我”，以狐狸的口吻来讲这个故事。同样的一个故事，用了三种视角来叙述。内容一样，角度不同，效果也不同。这就是叙述视角的不同所产生的效果。
　　然而，在时下我们的中学生中，写出的文章里对表达方式的运用极为混乱，只知道去写，根本不知道运用恰当的表达方式，也就导致了作文水准的低劣。事叙之不妙，而又常以此作出相关的议论，让文章无基石可固，头重脚轻。
　　我们知道，叙事性作品，叙述的视角不外两种：
　　一种为“零视角”， 这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般的外视角叙述，即第三人称从旁叙述；叙述者知道所有的事件乃至一切，可以自由来往于故事的任何时空与对象，但又隐藏他的出现，让读者觉得事件好像是人物自己叙述的。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就多用这种外视角方式。（有时，还出现第二人称的叙述，有的人认为可归为外视角度，也有人则认为这是一种有待于探讨的叙述角度，在此不说。）
　　一种为“有限视角”， 这是从人物出发的内视角叙述，即第一人称的自我叙述。叙述者以角色的形式参与到小说中去，如故事中的某个人物，甚至一个动物。他可以是讲自己的故事，也可以是讲别人的故事。这种主体性意识的叙述在现代小说中常常采用。
　　譬如鲁迅的《孔乙已》：
　　文中“我从十岁起，………当伙计，……一种无聊职务了”，直接标明了所用的内视角度“我”——“小伙计”的第一人称叙述，让一个涉世未深的单纯的幼稚的孩子观察，从特定角度来感受主人公孔乙已备受歧视、凌辱和落魄，让读者倍觉真切。并让“上大人孔乙已”在“我”的“才可以笑几声”的笑声中出场，把传统的从旁叙述改变为自我叙述。
　　“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的外貌特征，通过小袋子伙计“我”的口吻说出，更显得亲切自然。而小伙伴“我”又发现了孔乙已的“迂”，从侧面的谈论细节中表现他正直的一面，突出人的多重性。在他教“我”写回字的事件中，“我”却带着从掌柜那里所熏染到的势利的眼审视他的迂腐与麻木，善良良与天真。随后随着人物命运的发展，孔乙已由人已经异化成非人，这时出现在“我”眼前的不再是“排出九文大钱”的“上大人”，而是“摸出四文大钱”的孔乙已；不再是“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穿的是长衫，而是“盘着两腿……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从小伙计“我”的视野里摄出这一乞丐，既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充分展现了人物命运，显得真实可信。同时又以小伙伴“我”的眼光来审视掌柜，“孔乙已还欠十九个钱呢”中，暴露了势利与冷酷，惊现了冷漠与无情。
　　文中之“我”，具有以下效果：①使文中的人和事更具真实感，让事件的参加者和见证人“我”——咸亨酒店的小伙计作为第一人称的自我叙述，不但让人感到可信真实，更让人感受到自然亲切，从而增添“身临其境”的感觉；②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我”这个咸亨酒店的小伙计作为见证人物，见证了孔乙己的人生悲剧；③通过“我”对主人公的情感态度突出其形象，“我”和众人对孔乙己的态度使其更显悲哀，；④借“我”的感触揭示全文主旨，“我”的存在帮助小说深刻揭示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氛围的“吃人”本质。
　　再譬如鲁迅的《祝福》：
　　文中正是通过“我”回到鲁镇的所见所闻来展现祥林嫂一生的悲惨命运的。用“我”所见：鲁镇年底的“祝福”景象——热闹而又忙碌，那“晚云的闪光”“爆竹的钝响”“幽微的火药香”和人们的忙碌，真切地从视、听、嗅觉感受，使人如见其景，如闻其声。为“祥林嫂”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封建思想依旧的社会环境，并让她在此中死去，更加突出了她的悲剧。更为巧妙的是所见“祥林嫂”的三次情形，活灵活现，精到细致，描绘得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特别是对她眼睛的入神刻划：“顺着眼”“顺着眼，眼角带有泪痕”“直着眼”“瞪着眼”，让读者直面“祥林嫂”的内心世界，“善良安分”变成“内心痛苦”再变成“有些麻木”。在她捐了门槛以后，“眼光也分外有神”，可四婶的一声断喝，第二天“眼睛窈陷下去”，这个极端的变化，把她的内心世界完全暴露无遗。
　　用“我”的所闻：“丧夫——出逃——被卖——又丧夫——丧子”的命运都是听取的，特别是中间穿针引线般的“卫老婆子”的陈述，更增加了她命运遭遇的奇传性。这样就载取了生活中的片断，展开情节，增强故事的真实感。特别的是文中讲述阿毛的故事，不厌其烦地再三重复。这种重复，也使得她的一系列苦难后精神重创、痛彻骨髓的内心明明白白地裸露出来，又增添了她命运的不幸色彩。
　　“我”的见闻，构成了文章的主体，而“我”则起着线索，是“我”见证了祥林嫂的不幸遭遇。并用“我”的所感，来抒发感情，发表议论，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使得文章的主题更加深刻。让人读之亲切，读之生情，哀其不幸，怒其社会。
　　诸如此类的文章里，我们都可感受到，这种“有限视角”的第一人称，运用得恰当，能使文章添彩。然而，在我们面对的中学生里，他们提笔所写动不动都是“他”“她”如何如何，完会是一种外在的“零视角”去叙事，太客观存在地如照相机般去叙写生活，缺乏自己作为社会一员主体角色的眼光，至使作文不出彩。如果能够从课堂教学的一些篇章里学到一鳞半爪，仿此角度，以自己特定的视角之“眼”去观照周围的世界，诉诸文字，必定会有出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