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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做了二十年以上的民营企业，他们现在的心理状态除了有丰富的联想情感以外，更重要的是一颗破碎的心。这二十多年来，这些民营企业大部分是家破人未亡、妻离子不散、苦大没有仇。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折腾，他们现在的心理状态就是：不能相信什么，也不能信任什么；不能不相信未来、也不能不相信历史，基本上属于非常矛盾的混合体。对于所有的过往留下的记忆，其实美好的也不是很多；对于未来，他们仍然有憧憬，但是已经打了折扣。
他们最羡慕的就是教父柳传志的故事。那是一个完美的故事：从体制内出来做生意，赤手空拳创业，四十多岁开始创业到企业做到全球最领先，然后最后控股公司上市；家庭和睦、子女也很有出息，在商业的江湖上开始搅动起另外一片天空；人生很完美、朋友非常多，没有敌人。我发自内心地说，我认识他二十多年，他的结局算是非常完美的。
那个年代的民营企业都在想着怎么有个好的结局。就像习总前几天说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一件事开始很容易，有好的结局不容易。你看在商业上，辜振甫一生追求一件事，就是下台的时候转身要优雅，可惜最后也没能如愿。所以对老民营企业家来说，最后的考验是收场，而不是开场。大家看媒体上的相关新闻，要么就是卖了，要么就是转型，要么就是退休，要么就是收购，总之都是和退场有关系。
那么退场以后做什么？每个人就开始规划如何为自己活，因为在做企业的时候，他们都是在为股东、为社会、为员工，常常很被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广告，说“老板不哭”。李总理也很同情老板，他说，当你们在领工资的时候，你们的老板可能正含着泪在贷款协议上签字，借钱发工资。
所以王石总说要“换个活法”。“换个活法”的意思是怎么让你的人生更丰满，开拓你人生新的事业天地。王石他们的想法是70岁以后去阿拉善的沙漠上驻地。这就是换一种活法，与钱无关，只关乎自己的梦想和情怀、自己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要缅怀那些三十年来为民营事业的发展牺牲的朋友。民营企业有很多“两院院士”，一进法院、二进医院。我们时常想起他们为什么会牺牲，除了他们自己不注意身体，更多的是因为其他的社会原因、制度原因、体制原因。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本来也该坐在车里，但是却只能在“彼岸”休息。我们对这些民营企业除了缅怀，还要反思一下他们的死因。因此我们总结出他们的死因，大体上属于三种：
死法一：政商关系
由此造成的死亡率是第一位的，特别是那些规模大、影响力比较大的企业。当年关于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到底上什么课，他本人提了一个建议，大家都很赞成，就是研究民营企业的死亡。把死亡研究清楚了，剩下的都是光辉的前程。而其中被研究最多的就是政商关系。做企业的首先把政商关系这种死亡陷阱避开了，就至少能多活五年。
政商关系导致的死亡率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时代，市场经济正在由一个野蛮生长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法制秩序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磕磕碰碰在所难免，能够做到善终的、毫发无损的人太少了。
比如说任志强，曾经因为投机倒把罪被关了一年，因为当时只要你卖的东西不是自己生产的，从甲地卖到乙地还加价的，就都是投机倒把。今天大家无法理解，因为这些现象太多了，可当时这会被定罪，这就叫“制度性摩擦”。后来法律变了，他就出来了。
当时民营企业的制度上有很多“口袋罪”，像抽逃资本、非法经营、集资等等，所以三十年来民营企业的死亡最多的就是这种制度冲突造成的。
我们分析政商关系，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
1. 企业经营与外部体制环境的关系，这一点上面分析过了。
2. 你的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这个关系比较不乐观，因为国有资本有几个属性，一个是超经济特权，不能流失，在国有资本上，有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和政权的强制性保护，所以它有不同于普通资本的特殊属性，在财务审计上、人事管理上、利益分配上，统统都有一套和民营资本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
另外，国有资本没有人格化。我们常说苦大没有仇，就是因为常常不知道该找谁。如果资本的地位不平等，那么混合经济对民营企业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如果这种混合经济想成功，那么国有资本的属性就应该和民营资本一致，应该淡化它的意识形态特征，淡化它的超经济特权，使它回归于普通资本，这样才有可能把它混合好。
3. 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可以叫政治家，大大小小的老板也都被叫做企业家，政商关系就演化成领导和老板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应该怎么处呢？《论语》里面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就是在说，关系太近或太远都不行。
如果上面这三方面的关系处理不好，在治理结构上就会体现出一个特点，那就是资本的权力过于集中，一个人完全说了算，这样的公司出问题的概率高。如果是透明的上市公司，死亡的概率反而不会太高。治理结构非常重要，在治理结构上适当地改善、增加透明度，再加上你自己的自律，同时处理好和外部的法律关系，这样的企业就可以避免这一类的死亡。
死法二：集资
民营企业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资源尤其是资本的资源非常短缺。因为国有经济占了大部分的信贷资源，所以民间资本没有来路，于是就出现了集资。
民间资本获得资源有以下三种形式：
1. 靠权力杠杆来配置资源。这种人不集资，他们的行为方式是诡异、低调和贪婪。这一类民营企业家配置资源的效益特别高，能量也相当大。
2. 用市场的方法配置资源。比如我们的上市公司，这一类民营企业家比较中调，甚至是高调，他们愿意和媒体沟通，也不用集资。
3. 靠地缘、亲缘和血缘关系集资。真正在集资上死掉的大部分是草根民营企业家。他们不懂发行股票，只能靠地缘、亲缘和血缘关系集资。这种集资方法非常粗糙和简单，也忽视了基本的法律约定。如果你没有配置资源的特权，又没有市场配置资源的经验、知识和能力，就只好走民间的集资路线，那么当法律过于严苛的时候，就容易出状况，被冤死或者误伤，于是走向彼岸。
死法三：商业竞争
前两种死亡是有中国特色的死亡，而这种死亡是正常的死亡。微小企业的这种死亡率特别高，存活五年以上的企业不到7%，十年以上的企业不到2%，存活率可以说非常低。
我们希望后面的企业家能避免前两种死法，但对于第三种死亡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在每个制度下它都可能死。我们研究先烈们的死亡规律，发现越大的企业越死于政商关系，中等企业多死于集资，而微小企业则往往死于商业竞争。当我们从他们的安息地前走过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想一想，怎么能够避免死亡。
这个车队如果继续往前走，我们会发现车上幸存的大体上是三类民营企业家：第一类是纯草根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很能干，是非常有力量的赚钱机器；第二类是红顶商人，又做民营企业，又在政协人大有头衔；第三类是彻底市场化的民营企业家，比如现在的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他们就做产品和服务。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折腾，他们现在的心理状态就是：不能相信什么，也不能信任什么；不能不相信未来、也不能不相信历史，基本上属于非常矛盾的混合体。对于所有的过往留下的记忆，其实美好的也不是很多；对于未来，他们仍然有憧憬，但是已经打了折扣。
他们最羡慕的就是教父柳传志的故事。那是一个完美的故事：从体制内出来做生意，赤手空拳创业，四十多岁开始创业到企业做到全球最领先，然后最后控股公司上市；家庭和睦、子女也很有出息，在商业的江湖上开始搅动起另外一片天空；人生很完美、朋友非常多，没有敌人。我发自内心地说，我认识他二十多年，他的结局算是非常完美的。
那个年代的民营企业都在想着怎么有个好的结局。就像习总前几天说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一件事开始很容易，有好的结局不容易。你看在商业上，辜振甫一生追求一件事，就是下台的时候转身要优雅，可惜最后也没能如愿。所以对老民营企业家来说，最后的考验是收场，而不是开场。大家看媒体上的相关新闻，要么就是卖了，要么就是转型，要么就是退休，要么就是收购，总之都是和退场有关系。
那么退场以后做什么？每个人就开始规划如何为自己活，因为在做企业的时候，他们都是在为股东、为社会、为员工，常常很被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广告，说“老板不哭”。李总理也很同情老板，他说，当你们在领工资的时候，你们的老板可能正含着泪在贷款协议上签字，借钱发工资。
所以王石总说要“换个活法”。“换个活法”的意思是怎么让你的人生更丰满，开拓你人生新的事业天地。王石他们的想法是70岁以后去阿拉善的沙漠上驻地。这就是换一种活法，与钱无关，只关乎自己的梦想和情怀、自己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要缅怀那些三十年来为民营事业的发展牺牲的朋友。民营企业有很多“两院院士”，一进法院、二进医院。我们时常想起他们为什么会牺牲，除了他们自己不注意身体，更多的是因为其他的社会原因、制度原因、体制原因。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本来也该坐在车里，但是却只能在“彼岸”休息。我们对这些民营企业除了缅怀，还要反思一下他们的死因。因此我们总结出他们的死因，大体上属于三种：
死法一：政商关系
由此造成的死亡率是第一位的，特别是那些规模大、影响力比较大的企业。当年关于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到底上什么课，他本人提了一个建议，大家都很赞成，就是研究民营企业的死亡。把死亡研究清楚了，剩下的都是光辉的前程。而其中被研究最多的就是政商关系。做企业的首先把政商关系这种死亡陷阱避开了，就至少能多活五年。
政商关系导致的死亡率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时代，市场经济正在由一个野蛮生长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法制秩序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磕磕碰碰在所难免，能够做到善终的、毫发无损的人太少了。
比如说任志强，曾经因为投机倒把罪被关了一年，因为当时只要你卖的东西不是自己生产的，从甲地卖到乙地还加价的，就都是投机倒把。今天大家无法理解，因为这些现象太多了，可当时这会被定罪，这就叫“制度性摩擦”。后来法律变了，他就出来了。
当时民营企业的制度上有很多“口袋罪”，像抽逃资本、非法经营、集资等等，所以三十年来民营企业的死亡最多的就是这种制度冲突造成的。
我们分析政商关系，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
1. 企业经营与外部体制环境的关系，这一点上面分析过了。
2. 你的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这个关系比较不乐观，因为国有资本有几个属性，一个是超经济特权，不能流失，在国有资本上，有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和政权的强制性保护，所以它有不同于普通资本的特殊属性，在财务审计上、人事管理上、利益分配上，统统都有一套和民营资本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
另外，国有资本没有人格化。我们常说苦大没有仇，就是因为常常不知道该找谁。如果资本的地位不平等，那么混合经济对民营企业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如果这种混合经济想成功，那么国有资本的属性就应该和民营资本一致，应该淡化它的意识形态特征，淡化它的超经济特权，使它回归于普通资本，这样才有可能把它混合好。
3. 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可以叫政治家，大大小小的老板也都被叫做企业家，政商关系就演化成领导和老板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应该怎么处呢？《论语》里面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就是在说，关系太近或太远都不行。
如果上面这三方面的关系处理不好，在治理结构上就会体现出一个特点，那就是资本的权力过于集中，一个人完全说了算，这样的公司出问题的概率高。如果是透明的上市公司，死亡的概率反而不会太高。治理结构非常重要，在治理结构上适当地改善、增加透明度，再加上你自己的自律，同时处理好和外部的法律关系，这样的企业就可以避免这一类的死亡。
死法二：集资
民营企业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资源尤其是资本的资源非常短缺。因为国有经济占了大部分的信贷资源，所以民间资本没有来路，于是就出现了集资。
民间资本获得资源有以下三种形式：
1. 靠权力杠杆来配置资源。这种人不集资，他们的行为方式是诡异、低调和贪婪。这一类民营企业家配置资源的效益特别高，能量也相当大。
2. 用市场的方法配置资源。比如我们的上市公司，这一类民营企业家比较中调，甚至是高调，他们愿意和媒体沟通，也不用集资。
3. 靠地缘、亲缘和血缘关系集资。真正在集资上死掉的大部分是草根民营企业家。他们不懂发行股票，只能靠地缘、亲缘和血缘关系集资。这种集资方法非常粗糙和简单，也忽视了基本的法律约定。如果你没有配置资源的特权，又没有市场配置资源的经验、知识和能力，就只好走民间的集资路线，那么当法律过于严苛的时候，就容易出状况，被冤死或者误伤，于是走向彼岸。
死法三：商业竞争
前两种死亡是有中国特色的死亡，而这种死亡是正常的死亡。微小企业的这种死亡率特别高，存活五年以上的企业不到7%，十年以上的企业不到2%，存活率可以说非常低。
我们希望后面的企业家能避免前两种死法，但对于第三种死亡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在每个制度下它都可能死。我们研究先烈们的死亡规律，发现越大的企业越死于政商关系，中等企业多死于集资，而微小企业则往往死于商业竞争。当我们从他们的安息地前走过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想一想，怎么能够避免死亡。
这个车队如果继续往前走，我们会发现车上幸存的大体上是三类民营企业家：第一类是纯草根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很能干，是非常有力量的赚钱机器；第二类是红顶商人，又做民营企业，又在政协人大有头衔；第三类是彻底市场化的民营企业家，比如现在的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他们就做产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