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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四川省加强人居环境整治，突出“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首先，基于四川省人居环境整治的现状，认为污水排放整治、厕所革命、生活垃圾处理和安全饮用水等工作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其次，深刻分析后认为：资金缺口大、项目推进方法及参与主体单一、自由裁量導致项目不平衡推进等制约了人居环境整治的效果。最后，拟从整合政策资金、促进项目推进方法及参与主体多元化、严格落实监督机制助推项目均衡推进等三个方面提出人居环境整治的创新路径。
关 键 词：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人居环境整治
中图分类号：C934 文献标志码：A
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四川省人居环境整治的现状
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四川省将重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村庄清洁、厕所革命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五大行动;重点突出“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重点加强“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清洁农村水源水体、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改造农村户用厕所和公厕、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不断提升村容村貌”的三清两改一提升工作。
当前，如表1所示，尽管四川省人居环境整治的“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尽管在持续的推进中，但是其现状距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距离，资金、人才、技术的投入力度和幅度需要继续加大。
第一，由于污水排放系统缺乏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和污水排放的管理薄弱，四川省污水排放整治的平均处理率只有20%。
第二，由于公厕数量少、旱厕数量多、缺乏公厕维护和管理人员。厕所革命面临“无厕可如”、“有厕难如”和“如厕难受”等问题的交织并存。
第三，由于垃圾池数量不够、未实现垃圾的分类处理、村民环境保护意识不足。根据有关数据的测算，四川省农村居民日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大约为0.86公斤，由于垃圾池数量不够，很多村庄面临“垃圾山”、“垃圾围村”、“垃圾围坝”。
第四，由于缺少安全饮用水的供水设施、供水的水质存在不达标问题。仅凉山州一地，就有50余万贫困群众没有安全饮用水的保障。
与东部地区浙江省相比，浙江省自2008年开始，为整治全省的人居环境，抓紧抓好“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新建100个乡镇级污水集中处理厂，截至2012年，浙江省就已经实现所有乡镇污水集中处理厂的全覆盖。截至2014年，浙江省农村生活垃圾实现集中收集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约为97%、农民户用卫生改厕实现无害化的行政村比例约为80%[1]。可见，两省之间的差距较明显，浙江省的人居环境整治速度和成果都要优于四川省（见表1）。
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四川省人居环境整治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缺口大导致长效维护困难
“政府投资少和政府扶持力度弱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问题的主要原因，此外，资金缺口大也会导致建得起、用不起、用得起、修不起的长效维护困难问题”[7]。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例如成都市，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的长效维护和资金投入就不成问题。但是在深度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人居环境整治的资金缺口就较大，以每个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100万元计算，阿坝州和甘孜州仅人居环境整治资金就需要13.54亿元（阿坝州有1354个行政村）和26.79亿元（甘孜州有2679个行政村），而2018年，阿坝州GPD为306.67亿元、甘孜州GDP为293.08亿元，也就意味着仅人居环境整治一项，就要花费阿坝州GDP的4.4%和甘孜州GDP的9.1%。在前期人居环境整治的基础设施建成以后，每年的基础设施维护及运行管理费用大概是建设费用的20%[5]，这就意味着阿坝州和甘孜州每年的维护和运营管理费用为2.708亿元和5.358亿元。较大的资金缺口，使得阿坝州、甘孜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难以支付建设费用和维护费用，长效维护困难。
（二）项目推进方法及参与主体单一
1.项目推进方法较单一
“村组干部为代表的一线政策执行者，存在推进方法单一、使用行政手段、搞一刀切来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8]。四川省农村情况各异，地形地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风俗文化上的差异和影响是主要原因。以厕所革命为例，甘孜州和阿坝州因为海拔高、气温低的特点，农村户用厕所需要设计成耐低温的，而凉山州干旱缺水的特征，就不太适宜使用冲水式厕所。然而，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有的地方存在运动式的人居环境整治，乡镇、村组干部使用行政手段，出现“先入为主”和“一刀切”现象，甘孜州使用的是不耐低温的厕所，凉山州使用的是冲水式厕所，没有尊重当地实际，降低了人居环境整治的效果。
2.项目推进参与主体较单一
“传统的人居环境整治问题往往是由贫困导致的，由于缺少集体经济、人均纯收入较低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较为单一”[9]。贫困人口因无力支付人居环境整治中需要自己承担的那一部分支出，往往会寄希望于政府。一方面，贫困群众参与主动性不高。由于其陷入贫困，需要集中精力脱贫，难以承担人居环境的整治和改善费用。另一方面，乡镇、村组干部没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和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群众的积极性。有的地方经济较为发达，以成都市为例，成都有能力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但还是要调动有能力、有资金、有技术的社会力量和群众，因为四川的深度贫困地区资金、技术和人才缺口较大。
（三）自由裁量导致项目不平衡推进
“有些地区和部门在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执行，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不执行，甚至出现与政策初衷相反的结果”[10]。四川省在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受项目推进负责人自由裁量权影响而出现选择性执行的现象。一方面，从纵向上来看，项目推进负责人的自由裁量权会导致人居环境整治的侧重点不同。有的地方“同村通组道路硬化、日常生活垃圾收集和运输整治的比例为90%;安全饮用水管道铺设、安装照明路灯、河道清淤整治的比例为80%;建污水收集管网、建污水处理厂进行整治的比例为65.6%、开展街道绿化工程整治的比例为66.7%”[11]，而农民户用无害化卫生改厕的重视程度就明显小于日常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另一方面，从横向上来看，项目推进负责人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人居环境整治的资金投入力度和幅度也不同。据有关数据统计，以人均排水设施的财政性资金支出为例，存在区别对待现象，城市人均排水设施的财政性资金支出为（175元/人）、乡镇则为（104元/人）、而农村仅为（13.7元/人）[5]，已经明显地拉开了城乡之间距离。这都将导致四川省的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呈现不平衡推进，也不利于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 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四川省人居环境整治的创新路径
新时代，有过城市生活的农民和新生代的农民对人居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品质，这就要求四川省创新人居环境整治路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人居环境的向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如表2所示，四川省将抓紧抓好“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整合政策资金助推项目长效维护管理
资金的短缺将会是制约四川省人居环境整治效果的最主要因素。“以日处理30吨的微动力污水处理设施为例，每月的用电量大约是900-1300千瓦时”[5]，如果将四川省泸州市一般工业用电价0.8294元/千瓦时作为参考，一个日处理30吨的微动力污水处理设施每月需要的电费下限为746.46元，上限为1078.22元，以此类推，每年需要的电费下限为8957.52元，上限为12938.64元。可见，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前期建成以后，后期使用和长效维护管理费用对于深度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而言是一笔较大的支出。基于此，国务院和四川省都制定并出台了促进人居环境整治的政策，如表1所示，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四川省人居环境整治提供了坚实的执行保障。四川省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整合国务院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战略和四川省“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的政策资金，发挥资金的集聚效应，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助推污水治理、生活垃圾处理、厕所革命等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的前期建设，尤其是建成后的长效维护和管理，让四川省各族群众不再受垃圾包围、不再受污水困扰、不再出现上厕所难受的现象。
（二）促進项目推进方法及参与主体多元化
四川省在抓紧抓好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过程中，要促进项目推进方法及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一方面，促进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推进方法的多元化。变运动式推进为引导式推进策略。以甘孜州白玉县为例，该县在新修的旅游厕所建成以后，选聘的厕所管理员就是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对建档立卡的贫困群众进行系统的培训以后，让其上岗担任旅游厕所的管理员，不再是以前的随意摊派和任意指定。每个月给予厕所管理员1000元的工资，仅2018年，就解决了10名贫困群众的就业和增收问题[19]。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应该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建设者和成果享受者”。广安市邓小平故居管理局采用景区厕所外包运营的模式，每年仅需支付40万元的厕所管理费[25]，就可以将专业化的社会力量通过公开招标选聘的方法吸纳进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中来，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甘孜州白玉县和广安市邓小平故居管理局的经验证明，“政府+社会力量+人民群众”三者结合的模式实现了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推进方法和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了一个科学、合理的人居环境整治体系。
（三）严格落实监督机制助推项目均衡推进
政策执行效果的高低，往往取决于政策执行者，而政策执行者往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掺杂个人的偏好和意志。只有在监督机制的助推下，严格落实人居环境整治的责任制，就可以减少自由裁量权对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推进的消极影响，就可以保证四川省各地按照当地实际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居环境整治项目，避免出现“一刀切”、大拆大建、照抄照搬现象。以厕所革命为例，应始终“宜水则水、宜旱则旱、宜分户则分户、宜集中则集中”的基本原则，也要使用高科技手段，客服阿坝州、甘孜州高原低温和凉山州缺水的特征。基于此，只有严格落实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厕所革命、安全饮用水管网建设、河道清淤、通村通组道路硬化、村容村貌清洁等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的监督机制，才能提高四川省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均衡推进的效率，最终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与人居环境整治供给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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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人居环境整治
中图分类号：C934 文献标志码：A
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四川省人居环境整治的现状
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四川省将重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村庄清洁、厕所革命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五大行动;重点突出“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重点加强“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清洁农村水源水体、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改造农村户用厕所和公厕、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不断提升村容村貌”的三清两改一提升工作。
当前，如表1所示，尽管四川省人居环境整治的“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尽管在持续的推进中，但是其现状距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距离，资金、人才、技术的投入力度和幅度需要继续加大。
第一，由于污水排放系统缺乏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和污水排放的管理薄弱，四川省污水排放整治的平均处理率只有20%。
第二，由于公厕数量少、旱厕数量多、缺乏公厕维护和管理人员。厕所革命面临“无厕可如”、“有厕难如”和“如厕难受”等问题的交织并存。
第三，由于垃圾池数量不够、未实现垃圾的分类处理、村民环境保护意识不足。根据有关数据的测算，四川省农村居民日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大约为0.86公斤，由于垃圾池数量不够，很多村庄面临“垃圾山”、“垃圾围村”、“垃圾围坝”。
第四，由于缺少安全饮用水的供水设施、供水的水质存在不达标问题。仅凉山州一地，就有50余万贫困群众没有安全饮用水的保障。
与东部地区浙江省相比，浙江省自2008年开始，为整治全省的人居环境，抓紧抓好“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新建100个乡镇级污水集中处理厂，截至2012年，浙江省就已经实现所有乡镇污水集中处理厂的全覆盖。截至2014年，浙江省农村生活垃圾实现集中收集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约为97%、农民户用卫生改厕实现无害化的行政村比例约为80%[1]。可见，两省之间的差距较明显，浙江省的人居环境整治速度和成果都要优于四川省（见表1）。
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四川省人居环境整治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缺口大导致长效维护困难
“政府投资少和政府扶持力度弱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问题的主要原因，此外，资金缺口大也会导致建得起、用不起、用得起、修不起的长效维护困难问题”[7]。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例如成都市，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的长效维护和资金投入就不成问题。但是在深度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人居环境整治的资金缺口就较大，以每个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100万元计算，阿坝州和甘孜州仅人居环境整治资金就需要13.54亿元（阿坝州有1354个行政村）和26.79亿元（甘孜州有2679个行政村），而2018年，阿坝州GPD为306.67亿元、甘孜州GDP为293.08亿元，也就意味着仅人居环境整治一项，就要花费阿坝州GDP的4.4%和甘孜州GDP的9.1%。在前期人居环境整治的基础设施建成以后，每年的基础设施维护及运行管理费用大概是建设费用的20%[5]，这就意味着阿坝州和甘孜州每年的维护和运营管理费用为2.708亿元和5.358亿元。较大的资金缺口，使得阿坝州、甘孜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难以支付建设费用和维护费用，长效维护困难。
（二）项目推进方法及参与主体单一
1.项目推进方法较单一
“村组干部为代表的一线政策执行者，存在推进方法单一、使用行政手段、搞一刀切来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8]。四川省农村情况各异，地形地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风俗文化上的差异和影响是主要原因。以厕所革命为例，甘孜州和阿坝州因为海拔高、气温低的特点，农村户用厕所需要设计成耐低温的，而凉山州干旱缺水的特征，就不太适宜使用冲水式厕所。然而，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有的地方存在运动式的人居环境整治，乡镇、村组干部使用行政手段，出现“先入为主”和“一刀切”现象，甘孜州使用的是不耐低温的厕所，凉山州使用的是冲水式厕所，没有尊重当地实际，降低了人居环境整治的效果。
2.项目推进参与主体较单一
“传统的人居环境整治问题往往是由贫困导致的，由于缺少集体经济、人均纯收入较低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较为单一”[9]。贫困人口因无力支付人居环境整治中需要自己承担的那一部分支出，往往会寄希望于政府。一方面，贫困群众参与主动性不高。由于其陷入贫困，需要集中精力脱贫，难以承担人居环境的整治和改善费用。另一方面，乡镇、村组干部没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和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群众的积极性。有的地方经济较为发达，以成都市为例，成都有能力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但还是要调动有能力、有资金、有技术的社会力量和群众，因为四川的深度贫困地区资金、技术和人才缺口较大。
（三）自由裁量导致项目不平衡推进
“有些地区和部门在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执行，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不执行，甚至出现与政策初衷相反的结果”[10]。四川省在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受项目推进负责人自由裁量权影响而出现选择性执行的现象。一方面，从纵向上来看，项目推进负责人的自由裁量权会导致人居环境整治的侧重点不同。有的地方“同村通组道路硬化、日常生活垃圾收集和运输整治的比例为90%;安全饮用水管道铺设、安装照明路灯、河道清淤整治的比例为80%;建污水收集管网、建污水处理厂进行整治的比例为65.6%、开展街道绿化工程整治的比例为66.7%”[11]，而农民户用无害化卫生改厕的重视程度就明显小于日常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另一方面，从横向上来看，项目推进负责人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人居环境整治的资金投入力度和幅度也不同。据有关数据统计，以人均排水设施的财政性资金支出为例，存在区别对待现象，城市人均排水设施的财政性资金支出为（175元/人）、乡镇则为（104元/人）、而农村仅为（13.7元/人）[5]，已经明显地拉开了城乡之间距离。这都将导致四川省的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呈现不平衡推进，也不利于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 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四川省人居环境整治的创新路径
新时代，有过城市生活的农民和新生代的农民对人居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品质，这就要求四川省创新人居环境整治路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人居环境的向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如表2所示，四川省将抓紧抓好“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整合政策资金助推项目长效维护管理
资金的短缺将会是制约四川省人居环境整治效果的最主要因素。“以日处理30吨的微动力污水处理设施为例，每月的用电量大约是900-1300千瓦时”[5]，如果将四川省泸州市一般工业用电价0.8294元/千瓦时作为参考，一个日处理30吨的微动力污水处理设施每月需要的电费下限为746.46元，上限为1078.22元，以此类推，每年需要的电费下限为8957.52元，上限为12938.64元。可见，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前期建成以后，后期使用和长效维护管理费用对于深度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而言是一笔较大的支出。基于此，国务院和四川省都制定并出台了促进人居环境整治的政策，如表1所示，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四川省人居环境整治提供了坚实的执行保障。四川省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整合国务院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战略和四川省“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的政策资金，发挥资金的集聚效应，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助推污水治理、生活垃圾处理、厕所革命等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的前期建设，尤其是建成后的长效维护和管理，让四川省各族群众不再受垃圾包围、不再受污水困扰、不再出现上厕所难受的现象。
（二）促進项目推进方法及参与主体多元化
四川省在抓紧抓好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过程中，要促进项目推进方法及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一方面，促进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推进方法的多元化。变运动式推进为引导式推进策略。以甘孜州白玉县为例，该县在新修的旅游厕所建成以后，选聘的厕所管理员就是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对建档立卡的贫困群众进行系统的培训以后，让其上岗担任旅游厕所的管理员，不再是以前的随意摊派和任意指定。每个月给予厕所管理员1000元的工资，仅2018年，就解决了10名贫困群众的就业和增收问题[19]。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应该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建设者和成果享受者”。广安市邓小平故居管理局采用景区厕所外包运营的模式，每年仅需支付40万元的厕所管理费[25]，就可以将专业化的社会力量通过公开招标选聘的方法吸纳进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中来，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甘孜州白玉县和广安市邓小平故居管理局的经验证明，“政府+社会力量+人民群众”三者结合的模式实现了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推进方法和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了一个科学、合理的人居环境整治体系。
（三）严格落实监督机制助推项目均衡推进
政策执行效果的高低，往往取决于政策执行者，而政策执行者往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掺杂个人的偏好和意志。只有在监督机制的助推下，严格落实人居环境整治的责任制，就可以减少自由裁量权对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推进的消极影响，就可以保证四川省各地按照当地实际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居环境整治项目，避免出现“一刀切”、大拆大建、照抄照搬现象。以厕所革命为例，应始终“宜水则水、宜旱则旱、宜分户则分户、宜集中则集中”的基本原则，也要使用高科技手段，客服阿坝州、甘孜州高原低温和凉山州缺水的特征。基于此，只有严格落实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厕所革命、安全饮用水管网建设、河道清淤、通村通组道路硬化、村容村貌清洁等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的监督机制，才能提高四川省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均衡推进的效率，最终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与人居环境整治供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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