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这一概念源自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是指一种革命力量，是指被排除在欧洲主流社会之外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群体。现代性是进步的、进化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成为看待历史和现实的方式，同时个人生存和奋斗的意义统统被整合进时间的轨道中，把个人与时代、未来相关联。中国的现代性价值观源于晚清对于“进步理性主义”的追求，其一是以“进步”为导向的社会发展逻辑，人们相信现代性会赋予时代绝对正面的品格，然而，其中存在着误读，认为现代性是纯粹的、整体性的，忽略了现代性内在的各种张力与矛盾。现代性自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并不像所允诺的那样纯粹正面、积极的品格。但是，现代性的冲突结构恰恰是其至今充满活力的主要原因，而其复杂性，是值得去关注和反思的。
　　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组织在现代性之通往未来的轨道中，缺乏了现代性，似乎就不知道生活的意义，这是一种隐隐的权力关系，与之不合的行为方式会被排斥出去。当社会把发展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的同时，人们生活的其他内容是否遭受了不同的限制？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这是否又契合了现代性自身的悖论性？
　　部分少数民族作家观察到了中国转型期当下的现实困境，和整体性的社会变局联系在一起，即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背景下，传统的乡土社会受到巨大冲击。他们开始反思现代性固有的正面形象。现代性代表了文明与富足，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否忽略了什么？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效运行，是否也带来了对于个体的负面效应？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多重对照中，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指向性越发浓烈，放松了少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执着追求，转向了现实人生，关注着底层民众的各种遭遇，希望通过文学的手段来折射底层民众的生活现状。学者刘大先指出，对于“公共性”的关注已经成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之一，甚至比主流文学表现得更为明显。
　　底层文学重要的叙事维度就是对感性现代性的集体性诉求。底层民众对于优质的生活有更强烈的憧憬，想要实现跃迁，拥有更好的物质生活和独立人格。少数民族作家的底层叙事主要聚焦于城乡冲突叙事，对乡村中底层苦难进行准确刻画，同时敏锐地发掘城乡冲突中暗含的现代性悖论。少数民族作家察觉到新的生活经验和社会际遇，少数民族小说不再是“异域”“民族风情”又或者“边缘”的形象，而是时代的共同行路者。
　　随着经济改革推进，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农村人对于城市的向往，等同于对先进文明的追求，轰轰烈烈地奔向城市，已经到了执迷的程度，可以被表述为“恋城情结”。对农村人来说，“城里人”这一身份认同始终萦绕心头。仫佬族作家鬼子《被雨淋湿的河》妻子的临终遗言之一是让孩子们转为城市户口;《瓦城上空的麦田》李四直接把对城市的渴望体现在孩子的名字之中——“李城”和“李瓦”，而父亲为了“我”能够成为城里人，放弃了“我”的学业，宁愿让“我”在瓦城里捡垃圾。在恋城情结之下，对于城市的向往是处于不自主的甚至盲目的。苗族作家杨文升《南瓜花开》中“你”的想法是“无论如何要去看那个县城一眼，去看一眼才回来，回来以后也就心甘了”。
　　农村人对城市的狂热向往，渴望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找到梦中的理想生活。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富有、文明，遍地都是改变生活状态的机会和多重道路的可能。然而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并不比农村生活更有温情。现代性创造了关于城市的神话，城市不仅是建立在先进科技和丰厚物质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上。回族作家李进祥《换水》呈现了主人公马清和杨洁在都市漩涡中逐渐迷失的过程。马清和杨洁是新婚回族夫妇，进入城市寻觅梦想，对城市抱有美好的憧憬，但是马清因为工伤失去了劳动能力，他们作为城市的“外来者”难以适应城市的生活。
　　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性文明对于乡村的虹吸效应不可小觑，农村渐渐空寂，成为“空置”的乡村，呈现出死气沉沉的荒芜。青壮劳动力的出走，无人耕种的庄稼，教育、医疗资源的贫瘠，留守儿童、老人等社会问题浮出水面。仡佬族作家肖勤《暖》，十二岁女孩的小等是留守儿童，与奶奶相依为命，除了洗衣做饭等家务活，还要照顾患病的奶奶，过早地承担了生活的重担。她渴望亲情、渴望母爱，可身边的“暖”接连消逝。
　　与恋城情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乡村生活的厌弃。农民工生存空间的进一步萎缩，对于城市身份认同的失败，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双重失落，破碎了的城市梦醒之后，农民工有了想重回乡村的意识。既然原乡只是心造的幻影，并不是那样的美好。仡佬族作家王华《桥溪庄》离开桥溪庄隐喻着回到原乡。“原乡”本是人类学概念，民族文学中的“原乡”是指建立在民族文化心理基础之上的文化故乡或者精神家园。也就是对于习俗、精神和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文化符号、隐喻。这样的返乡，不是人物自主的意愿，是现代性的不断逼近，城市文明象征的现代性渗透了少数民族族群的生存空间的后果。乡村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已经难以承担对生活美好追求的大任，那么进行改革建设似乎成为迫在眉睫的选择。
　　部分少数民族作家没有将城乡冲突作为写作主题，而是书写了农民在城市生活中光明且温暖的一面，呈现出城乡融合的姿态。壮族作家陶丽群《回家的路亮堂堂》描写是城市底层小人物的艰难生活。曹慧起早贪黑摆摊维持生计，摊位费增长，丈夫濒临下岗。虽然生活辛苦，但是家人体谅她的辛劳，丈夫也勤勞正直，夫妻和睦。虽然生活在城市底层，但是“回家的路亮堂堂的”。生活中不乏希望与欢乐，农民凭借个人的优良品德能够在城市中拥有小小天地。
　　沉重的文本背后往往站着饱含温情的作者。若无浓烈的底层情怀，热切地关注当下转型期底层民众的生活境况，那么笔触下便无法流露出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与怜悯。实际上，作家以底层民众生活作为叙事主题，将近乎边缘的底层放置于文学场的中心进行叙述，即是作家对于世间冷暖与内心情感的最独特表达。作家的“在场”姿态、参与姿态本身就是一种人文关怀。即，文学则是人学的直观展现。
　　少数民族作家与主流文学作家通气连声，细腻地表现现代化进程背后，社会底层所产生的变化与震荡。然而，民族文学的公共性显著提升的同时，民族性却日益模糊，是否民族文学的特征——民族性渐渐失去是不可避免的呢？对于民族的身份认同，似乎已经不在场。他们不再以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再进行民族文化言说，而是站在个体的立场上，表达的是个人的、日常的欲望书写。族裔身份不过是一种外在的标签，而不是内在的心理意识。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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