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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0—12日，第四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河海大学社会学系、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承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河海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厦门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70余位学者，以“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为主题，就环境社会学学科建设与环境治理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一、关于主题报告
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沈殿忠（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施国庆（河海大学）和崔凤（中国海洋大学）分别以《迈向复合型环境治理》、《论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环境治理》、《断裂与替代：退湖渔民生计的转型》和《从快速恶化到基本稳定：论1989—2013年我国海洋环境的变迁》为题作了主题报告。
洪大用对中国环境政策的演变历程和方向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成本—收益分析、国际比较分析、政策与实践分析等政策分析视角相比，他更强调历史分析视角的重要性。从历史角度来看，他将中国环境政策的发展划分为确立环境政策合法性、强调环境管理、初步整合与重点治理、进一步整合与全面治理、复合型环境政策稳步推进五个阶段。他进一步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制度设计表明中国的环境政策正在迈向复合型。这种复合型的环境治理，意味着我们要促进整个社会系统的变革，通过系统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来推动环境保护。
沈殿忠探讨了国家治理视角下环境治理的现实性意义，从治理理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现代化四个层次阐释了国家治理与环境治理的关系。他具体解释了“政府中心主义”“市场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的环境治理理论，“立法导向”“执法导向”“司法导向”的环境治理体系，“决策制定能力”“政策执行能力”“对策应变能力”的环境治理能力，以及“第一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第三次现代化”的环境治理现代化过程，并提出国家治理要更加关注环境治理、环境治理要更加关注国家治理、各个治理要更加关注以人为本等阶段性结论。
施国庆基于对山东省东平湖部分渔民村的实际调查，借鉴可持续生计思想理论，重点分析了因东平湖生态环境保护而引发渔民生计断裂的实质，识别了断裂期内渔民各类型生计资本要素，明晰了生计断裂期渔民整体生计资本质量的变动趋势，以渔民群体归类应对、重建关键性生计资本、挖掘剩余生计资本能量、压缩生计断裂期为生计转型对策的四个切入点，分别对渔民生计转型所需的政策、组织、人力三方面外部支持系统，以及具有替代功能的生计转型多样化方向定位进行了详细阐述。
崔凤（中国海洋大学）则依据国家海洋局的相关数据，从海洋环境与生态状况、主要入海污染物状况、主要海洋灾害状况、近岸不同海域水质状况以及海洋功能区状况等方面，分析了1989—2013年我国海洋环境的变迁过程及其基本规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海洋环境状况趋于稳定，但是波动起伏明显，海洋环境质量恶化的总趋势仍未得到根本遏制，只有完善政策法规，在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层面上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海洋观，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海洋环境的改善。
二、关于环境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理论研究对于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陈阿江（河海大学）强调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地方性，并从环境社会学的“科学性”和“中国传统”两个方面展开研究，指出环境社会学的科学性表现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方法三个方面。他认为，就环境社会学“人文”特性而言，环境社会学可从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特别是道家中汲取营养，还可以从现实的生产实践与生活世界中，特别是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的历史传承中观察、提炼。
王晓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基于云南和贵州的两个典型案例，从环境资源的角度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减贫过程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发展是一个通过反思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行动中反思并逐渐调整发展政策和项目是解决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的可能途径。孟和乌力吉（内蒙古大学）通过对内蒙古正蓝旗HER嘎查牧民日常牧业活动和环境行为进行跟踪调查，认为知识、意识与行为之间的严重脱节是现代环保活动的致命弱点，为此需要创建一种传统生态素养与现代环境行为相结合的，以因地制宜、社区为本位的生态实践教育模式。
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对环境社会学自身性质、特征的研究上，还表现在与环境社会学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上。顾金土（河海大学）对环境社会学的姐妹学科——环境社会工作的属性、使命和行动进行了分析。张雯（上海海洋大学）则对近百年来的环境人类学进行了研究，并指出环境人类学具有关注全球化和现代化、综合性的分析视角等多种新特点，从“生态”到“环境”的变化过程说明了人类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改变，这种改变与近30多年来人类学的自我省思以及全球化的加剧密切相关。
三、关于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
气候变化是我国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重要表现，也是我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又一重要挑战。多位学者从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治理途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唐代兴（四川师范大学）认为，目前所面临的各种环境灾害都与气候逆生态化相关，而造成气候逆生态化的根本因素是持续不断的高碳排放和全面污染，因此，减排和化污构成恢复气候、治理灾变环境的双重方式。王琰（南开大学）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分析框架，在世界范围内解释细颗粒物污染现象的影响机制。高娜（东南大学）则以日本四日市市为例，从环境污染抗争期、环境污染改善期以及环境时代期等阶段，分析了大气污染的社会性讲述活动在四日市市从“重污染城市”转化为“环境重生城市”中的变化过程，指出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是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污染治理的重要因素。
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种环境变化现象，还是政治利益机制的体现，能够影响环境政策的制定。蔡华杰（福建师范大学）梳理了气候变化怀疑论的类型，并对其本质进行了分析，指出气候变化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气候变化怀疑论与保守主义的“联姻”，意在巩固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大工业的地位，并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永恒性。吴柳芬（中国人民大学）通过雾霾政策的制定，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定的模式及其呈现出的一些新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公众参与不仅对我国环境治理结构及环境政策制定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还能够揭示更广阔的政治及社会运作机制。 能源结构也是导致气候变化、引发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李德营（南京大学）通过对美国煤炭开采的重要区域——阿巴拉契亚地区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描述了煤炭开采引发环境、社会问题的状况，展现了这些问题的政治经济生产机制以及相关权力技术的运作过程。
四、关于农村环境问题
近年来，环境污染呈现出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引起了学界关注，与会学者就此从农村生计选择、资源使用中的社会逻辑和农村环境政策的执行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陈文江（兰州大学）对民勤边缘绿洲区的农村家庭的生计状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要维持该地区农村家庭的可持续生计，就必须打破当地农村生计的脆弱性，形成生计障碍到生计途径的转化。而这种以可持续性为目的的转化，是生计系统在适应性循环中的循环路径和系统恢复力作用的集中体现。
自然资源的开发过程反映着特定的社会发展观念，包含明显的社会逻辑。耿言虎（河海大学）从“人—自然”关系演变的视角对森林退化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代以来的“人—自然”关系呈现人类中心主义化的趋势，生态危机是一种现代性的困境。而石腾飞（中央民族大学）则对水权的社会逻辑及其运作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水权镶嵌于社会关系之中，反映的是一种关系结构。
目前，基层地区环境政策的执行普遍存在“异化”现象，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童志锋（浙江财经大学）根据政策文本与实践文本的差异，将中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政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农村水污染问题显现，但是防治政策受到了忽视；90年代中期之后，农村水污染严重，相关的防治政策开始出台；“十二五”前后，强化并完善对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制度设置。他认为，治理农村水污染，需要从政策支持、政策参与以及政策创新等方面进行政策优化。钟兴菊（重庆大学）分析了转型时期环境政策基层执行的自主空间建构逻辑，指出在环境政策基层执行过程中具有“官与民”或“非官非民”角色的村委会处于重要连接点上，其同时熟练掌握自上而下科层逻辑与自下而上的乡村非正式行动逻辑，通过与不同主体的复杂互动实践为自主行动构建更大的空间，从而使环境政策目标实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王婧（贵州大学）则通过分析内蒙古C旗的生态治理过程，认为导致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在基层运行时难以达到预期状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现行的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制定具有简单化、标准化特征，难以考虑到复杂而丰富的地方知识，导致政策不能有效执行；二是生态治理政策在科层执行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有关部门的谋利意识使得政策执行往往偏离了生态保护的目的。
五、关于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
在城镇化进程中，生活垃圾问题日益突出。周志家（厦门大学）以厦门市为例，分析了公众对垃圾焚烧技术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他认为，临近性并不必然导致垃圾焚烧的技术危机或选址危机，是否产生接受危机取决于垃圾处理设施的管理和补偿。风险感知和公平观对垃圾焚烧的技术接受和选址接受都有影响，而系统信任对垃圾焚烧的技术接受没有影响，但对选址接受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吴金芳（安徽师范大学）则对我国的垃圾回收制度展开了研究，认为我国缺乏正式的垃圾分类回收制度，民间废品回收队伍实际承担了我国垃圾资源化回收工作。这种利益导向的非正式的垃圾回收体系可能会与环境保护目标发生背离，出现无序竞争、回收不彻底、二次污染等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在垃圾回收方面应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
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在促进城镇化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司开玲（淮北师范大学）对环境抗争中“地方保护主义”的多重涵义进行了详细阐释。她认为，环境话语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具有独特的呈现方式，体现了政治与科学、法律的结合，并且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消极定义，展示了它在环境保护中的两面性。任克强（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基于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理念与绿色城镇化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突出环境问题，剖析了环境问题背后的形成机制，并提出了生态转型的出路在于绿色城镇化，必须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模式。程鹏立（重庆科技学院）研究了页岩气勘查开发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他认为，页岩气的开发会带来水环境污染、大气环境污染以及土壤污染等多种风险，需要从政策、法律法规、监管、技术革新等层面建立应对机制。
六、关于海洋资源开发与环境问题
当前，我国正在建设海洋强国，而要真正实现海洋强国，不仅要开发海洋资源，还要保护海洋环境，与会学者就此展开了深入研讨。
蔺雪春（山东工商学院）、王书明（中国海洋大学）和张一（中国海洋大学）分别提出了海洋管理体制的新构想。蔺雪春认为，海权能力是国家能力发展重大优先目标，其成长势必突破陆地行政区划传统官僚制窠臼。他主张通过中国海权学说话语体系国际性构建，国家海洋委员会统合权威塑造和治理能力提升，央地、民间与海陆多维深度融合，克服中国海洋治理与海洋经济区发展的管理、建设、服务碎片化的难题。王书明认为，环渤海区域的环境治理面临着不同行政区域与职能部门间多头管理、社会机制的缺失、缺乏海陆、河海统筹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他指出，可以尝试建构一个能够发挥认知共同体作用的环渤海区域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并且建立起相应的组织结构与联席会议制度，设立协同创新平台，开展主体间的联动合作，建立考核评价机制，以此来加强环渤海区域的环境治理。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建设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张一立足于近些年来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各地建设实践，理性审视和总结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基本情况、相关理论、问题对策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中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以此为推进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提供理论及实践思考。
此外，面对海洋资源开发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其他国家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一丁（贵州大学）认为，海洋生物遗传资源获取领域的国际法律公约呈现滞后性和分割性特点，这不仅要求国际社会持续关注这一议题，同时也为各国国内法制实践提供机会和可能。韩国海洋生物遗传资源获取管制法律体系完整、内容全面，且其立法经验和教训值得我国吸收和借鉴。 价值观念与信仰会对公众的环境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王凤珍（哈尔滨工业大学）认为，唯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环境危机，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个体本位思想意识加剧了环境危机，而以类为本位的环境人类中心主义是解决环境危机的根本途径。宋宁而（中国海洋大学）则从金毗罗海神信仰的角度对日本人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指出金毗罗海神信仰之所以能在时代的变迁中从诸多海神信仰中脱颖而出，是因为这一信仰最契合当时濑户内海地区百姓以海为生的生存方式，其本质是适于地域社会共同体生存方式的与自然相处的认知观念。
七、关于海洋与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海洋资源的持续开发，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公众个体环境意识的提高，也需要从宏观层面为其提供制度保障。同春芬（中国海洋大学）提出了以生态优先、人海和谐及增加福利为理念，以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为基本方面，以治理系统、使用者系统、生态系统为基本维度，以能力建设、制度建设及市场网络为制度层次，以自主治理、适应性治理及恢复力为治理路径的制度改革框架。而张意翔（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则从能源问题入手对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能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因素使我国的能源问题存在区域差异，这种差异造成的能源流动从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影响着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在这种背景下，他主张从总体层、目标层、要素层以及指标层四个层次构建我国的生态文明评价系统。
唐国建（哈尔滨工程大学）对中国海洋社会学10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学科性理论建构和实践性经验研究是中国海洋社会学界发展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他认为，尽管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之间存在着相互脱嵌的问题，但学科意识的觉醒和海洋开发的浪潮都预示着海洋社会学发展盛世的来临。
公众的行为取向是衡量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对公众个体行为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赵宗金（中国海洋大学）以青岛石老人海水浴场为例，测量了游客的地方依附感和环境负责任行为，认为地方依附感是由地方依靠和地方认同两个主要因子构成，并且地方依附感对环境行为存在正向预测作用。陈涛（中国海洋大学）着重探讨了环境抗争中的怨恨情绪。他对蓬莱19-3溢油事件中渔民的环境抗争进行了持续的追踪研究，认为怨恨情绪存在由“怨”到“恨”、由个体到群体、由分散到聚集、由原生到次生的演化机制，指出怨恨情绪会导致“国家—社会”关系张力，并诱发泄愤型群体性事件。政府部门需要重视并正面回应底层的利益诉求，构建怨恨情绪向群体性事件演变的预警机制。
八、关于环境抗争与社会冲突
随着公众的权利意识、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底层社会的环境抗争事件明显增多。此起彼伏的环境抗争引发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压力，不仅形成了社会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社会面临政治危机。
王玉明（广东行政学院）对邻避型群体事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近年来我国邻避型群体事件频发，呈现出理性抗议与暴力抗议并现、预防性抗议与救济性抗议并存、网络推动与现场抗议互联互动等特征，需要通过改变政府的决策模式，构建公开透明的协商对话机制、项目利益补偿机制以及“环评”与“稳评”机制，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途径，减少邻避型群体事件的发生。
不少学者针对环境抗争的内、外部条件展开了研究。张萍（中央财经大学）概括了媒介在我国环保运动中的角色地位，以及我国媒介参与环保运动的主要方式，指出了我国媒介在环保运动中面临内容僵化、商业诉求与环保公益长期存在冲突、传播模式单一等方面的困境。陈占江（浙江师范大学）以湘中一起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为个案，在对之进行过程叙事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民在抗争过程中多元策略的发明与表达及其面临的结构性限制。罗亚娟（湖州师范学院）指出，现有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更偏重于环境抗争行动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以及环境抗争的策略、组织等外显特征，对环境抗争行动者遭遇污染后如何在其规范体系中作出反应、形成行动策略的内在结构涉及较少。高新宇（河海大学）借鉴波兰尼的“脱嵌”理论，分析社会转型期草根农民的环境抗争动因，讨论了草根群体、环保NGO、媒体、中央政府等“反向运动”主体应对污染所兴起的环境保护“反向运动”，探讨了中国农民环境抗争的本土经验。他同时指出，与西方大规模环境运动不同，城郊村落农民环境抗争表现出权变的特点。
九、关于环境关心与环境行为
测量公众的环境意识，引导公众采取保护性的环境行为，一直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范叶超（中国人民大学）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心的年龄分布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青年人整体上要比老年人更具环境关心，且突出体现为1970年代前后出生的两代人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同期群效应引起的，环境教育机会是造成这种差异的最重要因素。但是伴随代际更替和环境教育的普及化，环境关心的年龄差异在未来将逐渐消失。
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的主观评价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公众的环境意识水平。陈铭聪（南京工业大学）通过台东杉原海岸美丽湾度假村开发撤销案，梳理了台湾地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历程，总结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发展中所面临的难题，为我国大陆地区环境问题的改善提供借鉴。卢春天（西安交通大学）则立足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个体的社会人口经济特征、社会心理特征和个体所在地区的宏观背景等层面，探讨了影响中央政府环保工作评价的因素。他认为，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不仅受到其社会特征的影响，还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水平、环境关心水平和对环境问题的感知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受到他们所在地区的宏观社会发展变量的制约。
环境社会学者还围绕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其中，彭远春（中南大学）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其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居民环境行为水平较低，城市居民较农村居民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他对关于环境行为城乡差异的污染驱动假设、信息分割假设、环境意识假设、阶层地位假设以及环境保护二元体系假设进行了验证，指出环境意识作为中介变量，对城乡居民环境行为的实施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公众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之间的关系备受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公众的行为选择与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李勇进（兰州大学）利用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研究过去30年特别是近10年来，我国西部的人口迁移特征与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经过研究发现，西部地区NDVI和人口迁移率之间的相关性，由1990年的不显著转变为2000年的显著相关，并且到2010年这种显著性还将进一步增强。
综而观之，第四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进一步凝聚了学术共识，推动了学术研究，对于促进环境社会学学科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杨 悦（1992—），女，山东临沂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山东青岛 266100）〕
责任编辑：胡颖峰
一、关于主题报告
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沈殿忠（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施国庆（河海大学）和崔凤（中国海洋大学）分别以《迈向复合型环境治理》、《论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环境治理》、《断裂与替代：退湖渔民生计的转型》和《从快速恶化到基本稳定：论1989—2013年我国海洋环境的变迁》为题作了主题报告。
洪大用对中国环境政策的演变历程和方向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成本—收益分析、国际比较分析、政策与实践分析等政策分析视角相比，他更强调历史分析视角的重要性。从历史角度来看，他将中国环境政策的发展划分为确立环境政策合法性、强调环境管理、初步整合与重点治理、进一步整合与全面治理、复合型环境政策稳步推进五个阶段。他进一步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制度设计表明中国的环境政策正在迈向复合型。这种复合型的环境治理，意味着我们要促进整个社会系统的变革，通过系统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来推动环境保护。
沈殿忠探讨了国家治理视角下环境治理的现实性意义，从治理理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现代化四个层次阐释了国家治理与环境治理的关系。他具体解释了“政府中心主义”“市场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的环境治理理论，“立法导向”“执法导向”“司法导向”的环境治理体系，“决策制定能力”“政策执行能力”“对策应变能力”的环境治理能力，以及“第一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第三次现代化”的环境治理现代化过程，并提出国家治理要更加关注环境治理、环境治理要更加关注国家治理、各个治理要更加关注以人为本等阶段性结论。
施国庆基于对山东省东平湖部分渔民村的实际调查，借鉴可持续生计思想理论，重点分析了因东平湖生态环境保护而引发渔民生计断裂的实质，识别了断裂期内渔民各类型生计资本要素，明晰了生计断裂期渔民整体生计资本质量的变动趋势，以渔民群体归类应对、重建关键性生计资本、挖掘剩余生计资本能量、压缩生计断裂期为生计转型对策的四个切入点，分别对渔民生计转型所需的政策、组织、人力三方面外部支持系统，以及具有替代功能的生计转型多样化方向定位进行了详细阐述。
崔凤（中国海洋大学）则依据国家海洋局的相关数据，从海洋环境与生态状况、主要入海污染物状况、主要海洋灾害状况、近岸不同海域水质状况以及海洋功能区状况等方面，分析了1989—2013年我国海洋环境的变迁过程及其基本规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海洋环境状况趋于稳定，但是波动起伏明显，海洋环境质量恶化的总趋势仍未得到根本遏制，只有完善政策法规，在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层面上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海洋观，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海洋环境的改善。
二、关于环境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理论研究对于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陈阿江（河海大学）强调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地方性，并从环境社会学的“科学性”和“中国传统”两个方面展开研究，指出环境社会学的科学性表现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方法三个方面。他认为，就环境社会学“人文”特性而言，环境社会学可从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特别是道家中汲取营养，还可以从现实的生产实践与生活世界中，特别是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的历史传承中观察、提炼。
王晓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基于云南和贵州的两个典型案例，从环境资源的角度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减贫过程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发展是一个通过反思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行动中反思并逐渐调整发展政策和项目是解决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的可能途径。孟和乌力吉（内蒙古大学）通过对内蒙古正蓝旗HER嘎查牧民日常牧业活动和环境行为进行跟踪调查，认为知识、意识与行为之间的严重脱节是现代环保活动的致命弱点，为此需要创建一种传统生态素养与现代环境行为相结合的，以因地制宜、社区为本位的生态实践教育模式。
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对环境社会学自身性质、特征的研究上，还表现在与环境社会学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上。顾金土（河海大学）对环境社会学的姐妹学科——环境社会工作的属性、使命和行动进行了分析。张雯（上海海洋大学）则对近百年来的环境人类学进行了研究，并指出环境人类学具有关注全球化和现代化、综合性的分析视角等多种新特点，从“生态”到“环境”的变化过程说明了人类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改变，这种改变与近30多年来人类学的自我省思以及全球化的加剧密切相关。
三、关于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
气候变化是我国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重要表现，也是我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又一重要挑战。多位学者从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治理途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唐代兴（四川师范大学）认为，目前所面临的各种环境灾害都与气候逆生态化相关，而造成气候逆生态化的根本因素是持续不断的高碳排放和全面污染，因此，减排和化污构成恢复气候、治理灾变环境的双重方式。王琰（南开大学）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分析框架，在世界范围内解释细颗粒物污染现象的影响机制。高娜（东南大学）则以日本四日市市为例，从环境污染抗争期、环境污染改善期以及环境时代期等阶段，分析了大气污染的社会性讲述活动在四日市市从“重污染城市”转化为“环境重生城市”中的变化过程，指出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是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污染治理的重要因素。
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种环境变化现象，还是政治利益机制的体现，能够影响环境政策的制定。蔡华杰（福建师范大学）梳理了气候变化怀疑论的类型，并对其本质进行了分析，指出气候变化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气候变化怀疑论与保守主义的“联姻”，意在巩固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大工业的地位，并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永恒性。吴柳芬（中国人民大学）通过雾霾政策的制定，对中国环境政策制定的模式及其呈现出的一些新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公众参与不仅对我国环境治理结构及环境政策制定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还能够揭示更广阔的政治及社会运作机制。 能源结构也是导致气候变化、引发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李德营（南京大学）通过对美国煤炭开采的重要区域——阿巴拉契亚地区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描述了煤炭开采引发环境、社会问题的状况，展现了这些问题的政治经济生产机制以及相关权力技术的运作过程。
四、关于农村环境问题
近年来，环境污染呈现出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引起了学界关注，与会学者就此从农村生计选择、资源使用中的社会逻辑和农村环境政策的执行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陈文江（兰州大学）对民勤边缘绿洲区的农村家庭的生计状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要维持该地区农村家庭的可持续生计，就必须打破当地农村生计的脆弱性，形成生计障碍到生计途径的转化。而这种以可持续性为目的的转化，是生计系统在适应性循环中的循环路径和系统恢复力作用的集中体现。
自然资源的开发过程反映着特定的社会发展观念，包含明显的社会逻辑。耿言虎（河海大学）从“人—自然”关系演变的视角对森林退化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代以来的“人—自然”关系呈现人类中心主义化的趋势，生态危机是一种现代性的困境。而石腾飞（中央民族大学）则对水权的社会逻辑及其运作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水权镶嵌于社会关系之中，反映的是一种关系结构。
目前，基层地区环境政策的执行普遍存在“异化”现象，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童志锋（浙江财经大学）根据政策文本与实践文本的差异，将中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政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农村水污染问题显现，但是防治政策受到了忽视；90年代中期之后，农村水污染严重，相关的防治政策开始出台；“十二五”前后，强化并完善对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制度设置。他认为，治理农村水污染，需要从政策支持、政策参与以及政策创新等方面进行政策优化。钟兴菊（重庆大学）分析了转型时期环境政策基层执行的自主空间建构逻辑，指出在环境政策基层执行过程中具有“官与民”或“非官非民”角色的村委会处于重要连接点上，其同时熟练掌握自上而下科层逻辑与自下而上的乡村非正式行动逻辑，通过与不同主体的复杂互动实践为自主行动构建更大的空间，从而使环境政策目标实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王婧（贵州大学）则通过分析内蒙古C旗的生态治理过程，认为导致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在基层运行时难以达到预期状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现行的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制定具有简单化、标准化特征，难以考虑到复杂而丰富的地方知识，导致政策不能有效执行；二是生态治理政策在科层执行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有关部门的谋利意识使得政策执行往往偏离了生态保护的目的。
五、关于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
在城镇化进程中，生活垃圾问题日益突出。周志家（厦门大学）以厦门市为例，分析了公众对垃圾焚烧技术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他认为，临近性并不必然导致垃圾焚烧的技术危机或选址危机，是否产生接受危机取决于垃圾处理设施的管理和补偿。风险感知和公平观对垃圾焚烧的技术接受和选址接受都有影响，而系统信任对垃圾焚烧的技术接受没有影响，但对选址接受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吴金芳（安徽师范大学）则对我国的垃圾回收制度展开了研究，认为我国缺乏正式的垃圾分类回收制度，民间废品回收队伍实际承担了我国垃圾资源化回收工作。这种利益导向的非正式的垃圾回收体系可能会与环境保护目标发生背离，出现无序竞争、回收不彻底、二次污染等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在垃圾回收方面应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
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在促进城镇化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司开玲（淮北师范大学）对环境抗争中“地方保护主义”的多重涵义进行了详细阐释。她认为，环境话语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具有独特的呈现方式，体现了政治与科学、法律的结合，并且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消极定义，展示了它在环境保护中的两面性。任克强（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基于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理念与绿色城镇化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突出环境问题，剖析了环境问题背后的形成机制，并提出了生态转型的出路在于绿色城镇化，必须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模式。程鹏立（重庆科技学院）研究了页岩气勘查开发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他认为，页岩气的开发会带来水环境污染、大气环境污染以及土壤污染等多种风险，需要从政策、法律法规、监管、技术革新等层面建立应对机制。
六、关于海洋资源开发与环境问题
当前，我国正在建设海洋强国，而要真正实现海洋强国，不仅要开发海洋资源，还要保护海洋环境，与会学者就此展开了深入研讨。
蔺雪春（山东工商学院）、王书明（中国海洋大学）和张一（中国海洋大学）分别提出了海洋管理体制的新构想。蔺雪春认为，海权能力是国家能力发展重大优先目标，其成长势必突破陆地行政区划传统官僚制窠臼。他主张通过中国海权学说话语体系国际性构建，国家海洋委员会统合权威塑造和治理能力提升，央地、民间与海陆多维深度融合，克服中国海洋治理与海洋经济区发展的管理、建设、服务碎片化的难题。王书明认为，环渤海区域的环境治理面临着不同行政区域与职能部门间多头管理、社会机制的缺失、缺乏海陆、河海统筹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他指出，可以尝试建构一个能够发挥认知共同体作用的环渤海区域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并且建立起相应的组织结构与联席会议制度，设立协同创新平台，开展主体间的联动合作，建立考核评价机制，以此来加强环渤海区域的环境治理。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建设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张一立足于近些年来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各地建设实践，理性审视和总结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基本情况、相关理论、问题对策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中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以此为推进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提供理论及实践思考。
此外，面对海洋资源开发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其他国家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一丁（贵州大学）认为，海洋生物遗传资源获取领域的国际法律公约呈现滞后性和分割性特点，这不仅要求国际社会持续关注这一议题，同时也为各国国内法制实践提供机会和可能。韩国海洋生物遗传资源获取管制法律体系完整、内容全面，且其立法经验和教训值得我国吸收和借鉴。 价值观念与信仰会对公众的环境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王凤珍（哈尔滨工业大学）认为，唯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环境危机，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个体本位思想意识加剧了环境危机，而以类为本位的环境人类中心主义是解决环境危机的根本途径。宋宁而（中国海洋大学）则从金毗罗海神信仰的角度对日本人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指出金毗罗海神信仰之所以能在时代的变迁中从诸多海神信仰中脱颖而出，是因为这一信仰最契合当时濑户内海地区百姓以海为生的生存方式，其本质是适于地域社会共同体生存方式的与自然相处的认知观念。
七、关于海洋与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海洋资源的持续开发，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公众个体环境意识的提高，也需要从宏观层面为其提供制度保障。同春芬（中国海洋大学）提出了以生态优先、人海和谐及增加福利为理念，以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为基本方面，以治理系统、使用者系统、生态系统为基本维度，以能力建设、制度建设及市场网络为制度层次，以自主治理、适应性治理及恢复力为治理路径的制度改革框架。而张意翔（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则从能源问题入手对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能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因素使我国的能源问题存在区域差异，这种差异造成的能源流动从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影响着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在这种背景下，他主张从总体层、目标层、要素层以及指标层四个层次构建我国的生态文明评价系统。
唐国建（哈尔滨工程大学）对中国海洋社会学10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学科性理论建构和实践性经验研究是中国海洋社会学界发展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他认为，尽管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之间存在着相互脱嵌的问题，但学科意识的觉醒和海洋开发的浪潮都预示着海洋社会学发展盛世的来临。
公众的行为取向是衡量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对公众个体行为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赵宗金（中国海洋大学）以青岛石老人海水浴场为例，测量了游客的地方依附感和环境负责任行为，认为地方依附感是由地方依靠和地方认同两个主要因子构成，并且地方依附感对环境行为存在正向预测作用。陈涛（中国海洋大学）着重探讨了环境抗争中的怨恨情绪。他对蓬莱19-3溢油事件中渔民的环境抗争进行了持续的追踪研究，认为怨恨情绪存在由“怨”到“恨”、由个体到群体、由分散到聚集、由原生到次生的演化机制，指出怨恨情绪会导致“国家—社会”关系张力，并诱发泄愤型群体性事件。政府部门需要重视并正面回应底层的利益诉求，构建怨恨情绪向群体性事件演变的预警机制。
八、关于环境抗争与社会冲突
随着公众的权利意识、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底层社会的环境抗争事件明显增多。此起彼伏的环境抗争引发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压力，不仅形成了社会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社会面临政治危机。
王玉明（广东行政学院）对邻避型群体事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近年来我国邻避型群体事件频发，呈现出理性抗议与暴力抗议并现、预防性抗议与救济性抗议并存、网络推动与现场抗议互联互动等特征，需要通过改变政府的决策模式，构建公开透明的协商对话机制、项目利益补偿机制以及“环评”与“稳评”机制，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途径，减少邻避型群体事件的发生。
不少学者针对环境抗争的内、外部条件展开了研究。张萍（中央财经大学）概括了媒介在我国环保运动中的角色地位，以及我国媒介参与环保运动的主要方式，指出了我国媒介在环保运动中面临内容僵化、商业诉求与环保公益长期存在冲突、传播模式单一等方面的困境。陈占江（浙江师范大学）以湘中一起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为个案，在对之进行过程叙事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民在抗争过程中多元策略的发明与表达及其面临的结构性限制。罗亚娟（湖州师范学院）指出，现有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更偏重于环境抗争行动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以及环境抗争的策略、组织等外显特征，对环境抗争行动者遭遇污染后如何在其规范体系中作出反应、形成行动策略的内在结构涉及较少。高新宇（河海大学）借鉴波兰尼的“脱嵌”理论，分析社会转型期草根农民的环境抗争动因，讨论了草根群体、环保NGO、媒体、中央政府等“反向运动”主体应对污染所兴起的环境保护“反向运动”，探讨了中国农民环境抗争的本土经验。他同时指出，与西方大规模环境运动不同，城郊村落农民环境抗争表现出权变的特点。
九、关于环境关心与环境行为
测量公众的环境意识，引导公众采取保护性的环境行为，一直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范叶超（中国人民大学）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心的年龄分布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青年人整体上要比老年人更具环境关心，且突出体现为1970年代前后出生的两代人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同期群效应引起的，环境教育机会是造成这种差异的最重要因素。但是伴随代际更替和环境教育的普及化，环境关心的年龄差异在未来将逐渐消失。
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的主观评价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公众的环境意识水平。陈铭聪（南京工业大学）通过台东杉原海岸美丽湾度假村开发撤销案，梳理了台湾地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历程，总结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发展中所面临的难题，为我国大陆地区环境问题的改善提供借鉴。卢春天（西安交通大学）则立足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个体的社会人口经济特征、社会心理特征和个体所在地区的宏观背景等层面，探讨了影响中央政府环保工作评价的因素。他认为，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不仅受到其社会特征的影响，还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水平、环境关心水平和对环境问题的感知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受到他们所在地区的宏观社会发展变量的制约。
环境社会学者还围绕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其中，彭远春（中南大学）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其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居民环境行为水平较低，城市居民较农村居民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他对关于环境行为城乡差异的污染驱动假设、信息分割假设、环境意识假设、阶层地位假设以及环境保护二元体系假设进行了验证，指出环境意识作为中介变量，对城乡居民环境行为的实施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公众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之间的关系备受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公众的行为选择与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李勇进（兰州大学）利用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研究过去30年特别是近10年来，我国西部的人口迁移特征与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经过研究发现，西部地区NDVI和人口迁移率之间的相关性，由1990年的不显著转变为2000年的显著相关，并且到2010年这种显著性还将进一步增强。
综而观之，第四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进一步凝聚了学术共识，推动了学术研究，对于促进环境社会学学科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杨 悦（1992—），女，山东临沂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山东青岛 266100）〕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