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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面临四大风险：即主权债务风险、财政风险、货币风险与经济倒退的风险。本文对四大风险进行了分析，结论是：对全球经济起到主导作用的美、日、欧三大经济体还难以走出困境。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未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比例将大幅上升。
关键词：主权债务风险；财政风险；货币风险；经济倒退风险
中图分类号：F124
按照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经过较为系统的研究，对2013年的世界经济形势有如下判断：美、日、欧三大经济体2013年还难以走出困境，四大风险困扰着这三大经济体，而这三大经济体是对全球经济起到主导、引导和关键作用的三大经济体。下文将对世界经济面临的四大风险进行分析。
一、主权债务风险
目前，美国的国家债务已达16.4万亿，超过美国GDP的总和。2011年美国GDP总和是13.3万亿，但是国家主权债务已达16.4万亿，债务风险困扰着美国。
欧洲的债务风险中，希腊债务总规模已占到整个国家GDP的165%，西班牙、意大利，包括现在的法国、德国，其债务额都在上涨，尤其是我们所说的欧洲五国，债务占GDP的比重都超过50%。现在，欧洲8个经济体的债务规模已超过50%。债务风险，特别是主权债务危机对于欧洲来说是最大的危机。
日本的债务到2013年年底占GDP的比重是230%。这也是一个空前高的比重。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债务风险是第一风险，也是最大的风险。而且其债务风险的趋势不是在好转，而是越来越恶化，负债比率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
二、财政风险
紧缩的财政政策给世界三大经济体带来巨大的风险。如欧洲一些国家，主权债务规模大需要紧缩财政开支，紧缩财政开支与高福利制度产生较大矛盾。欧共体27个国家共3.45亿人口，且百分之百是高福利国家。在高福利国家中，医疗费用全免，国民福利是也相当优越，比如有的国家工作四天，其余三天休息，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六小时。还有其他的社会保障。现在由于主权债务而紧缩开支，与原有的高福利产生了很大矛盾。
2012年希腊因政府削减财政开支，大量民众上街游行。2013年欧洲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高负债的情况必然紧缩开支，必然会和高福利发生矛盾。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一定要考虑财政的可持续支出能力与制度设计要相匹配。要保证人民群众最起码的医疗服务的水平，但同时又不能把胃口吊得太高，我们不能追赶欧洲这样高弗里德模式，制度设计要有可持续性，与财政的支出能力相匹配，与GDP增长速度相协调，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相适应。而不是在制度设计一开始就把标准定得非常高，甚至高过一些高福利的国家，这样的制度就不具备持续性。
在考虑国际问题的同时，也要考虑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于我们重要的借鉴意义。债务导致财政困境，财政和高福利制度产生尖锐的矛盾将导致的社会上巨大的矛盾，甚至是社会动荡。这个问题2013年看起来还会更严重。
三、货币风险
第三大风险是这三大经济体出现了很大的货币风险，或者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过去，还没有真正走上轨道，但是导致新的金融危机的货币因素现在又非常突出。
所谓货币因素，即美国推出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笔者2010年认为，美元已经走上一条下行通道、贬值通道，美元在这条通道上快速贬值，速度越来越快。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至2010年，美元已经贬值110%，至今其贬值和当初1971年时相比，恐怕会约在150%左右。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推出第四轮宽松货币政策是完全为了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而非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国际金融危机是由其引发的，金融衍生品达几万种，杠杆率平均下来是30～40倍，高的达六、七十倍。美元在全世界占主导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全世界货币体系是双挂钩的，美元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该货币体系破裂之后形成了现在的牙买加体系与牙买加协议。牙买加协议的实质是各国可以决定自己的货币汇率，各国的货币和美元不再挂钩。牙买加产生的背景也是美国经济遇到危机，美元处于贬值通道。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为了避免特别提款权贬值，把其一半在美国的特别提款权兑换成黄金，因为和美元、黄金挂钩，他直接把这些钱兑换成黄金，用轮船运回了法国。当他准备把其余的50%从美国拉回到法国的时候，美国宣布美元不再和全世界各国的货币挂钩，由于美国的宣布，一夜之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但是由于惯性，巨大的货币结算、货币储备、国际贸易交易绝大多数还采用美元。目前，全世界外汇储备的货币按币种来说60%以上是美元，贸易结算货币分布60%以上是美元，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中，80%的美元货币储备是在发展中国家。美国自己仅仅储备了几百亿。美国不用储备，可以通过印钞来增加美元数量。
美国此轮的宽松货币政策绝不是说只解决国内的问题，而是把国内的风险转嫁到全球，把国内的危机转嫁到全球。第三轮宽松货币政策即将推出时指出了这些问题。现在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第四轮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还会不会出第五轮？对于这些问题，笔者看来，只要可以给美国带来国家利益，可以转嫁危机。美国就会随时出台相关政策。
日本安倍政权刚刚上台，主推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发货币。这一轮准备发20万亿日元的货币，20万亿日元货币不行，还发不发呢？笔者认为安倍不仅思想极右，经济管理手段也是非常极端。
日本已经拉开第三个失去的10年，现在已经失去20年，开始第三个等于22年了。实际上日本是从1991年就开始经济衰退，1991-2001年是10年，2001-2011年又是10年，现在第22年。第三个10年又开始了。2012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是-4.7%，三季度是-3.4%。目前采用的数据是媒体公开数据，但2013年日本的经济增速还会下降。2012年是负数，2013年还会是负数。日本的海啸导致的经济问题，加上日本现在有几个大问题可能导致货币政策不改变。第一是日本的经济增速是下降的，是负数，是第三个衰退的十年。第二个是日本的产业在退步，日本的制造业在退步。 原来在亚洲，日本的产业竞争力高于中国，也高于很多其他国家，现在日本的产业在退步。主要表现在电子信息产业上。日本原来位于全球前列，但现在悄无声息。现在电子信息产业中独领风骚的是苹果、三星。日本汽车在世界的份额也在下降，原来丰田占第一，现在由于海啸，日本的产业链结构发生很大问题。“日本面向未来的基本竞争战略”就是把核心零部件、高端研发能力与新材料留在日本国内。但由于核心零部件留在日本国内，海啸中受到很大冲击。
中国2010年汽车产量和销量都达到1800多万辆，已经到了全球第一。2011年我们和这个数字接近，2012年约1900多万辆，仍居世界第一。但在中国的日资企业，只是在中国组装，核心零部件都在日本，这一次重创之后，因为核心零部件在日本，所以全球的汽车生产在2012年之中都急剧下降，日本产业至今都还没有真正振兴。
在高科技方面，日本的“失去20年”是由于其在创新战略上重大失误导致的。如在电子产品方面，美国的创新路线是数据化，用数据化来进行电子产品的革命。日本当年是高清化，即加细密度，使它更加清晰，也有要推进数据化的呼声，但是由于高新技术需要投入太多的资本，资本的力量过大，所以日本在原创性革命面前选择了高清。我们买日本的高清产品，但是美国为首的数据化迅速占领全球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苹果、微软等数字化的计算机、数字化的摄影机、数字化的照相机如今淘汰了胶片，淘汰了高清晰的产品。这就是在创新战略上日本的重大失误。日本现在的产业确实没有亮点，但是日本经济最大的出口市场是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右翼势力没有什么悔改，在对中国侵略问题上没有什么悔过，那么其对中国的出口方面也不会如此顺畅。日本的国内问题会使其货币风险继续加大，有可能20万亿的日元发放之后，还会有新的动作。
所以在世界经济分析和展望里对这三大经济体有一个判断。即由三大经济体带领，有可能出现一个全球宽松货币时代。现在很多新兴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也推出了宽松货币政策，以宽松对宽松，可能就出现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全球性流动性泛滥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第一，大宗商品的价格跌宕起伏，现在铁矿石价格又开始急转直上，因为2011年中国的钢铁生产整体下降，对铁矿石需求量整体下降，因此2012年一年我国铁矿石价格、钢铁价格和全球的铁矿石价格都是下降的。2013年货币宽松政策、流动性泛滥，首先反弹的就是铁矿石价格，已经百分之几十了。大宗商品的价格2013年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动。如果宽松货币政策时代不结束，它的变动价格可能是上升的，上升速度也比较快。目前石油的价格每桶是90多美金，但石油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变数，即美国到由于发明了页岩气的技术，其非石油能源已经占到供应量的40%，2015年目标是达到65%，2017年目标是变成石油输出国，2020年的目标是变成超过沙特阿拉伯最大的能源出口国。这可能从根本上改写能源的布局，也可能因为能源爆发战争。这个问题可能是将来变量很大的问题。所以，美、日、欧这三大经济体债务风险、财政风险、货币风险给全球带来的风险，大宗商品的市场风险是首先的。
第二，国际贸易风险。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从1946年开始全球成立了关贸总协定，方向是贸易的便利化和自由化。过去贸易的便利化、自由化的主导者是发达经济体，其目的是为了推进贸易的便利化、自由化，占领全球的市场。而现在他们是阻碍者，是保守主义。瑞典政府有一个女部长曾经向笔者提及，瑞典和中国的观点是一样的，即支持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成了国际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代表。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过去的推动者现在成了阻力。1978年我国的国际贸易量只有206亿美元，2011年是3.6万亿，出口是居世界第一位。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量是8亿美金，2008年至今一直是世界第一位，都在3万亿以上。根据最新数据，2012年12月外汇储备达到近九年以来的最低峰，也在3万亿以上。根据“走出去”战略，外汇储备也在调整结构，将我们更多的外汇储备变成对外投资，实际上已经见到成效。外汇储备虽然在下降，但我国的外汇储备仍然排在世界第一位。这样，国际贸易的风险也会非常大，因为我国是第一出口国，在出口上其中有一个优势是价格优势，在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面前，我国就存在两难选择。如果我国也实行宽松货币政策，那么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会相对下降；如果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全球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的背景下，我们肯定吃亏。所以国际贸易的风险还是相当大的。十八大文件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来要继续扩大国际贸易，要开拓国际市场，因为他们的货币政策会给我们开拓国际市场带来新的困难。
第三，通胀风险。这个通胀有可能是全球性的，而不仅仅是中国。因为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必然带来工业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工业原材料价格上涨必然带来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涨和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虽然它有一个实质期，但是这个链条是一环扣着一环的，会产生连锁反应。
四、经济倒退的风险
第四个大的风险是经济倒退的风险。整体衰退的风险没有破除与缓解。三大经济体没有走出困境，经济增长乏力。日本、欧洲，甚至连德国的经济增速都在下降。
2011年我们曾预计美国2012年的经济增速为3%。世界权威组织认为，2013年全世界的经济增速在3%左右。美国的经济增速能不能达到3%是一个未知数。美国的失业率在总统竞选期间是7.5%（在此之前均为9.9%以上，最高曾达到9.6%。三大经济体难以走出困境，特别是其总需要依然疲弱，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很大影响。改革开放30年，我国出口增长很快，但是传统的主要市场是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占60%。2008年至今已降至50%左右，仍在回落。现在市场增长较快的是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形势、世界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三大经济体（当然其作用在递减），他们问题重重、矛盾重重、困难重重。这三大经济体如果不走出困境，经济就不能尽快复苏。 整个世界经济形势处在一片阴霾之中，尚未看到明显的经济增长亮点和突破点，特别是美、日、欧。当然，美、日、欧三大经济体也在实施一些新的战略，值得关注。特别是在科技创新方面也推出一些国家战略，在制造业复兴、实体经济回归、出口倍增、贸易保护与本国市场方面都推出国家层面的大战略。笔者认为这些战略的实施需要有一个时间段。比如说美国的重振制造业，产业回流并不是向美国回流。跟我国竞争最激烈的是墨西哥，墨西哥的制造业与我国的制造业严重同质化，纺织、服装、鞋帽、箱包、玩具等产量急剧上升。物流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实质上与我国制造业竞争最激烈的是像墨西哥、巴西这样的国家，而非美国。美国的制造业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如航空、生物制药、机器人这样的高端制造业。但这种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均是智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劳动力稀疏型行业，无法解决美国想解决的就业问题。
2013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将呈现整体减速趋势。但仍然是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从2012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体下滑。据18个新兴经济体23项服务业和制造业采购经理人调查制定的新兴市场指数，2012年第三季度采购经理人的指数从二季度53.2%下滑到52.1%。现代流通是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力量。流通产业是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所谓基础性，实际上要看国家整个市场的流量，这个流量决定了国民经济运行的速度、效率和质量。据统计年鉴计算，市场只有一个反映数字，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但这是很小的一块，这体现不了基础性。所谓基础性，是市场的总量的概念，数据用以支撑国民经济大的市场的流量。这个市场的流量能有多大呢？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8.4万亿人民币，在这个基础上，“十二五”期间每年的年均增长速度是15%，也就是到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市场应该是36.8万亿。物流的流转量是国民经济总值的3倍。国民经济总值现在是47万亿，将近50万亿，3倍的流量接近150万人民币。国际贸易量是4万亿美金，按现在的汇率6%左右计算，约25万亿人民币。还有生产资料市场，现在是50多万亿，接近60万亿。虽然市场在交易上有重叠，但在市场的流量方面是没有重叠的。如此大的一个流通量，在支撑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所谓先导性，就是在流通方面表现的指标一定是先于市场运行。包括采购经理人指数、CPI、PPI等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社会消费品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等。还有各大市场公布的指数。如义乌小商品价格指数、吴江的丝绸价格指数与统计局发布的钢铁价格指数以及即将推出的中国药材价格指数等，实际上都先于国民经济运行，这就是先导性。
前文提及的大流量是基础性，这些先于市场的指标则体现了先导性。新兴市场包括中国这些先导性的指标，将来巨大的流量将决定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效率和质量。2012年GDP增速下降，“十二五”期间整个规划年均增速是7%，但笔者认为，可能运行的结果会超过7%。如同“十一五”期间、“十五”期间连续十年政府工作报告及两个五年规划中，预计年均增速都8%，实际超过8%一样，改革开放到2012年为止，年均增速差不多接近10%，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年均增速是9.6%（2008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GDP增速五年平均10.7%）。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有利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与产业转型，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增速就像进入高铁时代，轨道的质量、周边环境质量等各方面也要适应高速列车的运行。中国的经济速度下行，是内、外因素相结合的结果。外因主要是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内因主要是受我们自己主动调整与主动降速。在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研究里，笔者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到一个换档期、平台期、调整期和转型期。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虽然在调整和转型，但考虑经济发展的方式可以预见的是2013年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资本积累、快速增长的周期。市场的消费意愿和能力仍然在快速增长，消费、住房、教育、投资、健康、休闲、旅游、文化等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这些释放出来的消费能力将持续拉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而拉动全球经济复苏。
最近一些权威机构的预测，我国从现今起到2020年，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都在50%以上。2008年以后对世界经济拉动的火车头从美国转到了中国。此处所指的“拉动”是世界经济那部分的拉动。现在每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占的比重都在20%以上。所以，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中国话语权的提高是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有直接的关系。但仍会遇到前文所提的贸易战、货币战及出口导向型模式挫折。因为在三架马车里，过去贡献比较大的一直是出口，出口非常大。但现在出口的贡献在递减，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2012年12月有一篇文章认为，2012年一到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中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05.5%，其中消费占55%，投资占4.5%，也就是说出口实际上是-5.5%。
总体说来，2013年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的调整期，低增长成为发达国家的常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将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全球治理的新模式正在加快探索和构建，但这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也面临着自身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更有战略性、全球性、前瞻性，要在短期政策和长期战略之间寻求平衡，在解决国内问题和应对国际问题面前寻求平衡，要在参与全球化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寻求平衡。总之，我们要在国际环境中创造有利于国家的更大的机遇，为国家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参考文献：
[1]陈文玲.未来30年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与特点[R] .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2010-2011），2011-01-01.
[2]陈文玲.2012年全球经济发展的几个特点[R] . 中国经济年会（2011-2012）会刊，2012-01-14.
[3]季仙华.2013全球经济展望[J] .中国市场，2013，（3）.
（编辑：韦京）
关键词：主权债务风险；财政风险；货币风险；经济倒退风险
中图分类号：F124
按照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经过较为系统的研究，对2013年的世界经济形势有如下判断：美、日、欧三大经济体2013年还难以走出困境，四大风险困扰着这三大经济体，而这三大经济体是对全球经济起到主导、引导和关键作用的三大经济体。下文将对世界经济面临的四大风险进行分析。
一、主权债务风险
目前，美国的国家债务已达16.4万亿，超过美国GDP的总和。2011年美国GDP总和是13.3万亿，但是国家主权债务已达16.4万亿，债务风险困扰着美国。
欧洲的债务风险中，希腊债务总规模已占到整个国家GDP的165%，西班牙、意大利，包括现在的法国、德国，其债务额都在上涨，尤其是我们所说的欧洲五国，债务占GDP的比重都超过50%。现在，欧洲8个经济体的债务规模已超过50%。债务风险，特别是主权债务危机对于欧洲来说是最大的危机。
日本的债务到2013年年底占GDP的比重是230%。这也是一个空前高的比重。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债务风险是第一风险，也是最大的风险。而且其债务风险的趋势不是在好转，而是越来越恶化，负债比率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
二、财政风险
紧缩的财政政策给世界三大经济体带来巨大的风险。如欧洲一些国家，主权债务规模大需要紧缩财政开支，紧缩财政开支与高福利制度产生较大矛盾。欧共体27个国家共3.45亿人口，且百分之百是高福利国家。在高福利国家中，医疗费用全免，国民福利是也相当优越，比如有的国家工作四天，其余三天休息，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六小时。还有其他的社会保障。现在由于主权债务而紧缩开支，与原有的高福利产生了很大矛盾。
2012年希腊因政府削减财政开支，大量民众上街游行。2013年欧洲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高负债的情况必然紧缩开支，必然会和高福利发生矛盾。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一定要考虑财政的可持续支出能力与制度设计要相匹配。要保证人民群众最起码的医疗服务的水平，但同时又不能把胃口吊得太高，我们不能追赶欧洲这样高弗里德模式，制度设计要有可持续性，与财政的支出能力相匹配，与GDP增长速度相协调，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相适应。而不是在制度设计一开始就把标准定得非常高，甚至高过一些高福利的国家，这样的制度就不具备持续性。
在考虑国际问题的同时，也要考虑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于我们重要的借鉴意义。债务导致财政困境，财政和高福利制度产生尖锐的矛盾将导致的社会上巨大的矛盾，甚至是社会动荡。这个问题2013年看起来还会更严重。
三、货币风险
第三大风险是这三大经济体出现了很大的货币风险，或者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过去，还没有真正走上轨道，但是导致新的金融危机的货币因素现在又非常突出。
所谓货币因素，即美国推出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笔者2010年认为，美元已经走上一条下行通道、贬值通道，美元在这条通道上快速贬值，速度越来越快。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至2010年，美元已经贬值110%，至今其贬值和当初1971年时相比，恐怕会约在150%左右。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推出第四轮宽松货币政策是完全为了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而非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国际金融危机是由其引发的，金融衍生品达几万种，杠杆率平均下来是30～40倍，高的达六、七十倍。美元在全世界占主导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全世界货币体系是双挂钩的，美元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该货币体系破裂之后形成了现在的牙买加体系与牙买加协议。牙买加协议的实质是各国可以决定自己的货币汇率，各国的货币和美元不再挂钩。牙买加产生的背景也是美国经济遇到危机，美元处于贬值通道。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为了避免特别提款权贬值，把其一半在美国的特别提款权兑换成黄金，因为和美元、黄金挂钩，他直接把这些钱兑换成黄金，用轮船运回了法国。当他准备把其余的50%从美国拉回到法国的时候，美国宣布美元不再和全世界各国的货币挂钩，由于美国的宣布，一夜之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但是由于惯性，巨大的货币结算、货币储备、国际贸易交易绝大多数还采用美元。目前，全世界外汇储备的货币按币种来说60%以上是美元，贸易结算货币分布60%以上是美元，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中，80%的美元货币储备是在发展中国家。美国自己仅仅储备了几百亿。美国不用储备，可以通过印钞来增加美元数量。
美国此轮的宽松货币政策绝不是说只解决国内的问题，而是把国内的风险转嫁到全球，把国内的危机转嫁到全球。第三轮宽松货币政策即将推出时指出了这些问题。现在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第四轮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还会不会出第五轮？对于这些问题，笔者看来，只要可以给美国带来国家利益，可以转嫁危机。美国就会随时出台相关政策。
日本安倍政权刚刚上台，主推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发货币。这一轮准备发20万亿日元的货币，20万亿日元货币不行，还发不发呢？笔者认为安倍不仅思想极右，经济管理手段也是非常极端。
日本已经拉开第三个失去的10年，现在已经失去20年，开始第三个等于22年了。实际上日本是从1991年就开始经济衰退，1991-2001年是10年，2001-2011年又是10年，现在第22年。第三个10年又开始了。2012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是-4.7%，三季度是-3.4%。目前采用的数据是媒体公开数据，但2013年日本的经济增速还会下降。2012年是负数，2013年还会是负数。日本的海啸导致的经济问题，加上日本现在有几个大问题可能导致货币政策不改变。第一是日本的经济增速是下降的，是负数，是第三个衰退的十年。第二个是日本的产业在退步，日本的制造业在退步。 原来在亚洲，日本的产业竞争力高于中国，也高于很多其他国家，现在日本的产业在退步。主要表现在电子信息产业上。日本原来位于全球前列，但现在悄无声息。现在电子信息产业中独领风骚的是苹果、三星。日本汽车在世界的份额也在下降，原来丰田占第一，现在由于海啸，日本的产业链结构发生很大问题。“日本面向未来的基本竞争战略”就是把核心零部件、高端研发能力与新材料留在日本国内。但由于核心零部件留在日本国内，海啸中受到很大冲击。
中国2010年汽车产量和销量都达到1800多万辆，已经到了全球第一。2011年我们和这个数字接近，2012年约1900多万辆，仍居世界第一。但在中国的日资企业，只是在中国组装，核心零部件都在日本，这一次重创之后，因为核心零部件在日本，所以全球的汽车生产在2012年之中都急剧下降，日本产业至今都还没有真正振兴。
在高科技方面，日本的“失去20年”是由于其在创新战略上重大失误导致的。如在电子产品方面，美国的创新路线是数据化，用数据化来进行电子产品的革命。日本当年是高清化，即加细密度，使它更加清晰，也有要推进数据化的呼声，但是由于高新技术需要投入太多的资本，资本的力量过大，所以日本在原创性革命面前选择了高清。我们买日本的高清产品，但是美国为首的数据化迅速占领全球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苹果、微软等数字化的计算机、数字化的摄影机、数字化的照相机如今淘汰了胶片，淘汰了高清晰的产品。这就是在创新战略上日本的重大失误。日本现在的产业确实没有亮点，但是日本经济最大的出口市场是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右翼势力没有什么悔改，在对中国侵略问题上没有什么悔过，那么其对中国的出口方面也不会如此顺畅。日本的国内问题会使其货币风险继续加大，有可能20万亿的日元发放之后，还会有新的动作。
所以在世界经济分析和展望里对这三大经济体有一个判断。即由三大经济体带领，有可能出现一个全球宽松货币时代。现在很多新兴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也推出了宽松货币政策，以宽松对宽松，可能就出现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全球性流动性泛滥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第一，大宗商品的价格跌宕起伏，现在铁矿石价格又开始急转直上，因为2011年中国的钢铁生产整体下降，对铁矿石需求量整体下降，因此2012年一年我国铁矿石价格、钢铁价格和全球的铁矿石价格都是下降的。2013年货币宽松政策、流动性泛滥，首先反弹的就是铁矿石价格，已经百分之几十了。大宗商品的价格2013年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动。如果宽松货币政策时代不结束，它的变动价格可能是上升的，上升速度也比较快。目前石油的价格每桶是90多美金，但石油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变数，即美国到由于发明了页岩气的技术，其非石油能源已经占到供应量的40%，2015年目标是达到65%，2017年目标是变成石油输出国，2020年的目标是变成超过沙特阿拉伯最大的能源出口国。这可能从根本上改写能源的布局，也可能因为能源爆发战争。这个问题可能是将来变量很大的问题。所以，美、日、欧这三大经济体债务风险、财政风险、货币风险给全球带来的风险，大宗商品的市场风险是首先的。
第二，国际贸易风险。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从1946年开始全球成立了关贸总协定，方向是贸易的便利化和自由化。过去贸易的便利化、自由化的主导者是发达经济体，其目的是为了推进贸易的便利化、自由化，占领全球的市场。而现在他们是阻碍者，是保守主义。瑞典政府有一个女部长曾经向笔者提及，瑞典和中国的观点是一样的，即支持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成了国际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代表。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过去的推动者现在成了阻力。1978年我国的国际贸易量只有206亿美元，2011年是3.6万亿，出口是居世界第一位。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量是8亿美金，2008年至今一直是世界第一位，都在3万亿以上。根据最新数据，2012年12月外汇储备达到近九年以来的最低峰，也在3万亿以上。根据“走出去”战略，外汇储备也在调整结构，将我们更多的外汇储备变成对外投资，实际上已经见到成效。外汇储备虽然在下降，但我国的外汇储备仍然排在世界第一位。这样，国际贸易的风险也会非常大，因为我国是第一出口国，在出口上其中有一个优势是价格优势，在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面前，我国就存在两难选择。如果我国也实行宽松货币政策，那么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会相对下降；如果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全球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的背景下，我们肯定吃亏。所以国际贸易的风险还是相当大的。十八大文件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来要继续扩大国际贸易，要开拓国际市场，因为他们的货币政策会给我们开拓国际市场带来新的困难。
第三，通胀风险。这个通胀有可能是全球性的，而不仅仅是中国。因为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必然带来工业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工业原材料价格上涨必然带来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涨和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虽然它有一个实质期，但是这个链条是一环扣着一环的，会产生连锁反应。
四、经济倒退的风险
第四个大的风险是经济倒退的风险。整体衰退的风险没有破除与缓解。三大经济体没有走出困境，经济增长乏力。日本、欧洲，甚至连德国的经济增速都在下降。
2011年我们曾预计美国2012年的经济增速为3%。世界权威组织认为，2013年全世界的经济增速在3%左右。美国的经济增速能不能达到3%是一个未知数。美国的失业率在总统竞选期间是7.5%（在此之前均为9.9%以上，最高曾达到9.6%。三大经济体难以走出困境，特别是其总需要依然疲弱，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很大影响。改革开放30年，我国出口增长很快，但是传统的主要市场是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占60%。2008年至今已降至50%左右，仍在回落。现在市场增长较快的是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形势、世界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三大经济体（当然其作用在递减），他们问题重重、矛盾重重、困难重重。这三大经济体如果不走出困境，经济就不能尽快复苏。 整个世界经济形势处在一片阴霾之中，尚未看到明显的经济增长亮点和突破点，特别是美、日、欧。当然，美、日、欧三大经济体也在实施一些新的战略，值得关注。特别是在科技创新方面也推出一些国家战略，在制造业复兴、实体经济回归、出口倍增、贸易保护与本国市场方面都推出国家层面的大战略。笔者认为这些战略的实施需要有一个时间段。比如说美国的重振制造业，产业回流并不是向美国回流。跟我国竞争最激烈的是墨西哥，墨西哥的制造业与我国的制造业严重同质化，纺织、服装、鞋帽、箱包、玩具等产量急剧上升。物流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实质上与我国制造业竞争最激烈的是像墨西哥、巴西这样的国家，而非美国。美国的制造业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如航空、生物制药、机器人这样的高端制造业。但这种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均是智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劳动力稀疏型行业，无法解决美国想解决的就业问题。
2013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将呈现整体减速趋势。但仍然是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从2012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体下滑。据18个新兴经济体23项服务业和制造业采购经理人调查制定的新兴市场指数，2012年第三季度采购经理人的指数从二季度53.2%下滑到52.1%。现代流通是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力量。流通产业是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所谓基础性，实际上要看国家整个市场的流量，这个流量决定了国民经济运行的速度、效率和质量。据统计年鉴计算，市场只有一个反映数字，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但这是很小的一块，这体现不了基础性。所谓基础性，是市场的总量的概念，数据用以支撑国民经济大的市场的流量。这个市场的流量能有多大呢？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8.4万亿人民币，在这个基础上，“十二五”期间每年的年均增长速度是15%，也就是到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市场应该是36.8万亿。物流的流转量是国民经济总值的3倍。国民经济总值现在是47万亿，将近50万亿，3倍的流量接近150万人民币。国际贸易量是4万亿美金，按现在的汇率6%左右计算，约25万亿人民币。还有生产资料市场，现在是50多万亿，接近60万亿。虽然市场在交易上有重叠，但在市场的流量方面是没有重叠的。如此大的一个流通量，在支撑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所谓先导性，就是在流通方面表现的指标一定是先于市场运行。包括采购经理人指数、CPI、PPI等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社会消费品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等。还有各大市场公布的指数。如义乌小商品价格指数、吴江的丝绸价格指数与统计局发布的钢铁价格指数以及即将推出的中国药材价格指数等，实际上都先于国民经济运行，这就是先导性。
前文提及的大流量是基础性，这些先于市场的指标则体现了先导性。新兴市场包括中国这些先导性的指标，将来巨大的流量将决定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效率和质量。2012年GDP增速下降，“十二五”期间整个规划年均增速是7%，但笔者认为，可能运行的结果会超过7%。如同“十一五”期间、“十五”期间连续十年政府工作报告及两个五年规划中，预计年均增速都8%，实际超过8%一样，改革开放到2012年为止，年均增速差不多接近10%，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年均增速是9.6%（2008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GDP增速五年平均10.7%）。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有利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与产业转型，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增速就像进入高铁时代，轨道的质量、周边环境质量等各方面也要适应高速列车的运行。中国的经济速度下行，是内、外因素相结合的结果。外因主要是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内因主要是受我们自己主动调整与主动降速。在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研究里，笔者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到一个换档期、平台期、调整期和转型期。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虽然在调整和转型，但考虑经济发展的方式可以预见的是2013年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资本积累、快速增长的周期。市场的消费意愿和能力仍然在快速增长，消费、住房、教育、投资、健康、休闲、旅游、文化等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这些释放出来的消费能力将持续拉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而拉动全球经济复苏。
最近一些权威机构的预测，我国从现今起到2020年，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都在50%以上。2008年以后对世界经济拉动的火车头从美国转到了中国。此处所指的“拉动”是世界经济那部分的拉动。现在每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占的比重都在20%以上。所以，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中国话语权的提高是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有直接的关系。但仍会遇到前文所提的贸易战、货币战及出口导向型模式挫折。因为在三架马车里，过去贡献比较大的一直是出口，出口非常大。但现在出口的贡献在递减，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2012年12月有一篇文章认为，2012年一到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中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05.5%，其中消费占55%，投资占4.5%，也就是说出口实际上是-5.5%。
总体说来，2013年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的调整期，低增长成为发达国家的常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将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全球治理的新模式正在加快探索和构建，但这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也面临着自身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更有战略性、全球性、前瞻性，要在短期政策和长期战略之间寻求平衡，在解决国内问题和应对国际问题面前寻求平衡，要在参与全球化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寻求平衡。总之，我们要在国际环境中创造有利于国家的更大的机遇，为国家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参考文献：
[1]陈文玲.未来30年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与特点[R] .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2010-2011），2011-01-01.
[2]陈文玲.2012年全球经济发展的几个特点[R] . 中国经济年会（2011-2012）会刊，2012-01-14.
[3]季仙华.2013全球经济展望[J] .中国市场，2013，（3）.
（编辑：韦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