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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美国纽约的蓝登书屋策划出版了一套“现代图书馆”丛书。该丛书致力于将古今最伟大的思想著述纳入美国家庭的书房，其中有一本《孔子的智慧》，被认为是当代美国人认识孔子思想的最佳读物。书的作者即林语堂。
书中有一组重要人物简介。在与孔子相关的18位古代人物中，第17位显得尤为特别，原版直译过来为“南子皇后—— 一个声名狼藉、浪荡放肆的美丽皇后，卫灵公的妻子”。林语堂在此书中，大量引用 《史记》 《论语》 《礼记》 中的原文，来引述孔子生平及其思想，而没有过多地加以发挥。
世事往往犬牙交错，东边日出西边雨。在美国畅销一时的 《孔子的智慧》，在国内并没有什么市场。因为对林语堂引录的那些经典原文，多半有国学底子的旧式文人，从小就能背诵出来，如今还要用洋文转译过来，不是多此一举吗？而那些喝过“洋墨水”的摩登青年，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吃人礼教”，就更不可能在家中供奉一所英文版的夫子庙了。
在国内，林语堂关于孔子的剧本 《子见南子》远比 《孔子的智慧》 更为畅销。1936年10月，商务印书馆将这个剧本转译为英文出版发行，和林语堂的其它小品文合为一集，题为 《子见南子及英文小品文集》。每本三块大洋的高昂售价，却令人们趋之若鹜，慷慨解囊，迅即抢购一空。到1941年4月，上海某出版社更直接将林语堂的 《子见南子》 与曹禺的 《雷雨》、田汉的 《湖上的悲剧》 合编为 《英译中国三大名剧》，并称：“本书所选三大名剧，系二十年来新文学运动中最成功的作品，原著者曹禺、林语堂、田汉，俱为中国文坛巨子，声誉远达海外，所选三剧皆曾震动全国文坛，拥有数百万观众及读者，足证此三大剧本之价值。”
《孔子的智慧》 是林语堂用英文写成的一部著述，他生前并没有将其翻译为中文；而 《子见南子》 这个剧本，林语堂最初是用中文写成，到1936年时再英译出版。一边是在美国家庭的书房里，用英文介绍孔子的生平及其思想；一边是在中国青年的书架上，用中英双语讲述孔子戏剧性的逸事。这一事件在1930年代的中国，本来就极富戏剧性。
一句话，一出戏
“子见南子”的故事出自《论语·雍也》，原文只有两句话：“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对于这一句话，历代研究 《论语》 的学者都曾作过注释，无非是从史实与礼法角度进行阐述。
后世對“子见南子”的种种评论与想象，大都以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为准。即孔子确实去谒见过南子，至于这个过程是否符合礼法，在司马迁的白描手法中是被悬置起来的。譬如“圣人是否可以见淫妇”“圣人是否可以谒见君王之妻”等，皆不在司马迁的讨论范围之内：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缪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
根据这段叙述，林语堂再行扩写，将其编写为一部万余字的剧本。作为需要扩充大量对白、情节、表演程式的剧本，《论语》中的一句话要变成一出戏，当然需要添加必要的想象与虚构。实际上，即使是 《史记》 中扩写出来的内容，有多少真实性和可信度，历来也是争执不休的。故林语堂这个剧本一出版，招致的麻烦就远不是学术争论那么简单了。
1928年11月，《奔流》 杂志上刊出了林语堂的 《子见南子》 剧本，这是中国第一部将孔子形象编入话剧的剧本，也是林语堂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剧本。在 《子见南子》 中，孔子既不是高高在上，供奉在庙堂中的圣人形象；也不是头脑冬烘，必须打倒而后快的老古板。林语堂赋予了孔子鲜活的气息，让还在编 《历代尊孔记》 的老夫子们大跌眼镜，也让高呼“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新潮青年们眼前一亮。
在“接待室”里等候南子到来之前，孔子与一个总是打断他说话的蘧伯玉，上演了一出开胃酒式的“对手戏”：
蘧伯玉（感觉烦厌）：子路什么时候来？
孔丘：阿由？他总是迟到的……但是他也总是道歉的。你不能怪他。
蘧伯玉：怪他做甚！我想这件事由他及弥子拉拢，加以先生的盛德令名，必定会成功的。
孔丘：（肃然起敬，忙答） 哪里，哪里。君子惟求行道而已，余者都不在乎……
蘧伯玉：（似乎不听见）听说奉粟四万—— 不，六万，跟先生在鲁时一样？
孔丘：全不在乎，全不在乎！这不过表示……呃……相当的—— 敬意。君子—— 迎之致敬有礼则就，礼衰则去。全不在乎……相当的……我本来无可无不可。
蘧伯玉：这是当然！不过我们都不是匏瓜（孔丘瞟蘧伯玉一眼）焉能繋而不食？（两人都现微笑）我是喜欢说老实话的。而且我想—— （手指侍者喝着），端茶……
从林语堂的角色安排来看，孔子与蘧伯玉似是来“应聘”的。首先，蘧老以孔子弟子迟到为话头，既让孔子觉得难堪，又顺便显示他知道内幕。在孔子表示出君子风度时，话还没说完，蘧老立即打断，又聊起了年薪。当孔子想再次表示出满不在乎时，已经有点力不从心，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后，干脆表明自己“本来无可无不可”。蘧老接下来的理论是，应当争取高薪，并声明自己是“喜欢说老实话的”。
后来，当迟到的子路告知孔子，已落实了年薪六万的待遇，孔子那一套“无可无不可”的理论再次搬上前台。剧中的台词是：“君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像伯夷叔齐一定不做官固然拘泥太甚，一定要做官，也可以不必。有礼则就，礼衰则去。我无可无不可。”蘧伯玉对孔子的这套理论心领神会，并深为认可这套官场哲学。面对师徒二人—— 主张做官的子路和不紧不慢、无可无不可的孔子，剧中安排蘧老以喃喃自语的方式评价：“一个主张做官的，却不懂得做官。一个懂得做官的，却主张不一定要做官。” 其实，“无可无不可”说的不仅仅是孔子的处世策略，后来历代尊孔者无不将这一理论发挥到极致。朱熹就认为，孔子思想的最高点就是“中庸”，学习孔子应先看 《论语》 《大学》，到达一定境界之后，才能看 《中庸》。境界达不到“中庸”的，就只能用“礼法”“理”来进行引导，所以后来才出现了让现代人痛恨的“存天理，灭人欲”之主张。
但“中庸”的境界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无可无不可”更容易把人引上放纵自己、随心所欲的境地。从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开始，就已有人主张孔子思想中的“自由”成分，到了明代晚期，由于王阳明将“无可无不可”的思想推向顶点，孔子思想出现了空前的改造，崇尚心灵自由、自我实现的“心学”开始占据这一时代的思想舞台。
清代以来，“心学”体系经过晚明的剥洗与清代前期的打压，已经完全趋于湮没。孔子思想开始向格式化方向发展，千篇一律的讲章、不厌其烦的字词解释，“四书五经”成为约束知识分子思想和行为的工具。
在经历了以失败告终的社会改革和帝制的溃败后，在“疑古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夹击中，进入20世纪上半叶的孔子思想，面临着国人非此即彼的选择。一方面是要打倒，不破不立；一方面是要坚决保住国粹，砸孔庙和祭孔大典交替上演。在这种情势下，林语堂的 《子见南子》 抛出来，意欲何为？这是时人需要费心琢磨和慎重判断的事情。
“集外集拾遗”
1929年8月21日，鲁迅编写了一篇 《关于“子见南子”》 的文章，发表于当年的 《语丝》 周刊。在《子见南子》 剧本发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鲁迅即撰文评论，应该是有某种特别的参考价值罢。可读原文，这完全是由11篇各类呈文、函件、政府批文等共同汇编而成的资料集，没有丝毫的杂文笔法掺杂其间。这或许即为此文没有编入鲁迅杂文集的原因，只是归入了“集外集拾遗”，聊供备忘而已。
实际上，这份“拾遗”成为了《子见南子》 剧本风波的历史存照。
原来，《子见南子》剧本在 《奔流》月刊刊出后，立刻引起了轰动，不仅杂志被沪上读者抢购一空，还引发各地新式学堂争相排演此剧。就连位于孔子家乡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师生们也不例外。毕业于北大的宋还吾时任山东二师校长，选择了在圣地—— 孔子故里让在校师生排演新剧，这一举动无疑将激起轩然大波。
1929年6月8日，《子见南子》 在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大礼堂上演。果不其然，演出遭到了曲阜孔氏60户族人的集体投诉，他们联名向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呈状，控告宋還吾和山东二师。
在这一纸呈状中，可见孔氏后人对新式学堂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极度不满。在他们看来，《子见南子》 完全颠覆了国人记忆中的“圣人”形象，“诲淫诲盗”的戏剧主旨，“凡有血气，孰无祖先？目见耳闻，难再忍受”。
呈状中更穿插了对两项“重罪”的检举。一是对国际友人的轻蔑；一是对国家官员的不敬，且两个事件皆因学校辱孔而起。对于先祖孔子，后人们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孔子在今日，应如何处置，系属全国的重大问题。”而对于演出的始作俑者，后人们则建议：“迅将该校长宋还吾查明严办，昭示大众。”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接下来，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集体请愿、报刊转载等，宋校长据理力争，孔家后人也穷追猛打。经过两个月的激烈交锋，宋校长终于还是败下阵来。
从国民政府教育部当时的相关规定来看，宋校长的行为的确是“顶风作案”。当局曾规定每年8月27日孔子诞生这一天为全国纪念日，所有学校停课开展纪念活动。“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也罢，“息事宁人”之举也罢，怎么看待孔子，是圣人还是凡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在那个新旧文人交替，又多有“文化偏执症”的年代，这样的公案仅是冰山一角。
幸运的是，剧本的原作者林语堂躲过了一劫。毕竟，没有做官的林语堂可以不受约束，在这一点上，他始终是“无可无不可的”。在他看来，《子见南子》只不过是将孔子的幽默精神提炼了一点出来，让那些只让孔子做圣人，不让孔子做人的尊孔者见识一下。
这场官司本身或许是不适宜幽默的，而官司的过程却是相当具有幽默精神的。宋校长、蒋部长与孔氏后人之间的那一场戏剧，不正是另一部活生生的 《子见南子》 吗？
但当年编撰 《关于“子见南子”》 的鲁迅，之后却跟林语堂闹翻了。这或者，又可以作为另一种“集外集再拾遗”罢。
鲁迅与林语堂的论争
1929年8月28日，鲁迅日记载：“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同日，林语堂在日记写下：“此人已成神经病。”
根据鲁迅所述，当天的大致情形为：“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即所谓“南云楼风波”，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次风波后，鲁、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决裂。
郁达夫在 《回忆鲁迅》 中称，这是“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据郁的描述，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林语堂也起身申辩，气氛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当天，林语堂在日记中也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两人究竟有怎样的误解？由于日记的简短，还是语焉不详。
直到林语堂在多年后作 《忆鲁迅》 一文时，真相才浮出水面：“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而在这场风波发生的一个星期前，鲁迅的《关于“子见南子”》，多少还是有点力挺林语堂的味道的。事实上，之前年龄相差14岁的鲁、林二人，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1923年夏，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时的北大教授已分为两派，一以周氏兄弟为首，一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甚好，却出人意料地加入 《语丝》，站到鲁迅旗下。那时多少还有点书生意气的林语堂，与鲁迅的锐利相得益彰；鲁迅也对此积极回应，并两次致信林语堂，将林引为“革命同志”。 因为一场误会而瓦解二人的友谊，恐怕还不单是个人性格所致，根本上讲，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说这场风波只是导火索，那么鲁、林二人从口角到论战，从争执到论辩，在之后的五六年时间里，则让世人彻底嗅出了浓浓的火药味。
此后，鲁迅对林语堂批判逐渐增多。早在1926年，鲁迅就曾以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提出了对林语堂“公平竞争”思想的反对意见，只不过行文尚比较客气，基本属于“商讨加引导”的调子。而之后的 《骂杀和捧杀》 《读书忌》 《病后杂谈》 等，则完全锋芒毕露，几成冤家路窄之势。而林语堂也以 《作文与作人》 《我不敢再游杭》 《今文八弊》 等文章回敬。
和孔子在尊孔者心中的地位一样，当时高居新文化运动旗手神坛之上的鲁迅，也曾是林语堂崇敬的对象。不过，林语堂在生活志趣上的感悟与路径，毕竟与孔子和鲁迅都迥然不同。正如林语堂在孔子身上发掘出来的“幽默”与“人性”一样，鲁迅也只可能是“人”，是有性格、有血肉、有私心的人，而不可能只做“圣人”。
鲁、林二人之后的论争，还在各个层面上继续，而不仅仅针对“人性”与“国民性”。《子见南子》 的上演，除了让宋校长官位不保，在鲁、林论争之外，似乎还是起到了微妙的影响力—— 1929年6月2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废止孔子纪念办法；每年一度的孔子诞辰日纪念活动，至少在新式学校中是再也见不到了。《子见南子》 也由于实在是挑不出任何有侮辱孔子的内容，依旧在各地学校中自由上演，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1941年4月，上海中英出版社的 《英译中国三大名剧》 中，在 《子见南子》 剧本前专列一章，题为 《〈子见南子〉的一场风波》。当年擅写杂文、曾揭过齐白石“短”的陈子展，在文中对 《子见南子》大加赞赏。在他看来，《子见南子》 剧本岂止是没有侮辱孔子，简直是将孔子思想的精髓，孔子人格的可爱，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而编者引述陈子展的这一段评价，主要在于大多数读者认同林语堂尊重的是作为“人”的孔子，而非“圣人”化的孔子。
圣人归去来
早在1924年五六月间，林语堂就在 《晨报副刊》 上撰文 《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 和 《幽默杂话》，第一次将英语“humour”译成“幽默”并加以提倡。林语堂在文中指出：“素来中国人富于‘诙摹’而于文学上不知道运用他及欣赏他，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不胫而走：正经话太正经，不正经话太无体。”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或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的话，以免生活太枯燥无聊”。
尽管有鲁迅的反击，1930年代，由于 《论语》的影响，还是出现了一批以登载幽默文字為主的杂志，如 《谈风》 《中庸》 《聊斋》 等。鲁迅再一次站出来，质疑“幽默”下去的结果只能是：“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
诚如用孔子一个圣人来治理中国一样，用半部 《论语》 或“幽默”来解决中国诸多社会问题，显然也是不现实的。但鲁迅以“讽刺”给出的方案，扼杀了“幽默”，就是救国吗？此时的鲁迅，在林语堂看来，多少有点像孔子的形象，是另一种道学先生的模样。在 《方巾气之研究》 一文中，林语堂就明确表达了对文学写作中必须以“救国”或“亡国”标签于头上的反感。他写道：
在我创办 《论语》之时，我就认定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倒不是因为道学文章能抵制幽默文学，乃因道学环境及对幽默之不了解，必影响于幽默家之写作，使执笔时，似有人在背后怒目偷觑，这样是不宜于幽默写作的。唯有保持得住一点天真，有点傲慢，不顾此种阴森冷猪肉气者，才写得出一点幽默。这种方巾气的影响，在《论语》 之投稿及批评者，都看得出来。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杭哟杭哟文学，皆在鄙视之列。今天有人虽写白话，实则在潜意识上中道学之毒甚深，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嚏也不得安闲。
1936年l0月19日，鲁迅因病去世。在林语堂看来，无异于一个“圣人”的离去。
诚如林语堂在 《人间世》 发刊词上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为人间世。”历史的大幽默，往往跟世人的小幽默形影相随—— 1930年代时，国民政府再次掀起了新一轮的尊孔活动。
孔子走了，又回来了。圣人走了，又回来了。林语堂的 《子见南子》 英文版也于1936年10月，即鲁迅逝去的那个年月悄然面世；可惜，鲁迅是看不到了。不但看不到 《子见南子》 英文版，也看不到1938年在纽约出版的 《孔子的智慧》 英文版。爱恨恩怨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消散于无形。
（选自《同舟共进》2017年第3期）
书中有一组重要人物简介。在与孔子相关的18位古代人物中，第17位显得尤为特别，原版直译过来为“南子皇后—— 一个声名狼藉、浪荡放肆的美丽皇后，卫灵公的妻子”。林语堂在此书中，大量引用 《史记》 《论语》 《礼记》 中的原文，来引述孔子生平及其思想，而没有过多地加以发挥。
世事往往犬牙交错，东边日出西边雨。在美国畅销一时的 《孔子的智慧》，在国内并没有什么市场。因为对林语堂引录的那些经典原文，多半有国学底子的旧式文人，从小就能背诵出来，如今还要用洋文转译过来，不是多此一举吗？而那些喝过“洋墨水”的摩登青年，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吃人礼教”，就更不可能在家中供奉一所英文版的夫子庙了。
在国内，林语堂关于孔子的剧本 《子见南子》远比 《孔子的智慧》 更为畅销。1936年10月，商务印书馆将这个剧本转译为英文出版发行，和林语堂的其它小品文合为一集，题为 《子见南子及英文小品文集》。每本三块大洋的高昂售价，却令人们趋之若鹜，慷慨解囊，迅即抢购一空。到1941年4月，上海某出版社更直接将林语堂的 《子见南子》 与曹禺的 《雷雨》、田汉的 《湖上的悲剧》 合编为 《英译中国三大名剧》，并称：“本书所选三大名剧，系二十年来新文学运动中最成功的作品，原著者曹禺、林语堂、田汉，俱为中国文坛巨子，声誉远达海外，所选三剧皆曾震动全国文坛，拥有数百万观众及读者，足证此三大剧本之价值。”
《孔子的智慧》 是林语堂用英文写成的一部著述，他生前并没有将其翻译为中文；而 《子见南子》 这个剧本，林语堂最初是用中文写成，到1936年时再英译出版。一边是在美国家庭的书房里，用英文介绍孔子的生平及其思想；一边是在中国青年的书架上，用中英双语讲述孔子戏剧性的逸事。这一事件在1930年代的中国，本来就极富戏剧性。
一句话，一出戏
“子见南子”的故事出自《论语·雍也》，原文只有两句话：“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对于这一句话，历代研究 《论语》 的学者都曾作过注释，无非是从史实与礼法角度进行阐述。
后世對“子见南子”的种种评论与想象，大都以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为准。即孔子确实去谒见过南子，至于这个过程是否符合礼法，在司马迁的白描手法中是被悬置起来的。譬如“圣人是否可以见淫妇”“圣人是否可以谒见君王之妻”等，皆不在司马迁的讨论范围之内：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缪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
根据这段叙述，林语堂再行扩写，将其编写为一部万余字的剧本。作为需要扩充大量对白、情节、表演程式的剧本，《论语》中的一句话要变成一出戏，当然需要添加必要的想象与虚构。实际上，即使是 《史记》 中扩写出来的内容，有多少真实性和可信度，历来也是争执不休的。故林语堂这个剧本一出版，招致的麻烦就远不是学术争论那么简单了。
1928年11月，《奔流》 杂志上刊出了林语堂的 《子见南子》 剧本，这是中国第一部将孔子形象编入话剧的剧本，也是林语堂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剧本。在 《子见南子》 中，孔子既不是高高在上，供奉在庙堂中的圣人形象；也不是头脑冬烘，必须打倒而后快的老古板。林语堂赋予了孔子鲜活的气息，让还在编 《历代尊孔记》 的老夫子们大跌眼镜，也让高呼“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新潮青年们眼前一亮。
在“接待室”里等候南子到来之前，孔子与一个总是打断他说话的蘧伯玉，上演了一出开胃酒式的“对手戏”：
蘧伯玉（感觉烦厌）：子路什么时候来？
孔丘：阿由？他总是迟到的……但是他也总是道歉的。你不能怪他。
蘧伯玉：怪他做甚！我想这件事由他及弥子拉拢，加以先生的盛德令名，必定会成功的。
孔丘：（肃然起敬，忙答） 哪里，哪里。君子惟求行道而已，余者都不在乎……
蘧伯玉：（似乎不听见）听说奉粟四万—— 不，六万，跟先生在鲁时一样？
孔丘：全不在乎，全不在乎！这不过表示……呃……相当的—— 敬意。君子—— 迎之致敬有礼则就，礼衰则去。全不在乎……相当的……我本来无可无不可。
蘧伯玉：这是当然！不过我们都不是匏瓜（孔丘瞟蘧伯玉一眼）焉能繋而不食？（两人都现微笑）我是喜欢说老实话的。而且我想—— （手指侍者喝着），端茶……
从林语堂的角色安排来看，孔子与蘧伯玉似是来“应聘”的。首先，蘧老以孔子弟子迟到为话头，既让孔子觉得难堪，又顺便显示他知道内幕。在孔子表示出君子风度时，话还没说完，蘧老立即打断，又聊起了年薪。当孔子想再次表示出满不在乎时，已经有点力不从心，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后，干脆表明自己“本来无可无不可”。蘧老接下来的理论是，应当争取高薪，并声明自己是“喜欢说老实话的”。
后来，当迟到的子路告知孔子，已落实了年薪六万的待遇，孔子那一套“无可无不可”的理论再次搬上前台。剧中的台词是：“君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像伯夷叔齐一定不做官固然拘泥太甚，一定要做官，也可以不必。有礼则就，礼衰则去。我无可无不可。”蘧伯玉对孔子的这套理论心领神会，并深为认可这套官场哲学。面对师徒二人—— 主张做官的子路和不紧不慢、无可无不可的孔子，剧中安排蘧老以喃喃自语的方式评价：“一个主张做官的，却不懂得做官。一个懂得做官的，却主张不一定要做官。” 其实，“无可无不可”说的不仅仅是孔子的处世策略，后来历代尊孔者无不将这一理论发挥到极致。朱熹就认为，孔子思想的最高点就是“中庸”，学习孔子应先看 《论语》 《大学》，到达一定境界之后，才能看 《中庸》。境界达不到“中庸”的，就只能用“礼法”“理”来进行引导，所以后来才出现了让现代人痛恨的“存天理，灭人欲”之主张。
但“中庸”的境界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无可无不可”更容易把人引上放纵自己、随心所欲的境地。从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开始，就已有人主张孔子思想中的“自由”成分，到了明代晚期，由于王阳明将“无可无不可”的思想推向顶点，孔子思想出现了空前的改造，崇尚心灵自由、自我实现的“心学”开始占据这一时代的思想舞台。
清代以来，“心学”体系经过晚明的剥洗与清代前期的打压，已经完全趋于湮没。孔子思想开始向格式化方向发展，千篇一律的讲章、不厌其烦的字词解释，“四书五经”成为约束知识分子思想和行为的工具。
在经历了以失败告终的社会改革和帝制的溃败后，在“疑古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夹击中，进入20世纪上半叶的孔子思想，面临着国人非此即彼的选择。一方面是要打倒，不破不立；一方面是要坚决保住国粹，砸孔庙和祭孔大典交替上演。在这种情势下，林语堂的 《子见南子》 抛出来，意欲何为？这是时人需要费心琢磨和慎重判断的事情。
“集外集拾遗”
1929年8月21日，鲁迅编写了一篇 《关于“子见南子”》 的文章，发表于当年的 《语丝》 周刊。在《子见南子》 剧本发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鲁迅即撰文评论，应该是有某种特别的参考价值罢。可读原文，这完全是由11篇各类呈文、函件、政府批文等共同汇编而成的资料集，没有丝毫的杂文笔法掺杂其间。这或许即为此文没有编入鲁迅杂文集的原因，只是归入了“集外集拾遗”，聊供备忘而已。
实际上，这份“拾遗”成为了《子见南子》 剧本风波的历史存照。
原来，《子见南子》剧本在 《奔流》月刊刊出后，立刻引起了轰动，不仅杂志被沪上读者抢购一空，还引发各地新式学堂争相排演此剧。就连位于孔子家乡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师生们也不例外。毕业于北大的宋还吾时任山东二师校长，选择了在圣地—— 孔子故里让在校师生排演新剧，这一举动无疑将激起轩然大波。
1929年6月8日，《子见南子》 在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大礼堂上演。果不其然，演出遭到了曲阜孔氏60户族人的集体投诉，他们联名向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呈状，控告宋還吾和山东二师。
在这一纸呈状中，可见孔氏后人对新式学堂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极度不满。在他们看来，《子见南子》 完全颠覆了国人记忆中的“圣人”形象，“诲淫诲盗”的戏剧主旨，“凡有血气，孰无祖先？目见耳闻，难再忍受”。
呈状中更穿插了对两项“重罪”的检举。一是对国际友人的轻蔑；一是对国家官员的不敬，且两个事件皆因学校辱孔而起。对于先祖孔子，后人们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孔子在今日，应如何处置，系属全国的重大问题。”而对于演出的始作俑者，后人们则建议：“迅将该校长宋还吾查明严办，昭示大众。”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接下来，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集体请愿、报刊转载等，宋校长据理力争，孔家后人也穷追猛打。经过两个月的激烈交锋，宋校长终于还是败下阵来。
从国民政府教育部当时的相关规定来看，宋校长的行为的确是“顶风作案”。当局曾规定每年8月27日孔子诞生这一天为全国纪念日，所有学校停课开展纪念活动。“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也罢，“息事宁人”之举也罢，怎么看待孔子，是圣人还是凡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在那个新旧文人交替，又多有“文化偏执症”的年代，这样的公案仅是冰山一角。
幸运的是，剧本的原作者林语堂躲过了一劫。毕竟，没有做官的林语堂可以不受约束，在这一点上，他始终是“无可无不可的”。在他看来，《子见南子》只不过是将孔子的幽默精神提炼了一点出来，让那些只让孔子做圣人，不让孔子做人的尊孔者见识一下。
这场官司本身或许是不适宜幽默的，而官司的过程却是相当具有幽默精神的。宋校长、蒋部长与孔氏后人之间的那一场戏剧，不正是另一部活生生的 《子见南子》 吗？
但当年编撰 《关于“子见南子”》 的鲁迅，之后却跟林语堂闹翻了。这或者，又可以作为另一种“集外集再拾遗”罢。
鲁迅与林语堂的论争
1929年8月28日，鲁迅日记载：“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同日，林语堂在日记写下：“此人已成神经病。”
根据鲁迅所述，当天的大致情形为：“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即所谓“南云楼风波”，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次风波后，鲁、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决裂。
郁达夫在 《回忆鲁迅》 中称，这是“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据郁的描述，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林语堂也起身申辩，气氛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当天，林语堂在日记中也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两人究竟有怎样的误解？由于日记的简短，还是语焉不详。
直到林语堂在多年后作 《忆鲁迅》 一文时，真相才浮出水面：“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而在这场风波发生的一个星期前，鲁迅的《关于“子见南子”》，多少还是有点力挺林语堂的味道的。事实上，之前年龄相差14岁的鲁、林二人，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1923年夏，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时的北大教授已分为两派，一以周氏兄弟为首，一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甚好，却出人意料地加入 《语丝》，站到鲁迅旗下。那时多少还有点书生意气的林语堂，与鲁迅的锐利相得益彰；鲁迅也对此积极回应，并两次致信林语堂，将林引为“革命同志”。 因为一场误会而瓦解二人的友谊，恐怕还不单是个人性格所致，根本上讲，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说这场风波只是导火索，那么鲁、林二人从口角到论战，从争执到论辩，在之后的五六年时间里，则让世人彻底嗅出了浓浓的火药味。
此后，鲁迅对林语堂批判逐渐增多。早在1926年，鲁迅就曾以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提出了对林语堂“公平竞争”思想的反对意见，只不过行文尚比较客气，基本属于“商讨加引导”的调子。而之后的 《骂杀和捧杀》 《读书忌》 《病后杂谈》 等，则完全锋芒毕露，几成冤家路窄之势。而林语堂也以 《作文与作人》 《我不敢再游杭》 《今文八弊》 等文章回敬。
和孔子在尊孔者心中的地位一样，当时高居新文化运动旗手神坛之上的鲁迅，也曾是林语堂崇敬的对象。不过，林语堂在生活志趣上的感悟与路径，毕竟与孔子和鲁迅都迥然不同。正如林语堂在孔子身上发掘出来的“幽默”与“人性”一样，鲁迅也只可能是“人”，是有性格、有血肉、有私心的人，而不可能只做“圣人”。
鲁、林二人之后的论争，还在各个层面上继续，而不仅仅针对“人性”与“国民性”。《子见南子》 的上演，除了让宋校长官位不保，在鲁、林论争之外，似乎还是起到了微妙的影响力—— 1929年6月2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废止孔子纪念办法；每年一度的孔子诞辰日纪念活动，至少在新式学校中是再也见不到了。《子见南子》 也由于实在是挑不出任何有侮辱孔子的内容，依旧在各地学校中自由上演，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1941年4月，上海中英出版社的 《英译中国三大名剧》 中，在 《子见南子》 剧本前专列一章，题为 《〈子见南子〉的一场风波》。当年擅写杂文、曾揭过齐白石“短”的陈子展，在文中对 《子见南子》大加赞赏。在他看来，《子见南子》 剧本岂止是没有侮辱孔子，简直是将孔子思想的精髓，孔子人格的可爱，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而编者引述陈子展的这一段评价，主要在于大多数读者认同林语堂尊重的是作为“人”的孔子，而非“圣人”化的孔子。
圣人归去来
早在1924年五六月间，林语堂就在 《晨报副刊》 上撰文 《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 和 《幽默杂话》，第一次将英语“humour”译成“幽默”并加以提倡。林语堂在文中指出：“素来中国人富于‘诙摹’而于文学上不知道运用他及欣赏他，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不胫而走：正经话太正经，不正经话太无体。”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或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的话，以免生活太枯燥无聊”。
尽管有鲁迅的反击，1930年代，由于 《论语》的影响，还是出现了一批以登载幽默文字為主的杂志，如 《谈风》 《中庸》 《聊斋》 等。鲁迅再一次站出来，质疑“幽默”下去的结果只能是：“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
诚如用孔子一个圣人来治理中国一样，用半部 《论语》 或“幽默”来解决中国诸多社会问题，显然也是不现实的。但鲁迅以“讽刺”给出的方案，扼杀了“幽默”，就是救国吗？此时的鲁迅，在林语堂看来，多少有点像孔子的形象，是另一种道学先生的模样。在 《方巾气之研究》 一文中，林语堂就明确表达了对文学写作中必须以“救国”或“亡国”标签于头上的反感。他写道：
在我创办 《论语》之时，我就认定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倒不是因为道学文章能抵制幽默文学，乃因道学环境及对幽默之不了解，必影响于幽默家之写作，使执笔时，似有人在背后怒目偷觑，这样是不宜于幽默写作的。唯有保持得住一点天真，有点傲慢，不顾此种阴森冷猪肉气者，才写得出一点幽默。这种方巾气的影响，在《论语》 之投稿及批评者，都看得出来。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杭哟杭哟文学，皆在鄙视之列。今天有人虽写白话，实则在潜意识上中道学之毒甚深，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嚏也不得安闲。
1936年l0月19日，鲁迅因病去世。在林语堂看来，无异于一个“圣人”的离去。
诚如林语堂在 《人间世》 发刊词上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为人间世。”历史的大幽默，往往跟世人的小幽默形影相随—— 1930年代时，国民政府再次掀起了新一轮的尊孔活动。
孔子走了，又回来了。圣人走了，又回来了。林语堂的 《子见南子》 英文版也于1936年10月，即鲁迅逝去的那个年月悄然面世；可惜，鲁迅是看不到了。不但看不到 《子见南子》 英文版，也看不到1938年在纽约出版的 《孔子的智慧》 英文版。爱恨恩怨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消散于无形。
（选自《同舟共进》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