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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是谁？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大师，名声显赫。29岁的李济竟能跻身其间，和他们一道成为清华国学院五位导师之一。多年后，著名学者杨联陞曾在诗中称颂这五位大师：“清华研究院，五星曾聚并。梁王陈赵李，大师能互影。任公倡新民，静庵主特立。寅恪撰丰碑，史观扬正义。元任开语学，济之领考古。后贤几代传，屈指已难数。”
1922年，李济发表了《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大名鼎鼎的罗素竟在一文中大段引用这位后生小子的文字，足见他对李济的欣赏与器重。虽然罗素不完全认同李济的观点，却赞赏李济的思考价值之高。26歲的李济也由此“一夜成名”。
大学校长的一番话
李济的早年教育受惠于父亲的“启发”与“放任”。对幼年李济的教育，父亲既不循规蹈矩，也不拔苗助长，而是激发其兴趣，培植其固有特质，重启发，不压制。而李济的大学教育，则得益于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先生的一番话。李济从清华学堂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就读麻省克拉克大学。霍尔一番关于读书方法的话对他影响甚巨：“你们在大学的时候，不必也不可以把你们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预备你们的功课上，你们应该保留一小部分的读书时间，到图书馆去，随便地浏览，自由地阅读，好像啃青的牛在那儿啃草一样，东啃一嘴，西啃一嘴……假如你每礼拜能有一个早晨做这类的事，你不但可以发现你自己潜伏的兴趣，同时也可以发现你自己真正的长处。”
李济就是遵循这种“东啃一嘴，西啃一嘴”的方法，经过三次改行，先攻心理学，后读社会学，最终找到安身立命的人类学。当李济决定改读人类学时，他曾找业已赋闲在家的老校长霍尔请教。老校长支持他的决定：“这个选择是根据一种深厚的天性而做的决定。”
目标既已明确，接下来倘想有所建树，还得依靠“锲而不舍的热诚”和“精微的观察能力”。正如许倬云所说，这两点正是李济过人一等之处。
直道而行的拗相公
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上，胡适说：“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的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下，总算做出点东西。这次有四位远道来的院士出席，他们的回来，使我们感到这些工作，也许还有一点点价值，还值得海外朋友肯光临，实在是给我们一种很大的inspiration（鼓舞）……”
与胡适的乐观相比，李济的发言却显得消沉。李济坦言，对科学能否在中国生根这一问题，他的看法与胡适“不完全一样”。他认为，当时的最大问题是“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经过50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向外国买来的，學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中文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总觉得它是舶来品。”
胡适原本不打算发言了，但受李济这番话的刺激，又站起来辩驳了几句，没想到因情绪激动诱发心脏病，倒地身亡。
如果说李济的固执己见，是故意和胡适唱反调，那是冤枉他了。李济一直担忧科学不能在中国生根，对胡适的乐观论调自然不以为然。他一贯秉持“直道而行”，所以不管在什么场合，面对的是谁，都有话直说，为此开罪许多师友，也“直”心不改，秉性不移。
李济敬重梁启超，却在学生面前直言梁一篇文章中的“考古学”只能算是“中国人的考古学”；李济也敬重陈寅恪，但当陈寅恪用“对对子”的方式考核学生时，就对此大加讥讽，说：“对对子，以增加生活乐趣，启发美感，从中所得的快乐可能不亚于解答几何习题，二者从精神价值上讲，或许可以等同。但是由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训练，就渐渐地发展了欧洲的科学，由司马相如的辞赋的学习，就渐渐地发展了中国的八股。”李济的感慨不无针锋相对：“八股与科学真是人类文化一副绝妙的对联！”
李济为何不愿附和，不肯敷衍，而是选择有话直说？因为他对中国社会的“面子心理”深恶痛绝。他认为，正是根深蒂固的“面子心理”带来了虚伪，而在虚伪的废墟上，科学如何能生根！在一篇文章中，李济以手术刀般锋利的语句，对普遍盛行的“面子心理”做了解剖：“以虚伪为礼貌，人与人相处互不真诚，尊之为世故；对公事公开的欺骗，名之曰官样。在这一类型的社会，希望产生科学思想，好像一个人在养鸡的园庭想种植花卉一样，只有等待上帝创造奇迹了。”正因为“面子心理”危害如此，李济才会反其道而行之，有话直说，从不顾及对方面子。哪怕对方是亲朋好友，也选择“直道而行”，“我口说我心”。
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主持对殷墟的发掘。朱家骅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时，曾提出把考古组从史语所中独立出来，李济则提出异议。碍于李济的声望，朱家骅不得不放弃主张，但李济却由此落下“拗相公”的恶名。李济在南京时曾遇到一位老学者，这位老者称曾亲眼看过乾隆的头盖骨。李济便问他：“乾隆的牙，实际保存的，究竟有多少？”老者答：“40枚，保存得很完整。”李济吃惊地说：“这不可能吧？”老者言之凿凿：“绝对属实。我曾数过。”李济便向他解释道：“世界上的人——包括过去的人——一切野蛮人在内——没有一个人有40枚牙齿。”老者仍然坚持，说：“我曾亲自数过。”李济再次解释：“这是不必辩论的；因为灵长目各科属动物，所具的牙齿数目，已是一件科学的事实。人类的牙——若是正常发展的——自从有生人以来，没有超过32枚的。一般的现代人，尤其是中国人，大多数的只在28枚至32枚之间。”
从这件事可看出，当“讲面子”与“求真理”发生冲突时，李济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至于因此得罪人，或落下“拗相公”的罪名，他毫不在意。
但也有人欣赏李济的率直与真诚，丁文江就是一位。李、丁两人相识不久，李济就直言相告，说丁文江在昆明做过的人体测量中，有些数字是错的。丁文江重新核查，才发现自制的卡尺不精确，导致数据不准。丁文江没怪罪李济的唐突，反而欣赏他的“挑刺”。
徐志摩是丁文江和李济的共同朋友。李济在美国留学期间与徐志摩是室友，两人关系很好。徐志摩早逝后，丁文江在悼念文章中说：“志摩是一个好人，他向不扯谎。”到了丁文江去世后，李济在悼文中说：“这不但是最恭维志摩的一句话，并可代表在君（丁文江）的人生观。”其实，“向不扯谎”正是徐志摩、丁文江、李济共有的人生观，因为“向不扯谎”是“求真理”的必备条件。 梅兰芳竟成了杨贵妃
1930年代，李济和傅斯年有过一次闲谈。当时，傅斯年对午门档案整理工作有些失望。李济问起原因，傅斯年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反问：“什么叫做重大发现？难道你希望在这批档案里找出清廷没有入关的证据？”傅斯年听了哈哈大笑，意识到自己说了错话。作为历史学家，他当然听出李济的弦外之音：史料的价值就在其本身的可靠性。
作为考古学家，李济深知史料（尤其是发掘出来的原始材料）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他主持的安阳发掘工作，取得不少珍贵的原始材料，这些材料将中国学界的历史研究推向纵深。李济充满自信地说，发掘出的新材料已改变了史学界的风气：“十余年前，旧一点的史学家笃信三皇五帝的传说，新一点的史学家只是怀疑这种传说而已；这两种态度都只取得一个对象，都是对那几本古史的载籍发生的。直到考古学家的锄头把地底下的實物掘出来，史学界的风气才发生转变。”历史学家翦伯赞承认，李济主持的考古工作，改变了历史学的研究进程：“人们开始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
科学手段有助于获得真实可靠的材料，但稍不慎重，一不留神，材料就会“失真”。
1920年代，李济曾和鲁迅等人一道去西安讲学。当时西安青年会正举行一次消灭苍蝇的动员宣传活动。贴标语，办展览，好不热闹。为了突出苍蝇的可憎面目，来自美国的主办方将苍蝇放大10倍，制成图片贴在墙上。老百姓看后，竟然啧啧称奇：“怪不得外国人怕苍蝇怕得这么厉害，原来洋苍蝇比我们中国苍蝇大这么多！”
1928年，李济在美国一家博物馆参观，看见陈列室里有一尊杨贵妃塑像，穿戴齐整，栩栩如生。但凑近一看，却心生疑窦。原来，“杨贵妃”穿的衣服很像戏服，而脸庞酷似京剧演员梅兰芳。一打听，才知道塑像脱胎于京剧《贵妃醉酒》。李济提醒主办者：“那是戏啊！”对方却振振有词：“难道这戏演的不是杨贵妃吗？”
这两件事让李济更加重视材料的可靠性。因为一旦材料失真，也就没有了学术价值。试想，按梅兰芳的面貌塑成的“杨贵妃”，除了贻笑大方，就是贻误后人了。
终年辛苦等于烧了半吨煤
经济学家何廉是我国引入市场调查指数的第一人。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教授会议中，何廉强调统计数字的作用，校长张伯苓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廉答：“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数据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准确、直观地揭示问题的实质。和何廉一样，李济对统计数据也非常重视。在一次题为《如何办科学馆》的讲演中，谈到“节省人力，利用物力”时，李济举了一个例子：“记得30年前，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时，有一位教物理的美国人告诉我说：他曾计算过中国苦力阶级每人每年能用的全部精力的总和，约等于半吨煤炭的燃烧力量。换句话说，一位劳动阶级的中国同胞，胼手胝足，终年辛苦，对社会所贡献的动力，等于烧了半吨煤的机器所做的工作。”讲到这里，李济提高声调说：“这些事实若能用实物陈列出来，看的人能够无动于衷吗？”
怎能无动于衷？“半吨煤”这个数据，将中国劳工的人力之微、人生之艰，具体、准确、直观地表现出来，让人一听就懂，且印象深刻。
科学馆、博物馆是学习知识的好去处。李济强调，要想充分利用科学馆、博物馆，里面的实物陈列就要“直观”“科学”。1960年，李济在芝加哥，由时在芝加哥大学深造的老弟子许倬云、连战陪同参观动物园，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若有动物园能按‘进化树’的观念来排列动物，将会有何等教育意义！”此言不差，按“进化树”排列，就会让游人非常直观地了解生命演进的历史，一目了然，印象深刻，效果比上多少堂课都好。
百世不易之金针
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事，李济都坚守自己的原则。
1924年，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合作，在中国境内进行考古工作。李济同意了，但提出两个条件：一、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二、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对方在回函中同意了这两个条件：“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抗战时期，李济多次拒绝美国提供的职位，坚持为国效力。战争期间缺医少药，他的两个爱女相继夭亡。多年后，妻子因思念亡女，仍会含泪责怪丈夫没有远赴美国。妻子每每声泪俱下，李济垂首不语，待妻子感情平复，他才长叹一声：“大难当头时，只能一起挺过去，总不能弃大家而去，总不能坐视孟真（傅斯年）累死！可是，我这辈子对不住两个女儿啊！”
为国家牺牲了两个女儿，李济心痛但不后悔，可见其风骨、风范与风格。
李济负责考古工作后，为考古组同仁立下一条规矩：考古工作者不得购买、收藏古物。他解释说，立这条规矩，一来把自己与古物贩子、文物收藏者區别开来，同时也可减缓、扭转盗掘古物的风气。考古学家劳榦评价这个规矩是“百世不易之金针”。李济的部下和学生，都终生守住这个规矩，比如大名鼎鼎的许倬云。
科学如何在中国生根
科学能不能在中国生根，是李济最关切的问题。如何让科学在中国生根，如何让研究者具备科学研究的真精神，李济给出几项办法。首先，研究者要做到无欲无恶，不偏不倚：“养成这态度最大的阻碍，自然是感情。尤其是在人文科学范围以内，感情最难抑制。”许倬云认为，他的老师做到了这一点：“由于全人类是他研究的背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可以真正做到不偏不倚，诚实地追寻古史中最可能接近真相的面目，不受偏见的蔽囿。”
其次，李济不认同“戴着有色眼镜”来研究问题，反对在调查研究前就有先入之见。考古学家尹达在回忆中谈了这样一件事。当年在殷墟发掘工地上，尹达正在标本室里看书，见李济进来，忙把书藏在枕头下，李济问：你在看什么书？尹达不便掩藏，就拿出来，是一本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通俗小册子。李济翻了一下，说：“我们作科学考古的人，不要戴有色眼镜啊！”
最后，对于科学研究，李济特别重视田野调查。傅斯年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李济持相同的观点：一个科学研究者，不能枯坐书斋，而要在广阔的田野上，“动手动脚”去实干。
比利时裔美国籍神父司礼义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学者，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级，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说到这里，司礼义突然加重了语气：“其实，以上意见是李济先生说的，我不过是同意他的看法罢了。”
由此可知，在李济看来，“动手动脚”去田野调查，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更是一种观念的转变。这一观念能否转变，直接影响科学能否在中国生根。所以，只要有机会，李济就呼吁同仁们走出书斋，奔向田野。1948年1月，在一次纪念蔡元培的会上，他说：“斯文赫定博士有一次告诉我说，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感到腰酸背痛。这一句话最能得到考古组同仁的同情；他们却并不一定要骑在骆驼背上，他们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
李济在台湾大学授课时，第一堂课都会问学生一个问题：“在一片草坪上，如何寻找一个小白球？”学生一般都不敢贸然回答，李济便循循诱导：“在草坪上，画上一条一条的平行直线，沿线一条一条地走过，低头仔细看，走完整个草坪，小球一定会走到。”
李济用这个故事告诉学生：做人处事与读书治学，最笨最累的方法，往往最有效。多年后，许倬云仍然记得这个故事，并说这个故事对他影响深远：“我自己读书做事，深受老师的影响，一步一脚印，宁可多费些气力与时间，不敢天马行空。”
徐志摩在给李济的一封信中写道：“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这个评价相当准确。在治学之路上直道而行，是李济一生的写照。
作者系文史学者）
1922年，李济发表了《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大名鼎鼎的罗素竟在一文中大段引用这位后生小子的文字，足见他对李济的欣赏与器重。虽然罗素不完全认同李济的观点，却赞赏李济的思考价值之高。26歲的李济也由此“一夜成名”。
大学校长的一番话
李济的早年教育受惠于父亲的“启发”与“放任”。对幼年李济的教育，父亲既不循规蹈矩，也不拔苗助长，而是激发其兴趣，培植其固有特质，重启发，不压制。而李济的大学教育，则得益于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先生的一番话。李济从清华学堂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就读麻省克拉克大学。霍尔一番关于读书方法的话对他影响甚巨：“你们在大学的时候，不必也不可以把你们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预备你们的功课上，你们应该保留一小部分的读书时间，到图书馆去，随便地浏览，自由地阅读，好像啃青的牛在那儿啃草一样，东啃一嘴，西啃一嘴……假如你每礼拜能有一个早晨做这类的事，你不但可以发现你自己潜伏的兴趣，同时也可以发现你自己真正的长处。”
李济就是遵循这种“东啃一嘴，西啃一嘴”的方法，经过三次改行，先攻心理学，后读社会学，最终找到安身立命的人类学。当李济决定改读人类学时，他曾找业已赋闲在家的老校长霍尔请教。老校长支持他的决定：“这个选择是根据一种深厚的天性而做的决定。”
目标既已明确，接下来倘想有所建树，还得依靠“锲而不舍的热诚”和“精微的观察能力”。正如许倬云所说，这两点正是李济过人一等之处。
直道而行的拗相公
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上，胡适说：“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的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下，总算做出点东西。这次有四位远道来的院士出席，他们的回来，使我们感到这些工作，也许还有一点点价值，还值得海外朋友肯光临，实在是给我们一种很大的inspiration（鼓舞）……”
与胡适的乐观相比，李济的发言却显得消沉。李济坦言，对科学能否在中国生根这一问题，他的看法与胡适“不完全一样”。他认为，当时的最大问题是“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经过50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向外国买来的，學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中文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总觉得它是舶来品。”
胡适原本不打算发言了，但受李济这番话的刺激，又站起来辩驳了几句，没想到因情绪激动诱发心脏病，倒地身亡。
如果说李济的固执己见，是故意和胡适唱反调，那是冤枉他了。李济一直担忧科学不能在中国生根，对胡适的乐观论调自然不以为然。他一贯秉持“直道而行”，所以不管在什么场合，面对的是谁，都有话直说，为此开罪许多师友，也“直”心不改，秉性不移。
李济敬重梁启超，却在学生面前直言梁一篇文章中的“考古学”只能算是“中国人的考古学”；李济也敬重陈寅恪，但当陈寅恪用“对对子”的方式考核学生时，就对此大加讥讽，说：“对对子，以增加生活乐趣，启发美感，从中所得的快乐可能不亚于解答几何习题，二者从精神价值上讲，或许可以等同。但是由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训练，就渐渐地发展了欧洲的科学，由司马相如的辞赋的学习，就渐渐地发展了中国的八股。”李济的感慨不无针锋相对：“八股与科学真是人类文化一副绝妙的对联！”
李济为何不愿附和，不肯敷衍，而是选择有话直说？因为他对中国社会的“面子心理”深恶痛绝。他认为，正是根深蒂固的“面子心理”带来了虚伪，而在虚伪的废墟上，科学如何能生根！在一篇文章中，李济以手术刀般锋利的语句，对普遍盛行的“面子心理”做了解剖：“以虚伪为礼貌，人与人相处互不真诚，尊之为世故；对公事公开的欺骗，名之曰官样。在这一类型的社会，希望产生科学思想，好像一个人在养鸡的园庭想种植花卉一样，只有等待上帝创造奇迹了。”正因为“面子心理”危害如此，李济才会反其道而行之，有话直说，从不顾及对方面子。哪怕对方是亲朋好友，也选择“直道而行”，“我口说我心”。
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主持对殷墟的发掘。朱家骅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时，曾提出把考古组从史语所中独立出来，李济则提出异议。碍于李济的声望，朱家骅不得不放弃主张，但李济却由此落下“拗相公”的恶名。李济在南京时曾遇到一位老学者，这位老者称曾亲眼看过乾隆的头盖骨。李济便问他：“乾隆的牙，实际保存的，究竟有多少？”老者答：“40枚，保存得很完整。”李济吃惊地说：“这不可能吧？”老者言之凿凿：“绝对属实。我曾数过。”李济便向他解释道：“世界上的人——包括过去的人——一切野蛮人在内——没有一个人有40枚牙齿。”老者仍然坚持，说：“我曾亲自数过。”李济再次解释：“这是不必辩论的；因为灵长目各科属动物，所具的牙齿数目，已是一件科学的事实。人类的牙——若是正常发展的——自从有生人以来，没有超过32枚的。一般的现代人，尤其是中国人，大多数的只在28枚至32枚之间。”
从这件事可看出，当“讲面子”与“求真理”发生冲突时，李济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至于因此得罪人，或落下“拗相公”的罪名，他毫不在意。
但也有人欣赏李济的率直与真诚，丁文江就是一位。李、丁两人相识不久，李济就直言相告，说丁文江在昆明做过的人体测量中，有些数字是错的。丁文江重新核查，才发现自制的卡尺不精确，导致数据不准。丁文江没怪罪李济的唐突，反而欣赏他的“挑刺”。
徐志摩是丁文江和李济的共同朋友。李济在美国留学期间与徐志摩是室友，两人关系很好。徐志摩早逝后，丁文江在悼念文章中说：“志摩是一个好人，他向不扯谎。”到了丁文江去世后，李济在悼文中说：“这不但是最恭维志摩的一句话，并可代表在君（丁文江）的人生观。”其实，“向不扯谎”正是徐志摩、丁文江、李济共有的人生观，因为“向不扯谎”是“求真理”的必备条件。 梅兰芳竟成了杨贵妃
1930年代，李济和傅斯年有过一次闲谈。当时，傅斯年对午门档案整理工作有些失望。李济问起原因，傅斯年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反问：“什么叫做重大发现？难道你希望在这批档案里找出清廷没有入关的证据？”傅斯年听了哈哈大笑，意识到自己说了错话。作为历史学家，他当然听出李济的弦外之音：史料的价值就在其本身的可靠性。
作为考古学家，李济深知史料（尤其是发掘出来的原始材料）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他主持的安阳发掘工作，取得不少珍贵的原始材料，这些材料将中国学界的历史研究推向纵深。李济充满自信地说，发掘出的新材料已改变了史学界的风气：“十余年前，旧一点的史学家笃信三皇五帝的传说，新一点的史学家只是怀疑这种传说而已；这两种态度都只取得一个对象，都是对那几本古史的载籍发生的。直到考古学家的锄头把地底下的實物掘出来，史学界的风气才发生转变。”历史学家翦伯赞承认，李济主持的考古工作，改变了历史学的研究进程：“人们开始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
科学手段有助于获得真实可靠的材料，但稍不慎重，一不留神，材料就会“失真”。
1920年代，李济曾和鲁迅等人一道去西安讲学。当时西安青年会正举行一次消灭苍蝇的动员宣传活动。贴标语，办展览，好不热闹。为了突出苍蝇的可憎面目，来自美国的主办方将苍蝇放大10倍，制成图片贴在墙上。老百姓看后，竟然啧啧称奇：“怪不得外国人怕苍蝇怕得这么厉害，原来洋苍蝇比我们中国苍蝇大这么多！”
1928年，李济在美国一家博物馆参观，看见陈列室里有一尊杨贵妃塑像，穿戴齐整，栩栩如生。但凑近一看，却心生疑窦。原来，“杨贵妃”穿的衣服很像戏服，而脸庞酷似京剧演员梅兰芳。一打听，才知道塑像脱胎于京剧《贵妃醉酒》。李济提醒主办者：“那是戏啊！”对方却振振有词：“难道这戏演的不是杨贵妃吗？”
这两件事让李济更加重视材料的可靠性。因为一旦材料失真，也就没有了学术价值。试想，按梅兰芳的面貌塑成的“杨贵妃”，除了贻笑大方，就是贻误后人了。
终年辛苦等于烧了半吨煤
经济学家何廉是我国引入市场调查指数的第一人。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教授会议中，何廉强调统计数字的作用，校长张伯苓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廉答：“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数据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准确、直观地揭示问题的实质。和何廉一样，李济对统计数据也非常重视。在一次题为《如何办科学馆》的讲演中，谈到“节省人力，利用物力”时，李济举了一个例子：“记得30年前，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时，有一位教物理的美国人告诉我说：他曾计算过中国苦力阶级每人每年能用的全部精力的总和，约等于半吨煤炭的燃烧力量。换句话说，一位劳动阶级的中国同胞，胼手胝足，终年辛苦，对社会所贡献的动力，等于烧了半吨煤的机器所做的工作。”讲到这里，李济提高声调说：“这些事实若能用实物陈列出来，看的人能够无动于衷吗？”
怎能无动于衷？“半吨煤”这个数据，将中国劳工的人力之微、人生之艰，具体、准确、直观地表现出来，让人一听就懂，且印象深刻。
科学馆、博物馆是学习知识的好去处。李济强调，要想充分利用科学馆、博物馆，里面的实物陈列就要“直观”“科学”。1960年，李济在芝加哥，由时在芝加哥大学深造的老弟子许倬云、连战陪同参观动物园，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若有动物园能按‘进化树’的观念来排列动物，将会有何等教育意义！”此言不差，按“进化树”排列，就会让游人非常直观地了解生命演进的历史，一目了然，印象深刻，效果比上多少堂课都好。
百世不易之金针
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事，李济都坚守自己的原则。
1924年，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合作，在中国境内进行考古工作。李济同意了，但提出两个条件：一、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二、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对方在回函中同意了这两个条件：“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抗战时期，李济多次拒绝美国提供的职位，坚持为国效力。战争期间缺医少药，他的两个爱女相继夭亡。多年后，妻子因思念亡女，仍会含泪责怪丈夫没有远赴美国。妻子每每声泪俱下，李济垂首不语，待妻子感情平复，他才长叹一声：“大难当头时，只能一起挺过去，总不能弃大家而去，总不能坐视孟真（傅斯年）累死！可是，我这辈子对不住两个女儿啊！”
为国家牺牲了两个女儿，李济心痛但不后悔，可见其风骨、风范与风格。
李济负责考古工作后，为考古组同仁立下一条规矩：考古工作者不得购买、收藏古物。他解释说，立这条规矩，一来把自己与古物贩子、文物收藏者區别开来，同时也可减缓、扭转盗掘古物的风气。考古学家劳榦评价这个规矩是“百世不易之金针”。李济的部下和学生，都终生守住这个规矩，比如大名鼎鼎的许倬云。
科学如何在中国生根
科学能不能在中国生根，是李济最关切的问题。如何让科学在中国生根，如何让研究者具备科学研究的真精神，李济给出几项办法。首先，研究者要做到无欲无恶，不偏不倚：“养成这态度最大的阻碍，自然是感情。尤其是在人文科学范围以内，感情最难抑制。”许倬云认为，他的老师做到了这一点：“由于全人类是他研究的背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可以真正做到不偏不倚，诚实地追寻古史中最可能接近真相的面目，不受偏见的蔽囿。”
其次，李济不认同“戴着有色眼镜”来研究问题，反对在调查研究前就有先入之见。考古学家尹达在回忆中谈了这样一件事。当年在殷墟发掘工地上，尹达正在标本室里看书，见李济进来，忙把书藏在枕头下，李济问：你在看什么书？尹达不便掩藏，就拿出来，是一本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通俗小册子。李济翻了一下，说：“我们作科学考古的人，不要戴有色眼镜啊！”
最后，对于科学研究，李济特别重视田野调查。傅斯年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李济持相同的观点：一个科学研究者，不能枯坐书斋，而要在广阔的田野上，“动手动脚”去实干。
比利时裔美国籍神父司礼义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学者，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级，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说到这里，司礼义突然加重了语气：“其实，以上意见是李济先生说的，我不过是同意他的看法罢了。”
由此可知，在李济看来，“动手动脚”去田野调查，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更是一种观念的转变。这一观念能否转变，直接影响科学能否在中国生根。所以，只要有机会，李济就呼吁同仁们走出书斋，奔向田野。1948年1月，在一次纪念蔡元培的会上，他说：“斯文赫定博士有一次告诉我说，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感到腰酸背痛。这一句话最能得到考古组同仁的同情；他们却并不一定要骑在骆驼背上，他们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
李济在台湾大学授课时，第一堂课都会问学生一个问题：“在一片草坪上，如何寻找一个小白球？”学生一般都不敢贸然回答，李济便循循诱导：“在草坪上，画上一条一条的平行直线，沿线一条一条地走过，低头仔细看，走完整个草坪，小球一定会走到。”
李济用这个故事告诉学生：做人处事与读书治学，最笨最累的方法，往往最有效。多年后，许倬云仍然记得这个故事，并说这个故事对他影响深远：“我自己读书做事，深受老师的影响，一步一脚印，宁可多费些气力与时间，不敢天马行空。”
徐志摩在给李济的一封信中写道：“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这个评价相当准确。在治学之路上直道而行，是李济一生的写照。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