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战区、第九战区军事情报工作的张振国是一位风云人物。身为少将衔情报处长，他冒险犯难，神出鬼没，几次负伤，死里逃生。1940年宜昌会战结束后，张振国离开恩施，伪装成伪军的日军顾问岛田少将的仆从，顺利抵达沦陷区汉口，开展起了颇具传奇色彩的地下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方面拍摄的电影《扬子江风云》、《地下司令》等均以张振国将军的抗日事迹作为原型。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的中央电影制片厂和台北的电视台还兴师动众投入巨资，联合摄制了多集电视连续剧《长江一号》，广为上映，其原型也是张振国。可见张振国在抗战时期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
　　
　　一
　　
　　张振国，字正之，1905年出生于湖北沔阳(今仙桃市)。张振国的父亲张知行早年考入保定军校三期，后赴日学习军事，回国后在北洋军队中任过中级军职。伯父张难先是辛亥革命志士、民国政要，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张振国幼时即随家人迁居武昌，进入一所小学读书，因生性活泼好动，曾师从均县来的一位民间武师学习过内家武术，身手矫健、反应灵敏，且记忆力相当好。
　　1921年，他肄业于中华大学预科，当过一年多的职员。感愤于军阀混战割据，张振国于1925年毅然投笔从戎，与林彪、罗荣桓、文强、张灵甫等14名青年学生南下广州，一同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受训。在黄埔军校，张振国随同学生军参加了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叛军之役和平息广州商团暴乱的战斗。那时，原为广州粤军邓演达部上尉炮兵连长的陈诚因屡立战功，得到军校校长兼陆军总监蒋介石的赏识，很快升为少校衔炮兵营长。经学生总队长严重介绍，陈诚与尚默默无闻的张振国一见如故，两人纵谈时局与军事，意气相投。
　　1926年夏，北伐军兴，张振国在国民革命军第２１师任上尉连长，以战功升为营长，２１师师长便是严重。他的部队经多次激战，击败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一支主力部队，攻入苏州。1927年春，蒋介石自恃羽翼已丰，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积极网罗党羽，扩展势力，还悍然发动“四·一二”政变，清党、反共。张振国受拥蒋的陈诚的影响，热心于反共，但他的鄂籍同乡、上司严重将军则对“四·一二”很反感，消极抵制，并借口去杭州郊外督修２１师阵亡将士公墓而脱离部队，一度出家修行，后又上庐山隐居。
　　从此，张振国与严重决裂。1931年，陈诚一跃成为主持江西“围剿”工农红军战事的重要统兵大员，他倚仗蒋介石的宠信，多方网罗人才。张振国也被他调到第１８军任上校团长。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张振国所在的第１８军由罗卓英指挥，参加了空前惨烈的淞沪大战，抗击日寇。张振国身先士卒，作战勇猛，两次负伤。他的旅打得只剩下不足千人，损失极为惨重。在血战中，他注意到日寇的飞机、军舰、坦克、大炮均占优势，更厉害的是日军的情报机关，对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后勤补给线都了如指掌。他曾求见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陈述其看法，陈诚亦有同感。
　　
　　二
　　
　　1938年初，陈诚调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同时还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等多项军政要职。他急召张振国到司令长官部，面授机宜，任命张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衔高参，并负责主持九战区的军事情报工作。张振国踌躇满志，网罗人才，并在武昌城郊的卓刀泉一所学校里开办了特种干训班。张自任班主任。从各军事学校、军委会干训团精选优秀青年军官、大专学生百余人，施以破译密电码、操作电台、化装、格斗、情报传递等项严格训练。数月后，张振国又在汉口日租界一洋楼里另设一班，精选男女青年14人，施以个别强化训练。军统局长戴笠极想在九战区情报部门插上一手，主动向张振国表示愿意提供几名高水平的教官和情报干部。张不愿受戴笠的控制，婉言谢绝。
　　1938年，日军主力20多万人分兵三路进攻武汉。中国守军且战且退，被迫做放弃武汉的准备，战局急转直下。张振国奉陈诚命令，带领自己编组的三支特别小分队赶到前线搞情报工作，捕杀日谍和汉奸，抓活口，为了阻滞日军的进攻，还设法破坏桥梁、炸坏平汉铁路的几段钢轨。武汉沦陷后，张振国利用自己熟悉武汉三镇地形和街巷的优势，带上几名男女助手，化装成平民潜入城区，设立一部秘密电台于汉口日租界滨江码头一楼房内，另一部备用电台则设于武昌城内大智门南居民区一深巷内。张振国等人设法通过旧日的各种社会关系立住脚，秘密发展情报员，建立地下联络网，监视驻汉日军和日海军舰艇船只的调动情况，刺探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不定期的给九战区长官部发报。同时，地下情报人员还发动爱国学生刻印反日传单，在闹市散发。陈诚为此两次下令通报嘉奖，并为张振国向重庆大本营请功。在抗战初，国共两党已实行合作，共同抗日。但张振国在搞地下情报的斗争中却拒绝与武汉暨湖北的中共情报人员合作，失去了一些打击日伪军的好机会，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如他的旧日上司，在抗战中再次出山担任湖北省民政厅长兼保安处长的严重(一度代理过湖北省主席)就指责过张不能顾大局、缺乏见识，并一直拒绝这位老部下的探望。
　　1940年宜昌会战时，陈诚以战时兵团司令名义前往指挥，守住了对于拱卫陪都至关重要的南津头。张振国则匆匆回到陈诚身边，参赞军机，出谋划策。他已通过情报活动掌握日寇佯攻宜昌的军力、火力配备和作战意图。日寇一个旅团加一个联队兵力，不过7000多人，配以10多艘小型舰艇助战，意在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并迫使蒋从其他战区抽调部队来宜昌，陈诚心中有底而镇定自若。他指派副手罗卓英和江防军司令吴奇伟调兵遣将，抗击来犯日寇。十余天激战中，双方伤亡均不很多，处于对峙状态。自此后，陈诚对张振国更加器重。
　　
　　三
　　
　　1940年秋，张振国再次潜入武汉后，积极活动，以各种身份参加汪伪湖北绥靖公署主任叶蓬(张中学时的国文老师，投敌前任过武汉警备司令、29师中将师长等职)、伪汉口市长杨揆一(后为石星川)以及日伪头目的各种集会。对张的真实身份心知肚明的叶蓬，有意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他非但没有下令逮捕张振国，相反，还多少提供了一些帮助。如为张弄到特别通行证，默许张把一部德制电台藏匿于自己的公馆里，让女情报员不定期住在公馆里。但他也当面警告过张振国，不准到他的绥署等重要机关刺探情报，也不准在伪军各师、旅搞策反活动，挖其墙脚，否则他就要采取断然措施。
　　张振国权衡再三，同意了这口头协议。至于杨揆一，他是湖北鹤峰人，与张振国父亲是保定军校同学，关系不错，称得上是世交。他利用自己的权位为这个世侄提供了诸多方便，如为张及其助手办理一应证件，把已化装又改名换姓的张振国介绍给武汉上层汪伪军政界若干要人等。其实也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
　　在武汉潜伏期间，张振国不断召集敌后各级情报干部指示工作，破坏日伪的一些军事设施。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1940年底武昌日军一所军用油库纵火事件。这次火灾引发了二次大爆炸，烈焰冲天、浓烟滚滚，二三百吨汽油、柴油报销，守卫仓库的一小队日军伤亡过半。这次纵火令沦陷区人民大为振奋，互相传告，日伪报纸则封锁消息。日酋到处张贴通缉告示，出动军警宪兵搜索，但最终不了了之。此间，张振国获得日军将向东南亚用兵南侵的战略情报和武汉的日军总部计划第三次进攻长沙的情报等，均及时用电台报告陈诚，并请陈诚速报告重庆方面，以期采取对应措施。
　　


　　这一时期的武汉三镇，被张振国和他的情报人员闹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当然，张振国也有失利的时候。他嗜好京剧，某日晚，他化装成一富绅去汉口一家剧院欣赏余派老生李少春的戏，被日伪坐探盯上。两卡车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直扑剧院，团团包围。张振国被抓住，受到刑讯拷问，坚不吐实。杨揆一等大汉奸恐惹祸上身，拒绝出面说情，更不愿保释张，倒是巴不得借刀杀人。张振国的部下为了营救他，便在日伪军将其押送往南京处置的路途，组织了冒险拦截的伏击战，与押解张振国的日军宪兵小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枪战。遍体鳞伤的张振国虽获救脱险，但参与抢救行动的部下死伤颇多，骨干女情报员艾萍即死于这次战斗。这次挫折令张振国多年来一直心怀愧疚。20世纪60年代初，台北国联电影公司拍摄《地下司令》影片，即以这一段史实作为主要素材。
　　在沦陷区，张振国被称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他胆大心细、沉着机智。一次，他率领少数亲信随员，在天黑时抵达他的家乡沔阳县仙桃镇。恰巧，由宜昌撤退过来的日寇第１３师团部队云集该镇，使张进退两难。他安置好随员，索性沉住气，只身去见曾与其父去日本留过学的伪县长兼维持会长萧栋臣。萧一听张振国自报名姓，非常惊恐，神色顿变。他去日本学过西医，还娶了个日本女子为妻。他本懂中医，回国后曾在武昌开一诊所行医，以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诊病，颇有点名气。1938年他携妻儿回沔阳，即被日伪看中，下水当了汉奸。而在日本横滨学医时萧栋臣得过张振国父亲的接济，关系不错。当下，张振国以攻为守，说：“萧老伯，请你将我送交镇上的日军。你既可升官，又可发财，机会难得!”
　　萧栋臣一身冷汗，慌忙连连说：“我岂能那样做?那就太对不起你父亲了！”张振国说：“那么，就请你马上开一张路条。”正说话时，日军１３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突然来到，进了大院子。他脚蹬马靴，腰挎东洋刀，后面跟着翻译和七八个凶横气十足的日军卫兵。萧栋臣惶恐万分，一时不知所措，高胖的身体不住地颤抖。张振国神态自若，促他以堂侄作介绍。萧定下心神，趋前迎接，恭顺地向走过来的日酋鞠躬，并操日语问候，又将“堂侄”介绍给内山。内山英太郎居然放下架子，客气相待，互相礼让着进入客厅，宾主坐下交谈起来。张振国从仙桃镇脱险返回恩施的司令长官部后，陈诚总算松了口气，对他勉励有加，亲自打开一瓶他珍藏的陈年威士忌，与张振国对饮三杯，为自己的得力亲信压惊。
　　一天晚上，陈诚紧急召见张振国，告诉他蒋经国的外室章亚若女士在她秘密隐居的桂林暴卒，丢下一对双胞胎婴儿，桂林医院已证明章系被人毒杀。广西军政当局对章亚若的真实身份并不清楚，案子发生后，有关部门已紧急介入调查。当时已从赣南返回重庆主持三青团中央工作的蒋经国密电陈诚，恳请给予协助。陈诚命张振国立即带上助手搭乘自己的专机飞往广西桂林，尽快查清案情并破案。
　　张振国在追查中发现赣南行政专署一个名叫黄中美的秘书有重大作案嫌疑，他是军统特工，被戴笠派去担任保卫工作。黄中美被张振国拘捕后，起先仗着后台硬，拒不招供。张振国很不客气，对他用了刑，他才老实了些。经审讯，供认他为了“太子”蒋经国的前途和蒋府的声誉，竟妄作主张，潜往桂林，用毒针害死了章亚若。至于内幕详情，他拒绝作进一步透露，又一再声称这与戴先生绝对无关，甚至也与军统桂林站无关，是他的个人行为。张振国即和助手将黄中美以专机押回鄂西恩施，关押在六战区军情处的秘密拘留所里，又严加刑讯进一步拷问，用上几道酷刑，整得黄中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陈诚为了不激怒戴笠，违心地下令中止审讯，将遍体鳞伤的黄中美移交给军统方面处置。此案发生后，戴笠对张振国恨之入骨，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四
　　
　　抗战后期，重庆国民党政府应美方建议，成立远征军司令部于云南楚雄。蒋介石任命战绩平平的爱将陈诚出任司令长官，在昆明设立办事处，以便与地方当局和美军１４航空队等单位联络。中国远征军司令部辖有关麟征、杜聿明、宋希濂、霍揆彰四个集团军总司令，计有15个师，近20万部队。张振国负责情报工作并兼任中美特种部队指挥官(副职由美军中校杜高担任)。张振国急率22名情报骨干赶往昆明。在未深入缅甸之前，成立各种训练班，如在昆明的军委会干训团内，增设外国语人员训练班、情报参谋班，并在大理、保山设立分班，均以张振国为班主任。还特别招考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等国抗日青年和侨民参加受训。因语言文字有别，习惯各异，施教工作开展较为困难，仅翻译就有10多人。胡志明(化名阮爱国，后来成为越共领袖)当时就是教官。武元甲(后来成为越南人民军大将、国防部长)、阮志清(后亦成为越南人民军大将、总政治部主任)、乃·沙立(后任泰国陆军上将、总司令、总理)、温拉立康(２０世纪50年代后期为老挝的陆军总参谋长、国防部长)等均为干训班第一期学员。这批人不但配合盟军作战，向日寇进攻，而且还成了以后复国的骨干。
　　1943年10月，张振国率领部下情报员十余人，携带枪支弹药和电台等特种装备偷渡怒江，翻越高黎贡山，进入缅北山区。他们穿过日军的一道道封锁线，经密支那、江心坡、野人山，沿着喜马拉雅山下的崎岖山路进入尼泊尔，然后抵达印度北方邦的兰姆加，同美英联军总部协调交换情报及敌后工作意见。稍作休整后，张振国一行又返回战云滚涌的缅甸，投入情报行动。
　　举世闻名的仁安羌之役救出被日军围困的7000多名英军官兵，即是由张振国的情报人员及时向第38师师长孙立人等将领提供情报的结果。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席卷南洋，又大举入侵印支半岛诸国，俘虏英、法官兵近万人，关进集中营，强迫做劳工，修筑铁路、公路和桂河大桥。应英军驻重庆首席武官克拉克上校的请求，张振国选派特干班里的泰国、缅甸籍华侨学员渗透进战俘营做苦工，引逃英、法被俘官兵近千人，并炸毁了快完工的桂河大桥。这对日寇是一次有力的打击。1944年盟军在印缅战场发动全面大反攻后，张振国带队除收集日军重要情报及时报告总部外，还在滇、缅、泰、越边区建立了几个游击队据点，组织成很有规模的游击队，在各地配合盟军作战，袭击小股日军，破坏敌人的仓库、公路、铁路交通线，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五
　　
　　抗战胜利后，张振国一度住进上海的广慈医院养伤治病。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他去了台湾。20世纪50年代初，担任台湾当局保密局局长的毛人凤承袭了旧日上司戴笠的衣钵，处处与张振国作对。名义上保留中将军衔的张振国不免心生寂寞之感，闲居台北复兴路家中，写写回忆录，看看书，下下象棋，消磨时光。
　　1953年，张振国应昔日特训班学员、已当上泰国陆军总参谋长的乃·沙立将军的盛情邀请，经香港去曼谷，一住十年，1963年初才返回台北。不久，即被通知退役。这时，他的老上司陈诚已当上台湾当局“副总统”，而后又出任“行政院长”，位高权重。其间，他多次提到张振国在八年抗战中的传奇事迹，肯定张是“党国有功之臣”。蒋经国权势日重，他似乎对张振国当年严办害死章亚若的黄中美且一直守口如瓶、从不居功自傲的表现也很有好感。他在一些会议上也称赞张振国是“国军中的抗日英雄”、“军人的楷模”。为此，台北各部门曾掀起宣传张振国的热潮，报刊、电台、电视台记者也争相去张宅采访张振国，拍摄了以张振国为素材的电影及纪录片，广为上映。
　　20世纪70年代，张振国曾长期定居美国，90年代初又返回台北定居。晚年的张振国以国民党正统老党员、老军人自居，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的严正立场，上街参加过反“台独”的游行示威。90年代中期，他在台北中央日报等报纸上撰文批评李登辉等人炮制的“两国论”，认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李总统实在不配代表中国国民党”。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幽灵的复活、右翼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也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曾撰文痛加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