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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烈士陵园中有一座烈士合葬墓，共合葬了17位1950年3月28日在冕山战斗中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墓碑立于1959年9月20日。在解放军的战史上，因战斗激烈、战事紧张，牺牲烈士当时被匆忙安葬，事后没有得到妥善安置而失名的烈士墓不止这一处。那么，喜德县的17位失名烈士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冕山战斗是国共两党在大陆最后一战——西昌战役中的一场战斗。冕山镇是第二野战军第15军44师132团和第一野战军第62军184师552团会师之地。这场战斗是误会战，就发生在第132團和第552团之间。这里，我们选择第132团的征战轨迹来追寻一位烈士的战斗历程。
1946年6月10日，河南林县（现林州市）三区坡底小庄的王振朝家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王振朝的三儿子王立君应征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是年，王立君31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弟兄四个中文化程度最高。虽然年龄偏大，却是部队非常需要的兵员。
王立君留给家人的戎装照片
抗战胜利后，中共面对国内各阶层强烈要求和平的愿望，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同时准备应对国民党可能发起的内战。林县是抗战时期的老根据地。1945年8月22日，中共林县县委书记谷景生在林县干部会议上说：“日本投降，这是我党坚持八年抗战、艰苦斗争的结果，要紧急动员起来，积极参军参战，收复大城市和铁路沿线，保卫胜利果实。”会后，林县开展了“算算八年账，比比三个天”活动。通过比较，广大群众清楚地认识到：日军来了，杀人放火，国破家亡;蒋介石掌权，逼租逼粮，没好时光;共产党来了，抗日救国，翻身解放。随后，林县人民掀起了参军的热潮。
王立君参军后，被分配到了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第48团2营4连。第48团前身为太行七分区的辉（县）获（嘉）独立营和辉县独立营。1945年8月4日，为适应对日军反攻形势的需要，以上两个营合编为辉县独立团。9月中旬，辉县独立团扩大为乙种团，改番号为太行军区第48团，归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建制。王立君参军时，第48团正配合主力转战于林县东姚、鹤壁集、水冶一带。
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晋冀鲁豫军区为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要求所属的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等军区以基干团升级，各组建两个独立旅，遂行机动作战任务。12月1日，太行军区奉令组建两个旅。其中，以太行第四军分区的43团、45团，第五军分区的48团，组成太行军区独立第2旅，向守志为旅长。12月下旬，第43团、第48团先后抵达林县县城城南槐树池集结准备编旅。这里，距王立君的家仅10多公里。1947年2月4日，太行军区独立第2旅在林县县城城南沙河村正式组建。
独立第2旅组建后的2月7日，王立君所在的第48团就参加了汤西作战。随后，3月底开始的新乡外围作战、解放鹤壁、围歼国民党第二快速纵队、解放汤阴、围攻安阳，都有王立君及第48团指战员的身影。
1947年5月21日，太行区第三专署林县政府给王立君的父亲王振朝颁发了“军属证明书”。“军属证明书”上写道：“王振朝先生在此伟大爱国自卫战争中，其子自愿奔赴战场英勇杀敌，为群众服务，特发此证享受军属优待条例之待遇。”“军属证明书”上还注明，王立君的职务是第48团2营4连副班长。
王立君从第15军随营学校毕业时获得的证书
1947年6月下旬，为配合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太行军区奉命发起道清线作战。独立第2旅受命攻打博爱县城。6月28日，正在山西省长治地区整训的独立第2旅奉令南下，主力部队经高平、晋城，于7月3日到达博爱城西。另一部分经林县南下，王立君就在其中。途经林县合涧镇时，他同闻讯赶来的妻子及年幼的儿子在镇上一家布店见了一面。当时，妻子带着儿子住在娘家，离合涧镇很近。当她从别人口中得知丈夫所在部队从这里经过时，立即带着儿子来同已一年未见的丈夫会面。参军之前，王立君已结婚成家。见到从未谋面才几个月大的儿子，他高兴得合不拢嘴。他说：“有了儿子，有了后代，我以后就是死在战场上也放心了。”短暂的会面后，带着对父母妻儿的无限眷恋，王立君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攻克博爱城后，独立第2旅进行了参加大反攻的形势、任务教育活动，《全力准备大反攻》《中共权威人士评当前时局》等新华社社论成为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作为从豫北成长起来的独立第2旅，其绝大部分战士是这一带的农民，不愿离家乡、怕过黄河等思想在一些人身上有所表现。经过教育，这些人的顾虑得以解除。在驻地博爱县，王立君给家里写信告知了自己的近况。这封信没有留存下来，信件的内容现已无从得知。8月17日，家人给他回了信。在其家人保存至今的“太行邮政挂号收据第3334号收件人住址姓名”一栏中，写明了王立君当时所处位置：“清化县（即博爱县）王立君”。而8月17日，王立君已踏上南下的征程，不知这封信他是否收到。
是时，撤离延安后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及解放军总部在陕北正面对着国民党胡宗南集团的重兵围堵，刘邓大军正在挺进大别山的路途中。为配合陕北与大别山的作战，7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以晋冀鲁豫军区的第4纵队、第9纵队、第38军及太岳军区的第22旅等组建陈（赓）谢（富治）兵团，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以减轻陕北和刘邓大军的压力。 8月15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在博爱县王卜昌召开了成立暨出征誓师大会。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独立第2旅整编升级为第26旅，辖第76、第77、第78团。旅长向守志，政治委员余洪远。王立君所在的第48团改编为第78团。17日，第26旅从博爱苏家地区出发，战士们喊着“渡过黄河去，打响第一炮”的口号，向黄河边挺进。24日，第26旅从洛阳西北的关阳渡口顺利渡过黄河。
南渡黄河后，王立君所在的第26旅转战洛河、伊河流域。随后，挺进伏牛山东麓，攻克宝丰、叶县;参加破击平汉线，配合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整编第3师。这一系列战事，使第26旅全体干部战士“对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指示的认识，有进一步的提高”，全体指战员“情绪高昂，斗志更加旺盛”。
秦基伟晚年说：“形象地说，如果把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比喻成给蒋介石当胸一拳，那么陈谢集团突破黄河天险，就好比是朝蒋介石肋骨上又踹一脚。”
1947年冬至1948年夏，人民解放军利用作战间隙普遍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有领导有秩序的大规模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说：“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1948年1月28日，第26旅从驻地河南泌阳东北之张白凹、蒋庄地区北进，21日到达平顶山市南五公里的北渡地区。在这里，第26旅开展了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告一段落后，王立君和第78团的战友们先后参与了汝河两岸剿匪（2月下旬）、再克洛阳（4月）、登封密县地区作战（5月）、豫东战役（6月至7月）等战事。
10月下旬，郑州战役打响。10月19日，第26旅从禹县北离开，经过3天3夜的急行军，于22日凌晨2时到达郑州西北的南流。攻下五龙口后，第78团及兄弟部队向东，从兴隆铺、刘寨、张寨、十二里屯向老鸦陈、固城之间突击。22日下午5点30分，从郑州城出逃的国民党军在老鸦陈被全部歼灭。22日23时，陈毅、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了解放郑州的消息。毛泽东当即为新华社写了一篇《我军解放郑州》的新闻稿，并于23日5时回电陈、邓：占领郑州甚慰。
郑州解放后，第26旅奉令警备郑州，维护郑州的社会治安。10月25日，第26旅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王立君和战友们在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中，精神饱满地走进了郑州城。秦基伟回忆说，第26旅“军容雄壮，阵势浩荡，郑州各界军民无不为之耳目一新”。
就在郑州解放前的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淮海战役正紧锣密鼓地准备中。10月31日，还沉浸在攻克郑州巨大喜悦中的第26旅，踏上了淮海战场的征程。不像以往的徒步行军，这次这支从太行山走出的子弟兵坐上了火车，一路向东。不过，王立君所在的第78团没有随行。刚解放的郑州情况错综复杂，还需要部队驻守，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级命令第78团继续警备郑州。等第78团加入淮海战场时，已是11月底。12月3日，第78团开始参加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在12月7日18时进攻张圩子的战斗中，2营4连为第78团的突击连，由村东北角攻入村中。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1月15日，王立君所在的第26旅奉命进至河南周口地区的邓城集结休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部队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决定，第9纵队于周口地区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属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建制。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2月28日，第26旅被整编为第44师，属第15军建制。向守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第76团、第77团、第78团依次改为第130团、第131团、第132团。
在周口，王立君给家中父母、妻子分别写了信。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家中来信我都接到了，家中情况我也了解了，并没有什么困难，同时我非常高兴，所以我就不挂念家了。其次希望二老父母在家好好保养你（们）的身体，不要挂念我，儿在外身体很好。又问我胞兄胞弟，你们身体好吧！上次来信听说咱家中什么苦难都没有，同时家庭还很和顺，我非常高兴。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你们劳动努力的，才达到这样幸福的时光。现在革命很快就要胜，希望你们在家要灵活，不要具死理。关于家庭问题，你们在家照顾很好，我就不挂念了。
另外，部队整编了，我们现在是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五）軍，我现在十五军军部随营学校政工队，来信写上第四兵团第十五军军部随营学校政工队，现在我在周家口驻防，不久就要打过长江去，望家中不必挂念。
这封带有口语化的信写得比较流畅，充分表达了王立君对父母及家中亲人的思念之情。虽有一些错别字，但在当时的解放军战士中，能达到这个水平已相当不易了。信中透漏出这样的信息：由于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王立君已被选拔到第15军随营学校学习。
解放军随营学校是从过去的“学兵队”“教导师（团、队）”等演化而来的，产生于红军时期。抗战期间，随营学校进一步发展，在战火中流动办学，有效补充了正规学校教育的不足，培养了大批人才。王立君应该是在政工连学习，信中他称为“政工队”。
在给妻子的信中，王立君写道：
你的身体好吧，咱家中老少都平安吧！上一次来信，听说你在家里很贤惠很会劳动，我心里非常高兴。我希望你在家搞得更好一些。现在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希你在家好好孝敬父母，多替为夫行孝。……我给你去了好几封信，你一直没有给我来信，这一封信你接到后千万来一回信。我的身体很好，工作顺利，希你在家不必挂念。我现在十五军军部。另外中原全部解放了，所以不久就要打过长江去。你来信来到十五军军部随营学校政工队。
西南军区颁发的烈士证明书
王立君给妻子的信装在给父母信中一块儿寄出。两封信用的纸相同，像是从笔记本中撕下来的。装在一个信封中的两封信邮寄到了林县合涧镇周顺花布店，转交其父亲王振朝。信封上写明寄自周家口市（即现在的周口市），寄信日期为1949年2月28日。而周顺花布店，很可能就是他和父母、妻儿的分别处。
王立君所在的第15军在周口地区进行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思想教育活动。这也是王立君在信中一再提到自己下一步前进动向的原因。3月5日，第15军离开周口，经潢川、六安等地到达长江北岸的指定渡江位置安徽望江地区。第44师于4月21日16时45分开始向江边推进，于23时50分渡过长江。4月25日，第44师奉命沿至德、丽阳之线向浙赣线之横峰、弋阳追击敌人。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到5月14日，第132团已追击至福建南平。5月27日，第15军命令第44师到江西临川地区集结，第44师于6月6日抵达临川东馆地区集结待命。
在第15军随营学校学习的王立君，渡过长江后可能没有随第132团的战友们进行千里大追击。在其家人保存的一份太行邮政挂号收据上，信件的邮寄地址为南京。这说明南京解放后，第15军随营学校到南京办学。这份标为第990号的挂号信件寄出日期为6月10日。从另一份“太行邮政双挂号收件回执”上看，信件于6月20日到达南京夫子庙邮局。“回执”上还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随营学校收发室”印章。南昌解放后，第15军随营学校迁至南昌。
王立君是在南昌从第15军随营学校毕业的，时间为1949年8月27日。8月29日，因表现突出，王立君被授予三等功。奖励证书中写道：政工队王立君同志在本校学习中，工作积极，成绩优良，政治表现很好，经民主评定选为三等功臣。
奖励证书上“模范事实”一栏描述了王立君在随营学校的表现：
行军中学习。每天走四五十里，夜间仍抄笔记、作日记。在行军中创造了互相问答测验题目，反复给大家解释问题。这样：一、行军忘记了疲劳。二、完成了行军学习计划。他的口号是：光说不算，咱到江南见。他的成绩共六百一十八分，平均每次八十八点二分。最多的是政治条例，一百分;最少的党章七十三分。行军中，有二天下雨路滑，不好走，他给田金会背东西，又帮伙房担油四五次，每次十多里。公差自动，每次不用派他，抢着去。在南昌驻地，他每天给老乡担水，引起了老乡对我军满意。老乡自动拿出小菜叫吃。在每次住房后，做饭挖厕所，这是一贯的。在南京看管有病，抢着上岗。……他很注意团结人，人好，向来没和任何人闹过意见，给病号打饭、洗衣服等。党内汇报平均四天一次，在校记二等功一次，在队三等功一次。
“模范事实”的描述朴实无华。从中可以看出，王立君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创新学习方式，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活抢着干。在随营学校学习的几个月中，已被记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军爱民、民拥军，军政素质强，王立君这位基层解放军战士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正是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关键原因所在，正是人民解放军睥睨其他军队的制胜利器。
王立君从随营学校毕业时，第44师正在江西安福地区休整。他回到了第132團2营4连。9月10日，第44师作为第15军的第二梯队参加广东战役。第44师以第132团、师直、第131团、第130团之序列，从安福地区出发，沿吉安、泰和、遂川、赣县、南康一线向广东南雄、曲江挺进。9月28日，第44师到达广东南雄的圹东地区。10月1日，在圹东地区，王立君和战友们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10月14日，广州解放，国民党军队向西逃窜。10月17日，第44师为左路军，沿高鹤、开平追击逃往阳江的国民党军队。10月26日，广东战役结束。
1949年11月6日，第44师从阳江北惯地区出发，沿恩平、云浮、罗定向信宜、茂名疾进，参加广西战役。途中，不时与残敌发生战斗。29日，第44师奉命到广西博白、陆川地区追歼逃敌，随后在博白西北六万山地区剿灭残敌。向守志后来回忆说：“此时已是冬季，部队未发冬装，山区气候寒冷，但干部战士杀敌心切，发扬了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白天用稻草裹脚当鞋，夜间用稻草当被，不怕扑空，不怕爬山，积小胜为大胜，克服重重困难，与敌斗争。”
广西战役于1949年12月11日结束。之前的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决定，调第44师卫戍昆明。12月17日，第44师抵达广西横县陶圩、南乡地区，准备向云南昆明进发。1950年1月14日，第44师奉命经广西宜山、河池、南丹及贵州省独山、贵阳、安顺向云南开进。经过40天1250多公里的长途行军，王立君和第132团的战友们于2月22日抵达云南曲靖地区。
到达曲靖后，向守志接到第4兵团司令部的电话，要他和副政委李明火速赶到昆明去。在昆明，陈赓接见了他们。陈赓说：为彻底肃清残敌，拔掉国民党西南的中心西昌，西南军区决定组织西昌战役。第44师卫戍昆明的任务改由其他部队完成。兵团决定由第44师和第184师参加西昌战役。具体部署是：第184师从四川乐山地区出发，由北向南打;第44师从曲靖地区出发，由南向北打，最后会师西昌。
第184师属于第18兵团第62军，原属第一野战军序列。1949年11月，第62军随第18兵团调归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建制，执行解放四川、贵州、云南的任务。
1950年3月12日，第44师从云南曲靖地区出发。中途，44师兵分两路，第130团西进龙街，第131、第132团北上巧家。19日，第132团到达战役集结地巧家。3月24日早晨，第132团加入战斗。25日，解放德昌。26日晚，第132团到达西昌附近的大石板和川兴堡。此时，第184师已南下渡过大渡河，进抵石棉及其以南地区，与第44师共同完成了对西昌敌人的包围。西昌城四面楚歌，胡宗南、贺国光等于26日晚9时许乘飞机逃离西昌。27日5时许，王立君和第132团的战友从西昌城西面迂回，首先攻占了西昌飞机场，随后进入西昌城内。西昌宣告解放。 面对着解放军的强大攻势，继胡宗南等乘飞机逃离西昌后，胡宗南部参谋长罗列带领西昌残敌向北经泸沽逃往冕山镇，企图从冕山、冕宁逃往木里，再到藏区。为消灭残敌，第132团没有在西昌停留，一路向北，追击逃跑中的敌人。27日夜，第132团到达冕山镇。
冕山镇位于孙水河及其支流深沟河的交汇处，是成都到西昌、达昆明的古“南方丝绸之路要冲之途”。古代各王朝大军进军云南，多经过此处。其附近的登相营，据说是诸葛亮南征时军队驻扎之处，诸葛亮登上此地检查军情，因此得名。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时，左权、刘亚楼率领的佯动部队经冕山镇北上。著名的刘伯承和小叶丹“彝海结盟”的故事发生地也离此不远。
第132团写给林县政府的信
在冕山鎮，王立君和战友们并未遇到敌军的抵抗。因为西昌残敌已在27日下午从此路过逃往甘相营、鸡窑沟一带。第132团大部分在西门外宿营，少部分进入了冕山镇内。意外就在此时发生了。
就在第132团占领冕山镇时，第184师552团也到了冕山镇外。第552团是从越西、甘相营方向南下过来的，路上正好与逃往甘相营、鸡窑沟方向的国民党残兵错过。当他们28日凌晨到达冕山镇时，遇到了先期到达的第132团。他们都把对方当成国民党军，一场历时近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打响了。王立君在这场误会战中牺牲。这时，他的职务是第132团2营4连指导员。
关于这场误会战的经过，解放军一些战史上都未提及，只提到第132团和第552团在冕山镇胜利会师。《冕宁文史资料》第4辑曾刊登过马文中的《西昌战役解放军冕山误会战采访记》，对此有过详细的记述。马文中采访的对象中，一位是当年经历过冕山战斗的第184师特务连电话排的战士刘金祥。刘金祥回忆说：
1950年过了年剿匪，剿匪后部队集中在邛崃，发起西昌战役，便从邛崃出发。翻越大相岭后从富林（今汉源县城）过大渡河大水堡（今大树），到越西。
到越西，我从电话班调到摇机班（无线电班），发电与从云南北进的二野联系，约定三天后打到西昌会师。会师的口令是“火车”“大米”。我们在越西休息一天，没有接到二野的回电，第二天天黑时进抵冕山北。
大约12点过，一野的尖兵连抵达冕山城东门。二野部队已先占城区，问口令，一野尖兵连长传令请指导员上来——我们行军，一般情况下，连长在前，指导员在后。
因在越西联络是三天后在西昌会师，没有想到在这里相遇。指导员尚未到，对方连问三声口令我们这边没回答，便开了枪。指导员传令将冕山城包围起来，同时向后面的部队传令有情况。当时卫队还在登相营，距冕山20多里，接令后个把小时赶到。
我们一方，连攻三次才攻入城。第二次攻入在肉搏中被对方捉住一个我方的人，是四川起义部队来的新兵，因有番号不能对外的保密纪律，对方盘问，不敢说。还有就是二野战士穿得好，一色洋布衣服，整齐;一野穿的是土布，不整齐，被看成是国民党的杂牌军。第三次攻入被对方捉住我方一山西籍老战士。对方盘问：“你是啥部队？我们优待俘虏。”回答：“我是解放军，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问：“你是解放军有啥标记？”答：“有帽徽、牌子。”对方用手摸，帽上有红星，胸前有牌子，又找老乡家的灯来照，随即打三发信号弹，再用军号联络。这个时候，天已亮了。
双方抱头大哭。二野的说，他们想，淮海战役都没遇到这样的硬仗，是啥部队？一野的说，我们想，在山西与阎锡山的光胴胴大刀队拼刺刀，也没这样厉害，哪个想到是自家人啊！
马文中还采访了当时冕山镇和民村60岁的老人徐思载。徐思载回忆说：
胡宗南的兵早上过起，下午过完。那时的大路就是从（冕山镇）西门进来，从东门出去。他们没有去登相营方向，而是跑到甘相营、鸡窑沟去了，躲开了一野的部队。
二野部队上来多数住在城西门外，一部分可能是夜里进城，但没有住老乡家。一野来时只到冕山城约两公里的毛毛石。
一野的3个尖兵来到城东门喊开城门，口令答不上，被打死，后面的两个尖兵甩手榴弹，把城内的打死两人，就打起来了。一野的从东门进攻，二野的在城内守。……最后是双方的人抱起按（肉搏），摸到五角星帽徽才知道是自己人。两边的团长、干部、战士抱头痛哭，说是过雪山草地没有牺牲的都在这里牺牲了。
池永光当时在第44师前线指挥部。他回忆说：
到司令部即到电台房内同首长一起，听取前线阵地报话。我到泸沽的团，其先头部队于今日凌晨追赶胡宗南总部到铁厂，沿途发现不少踪迹，又听到不少的机炮声。该团要求师部调机炮支援。来话：前进即是“灵关道”新桥;来话：接近冕山敌人;来话：敌人盘踞冕山城垣，敌人火力封锁，黑暗中双方越打越猛，我方机炮未跟上，双方形成肉搏。城上城下展开互抓耳目舌头。这时，不但前线阵地紧急，首长和同志们都非常紧张。后来得知，战斗中我方有被拉上城墙的，对方也有被打下城墙的。其中我方一位副连长被拖上城墙。对方手触帽徽，发现是刺手的五角星，当即拉到指挥员面前去问：你是什么人？反问：你们是胡宗南哪一部分？对方答：人民解放军。用手电一照，两人马上拥抱一团。团指挥员立即用号联系，双方停火，信号弹不断发射，照亮冕山三角河上空。当即手电筒和灯火四起，到处呼喊着同志。这次阴差阳错的误会战，双方牺牲的有三十多个。在后来会师大会的当天，团级以上的指挥员，集会悼念这些牺牲的烈士，相互抱头痛哭一堂。
通过两位当年现场的经历者及池永光的叙述，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年这场遭遇战的激烈。他们的回忆有所差异，比如哪一支部队先进城、牺牲了多少人等。特别是关于牺牲的人数，刘金祥说“死了50多人，挂彩200多人”，池永光说“有三十多个”，喜德县烈士陵园则为17名。这里以喜德县烈士陵园的数字为准。 第552团的前身是山西省平遥县游击队，后改编为太岳军区第18军分区43团，1948年8月改编为华北军区第15纵队43旅129团，1949年3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184师552团。第132团的前身是成立于河南省辉县的第48团。两支从山西、河南相邻出发征战的部队，第552团挺进大西北，进军大西南;第132团征战东南地，迂回大西南，最后在冕山镇相遇，却发生了一场不该发生的战斗，牺牲了一些久经沙场的官兵，怎不令人痛惜？
为什么会发生这次误会战，马文中分析后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两军会师地变动，不期而遇。原定会师西昌，却在西昌北边60多公里的冕山镇相遇，双方都没有思想准备，从而未及时联系。
二、隐蔽的山地地形，靠近才能进入视野。顺深沟河右侧沿冕山东麓南来之路，在这里向西转呈丁字形，冕山镇便坐落在丁字形的冕山脚下。隐蔽的地形，未能提前观察到对方。
三、两股逃敌，在南北部队夹击下，会合后改变逃跑方向，从侧面溜走。敌第335师及第69军残部从越西逃至冕山鎮，与西昌北逃之敌会合后，因南有第132团的追击，北有第552团的追击，无路可逃，只好向东甘相营彝族区逃遁。南北两路部队在快速追击逃敌中，都认为是追上了敌人。
众多因素的巧合，致使这场误会战发生。这样，从太行山到大凉山，从河南省林县出发，先后转战于皖、苏、闽、赣、粤、桂、贵、云、川等省的王立君生命的最后时刻，定格在了四川省喜德县冕山镇。
1950年4月7日西昌战役结束后，西南军区命令第15军主力开赴川南剿匪。4月26日，第44师从西昌出发，于5月中旬到达宜宾，任务是配合宜宾军分区，消灭岷江以西、金沙江以南的顽匪。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29日，在西南军区研究抽调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会议上，第15军军长秦基伟主动请缨参战。1951年1月7日，第44师从宜宾乘船，沿江而下，至武汉上岸，然后换车于2月7日到达河北高邑。3月16日，第44师从高邑出发，奔赴朝鲜战场。
王立君牺牲的消息是部队派人到家中告知的。据王立君的家人回忆，王立君所在部队派人来到村中，告知了王立君牺牲的消息。来人说是从安阳下车过来的，并给了王立君父亲王振朝一张字条，字条上写道：王立君于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九号于冕山县战斗牺牲，埋于西康省冕山县泸沽北。
戎马倥偬，不免有错。在这张字条中，“二十九日”应为28日，喜德县志上记载冕山战斗的时间为28日。“冕山县”应为冕宁县，1950年冕山镇归属于冕宁县。“泸沽北”应为冕山北，泸沽镇是西昌通往冕山镇的必经之路，冕山镇在泸沽镇东北边。喜德县烈士陵园的碑文上误写为“二月”。
从时间上推断，第132团派人到王立君家中的时间应是1951年2月到达高邑以后。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王振朝十分悲痛。他强抑着失去儿子的悲痛心情，向部队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到冕山镇把儿子的遗体运回林县安葬。出于对一位失去儿子的老人心灵上的安慰，来人答应向部队首长反映这个要求。其实，他们心里明白，林县到西昌，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且西昌刚解放，又是多民族聚集区，匪患严重，要把王立君的遗体运回林县，几无可能。他们回去后向第132团的领导进行了汇报。第132团领导研究后，于3月8日以“人民解放军第一三二团”的名义给林县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政府出面安慰老人，阻止老人的西昌之行。信中写道：
林县政府：
兹有贵县烈属王振朝欲至西康省起葬，山高路远，中途还须经过少数民族区，困难甚多，希尽量说服之。若非去不可，请政府根据情况，给予适当的帮助为荷。
林县政府派人把这封信送到了王振朝老人手中，并最终劝说他打消了西昌之行的念头。这封信被王立君的妻子保存至今。
2015年8月25日，王立君家人赴四川省喜德县祭拜亲人。墓前摆放着王立君的照片
3月9日，第132团为王立君的家人颁发了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革命烈士证明书”。“烈士证明书”中写道：
兹证明王立均烈士系一九四六年七月 参加本军，曾在一三二团四连任指导员职务，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廿九日西康冕宁在冕山战斗牺牲。……
在烈士证书中，“王立均”应为王立君。参军时间有误，应为1946年6月。1947年5月21日，林县政府发给王立君家人的“军属证明书”中，写明王立君参军时间是1946年6月10日。
王立君牺牲后，同其他烈士一起被安葬在冕山镇北，每位烈士的墓前都立着写有名字的木牌。1953年2月，喜德县成立，冕山镇划归喜德县管辖。1959年，喜德县把在冕山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全部迁至烈士陵园安葬。1950年到1959年，喜德县一直处于剿匪及民主改革的动荡中。1959年迁葬时，冕山镇北烈士墓前的木牌已不存在，17位烈士的名字未能保存下来，就把他们合葬在了一起。关于17位烈士失名的原因，喜德县烈士陵园的《修缮革命烈士纪念碑之祭》中说明了原因：因战事紧张，部队同地方衔接失误造成烈士姓名遗漏而成为无名英雄。除这17位外，喜德县烈士陵园还有在其他战斗中牺牲而失名的15位烈士。
2015年8月25日，王立君的儿子带着家人，凭着烈士证上的记载，驾车从太行山来到大凉山，在时隔65年后，第一次进行了祭拜。据陪同的喜德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说，他们是这17位烈士家属中，第一家前来祭拜的。而其他16位烈士的家乡、亲人身处何地，当时未知。
冕山战斗是国共两党在大陆最后一战——西昌战役中的一场战斗。冕山镇是第二野战军第15军44师132团和第一野战军第62军184师552团会师之地。这场战斗是误会战，就发生在第132團和第552团之间。这里，我们选择第132团的征战轨迹来追寻一位烈士的战斗历程。
在“算算八年账，比比三个天”活动中，王立君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6年6月10日，河南林县（现林州市）三区坡底小庄的王振朝家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王振朝的三儿子王立君应征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是年，王立君31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弟兄四个中文化程度最高。虽然年龄偏大，却是部队非常需要的兵员。
抗战胜利后，中共面对国内各阶层强烈要求和平的愿望，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同时准备应对国民党可能发起的内战。林县是抗战时期的老根据地。1945年8月22日，中共林县县委书记谷景生在林县干部会议上说：“日本投降，这是我党坚持八年抗战、艰苦斗争的结果，要紧急动员起来，积极参军参战，收复大城市和铁路沿线，保卫胜利果实。”会后，林县开展了“算算八年账，比比三个天”活动。通过比较，广大群众清楚地认识到：日军来了，杀人放火，国破家亡;蒋介石掌权，逼租逼粮，没好时光;共产党来了，抗日救国，翻身解放。随后，林县人民掀起了参军的热潮。
王立君参军后，被分配到了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第48团2营4连。第48团前身为太行七分区的辉（县）获（嘉）独立营和辉县独立营。1945年8月4日，为适应对日军反攻形势的需要，以上两个营合编为辉县独立团。9月中旬，辉县独立团扩大为乙种团，改番号为太行军区第48团，归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建制。王立君参军时，第48团正配合主力转战于林县东姚、鹤壁集、水冶一带。
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晋冀鲁豫军区为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要求所属的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等军区以基干团升级，各组建两个独立旅，遂行机动作战任务。12月1日，太行军区奉令组建两个旅。其中，以太行第四军分区的43团、45团，第五军分区的48团，组成太行军区独立第2旅，向守志为旅长。12月下旬，第43团、第48团先后抵达林县县城城南槐树池集结准备编旅。这里，距王立君的家仅10多公里。1947年2月4日，太行军区独立第2旅在林县县城城南沙河村正式组建。
独立第2旅组建后的2月7日，王立君所在的第48团就参加了汤西作战。随后，3月底开始的新乡外围作战、解放鹤壁、围歼国民党第二快速纵队、解放汤阴、围攻安阳，都有王立君及第48团指战员的身影。
1947年5月21日，太行区第三专署林县政府给王立君的父亲王振朝颁发了“军属证明书”。“军属证明书”上写道：“王振朝先生在此伟大爱国自卫战争中，其子自愿奔赴战场英勇杀敌，为群众服务，特发此证享受军属优待条例之待遇。”“军属证明书”上还注明，王立君的职务是第48团2营4连副班长。
在距离家仅1.5公里的合涧镇一家布店，王立君告别父母妻儿，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1947年6月下旬，为配合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太行军区奉命发起道清线作战。独立第2旅受命攻打博爱县城。6月28日，正在山西省长治地区整训的独立第2旅奉令南下，主力部队经高平、晋城，于7月3日到达博爱城西。另一部分经林县南下，王立君就在其中。途经林县合涧镇时，他同闻讯赶来的妻子及年幼的儿子在镇上一家布店见了一面。当时，妻子带着儿子住在娘家，离合涧镇很近。当她从别人口中得知丈夫所在部队从这里经过时，立即带着儿子来同已一年未见的丈夫会面。参军之前，王立君已结婚成家。见到从未谋面才几个月大的儿子，他高兴得合不拢嘴。他说：“有了儿子，有了后代，我以后就是死在战场上也放心了。”短暂的会面后，带着对父母妻儿的无限眷恋，王立君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攻克博爱城后，独立第2旅进行了参加大反攻的形势、任务教育活动，《全力准备大反攻》《中共权威人士评当前时局》等新华社社论成为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作为从豫北成长起来的独立第2旅，其绝大部分战士是这一带的农民，不愿离家乡、怕过黄河等思想在一些人身上有所表现。经过教育，这些人的顾虑得以解除。在驻地博爱县，王立君给家里写信告知了自己的近况。这封信没有留存下来，信件的内容现已无从得知。8月17日，家人给他回了信。在其家人保存至今的“太行邮政挂号收据第3334号收件人住址姓名”一栏中，写明了王立君当时所处位置：“清化县（即博爱县）王立君”。而8月17日，王立君已踏上南下的征程，不知这封信他是否收到。
是时，撤离延安后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及解放军总部在陕北正面对着国民党胡宗南集团的重兵围堵，刘邓大军正在挺进大别山的路途中。为配合陕北与大别山的作战，7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以晋冀鲁豫军区的第4纵队、第9纵队、第38军及太岳军区的第22旅等组建陈（赓）谢（富治）兵团，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以减轻陕北和刘邓大军的压力。 8月15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在博爱县王卜昌召开了成立暨出征誓师大会。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独立第2旅整编升级为第26旅，辖第76、第77、第78团。旅长向守志，政治委员余洪远。王立君所在的第48团改编为第78团。17日，第26旅从博爱苏家地区出发，战士们喊着“渡过黄河去，打响第一炮”的口号，向黄河边挺进。24日，第26旅从洛阳西北的关阳渡口顺利渡过黄河。
南渡黄河后，王立君所在的第26旅转战洛河、伊河流域。随后，挺进伏牛山东麓，攻克宝丰、叶县;参加破击平汉线，配合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整编第3师。这一系列战事，使第26旅全体干部战士“对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指示的认识，有进一步的提高”，全体指战员“情绪高昂，斗志更加旺盛”。
秦基伟晚年说：“形象地说，如果把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比喻成给蒋介石当胸一拳，那么陈谢集团突破黄河天险，就好比是朝蒋介石肋骨上又踹一脚。”
在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中，王立君和战友们精神饱满地走进了郑州城
1947年冬至1948年夏，人民解放军利用作战间隙普遍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有领导有秩序的大规模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说：“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1948年1月28日，第26旅从驻地河南泌阳东北之张白凹、蒋庄地区北进，21日到达平顶山市南五公里的北渡地区。在这里，第26旅开展了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告一段落后，王立君和第78团的战友们先后参与了汝河两岸剿匪（2月下旬）、再克洛阳（4月）、登封密县地区作战（5月）、豫东战役（6月至7月）等战事。
10月下旬，郑州战役打响。10月19日，第26旅从禹县北离开，经过3天3夜的急行军，于22日凌晨2时到达郑州西北的南流。攻下五龙口后，第78团及兄弟部队向东，从兴隆铺、刘寨、张寨、十二里屯向老鸦陈、固城之间突击。22日下午5点30分，从郑州城出逃的国民党军在老鸦陈被全部歼灭。22日23时，陈毅、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了解放郑州的消息。毛泽东当即为新华社写了一篇《我军解放郑州》的新闻稿，并于23日5时回电陈、邓：占领郑州甚慰。
郑州解放后，第26旅奉令警备郑州，维护郑州的社会治安。10月25日，第26旅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王立君和战友们在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中，精神饱满地走进了郑州城。秦基伟回忆说，第26旅“军容雄壮，阵势浩荡，郑州各界军民无不为之耳目一新”。
就在郑州解放前的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淮海战役正紧锣密鼓地准备中。10月31日，还沉浸在攻克郑州巨大喜悦中的第26旅，踏上了淮海战场的征程。不像以往的徒步行军，这次这支从太行山走出的子弟兵坐上了火车，一路向东。不过，王立君所在的第78团没有随行。刚解放的郑州情况错综复杂，还需要部队驻守，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级命令第78团继续警备郑州。等第78团加入淮海战场时，已是11月底。12月3日，第78团开始参加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在12月7日18时进攻张圩子的战斗中，2营4连为第78团的突击连，由村东北角攻入村中。
在周口，王立君分别给父母、妻子写了信，表现出对父母妻儿的无限思念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1月15日，王立君所在的第26旅奉命进至河南周口地区的邓城集结休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部队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决定，第9纵队于周口地区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属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建制。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2月28日，第26旅被整编为第44师，属第15军建制。向守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第76团、第77团、第78团依次改为第130团、第131团、第132团。
在周口，王立君给家中父母、妻子分别写了信。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家中来信我都接到了，家中情况我也了解了，并没有什么困难，同时我非常高兴，所以我就不挂念家了。其次希望二老父母在家好好保养你（们）的身体，不要挂念我，儿在外身体很好。又问我胞兄胞弟，你们身体好吧！上次来信听说咱家中什么苦难都没有，同时家庭还很和顺，我非常高兴。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你们劳动努力的，才达到这样幸福的时光。现在革命很快就要胜，希望你们在家要灵活，不要具死理。关于家庭问题，你们在家照顾很好，我就不挂念了。
另外，部队整编了，我们现在是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五）軍，我现在十五军军部随营学校政工队，来信写上第四兵团第十五军军部随营学校政工队，现在我在周家口驻防，不久就要打过长江去，望家中不必挂念。
这封带有口语化的信写得比较流畅，充分表达了王立君对父母及家中亲人的思念之情。虽有一些错别字，但在当时的解放军战士中，能达到这个水平已相当不易了。信中透漏出这样的信息：由于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王立君已被选拔到第15军随营学校学习。
解放军随营学校是从过去的“学兵队”“教导师（团、队）”等演化而来的，产生于红军时期。抗战期间，随营学校进一步发展，在战火中流动办学，有效补充了正规学校教育的不足，培养了大批人才。王立君应该是在政工连学习，信中他称为“政工队”。
在给妻子的信中，王立君写道：
你的身体好吧，咱家中老少都平安吧！上一次来信，听说你在家里很贤惠很会劳动，我心里非常高兴。我希望你在家搞得更好一些。现在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希你在家好好孝敬父母，多替为夫行孝。……我给你去了好几封信，你一直没有给我来信，这一封信你接到后千万来一回信。我的身体很好，工作顺利，希你在家不必挂念。我现在十五军军部。另外中原全部解放了，所以不久就要打过长江去。你来信来到十五军军部随营学校政工队。
王立君给妻子的信装在给父母信中一块儿寄出。两封信用的纸相同，像是从笔记本中撕下来的。装在一个信封中的两封信邮寄到了林县合涧镇周顺花布店，转交其父亲王振朝。信封上写明寄自周家口市（即现在的周口市），寄信日期为1949年2月28日。而周顺花布店，很可能就是他和父母、妻儿的分别处。
王立君所在的第15军在周口地区进行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思想教育活动。这也是王立君在信中一再提到自己下一步前进动向的原因。3月5日，第15军离开周口，经潢川、六安等地到达长江北岸的指定渡江位置安徽望江地区。第44师于4月21日16时45分开始向江边推进，于23时50分渡过长江。4月25日，第44师奉命沿至德、丽阳之线向浙赣线之横峰、弋阳追击敌人。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到5月14日，第132团已追击至福建南平。5月27日，第15军命令第44师到江西临川地区集结，第44师于6月6日抵达临川东馆地区集结待命。
在第15军随营学校，王立君两次立功：三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
在第15军随营学校学习的王立君，渡过长江后可能没有随第132团的战友们进行千里大追击。在其家人保存的一份太行邮政挂号收据上，信件的邮寄地址为南京。这说明南京解放后，第15军随营学校到南京办学。这份标为第990号的挂号信件寄出日期为6月10日。从另一份“太行邮政双挂号收件回执”上看，信件于6月20日到达南京夫子庙邮局。“回执”上还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随营学校收发室”印章。南昌解放后，第15军随营学校迁至南昌。
王立君是在南昌从第15军随营学校毕业的，时间为1949年8月27日。8月29日，因表现突出，王立君被授予三等功。奖励证书中写道：政工队王立君同志在本校学习中，工作积极，成绩优良，政治表现很好，经民主评定选为三等功臣。
奖励证书上“模范事实”一栏描述了王立君在随营学校的表现：
行军中学习。每天走四五十里，夜间仍抄笔记、作日记。在行军中创造了互相问答测验题目，反复给大家解释问题。这样：一、行军忘记了疲劳。二、完成了行军学习计划。他的口号是：光说不算，咱到江南见。他的成绩共六百一十八分，平均每次八十八点二分。最多的是政治条例，一百分;最少的党章七十三分。行军中，有二天下雨路滑，不好走，他给田金会背东西，又帮伙房担油四五次，每次十多里。公差自动，每次不用派他，抢着去。在南昌驻地，他每天给老乡担水，引起了老乡对我军满意。老乡自动拿出小菜叫吃。在每次住房后，做饭挖厕所，这是一贯的。在南京看管有病，抢着上岗。……他很注意团结人，人好，向来没和任何人闹过意见，给病号打饭、洗衣服等。党内汇报平均四天一次，在校记二等功一次，在队三等功一次。
“模范事实”的描述朴实无华。从中可以看出，王立君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创新学习方式，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活抢着干。在随营学校学习的几个月中，已被记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军爱民、民拥军，军政素质强，王立君这位基层解放军战士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正是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关键原因所在，正是人民解放军睥睨其他军队的制胜利器。
王立君从随营学校毕业时，第44师正在江西安福地区休整。他回到了第132團2营4连。9月10日，第44师作为第15军的第二梯队参加广东战役。第44师以第132团、师直、第131团、第130团之序列，从安福地区出发，沿吉安、泰和、遂川、赣县、南康一线向广东南雄、曲江挺进。9月28日，第44师到达广东南雄的圹东地区。10月1日，在圹东地区，王立君和战友们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10月14日，广州解放，国民党军队向西逃窜。10月17日，第44师为左路军，沿高鹤、开平追击逃往阳江的国民党军队。10月26日，广东战役结束。
在云南曲靖，王立君和战友们受命参加国共在大陆最后一战——西昌战役
1949年11月6日，第44师从阳江北惯地区出发，沿恩平、云浮、罗定向信宜、茂名疾进，参加广西战役。途中，不时与残敌发生战斗。29日，第44师奉命到广西博白、陆川地区追歼逃敌，随后在博白西北六万山地区剿灭残敌。向守志后来回忆说：“此时已是冬季，部队未发冬装，山区气候寒冷，但干部战士杀敌心切，发扬了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白天用稻草裹脚当鞋，夜间用稻草当被，不怕扑空，不怕爬山，积小胜为大胜，克服重重困难，与敌斗争。”
广西战役于1949年12月11日结束。之前的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决定，调第44师卫戍昆明。12月17日，第44师抵达广西横县陶圩、南乡地区，准备向云南昆明进发。1950年1月14日，第44师奉命经广西宜山、河池、南丹及贵州省独山、贵阳、安顺向云南开进。经过40天1250多公里的长途行军，王立君和第132团的战友们于2月22日抵达云南曲靖地区。
到达曲靖后，向守志接到第4兵团司令部的电话，要他和副政委李明火速赶到昆明去。在昆明，陈赓接见了他们。陈赓说：为彻底肃清残敌，拔掉国民党西南的中心西昌，西南军区决定组织西昌战役。第44师卫戍昆明的任务改由其他部队完成。兵团决定由第44师和第184师参加西昌战役。具体部署是：第184师从四川乐山地区出发，由北向南打;第44师从曲靖地区出发，由南向北打，最后会师西昌。
第184师属于第18兵团第62军，原属第一野战军序列。1949年11月，第62军随第18兵团调归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建制，执行解放四川、贵州、云南的任务。
1950年3月12日，第44师从云南曲靖地区出发。中途，44师兵分两路，第130团西进龙街，第131、第132团北上巧家。19日，第132团到达战役集结地巧家。3月24日早晨，第132团加入战斗。25日，解放德昌。26日晚，第132团到达西昌附近的大石板和川兴堡。此时，第184师已南下渡过大渡河，进抵石棉及其以南地区，与第44师共同完成了对西昌敌人的包围。西昌城四面楚歌，胡宗南、贺国光等于26日晚9时许乘飞机逃离西昌。27日5时许，王立君和第132团的战友从西昌城西面迂回，首先攻占了西昌飞机场，随后进入西昌城内。西昌宣告解放。 面对着解放军的强大攻势，继胡宗南等乘飞机逃离西昌后，胡宗南部参谋长罗列带领西昌残敌向北经泸沽逃往冕山镇，企图从冕山、冕宁逃往木里，再到藏区。为消灭残敌，第132团没有在西昌停留，一路向北，追击逃跑中的敌人。27日夜，第132团到达冕山镇。
在冕山镇，王立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从太行山到大凉山，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定格在了大凉山中
冕山镇位于孙水河及其支流深沟河的交汇处，是成都到西昌、达昆明的古“南方丝绸之路要冲之途”。古代各王朝大军进军云南，多经过此处。其附近的登相营，据说是诸葛亮南征时军队驻扎之处，诸葛亮登上此地检查军情，因此得名。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时，左权、刘亚楼率领的佯动部队经冕山镇北上。著名的刘伯承和小叶丹“彝海结盟”的故事发生地也离此不远。
在冕山鎮，王立君和战友们并未遇到敌军的抵抗。因为西昌残敌已在27日下午从此路过逃往甘相营、鸡窑沟一带。第132团大部分在西门外宿营，少部分进入了冕山镇内。意外就在此时发生了。
就在第132团占领冕山镇时，第184师552团也到了冕山镇外。第552团是从越西、甘相营方向南下过来的，路上正好与逃往甘相营、鸡窑沟方向的国民党残兵错过。当他们28日凌晨到达冕山镇时，遇到了先期到达的第132团。他们都把对方当成国民党军，一场历时近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打响了。王立君在这场误会战中牺牲。这时，他的职务是第132团2营4连指导员。
关于这场误会战的经过，解放军一些战史上都未提及，只提到第132团和第552团在冕山镇胜利会师。《冕宁文史资料》第4辑曾刊登过马文中的《西昌战役解放军冕山误会战采访记》，对此有过详细的记述。马文中采访的对象中，一位是当年经历过冕山战斗的第184师特务连电话排的战士刘金祥。刘金祥回忆说：
1950年过了年剿匪，剿匪后部队集中在邛崃，发起西昌战役，便从邛崃出发。翻越大相岭后从富林（今汉源县城）过大渡河大水堡（今大树），到越西。
到越西，我从电话班调到摇机班（无线电班），发电与从云南北进的二野联系，约定三天后打到西昌会师。会师的口令是“火车”“大米”。我们在越西休息一天，没有接到二野的回电，第二天天黑时进抵冕山北。
大约12点过，一野的尖兵连抵达冕山城东门。二野部队已先占城区，问口令，一野尖兵连长传令请指导员上来——我们行军，一般情况下，连长在前，指导员在后。
因在越西联络是三天后在西昌会师，没有想到在这里相遇。指导员尚未到，对方连问三声口令我们这边没回答，便开了枪。指导员传令将冕山城包围起来，同时向后面的部队传令有情况。当时卫队还在登相营，距冕山20多里，接令后个把小时赶到。
我们一方，连攻三次才攻入城。第二次攻入在肉搏中被对方捉住一个我方的人，是四川起义部队来的新兵，因有番号不能对外的保密纪律，对方盘问，不敢说。还有就是二野战士穿得好，一色洋布衣服，整齐;一野穿的是土布，不整齐，被看成是国民党的杂牌军。第三次攻入被对方捉住我方一山西籍老战士。对方盘问：“你是啥部队？我们优待俘虏。”回答：“我是解放军，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问：“你是解放军有啥标记？”答：“有帽徽、牌子。”对方用手摸，帽上有红星，胸前有牌子，又找老乡家的灯来照，随即打三发信号弹，再用军号联络。这个时候，天已亮了。
双方抱头大哭。二野的说，他们想，淮海战役都没遇到这样的硬仗，是啥部队？一野的说，我们想，在山西与阎锡山的光胴胴大刀队拼刺刀，也没这样厉害，哪个想到是自家人啊！
马文中还采访了当时冕山镇和民村60岁的老人徐思载。徐思载回忆说：
胡宗南的兵早上过起，下午过完。那时的大路就是从（冕山镇）西门进来，从东门出去。他们没有去登相营方向，而是跑到甘相营、鸡窑沟去了，躲开了一野的部队。
二野部队上来多数住在城西门外，一部分可能是夜里进城，但没有住老乡家。一野来时只到冕山城约两公里的毛毛石。
一野的3个尖兵来到城东门喊开城门，口令答不上，被打死，后面的两个尖兵甩手榴弹，把城内的打死两人，就打起来了。一野的从东门进攻，二野的在城内守。……最后是双方的人抱起按（肉搏），摸到五角星帽徽才知道是自己人。两边的团长、干部、战士抱头痛哭，说是过雪山草地没有牺牲的都在这里牺牲了。
池永光当时在第44师前线指挥部。他回忆说：
到司令部即到电台房内同首长一起，听取前线阵地报话。我到泸沽的团，其先头部队于今日凌晨追赶胡宗南总部到铁厂，沿途发现不少踪迹，又听到不少的机炮声。该团要求师部调机炮支援。来话：前进即是“灵关道”新桥;来话：接近冕山敌人;来话：敌人盘踞冕山城垣，敌人火力封锁，黑暗中双方越打越猛，我方机炮未跟上，双方形成肉搏。城上城下展开互抓耳目舌头。这时，不但前线阵地紧急，首长和同志们都非常紧张。后来得知，战斗中我方有被拉上城墙的，对方也有被打下城墙的。其中我方一位副连长被拖上城墙。对方手触帽徽，发现是刺手的五角星，当即拉到指挥员面前去问：你是什么人？反问：你们是胡宗南哪一部分？对方答：人民解放军。用手电一照，两人马上拥抱一团。团指挥员立即用号联系，双方停火，信号弹不断发射，照亮冕山三角河上空。当即手电筒和灯火四起，到处呼喊着同志。这次阴差阳错的误会战，双方牺牲的有三十多个。在后来会师大会的当天，团级以上的指挥员，集会悼念这些牺牲的烈士，相互抱头痛哭一堂。
通过两位当年现场的经历者及池永光的叙述，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年这场遭遇战的激烈。他们的回忆有所差异，比如哪一支部队先进城、牺牲了多少人等。特别是关于牺牲的人数，刘金祥说“死了50多人，挂彩200多人”，池永光说“有三十多个”，喜德县烈士陵园则为17名。这里以喜德县烈士陵园的数字为准。 第552团的前身是山西省平遥县游击队，后改编为太岳军区第18军分区43团，1948年8月改编为华北军区第15纵队43旅129团，1949年3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184师552团。第132团的前身是成立于河南省辉县的第48团。两支从山西、河南相邻出发征战的部队，第552团挺进大西北，进军大西南;第132团征战东南地，迂回大西南，最后在冕山镇相遇，却发生了一场不该发生的战斗，牺牲了一些久经沙场的官兵，怎不令人痛惜？
为什么会发生这次误会战，马文中分析后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两军会师地变动，不期而遇。原定会师西昌，却在西昌北边60多公里的冕山镇相遇，双方都没有思想准备，从而未及时联系。
二、隐蔽的山地地形，靠近才能进入视野。顺深沟河右侧沿冕山东麓南来之路，在这里向西转呈丁字形，冕山镇便坐落在丁字形的冕山脚下。隐蔽的地形，未能提前观察到对方。
三、两股逃敌，在南北部队夹击下，会合后改变逃跑方向，从侧面溜走。敌第335师及第69军残部从越西逃至冕山鎮，与西昌北逃之敌会合后，因南有第132团的追击，北有第552团的追击，无路可逃，只好向东甘相营彝族区逃遁。南北两路部队在快速追击逃敌中，都认为是追上了敌人。
众多因素的巧合，致使这场误会战发生。这样，从太行山到大凉山，从河南省林县出发，先后转战于皖、苏、闽、赣、粤、桂、贵、云、川等省的王立君生命的最后时刻，定格在了四川省喜德县冕山镇。
在林县政府的劝说下，王振朝打消了到西昌运送儿子遗体回老家的念头
1950年4月7日西昌战役结束后，西南军区命令第15军主力开赴川南剿匪。4月26日，第44师从西昌出发，于5月中旬到达宜宾，任务是配合宜宾军分区，消灭岷江以西、金沙江以南的顽匪。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29日，在西南军区研究抽调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会议上，第15军军长秦基伟主动请缨参战。1951年1月7日，第44师从宜宾乘船，沿江而下，至武汉上岸，然后换车于2月7日到达河北高邑。3月16日，第44师从高邑出发，奔赴朝鲜战场。
王立君牺牲的消息是部队派人到家中告知的。据王立君的家人回忆，王立君所在部队派人来到村中，告知了王立君牺牲的消息。来人说是从安阳下车过来的，并给了王立君父亲王振朝一张字条，字条上写道：王立君于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九号于冕山县战斗牺牲，埋于西康省冕山县泸沽北。
戎马倥偬，不免有错。在这张字条中，“二十九日”应为28日，喜德县志上记载冕山战斗的时间为28日。“冕山县”应为冕宁县，1950年冕山镇归属于冕宁县。“泸沽北”应为冕山北，泸沽镇是西昌通往冕山镇的必经之路，冕山镇在泸沽镇东北边。喜德县烈士陵园的碑文上误写为“二月”。
从时间上推断，第132团派人到王立君家中的时间应是1951年2月到达高邑以后。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王振朝十分悲痛。他强抑着失去儿子的悲痛心情，向部队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到冕山镇把儿子的遗体运回林县安葬。出于对一位失去儿子的老人心灵上的安慰，来人答应向部队首长反映这个要求。其实，他们心里明白，林县到西昌，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且西昌刚解放，又是多民族聚集区，匪患严重，要把王立君的遗体运回林县，几无可能。他们回去后向第132团的领导进行了汇报。第132团领导研究后，于3月8日以“人民解放军第一三二团”的名义给林县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政府出面安慰老人，阻止老人的西昌之行。信中写道：
林县政府：
兹有贵县烈属王振朝欲至西康省起葬，山高路远，中途还须经过少数民族区，困难甚多，希尽量说服之。若非去不可，请政府根据情况，给予适当的帮助为荷。
林县政府派人把这封信送到了王振朝老人手中，并最终劝说他打消了西昌之行的念头。这封信被王立君的妻子保存至今。
3月9日，第132团为王立君的家人颁发了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革命烈士证明书”。“烈士证明书”中写道：
兹证明王立均烈士系一九四六年七月 参加本军，曾在一三二团四连任指导员职务，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廿九日西康冕宁在冕山战斗牺牲。……
在烈士证书中，“王立均”应为王立君。参军时间有误，应为1946年6月。1947年5月21日，林县政府发给王立君家人的“军属证明书”中，写明王立君参军时间是1946年6月10日。
王立君牺牲后，同其他烈士一起被安葬在冕山镇北，每位烈士的墓前都立着写有名字的木牌。1953年2月，喜德县成立，冕山镇划归喜德县管辖。1959年，喜德县把在冕山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全部迁至烈士陵园安葬。1950年到1959年，喜德县一直处于剿匪及民主改革的动荡中。1959年迁葬时，冕山镇北烈士墓前的木牌已不存在，17位烈士的名字未能保存下来，就把他们合葬在了一起。关于17位烈士失名的原因，喜德县烈士陵园的《修缮革命烈士纪念碑之祭》中说明了原因：因战事紧张，部队同地方衔接失误造成烈士姓名遗漏而成为无名英雄。除这17位外，喜德县烈士陵园还有在其他战斗中牺牲而失名的15位烈士。
2015年8月25日，王立君的儿子带着家人，凭着烈士证上的记载，驾车从太行山来到大凉山，在时隔65年后，第一次进行了祭拜。据陪同的喜德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说，他们是这17位烈士家属中，第一家前来祭拜的。而其他16位烈士的家乡、亲人身处何地，当时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