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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取消农业税改革以来，过去农村社会广泛存在的治理性危机已逐渐转变为伦理性危机，即家庭伦理危机、公共伦理危机与环境伦理危机。从20世纪下半叶农业集体化时代以来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方面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即振兴宗族文化、组建农民组织与改变二元体制。
【关键词】农村伦理危机文化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农村公共服务
当前农村伦理危机表现及外延界定
如何把发展、繁荣农村文化与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农民致富步伐结合起来，促进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成为当今“三农问题”学术界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笔者注意到“三农问题”中有一个越来越突出但较少有人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农村日益恶化的伦理危机问题。通过对目前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分析得出，关于这一问题的外延界定、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似乎还未形成一定的范式，笔者不揣浅陋，试就该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自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我国农村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1980年到19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前。这一时期是农村平稳发展的时期，由于国家高度管制体制的逐步退场，农村社会中伦理危机与治理危机并存。第二，1990年代中期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前。这一时期是农村治理性危机相当严重的时期，掩盖了农村社会的伦理危机。第三，2006年到现在。新农村建设中，随着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取消农业税为起点的各种惠农措施的不断出台，农村社会有了较大变化，伦理危机开始逐步取代之前的治理危机走上前台。
关于这一现象，国内开始有学者给予关注。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申端峰认为，“取消农业税以后，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治理性矛盾趋于消解，各种社会文化性问题逐步浮出水面……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正在历经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变，中国乡村社会再一次历经转型之痛，……从治理问题转向伦理问题，学界或许能对中国乡村社会有一个新的理解。①”匡立波等亦指出，随着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取消农业税为起点的各种惠农措施的不断出台……现代农村社会伦理出现了很大的变异。②从治理问题转向伦理问题，学界或许能对中国乡村社会有一种新的理解，同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亦能为我国新农村文化建设战略提供一定的借鉴。
通常我们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分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一两分法的基础上，再将人与社会的关系分为人与集体的关系和人与家庭的关系，从而在逻辑上可以将农村伦理危机的外延界定在三个方面：家庭伦理危机、公共伦理危机与环境伦理危机。家庭伦理危机主要表现在尊老爱幼美德的缺失与婚恋观的异变；公共伦理危机主要表现在集体观念淡化、个人利益至上与邻里关系的日趋冷漠；环境伦理危机主要表现在生态意识淡薄与公共卫生意识低下。③关于这些现象，许多学者已做了全面深入的描述，此处不再赘述。
农村伦理危机的成因分析
关于农村伦理危机的成因则众说纷纭，申端锋、匡立波等集中于文化方面的解释。邹雨轩等从政治社会原因、经济原因与文化原因三大方面做了细致分析。④郑鹏飞等指出，农村道德失范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变迁的迅捷性与农村伦理重建滞后性的矛盾；直接原因是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重要原因有法制不健全、人治多于法治。⑤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在笔者看来，三大因素构成了农村伦理危机的成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
政治因素。第一，城乡二元体制大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农村社会“空巢化”。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尽管自农村改革以来，农村人口管理上由“离土不离乡”发展到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务工，但是，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农民难以改变身份，使得他们只能成为“人在城市，根在农村”的候鸟群。城市对农民工采取经济吸纳与社会拒入的态度，造成了农村的“空巢化”现象，一方面使农村家庭支离破碎，孝道伦理与婚姻伦理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二元体制使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模糊化，在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下，伦理观念被撕裂，他们在质疑社会合理性的同时迷恋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些状况深深影响到农村社会的公共伦理。⑥
第二，集体化束缚消失后的原子化现象导致农村社会盛行“伪个人主义”。这里所说的“伪个人主义”一词借鉴于秦晖教授《传统十论》一书，是指秦汉以来大共同体本位的趋势下发展出一种“反宗法的臣民社会”，从而导致民间血缘与地缘关系上的认同较为淡漠，个体在“编户齐民”的社会组织模式下看似突破了小共同体束缚，实则处于国家主义的控制之下，看似独立的个体，实则无自由权利可言。⑦特别是当国家控制稍有减弱，而小共同体力量极为虚弱时，“伪个人主义”便表现为原子化的个体为所欲为，对公共伦理的漠视与践踏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第三，取消农业税后国家责任缺位导致农村社会制度层面的“空洞化”。取消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之后，基层干部与农民之间直接的剧烈冲突开始明显减少，但同时农村公共环境日益破败，公共伦理与环境伦理加剧解体。看似国家权力退出，实则是国家责任缺位，即“卸责而不限权”，国家权力并未真正退出，同时国家责任出现缺位，农村公共物品的服务严重缺乏，农村公共管理制度极不完善，已有的制度缺乏维护执行，因而造成了农村伦理危机的现状。
经济因素。第一，商品经济发展导致农村在货币逻辑支配下“拜金主义”流行。在货币逻辑的支配下，农民对财富的欲望被充分激发出来，“拜金主义”、“金钱万能论”大行其道。⑧第二，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农民在求富手段上“相对主义”的盛行。面对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民心理产生了严重失衡，传统勤劳致富的观念渐渐淡漠，取而代之的是求富之路上不择手段，相对主义思想盛行。第三，农村公共物品服务的缺乏导致“极端利己主义”行为泛滥。国家卸责而不限权，导致公共物品服务的严重缺乏，农村社会私欲膨胀的同时，私有权观念远未跟进，因而导致极端利己主义，甚至损人利己行为的出现，对公共伦理与环境伦理造成严重破坏。
文化原因。第一，传统法家思想在集体化时期对农村社会亲情伦理的破坏。集体化时期，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到“批儒弘法”运动使农村宗族文化日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移忠作孝”的法家文化，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与信任感日渐淡漠。第二，农村社会信仰缺失导致农民终极价值追求的迷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过去的极端理想化转变到如今极端的现实化。这样，人们在享受物质成果的同时便失去了精神寄托，这一点在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的农村尤其明显。现在农村大量出现的基督教徒会便可说明这一点。第三，电视等媒体的负面影响在文化贫瘠的乡村被放大。农村文化设施相对城市更为落后，在20世纪80年代普遍建立起来的阅览室等文化娱乐设施日渐陈旧、无人问津，村民除了电视，无法经由其他渠道接受到更广泛深入的文化知识。同时，由于电视节目良莠不齐，一些节目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因而更容易在农村传播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的不良价值观。
农村伦理危机的对策研究
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农村伦理危机的问题，并提出各自的建议，笔者不准备从太细致的角度去谈解决之道，事实上，伦理危机的解决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到地方到个人的各方共同努力。一要唤回系于血缘维度的亲情伦理。农村其实还存在着悠久的儒家宗族文化，所以现阶段应在农村加强传统优秀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传播，呼唤乡里乡情，重新凝聚人心，改善社会风气。二要呼吁系于地缘维度的乡村自治。笔者认为，一定要结合乡村自治，特别是通过建立农民组织来解决农村道德危机，而不是重新唤回国家权力的干预，希望国家只须扮演好仲裁者的角色，制定优良的法律以重塑道德。三要加强系于国家维度的制度改革。农村伦理危机的根源不仅仅在农村，而在城乡二元体制中。在现阶段，解决好农民工问题，解决好农民国民待遇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这才是最终解决农村伦理危机的基础。
（作者单位：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
注释
①申端峰：“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②匡立波，黄向阳：“农村社会伦理的嬗变与重构”，《武陵学刊》，2011年第4期。
③姜芳，宋娟：“浅析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伦理道德失范及原因”，《知识经济》，2011年第1期。
④⑥邹雨轩，邓永强，黄海啸：“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伦理道德体系危机及原因探究”，《三农问题》，2009年第12期。
⑤郑鹏飞，薛凤伟：“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农村伦理道德现状及其原因探析”，《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
⑦秦晖：《传统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⑧欧阳静：“电视进村、国家退出与农村伦理变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关键词】农村伦理危机文化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农村公共服务
当前农村伦理危机表现及外延界定
如何把发展、繁荣农村文化与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农民致富步伐结合起来，促进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成为当今“三农问题”学术界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笔者注意到“三农问题”中有一个越来越突出但较少有人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农村日益恶化的伦理危机问题。通过对目前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分析得出，关于这一问题的外延界定、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似乎还未形成一定的范式，笔者不揣浅陋，试就该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自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我国农村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1980年到19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前。这一时期是农村平稳发展的时期，由于国家高度管制体制的逐步退场，农村社会中伦理危机与治理危机并存。第二，1990年代中期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前。这一时期是农村治理性危机相当严重的时期，掩盖了农村社会的伦理危机。第三，2006年到现在。新农村建设中，随着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取消农业税为起点的各种惠农措施的不断出台，农村社会有了较大变化，伦理危机开始逐步取代之前的治理危机走上前台。
关于这一现象，国内开始有学者给予关注。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申端峰认为，“取消农业税以后，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治理性矛盾趋于消解，各种社会文化性问题逐步浮出水面……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正在历经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变，中国乡村社会再一次历经转型之痛，……从治理问题转向伦理问题，学界或许能对中国乡村社会有一个新的理解。①”匡立波等亦指出，随着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取消农业税为起点的各种惠农措施的不断出台……现代农村社会伦理出现了很大的变异。②从治理问题转向伦理问题，学界或许能对中国乡村社会有一种新的理解，同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亦能为我国新农村文化建设战略提供一定的借鉴。
通常我们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分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一两分法的基础上，再将人与社会的关系分为人与集体的关系和人与家庭的关系，从而在逻辑上可以将农村伦理危机的外延界定在三个方面：家庭伦理危机、公共伦理危机与环境伦理危机。家庭伦理危机主要表现在尊老爱幼美德的缺失与婚恋观的异变；公共伦理危机主要表现在集体观念淡化、个人利益至上与邻里关系的日趋冷漠；环境伦理危机主要表现在生态意识淡薄与公共卫生意识低下。③关于这些现象，许多学者已做了全面深入的描述，此处不再赘述。
农村伦理危机的成因分析
关于农村伦理危机的成因则众说纷纭，申端锋、匡立波等集中于文化方面的解释。邹雨轩等从政治社会原因、经济原因与文化原因三大方面做了细致分析。④郑鹏飞等指出，农村道德失范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变迁的迅捷性与农村伦理重建滞后性的矛盾；直接原因是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重要原因有法制不健全、人治多于法治。⑤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在笔者看来，三大因素构成了农村伦理危机的成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
政治因素。第一，城乡二元体制大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农村社会“空巢化”。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尽管自农村改革以来，农村人口管理上由“离土不离乡”发展到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务工，但是，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农民难以改变身份，使得他们只能成为“人在城市，根在农村”的候鸟群。城市对农民工采取经济吸纳与社会拒入的态度，造成了农村的“空巢化”现象，一方面使农村家庭支离破碎，孝道伦理与婚姻伦理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二元体制使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模糊化，在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下，伦理观念被撕裂，他们在质疑社会合理性的同时迷恋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些状况深深影响到农村社会的公共伦理。⑥
第二，集体化束缚消失后的原子化现象导致农村社会盛行“伪个人主义”。这里所说的“伪个人主义”一词借鉴于秦晖教授《传统十论》一书，是指秦汉以来大共同体本位的趋势下发展出一种“反宗法的臣民社会”，从而导致民间血缘与地缘关系上的认同较为淡漠，个体在“编户齐民”的社会组织模式下看似突破了小共同体束缚，实则处于国家主义的控制之下，看似独立的个体，实则无自由权利可言。⑦特别是当国家控制稍有减弱，而小共同体力量极为虚弱时，“伪个人主义”便表现为原子化的个体为所欲为，对公共伦理的漠视与践踏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第三，取消农业税后国家责任缺位导致农村社会制度层面的“空洞化”。取消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之后，基层干部与农民之间直接的剧烈冲突开始明显减少，但同时农村公共环境日益破败，公共伦理与环境伦理加剧解体。看似国家权力退出，实则是国家责任缺位，即“卸责而不限权”，国家权力并未真正退出，同时国家责任出现缺位，农村公共物品的服务严重缺乏，农村公共管理制度极不完善，已有的制度缺乏维护执行，因而造成了农村伦理危机的现状。
经济因素。第一，商品经济发展导致农村在货币逻辑支配下“拜金主义”流行。在货币逻辑的支配下，农民对财富的欲望被充分激发出来，“拜金主义”、“金钱万能论”大行其道。⑧第二，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农民在求富手段上“相对主义”的盛行。面对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民心理产生了严重失衡，传统勤劳致富的观念渐渐淡漠，取而代之的是求富之路上不择手段，相对主义思想盛行。第三，农村公共物品服务的缺乏导致“极端利己主义”行为泛滥。国家卸责而不限权，导致公共物品服务的严重缺乏，农村社会私欲膨胀的同时，私有权观念远未跟进，因而导致极端利己主义，甚至损人利己行为的出现，对公共伦理与环境伦理造成严重破坏。
文化原因。第一，传统法家思想在集体化时期对农村社会亲情伦理的破坏。集体化时期，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到“批儒弘法”运动使农村宗族文化日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移忠作孝”的法家文化，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与信任感日渐淡漠。第二，农村社会信仰缺失导致农民终极价值追求的迷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过去的极端理想化转变到如今极端的现实化。这样，人们在享受物质成果的同时便失去了精神寄托，这一点在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的农村尤其明显。现在农村大量出现的基督教徒会便可说明这一点。第三，电视等媒体的负面影响在文化贫瘠的乡村被放大。农村文化设施相对城市更为落后，在20世纪80年代普遍建立起来的阅览室等文化娱乐设施日渐陈旧、无人问津，村民除了电视，无法经由其他渠道接受到更广泛深入的文化知识。同时，由于电视节目良莠不齐，一些节目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因而更容易在农村传播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的不良价值观。
农村伦理危机的对策研究
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农村伦理危机的问题，并提出各自的建议，笔者不准备从太细致的角度去谈解决之道，事实上，伦理危机的解决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到地方到个人的各方共同努力。一要唤回系于血缘维度的亲情伦理。农村其实还存在着悠久的儒家宗族文化，所以现阶段应在农村加强传统优秀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传播，呼唤乡里乡情，重新凝聚人心，改善社会风气。二要呼吁系于地缘维度的乡村自治。笔者认为，一定要结合乡村自治，特别是通过建立农民组织来解决农村道德危机，而不是重新唤回国家权力的干预，希望国家只须扮演好仲裁者的角色，制定优良的法律以重塑道德。三要加强系于国家维度的制度改革。农村伦理危机的根源不仅仅在农村，而在城乡二元体制中。在现阶段，解决好农民工问题，解决好农民国民待遇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这才是最终解决农村伦理危机的基础。
（作者单位：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
注释
①申端峰：“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②匡立波，黄向阳：“农村社会伦理的嬗变与重构”，《武陵学刊》，2011年第4期。
③姜芳，宋娟：“浅析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伦理道德失范及原因”，《知识经济》，2011年第1期。
④⑥邹雨轩，邓永强，黄海啸：“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伦理道德体系危机及原因探究”，《三农问题》，2009年第12期。
⑤郑鹏飞，薛凤伟：“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农村伦理道德现状及其原因探析”，《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
⑦秦晖：《传统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⑧欧阳静：“电视进村、国家退出与农村伦理变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