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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研究汉赋的朋友曾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想法：“赋”固然是文体之一种，但我们不能忽略它还有“赋税”之意，“赋税”又离不开“清点”。《二京赋》《两都赋》《上林赋》的内容里其实均有“清点”之意。作家以惊人的耐心罗列植物、动物、奇珍异宝，其实就是替皇家清点财物吧。
今天，中产阶级兴起，散文是不是应该清点一下我们的财物呢？劳作之后总会获得一些收成、心境，以及盈亏——亏，也是一种收获，一种清点与计算里面不能不出现的负数。所以，我对莎士比亚借朱丽叶之口说出的妙语一直有点腹诽：“只有乞丐才细数家私。”
真正奇怪的是，一九七七年以来，终于享有了创作自由的知识分子，大多不那么乐意去清点自己的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他们要么避开谈这个，要么大谈精神生活来压迫世俗生活（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东风西风谁压倒谁的问题）。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武汉作家池莉经常从一种特别的角度去写知识分子的生活。但这是一种什么角度呢？我们能否鲁莽地说，她更愿意去写知识分子不会生活？
关于池莉小说的论文里，我们会频频邂逅这样的主题：“精神家园的失落与生活能力的低下”。准确而残忍，尤其是“精神家园”的部分。
某段时期里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不会生活，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某种奇幻而悲凉的主题，但可惜被忽视了，知识分子不会生活甚至被认为是正常的事。
哦，还是不要惊动从《随园食单》《美食家》《老饕漫笔》到《中国吃》那个美味、颤动的光谱吧，那些文人不仅仅是美食家而已，他们不仅会做菜，甚至还能开创新的菜品……
那么，今天那些大量出现的、比曾经清贫的国家更清心寡欲的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
钱红丽性格中也有一部分是清淡的，虽然她本人自童年起就对食物充满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与欲望，成年后，口味变得更为丰富，但极清淡的日子她也能甘之如饴：“芦蒿……一次炒一小盘，任何佐料不加，倒一点素油即可，青扑扑地冒着热气。我把它们夹在白米饭上，青白相间地，一口口送入嘴里，滋味无限。”
这个省报副刊编辑甚至“曾想辞掉工作，租居到省图边上，重新过起自由撰稿的生活”。
发达地区的作家完全不像池莉笔下的知识分子仇视俗世生活，香港的欧阳应霁说他就很喜欢那种“稀稀滑滑”的菜市场，而且每一步都必须走得小心翼翼他才开心。他不喜欢超市，纯粹是因为没有那种感觉。这种对菜市场的真爱也许是衡量美食家成色的试金石。
本雅明对菜市场同样入迷，他在一篇叫《农贸市场》的短文中写过他涉足过的那个场景：“被养鱼水和冲洗水弄得又湿又滑的瓷砖地面，走在上面很容易因为踩到胡萝卜或莴苣叶子而滑倒。”所以家庭主妇“提着沉甸甸的网兜或口袋，牵着小孩艰难地在又滑又臭的过道里往前挪动”。集贸市场聚集的众多人数和奇特环境自然令敏感的本雅明惊悸，他不禁把那些“端坐着的售货女人”尊称为“掌管可买卖的谷物的女祭司”。
远在东方的、拥有贫困记忆的作家钱红丽如何看待菜市场？她说“菜市简直是一个精神疗养所”。我觉得这个说法本雅明也得啧啧称奇，她没有辜负那个时代。
钱红丽曾经厌恶做菜，她坦承自己是在有了孩子之后开始爱上厨房。钱红丽在厨房中慢慢悟出自己“早几年一直抗拒厨娘角色，觉得自己真是惨淡，一个心怀梦想的人怎舍身浪费在厨房？……慢慢地，孩子来了，心气渐渐平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烧锅倒灶，也就这么过下来了”。
如此坦率，如此坦然面对变化的人，才能写出：“如今豌豆当令，忽然想起冰箱里冻藏着的一块咸肉——于是，我坐在刺槐的凉荫下吃一碗咸肉豌豆饭，栀子花开得清淡”，“她家一锅面汤，由于肉的加入，呈现得格外壮美”，“我一直想做一道汤，叫‘套四宝’的：老鸭肚里塞老鸡，老鸡肚里塞老鸽，老鸽肚里塞鹌鹑。可惜一直没那个浓重的心情。这道汤就一直存在想象里，比亲自喝到了还要圆满”，“婆婆家的咸肉也地道。首先食材要好，选家养的黑猪，腌好，晒干，清蒸着吃。夹一片放在眼前，可以看见对桌的人影。咸肉腌成透明状，算是功成了”，“生活是什么呢？生活无非一碗饭。饭上铺着一块咸肉，年深日久的浓香。”
她開始清点自己的生活。她回忆自己幼年时期受到父母的苛刻对待，细节历历在目。她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真实到其他作家即使写下也终会删去的句子。
这个曾鄙视俗世的女作家，最后却称量出俗世的精确价值：“俗世的零碎的幸福，滋养人，也毁灭人，就是不能重建人。”我的理解是，“滋养人”也许是精神上的愉悦，“毁灭人”意味着写作者沉溺于俗世幸福，放弃了精神生活。但，这突然降临的“重建人”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了很久，觉得应该是指一个人现在无论过得多好，也无法抹去童年的不幸福吧。
世事洞明的人也许会说：这又何苦呢？
这是真实，也是谱成了宣叙调的抱怨。
她愿意但并不刻意地这样去写：“一天上午，坐在电脑边听阿巴多指挥的《拉二》，反反复复近一小时，忽然想起来高压锅忘记插电，菜也没来得及炒……狼狈地跑去厨房，心里掠过惶恐。”
重视真实的作家笔下的技巧却往往让人扼腕，钱红丽不太一样。有很多美食家写汤，钱红丽所写下的段落我看可参加写汤的世界锦标赛。我们先看台湾简媜在《肉欲厨房》中的一段，炖汤中包含“成熟蹄髈的鼾声、清蒸鳕鱼白皙的胴体、油焖笋娇嫩的呻吟、干贝香菇菜心的呼唤以及什锦豆腐羹发出孩童般的窃笑”。
钱红丽的笔下呈现的是：“猪骨头经过高温煨煮，一种有力道的傻乎乎的香四处扩张，恰好被笋子的清气适时规劝了一下，就不再那么铺张霸道，算是稍微往内里收了那么一点，这样就简淡多了。”这种写法是否能拿到名次我不敢说，参赛绝对没有问题。
但她更有价值的其实是关于美食的地方性知识：“合肥周边水系不多，难见河蚌。偶尔在鱼摊碰见一二，鲜有人光顾，我也没那么多时间伺弄了——合肥的河蚌真寂寞。十几年前的芜湖，家家主妇青睐，排队等着杀河蚌，不晓得多热闹。”
她怀念芜湖到了何种程度呢？“我问卖肉蒸饭的老板娘，福禄商城那家卖藕稀饭的可还在？老板娘语气急迫：还在，还在！在，就好，过年回去，一定吃三碗。最怀念芜湖的藕，拿来炖小排，不知多糯，一锅汤沸腾了涅槃了，慢慢变成铁锈红——是我幅员辽阔大好河山的红，喝一勺，喝一碗，喝一锅，滋味渐不同。”
何谓价值？就是一个人、一件事物的消失之时，有缺陷的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只能（最大的悲哀就是这个“只能”吧）在这个时候才能准确衡量人与物的价值。一个词呢？价值也就在写作者删去的那一刻吧。
也许，一个饥饿的时代就要过去了。曾经度过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记忆因稀少而珍贵。古今中外，在饥饿中鄙夷物质生活，但又在美食幻觉中扭曲自己欲望的文化人，在历史中实在不多见，但在我们视野之内却又比比皆是。
钱红丽在这种扭曲中代替我们慢慢复原，纤毫毕现地回忆童年的饥饿记忆，拒绝将这种饥饿当作可炫耀的财富，像某些人那样误会了饥饿并宣称没挨过饿的人没资格谈论中国。事实可能相反吧？挨过饿的人看到一粒米掉到地上就会精神失常，哪能看到比厨房更远的世界？
她也拒绝鄙夷物质生活，她元气淋漓地书写味蕾之苏醒：
“这么多年，我选择坚持不懈地书写，就为了寻找一条路径，更好更传神地抵达腌菱角菜的滋味里。”
“正午抑或黄昏，你恰巧路过那里的话，会听见鱼咬菱角菜‘呼嚓呼嚓’的回声，清脆又悦耳。”钱红丽通过写作自我疗愈的效果相当好。饥饿时代真的结束了，食欲清新强劲地归来，正等着吞噬一道按正规程序烹饪的菜品。
（《一辈子历历在》 钱红丽/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6年11月出版）
今天，中产阶级兴起，散文是不是应该清点一下我们的财物呢？劳作之后总会获得一些收成、心境，以及盈亏——亏，也是一种收获，一种清点与计算里面不能不出现的负数。所以，我对莎士比亚借朱丽叶之口说出的妙语一直有点腹诽：“只有乞丐才细数家私。”
真正奇怪的是，一九七七年以来，终于享有了创作自由的知识分子，大多不那么乐意去清点自己的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他们要么避开谈这个，要么大谈精神生活来压迫世俗生活（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东风西风谁压倒谁的问题）。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武汉作家池莉经常从一种特别的角度去写知识分子的生活。但这是一种什么角度呢？我们能否鲁莽地说，她更愿意去写知识分子不会生活？
关于池莉小说的论文里，我们会频频邂逅这样的主题：“精神家园的失落与生活能力的低下”。准确而残忍，尤其是“精神家园”的部分。
某段时期里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不会生活，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某种奇幻而悲凉的主题，但可惜被忽视了，知识分子不会生活甚至被认为是正常的事。
哦，还是不要惊动从《随园食单》《美食家》《老饕漫笔》到《中国吃》那个美味、颤动的光谱吧，那些文人不仅仅是美食家而已，他们不仅会做菜，甚至还能开创新的菜品……
那么，今天那些大量出现的、比曾经清贫的国家更清心寡欲的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
钱红丽性格中也有一部分是清淡的，虽然她本人自童年起就对食物充满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与欲望，成年后，口味变得更为丰富，但极清淡的日子她也能甘之如饴：“芦蒿……一次炒一小盘，任何佐料不加，倒一点素油即可，青扑扑地冒着热气。我把它们夹在白米饭上，青白相间地，一口口送入嘴里，滋味无限。”
这个省报副刊编辑甚至“曾想辞掉工作，租居到省图边上，重新过起自由撰稿的生活”。
发达地区的作家完全不像池莉笔下的知识分子仇视俗世生活，香港的欧阳应霁说他就很喜欢那种“稀稀滑滑”的菜市场，而且每一步都必须走得小心翼翼他才开心。他不喜欢超市，纯粹是因为没有那种感觉。这种对菜市场的真爱也许是衡量美食家成色的试金石。
本雅明对菜市场同样入迷，他在一篇叫《农贸市场》的短文中写过他涉足过的那个场景：“被养鱼水和冲洗水弄得又湿又滑的瓷砖地面，走在上面很容易因为踩到胡萝卜或莴苣叶子而滑倒。”所以家庭主妇“提着沉甸甸的网兜或口袋，牵着小孩艰难地在又滑又臭的过道里往前挪动”。集贸市场聚集的众多人数和奇特环境自然令敏感的本雅明惊悸，他不禁把那些“端坐着的售货女人”尊称为“掌管可买卖的谷物的女祭司”。
远在东方的、拥有贫困记忆的作家钱红丽如何看待菜市场？她说“菜市简直是一个精神疗养所”。我觉得这个说法本雅明也得啧啧称奇，她没有辜负那个时代。
钱红丽曾经厌恶做菜，她坦承自己是在有了孩子之后开始爱上厨房。钱红丽在厨房中慢慢悟出自己“早几年一直抗拒厨娘角色，觉得自己真是惨淡，一个心怀梦想的人怎舍身浪费在厨房？……慢慢地，孩子来了，心气渐渐平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烧锅倒灶，也就这么过下来了”。
如此坦率，如此坦然面对变化的人，才能写出：“如今豌豆当令，忽然想起冰箱里冻藏着的一块咸肉——于是，我坐在刺槐的凉荫下吃一碗咸肉豌豆饭，栀子花开得清淡”，“她家一锅面汤，由于肉的加入，呈现得格外壮美”，“我一直想做一道汤，叫‘套四宝’的：老鸭肚里塞老鸡，老鸡肚里塞老鸽，老鸽肚里塞鹌鹑。可惜一直没那个浓重的心情。这道汤就一直存在想象里，比亲自喝到了还要圆满”，“婆婆家的咸肉也地道。首先食材要好，选家养的黑猪，腌好，晒干，清蒸着吃。夹一片放在眼前，可以看见对桌的人影。咸肉腌成透明状，算是功成了”，“生活是什么呢？生活无非一碗饭。饭上铺着一块咸肉，年深日久的浓香。”
她開始清点自己的生活。她回忆自己幼年时期受到父母的苛刻对待，细节历历在目。她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真实到其他作家即使写下也终会删去的句子。
这个曾鄙视俗世的女作家，最后却称量出俗世的精确价值：“俗世的零碎的幸福，滋养人，也毁灭人，就是不能重建人。”我的理解是，“滋养人”也许是精神上的愉悦，“毁灭人”意味着写作者沉溺于俗世幸福，放弃了精神生活。但，这突然降临的“重建人”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了很久，觉得应该是指一个人现在无论过得多好，也无法抹去童年的不幸福吧。
世事洞明的人也许会说：这又何苦呢？
这是真实，也是谱成了宣叙调的抱怨。
她愿意但并不刻意地这样去写：“一天上午，坐在电脑边听阿巴多指挥的《拉二》，反反复复近一小时，忽然想起来高压锅忘记插电，菜也没来得及炒……狼狈地跑去厨房，心里掠过惶恐。”
重视真实的作家笔下的技巧却往往让人扼腕，钱红丽不太一样。有很多美食家写汤，钱红丽所写下的段落我看可参加写汤的世界锦标赛。我们先看台湾简媜在《肉欲厨房》中的一段，炖汤中包含“成熟蹄髈的鼾声、清蒸鳕鱼白皙的胴体、油焖笋娇嫩的呻吟、干贝香菇菜心的呼唤以及什锦豆腐羹发出孩童般的窃笑”。
钱红丽的笔下呈现的是：“猪骨头经过高温煨煮，一种有力道的傻乎乎的香四处扩张，恰好被笋子的清气适时规劝了一下，就不再那么铺张霸道，算是稍微往内里收了那么一点，这样就简淡多了。”这种写法是否能拿到名次我不敢说，参赛绝对没有问题。
但她更有价值的其实是关于美食的地方性知识：“合肥周边水系不多，难见河蚌。偶尔在鱼摊碰见一二，鲜有人光顾，我也没那么多时间伺弄了——合肥的河蚌真寂寞。十几年前的芜湖，家家主妇青睐，排队等着杀河蚌，不晓得多热闹。”
她怀念芜湖到了何种程度呢？“我问卖肉蒸饭的老板娘，福禄商城那家卖藕稀饭的可还在？老板娘语气急迫：还在，还在！在，就好，过年回去，一定吃三碗。最怀念芜湖的藕，拿来炖小排，不知多糯，一锅汤沸腾了涅槃了，慢慢变成铁锈红——是我幅员辽阔大好河山的红，喝一勺，喝一碗，喝一锅，滋味渐不同。”
何谓价值？就是一个人、一件事物的消失之时，有缺陷的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只能（最大的悲哀就是这个“只能”吧）在这个时候才能准确衡量人与物的价值。一个词呢？价值也就在写作者删去的那一刻吧。
也许，一个饥饿的时代就要过去了。曾经度过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记忆因稀少而珍贵。古今中外，在饥饿中鄙夷物质生活，但又在美食幻觉中扭曲自己欲望的文化人，在历史中实在不多见，但在我们视野之内却又比比皆是。
钱红丽在这种扭曲中代替我们慢慢复原，纤毫毕现地回忆童年的饥饿记忆，拒绝将这种饥饿当作可炫耀的财富，像某些人那样误会了饥饿并宣称没挨过饿的人没资格谈论中国。事实可能相反吧？挨过饿的人看到一粒米掉到地上就会精神失常，哪能看到比厨房更远的世界？
她也拒绝鄙夷物质生活，她元气淋漓地书写味蕾之苏醒：
“这么多年，我选择坚持不懈地书写，就为了寻找一条路径，更好更传神地抵达腌菱角菜的滋味里。”
“正午抑或黄昏，你恰巧路过那里的话，会听见鱼咬菱角菜‘呼嚓呼嚓’的回声，清脆又悦耳。”钱红丽通过写作自我疗愈的效果相当好。饥饿时代真的结束了，食欲清新强劲地归来，正等着吞噬一道按正规程序烹饪的菜品。
（《一辈子历历在》 钱红丽/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6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